維族民眾：民族政策應調整 應取消

12名維吾爾族人的北京故事

編者的話：“暴恐分子與民族無關，暴恐分子是中國各民族的公敵!”近來，在新疆、雲南等地發生的一係列暴力恐怖事件，遭到了全國人民一致譴責。各地嚴防暴恐事件發生的同時，也多多少少給在當地正常工作、生活的維吾爾族人帶來了一些不方便，某些地方部門工作不到位甚至使維吾爾族民眾出現了思想困惑。16日，《環球時報》邀請12位在北京的新疆維吾爾族同胞，請他們對在北京的生活、各自的困惑以及反恐形勢暢所欲言。本報今天六版、七版推出特別報道，記錄他們的心聲，講述他們的故事。

“我是中國人”

熱漢古麗(女，44歲，民族文化宮信息中心副主任、副編審，來自烏魯木齊)：我是1988年上大學來到北京的。我從小在新疆軍區大院長大，上的是漢語學校。大院裏95%都是漢族，到現在為止我們都是好朋友。即使在“7·5”事件後，我也沒覺得跟漢族朋友有什麽心理上的不適。但我能感覺到，在新疆的朋友，無論是漢族還是維吾爾族，他們會有這樣的心理隔閡。我這幾年回新疆，維吾爾族的朋友會跟我說以後別跟漢族人一塊玩兒了，小心被自己民族的人收拾。我的漢族朋友還是會主動邀請我，但他們跟我在一起時會刻意回避一些東西。說實話，這種變化我特別不願意看到。我們這一代，還有不同民族的朋友，但下一代可能就越來越難做到了。現在，我家親戚朋友的孩子跟新疆當地的漢族小朋友交往越來越少。有時候，一些氛圍也會帶來限製。在烏魯木齊，雖然許多學校既有漢族學生，也有維吾爾族學生，但是他們會在一些事上被分開，比如維吾爾族學生生活都是維吾爾族老師負責，漢族學生則由漢族老師來負責。公共機構也這樣，在法院、檢察院、公安局，維吾爾族人就由維吾爾族辦事人員來接待。

庫爾班江(男，32歲，自由攝影師，來自和田)：1998年之前我一句漢語都不懂，漢語是自學的。我擺過攤，賣過烤肉。2006年我到北京的中國傳媒大學當旁聽生，沒有學籍，但大學認可了我。第二學期寒假，我帶著6名同學去新疆黑山村拍攝，那是新疆最偏遠的村莊，騎毛驢要12個小時。我們拍了一部紀錄片，就是《喀拉古塔格日記》，在全國很多比賽中獲了獎。之後我還在清華、北大、人大等各個高校辦了很多新疆為主題的文化攝影展，許多人從我的照片中了解了新疆，了解了維吾爾民族。

這次昆明發生的事件，也讓我感到很難受。幾天前，我出門打車，一連攔了7輛車都不拉我。後來一輛出租車的乘客在旁邊下車，我拉開車門就鑽進去，司機問我是哪兒人，我說我是中國人。他又問我一遍，我說新疆來的，他下意識地踩了腳刹車。我說，“怎麽，您不拉新疆人？”他還是啟動車上路了。在車上，我問他為什麽會有這種反應。他說有一次拉一個新疆人，那人覺得他繞路了，就把他的車窗打碎了。我告訴他，許多新疆人漢語說不好，而且去一個地方隻認這一條路，是溝通出現了問題。我一路上跟司機師傅聊天，下車時特意問他：“你後悔拉一個新疆人嗎？”他說“不後悔”。我覺得有時候其實很簡單，普通百姓之間隻是溝通出現了問題。

其實，很多在京的維吾爾族人當年是北京邀請來的。1982年那時剛改革開放，北京一個考察團去新疆，看到烏魯木齊南門市場火熱的場景，覺得氣氛很好，於是邀請一些人想在北京也搞這樣一個市場。艾尼瓦爾老哥就是當時來的。他們都是北京的貢獻者。

艾尼瓦爾(男，62歲，餐飲業者，來自烏魯木齊)：是的，我是1982年來北京的，那時候我們一共來了17個人。

達伍提(男，39歲，個體戶，來自喀什)：我有3個孩子，在北京一個月掙三四千元錢，基本上夠一家人用。在老家，不少朋友比我掙得要多，但我還是願意留在北京，因為我喜歡在這裏生活。

穆妮熱(女，23歲，中國伊斯蘭教協會職員，來自烏魯木齊)：因為從幼兒園時起就上漢語學校，我身邊的漢族朋友很多，有兩個從小學一直到現在還保持聯係。今年我還收到他們從外地寄來的生日禮物，真的很感動。來北京大半年了，我非常喜歡現在的工作，和同事之間的關係很融洽。說到困難，除了會想家，最大的壓力就是房租，其他都很好，幸福感很高，這就夠了。

