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老丁回憶起那個“書呆子”時，總會發出感歎：“這個城裏的孩子跟我們農村的就是不一樣。”
老丁是安徽省滁州市鳳陽縣東陵村的村民。1974年3月，在毛澤東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號召下，年僅19歲的李克強與其他同學在紅旗招展鑼鼓喧天中，乘坐大客車向鳳陽縣大廟公社東陵大隊進發，開始了四年多的知青生活。
78歲的路家友，是當年鳳陽縣大廟區大廟鄉東陵村的生產隊長，就是他把李克強和其他知青領到村裏。
路家友向本報回憶說，公社提前已把名單分好，各生產隊長根據單子招呼分到自己村的知青，點名確認後，社員幫助知青拿箱子鋪蓋行李，知青跟在社員後麵回大隊。當時東陵分到了兩個知青，一個是李克強，一個是來自蚌埠的陳平。
李克強被安排在村裏的知青點，和陳平一起住，離路家友的家不遠。路家友負責教導他們農作生產。
知青歲月
從城市來到鳳陽這塊偏僻貧窮的地方，由於水土不服，李克強一度全身皮膚潰爛。“那娃娃堅強得很，愣是咬著牙下地幹活。”老丁說。李克強一年到頭大都用印有“為人民服務”的挎包裝著幹糧和鹹菜下地勞動，但隻要一有空，就會拿著書看。“在村裏兩年，除了他姐姐來送過一次書外，沒有人來看過他。”路家友說，這個孩子沒有任何架子，特別愛讀書，放牛的時候都不會忘記手裏那本書，話不多，但如果一開口說，就讓人覺得很深奧。
農民夜裏總是睡得早，而知青點上的煤油燈總要亮到午夜12點。鳳陽縣東陵村村委會主任路文軍回憶說，他問過李克強，每天要讀幾個小時的書？李克強回答：4個小時。
老丁說，在農村很多人都不理解為什麽這個孩子老喜歡看書，當時覺得農活幹好就行了，看書沒什麽前途，最後還不是要接受再教育。
在路家友眼裏，這個孩子並沒有因為家庭背景而要求任何特殊化，吃的也是高粱餅、紅薯麵，跟農民一塊下地幹活放牛，還十分聽話，叫幹啥就幹啥。
李克強出身於官員家庭，青少年時代受父親李奉三的影響較大。李奉三是安徽省一位地方官，曾任鳳陽縣縣長，其後任安徽省地方誌辦公室副主任，直至退休。
幼年時期，他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中學進入安徽省合肥市第八中學學習。步入中學後不久，“文革”就開始了。一時間，學校教學活動受到嚴重影響。不久，全國所有的學校進入停課狀態，大學入學考試也被取消。
但父親李奉三常帶著他與供職於安徽省文史館的國學大師李誠談文論道。李克強聰明好學，天賦過人，李誠視其為門生。雖然外麵在“停課鬧革命”，但他的學業不但沒有荒廢，反而有所長進。20世紀70年代末，李誠去世。正在鳳陽插隊勞動並已任大廟公社大廟大隊黨支部書記的李克強獲悉噩耗後，悲傷不已。
1997年5月15日，時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的李克強在《安徽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追憶李誠先生》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追憶了與恩師交往的點點滴滴，李克強對李誠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先生有著“吃冷豬肉、坐熱板凳”的治學態度，有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嚴謹為學原則。“他在插隊期間更是牢記李誠教誨，時刻學習，好學與謙遜使他很受大隊器重。”路家友說，當時大隊領導很多講話稿都由他來撰寫起草，跟人說話十分有水平，一下就切入要點，善於歸納總結提出新的觀點。兩年後，表現良好的李克強被提拔為大廟大隊黨支部書記。
在當書記期間，他嚐試著把自己的知識用於實踐，帶領農民科學種田，推廣水稻良種，深得農民的擁護和公社黨委的賞識。“誰的飯票不夠了，他就拿出自己的飯票分給大家吃，還說自己吃得不多，心眼特別好。”路家友感歎道。
在“文革”期間，鳳陽是安徽最窮的一個縣。而計劃經濟年代，所有物資都需要憑票供應，當時村裏和鄉裏都會托有能力或有背景的知青幫忙搞點福利。路文軍說，當時村裏唯一修的路，就是托李克強的父親弄來水泥票修的。
在大廟，李克強帶著鄉親們興修水利時，由於石料不夠，需要進山抬石頭。大廟離山裏還有十裏路。路文軍提出用拖拉機拉，被李克強拒絕了。他說不搞特殊化，和村民鄉親們一起用肩挑，十多裏地就這麽一步一歇地來來回回。
1976年5月，在時任大隊文書潘金山的介紹下，他終於站在了繡有金錘銀鐮的黨旗下，舉起了右手，莊嚴宣誓。這一刻起，李克強開始在一個新起點上起跑。
從鳳陽到北大
李克強堂哥李克武說，我這個堂弟就是喜歡讀書，從小書不離手，在生活上對吃穿沒什麽講究，他在堂兄弟中威望很高。
給李克武印象中最深刻的是，時任蚌埠市中院副院長的李奉三幾次想把李克強從鳳陽調回城裏，讓他少吃點苦，都被李克強拒絕了。李克強對父親說道，他不想搞特殊化，想靠自己的實力回去。
當時李克強的話在家族裏產生很大震撼，誰也不理解，但卻又十分相信李克強肯定可以憑自己實力辦到。
“小時候在堂兄弟當中他就顯得特別聰明，我們在地裏摘南瓜的時候，他就跑到水庫上遊利用水流把南瓜一個個衝到下遊，省得大家去搬運。”李克武說，李克強十分有主見，而且喜歡講道理，他認定的事情最終