最傷心不被包容

多魯洪(男，41歲，民族出版社音像部副主任，來自庫爾勒)：我是23年前上大學來北京的。我是當地的高考狀元，但我們當時所能上的最高學府就是中央民族大學，去不了北大、清華。我留在北京主要是因為自己的事業發展，也有許多辛酸苦辣：一方麵我們跟其他人一樣有住房、交通方麵的壓力，另一方麵是由於我們的飲食等習俗不同。我家不久前賣了新源裏的房子，主要原因是轄區的派出所和街道機構等對民族和宗教政策認識比較少，我們很多方麵不被理解，尤其是“7·5”事件之後。後來我搬到和平裏，這裏住著民族出版社各民族同事，街道等各機構對民族政策了解更多，我在這裏感覺更能被包容。此外，在北京的很多維吾爾族人還會遇到一個難題：孩子入托問題，因為北京大部分幼兒園沒有清真餐。現在孩子入托本來就難，維吾爾族孩子就更難了。

 

古麗(女，37歲，個體商人，來自烏魯木齊)：很多新疆來的朋友到北京隻能住在新疆辦事處。上次從新疆來了一個朋友，在快捷酒店辦入住後10分鍾，就有警察來查他證件，問他為什麽來北京等。我說每個人都要這樣問嗎？警察直接說不是，主要查維吾爾族人。阿孜古麗(女，40歲，餐飲公司管理人員，來自烏魯木齊)：我在北京一個餐廳做管理工作。我以前在烏魯木齊也開過一家餐廳，“7·5”時，我還讓三名漢族人躲進我的餐廳，當時我的餐廳被砸了。暴恐事件讓我們維吾爾族人的生活也受到很大影響。前兩天我去天津，手機沒電了，我找一個網吧上網充電。可管理員拿我的身份證在機器上刷了一下後，說不能給我開機。我問為什麽？他說因為你是新疆來的。我心裏真的很難受，當時就哭了。當然，我們單位的領導特別關心我，我的漢族朋友也非常關心我，其實好人還是多。

麥爾丹：(39歲，個體商人)，我是在北京土生土長的維吾爾族人。我們生活中一個很大的不方便之處是辦護照問題。在新疆基本上辦不了護照。我愛人的護照過期了，回新疆重新辦，找了很多關係，整整用了兩年多才辦下來。

恐怖分子與民族無關

多魯洪：對於暴恐事件，大家都是反感的，而且是堅決反對的。實際上，對這種問題，作為維吾爾族知識分子，我們更著急，我們也更願意幫助國家，共同把社會變得更和諧。我認為，維護新疆的社會穩定，維吾爾族的幹部和知識分子精英，應該是最有效的一支力量，也是國家應該信任的。現在的反恐形勢很嚴峻，因為是互聯網時代，它跟工業時代的區別就像大象和螞蟻的競爭。在工業時代，是大象之間的較量，誰有力量誰占上風;而螞蟻時代，國家出動那麽多的人力物力維穩，但這麽大的國家，中間某個地方總有放鬆的時候。到底靠什麽來解決根本問題呢？首先要贏得維吾爾族幹部和知識分子的心。有一些媒體，特別是新媒體，它們一些不實報道使各民族之間不信任感大大增加，這是更大的災難。其實，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維吾爾族和漢族的關係很好。現在經濟發展了，反而出現了各種雜音，都是因為受負麵因素的影響，大家缺乏互信了。

熱漢古麗：暴恐事件不是現在才有，從上世紀80年代就有，當時媒體不發達，現在媒體開放了，許多媒體卻隻強調它的現在，不探究它的背景、曆史淵源。現在的報道是就事論事，但民族問題恰恰不能就事論事。這就導致社會上給維吾爾族貼標簽的問題。每次暴恐事件發生後，維吾爾族人就說怎麽又出事了，日子又不好過了，第一反應是反感這樣的事，第二反應就是擔心跟本民族聯係到一塊。但這些暴恐分子殺人跟我們有什麽關係？這種刻意的標簽，已經使得隻要發生恐怖事件，我們就很內疚。可是，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跟民族無關，我們憑什麽內疚？不管什麽民族，他殺人犯法，譴責懲罰他就行。

買買提明(男，33歲，伊斯蘭教經學院老師，來自喀什)：我是2001年上大學時來北京的。2005年到2010年我被公派到埃及留學，當時埃及局勢穩定，老百姓也非常熱情好客。2011年埃及局勢動蕩，我每天都關注埃及的報道。原來那麽平安的國家，不僅經濟衰退，無辜民眾也受到傷害。所以對恐怖事件，我們都不願看到，因為濫殺無辜民眾無論從宗教還是道德角度來看都是被嚴厲禁止的。

我覺得許多宗教問題還應該從宗教本身來解決。國家的宗教政策很好，但有些政策在新疆一些地方沒有落實到位。比如對待戴頭巾、留胡子等問題。對於暴恐事件，我相信我們國家有能力徹底解決，不可能控製不了那一小撮人。但前提是能不能早點從源頭把問題解決好。

阿布拉(男，32歲，《中國穆斯林》雜誌社編輯，來自和田)：我也是2005年公派去埃及留學，我對當地宗教寬容度特別有感慨，當地每一個有清真寺的地方，都有一個基督教的教堂。在寬容的氛圍下，民眾也比較寬容。我覺得要解決民族問題，必須要利用好愛國人士和宗教人士。隻有愛國的、符合黨的政策的宗教人士起到作用，那些地區民眾的思想才不會被極端宗教思潮占領。但有些地方有知識的宗教人士得不到信任，當不成阿訇。實際上，在南疆，這些人士非常有威望，當地政府應該很好地讓這些宗教人士起作用。

多魯洪：到現在為止，在任何一次恐怖事件中，沒有一個維吾爾族的愛國宗教人士、知識分子和黨員幹部參與的，基本上都是社會上的閑雜人員，這是明確的事實。所以怎麽發揮維吾爾族幹部、愛國宗教人士等的作用很關鍵。

很多政策都有調整空間

熱漢古麗：一些少數民族政策也應調整。比如少數民族高考加分，政策初衷是好的。但經過多年發展，烏魯木齊絕大多數維吾爾族孩子漢語水平很好，可以在不享受任何加分的條件下跟漢族孩子一樣參加考試。而在喀什、和田，經濟、師資力量、民眾的漢語水平不能跟烏魯木齊比。我覺得給少數民族加分應該改成給貧困地區加分。另外，在考上大學後，少數民族學生必須讀兩年漢語預科，對於烏魯木齊絕大多數學生純屬浪費時間，對喀什、和田等偏遠地區的學生應該根據漢語水平考試來安排一年左右的預科，這才叫實事求是。

對民族政策，我覺得該保留的要保留，該調整的要調整，該取消的也要取消。像一些地方仍實行“兩少一寬”政策(上世紀80年代提出的“對少數民族犯罪分子要少捕少殺，在處理上要盡量從寬”)，就應取消。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犯罪了就該抓，該槍斃的槍斃，不能因為是少數民族，犯法了不抓，還說是國家優待政策。這會養成一些人的惡劣習慣，長大了就會成為犯罪分子。

艾合買提江(36歲，男，北京某石油國企員工，來自阿克蘇)：我本科、研究生和博士階段學的都是與石油相關的專業，從德國留學回國後，在一家北京的石油國企工作。我認為搞好民族問題，最重要的是提高整體的民族知識水平，搞好民族教育。而雙語師資的缺乏，雙語教學能力和水平低下是最主要的問題。2012年，我回老家探親。當地有一所希望小學，整體看上去不錯。但當我走近教室窗邊，看到整個上午孩子們都沒有正常上課，在裏麵打打鬧鬧。有人對我說，雖然學校基本設施都有，但隻有一個初中畢業的老師，教學生漢語。在那裏，老師可能出門放羊去了，孩子們隻要不出教室，待夠幾個小時，就算上學了。這樣的民族教育，怎麽能提高民眾的知識文化水平？特別是南疆縣級以下中小學的雙語教學，更令人堪憂。

阿孜古麗：我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女兒1997年出生，當時我們家住新疆公安廳旁邊，我們把她放在公安廳幼兒園。班裏40個孩子，20個維吾爾族，20個漢族。有一天幼兒園開家長會。會上，老師問孩子們以後上什麽學校，漢族學生全部舉手說上漢語學校，維吾爾族學生說上維吾爾族學校，唯獨我們家女兒說要上漢語學校。老師問為什麽？她說，上漢語學校有饢吃，上維吾爾族學校沒饢吃。孩子說的是真實的感受。

麥爾丹：確實是這樣。許多維吾爾族人喜歡到外地，是因為在新疆之外，維吾爾族的就業機會反而比在新疆多。在新疆，雖然有各地援建的各種大工程項目，但這些項目使用的員工多數是從各地區過去的。我覺得對於這些投資項目，可以跟中資企業到海外投資一樣，規定必須有百分之多少是當地員工，解決當地就業。

 

熱漢古麗：在宣傳上，我希望能夠多用一些本民族的聲音進行宣傳。我是維吾爾族，同樣宣傳一個東西，維吾爾族同胞更願意聽我說話。我建議多發揮維吾爾族人的作用，要打消他們的顧慮，讓他們敢說話。另一方麵，也應多出版一些關於維吾爾族和新疆的出版物。人們很少知道維吾爾族的曆史、新疆的曆史。在中小學教科書裏，除了阿凡提，沒有一個維吾爾族人物出現。有誰知道阿凡提實際名字是什麽？有誰知道曾為人類文化做出過巨大貢獻的著作——《福樂智慧》、《突厥語大詞典》出自於維吾爾人之手？而《維吾爾十二木卡姆》早已被聯合國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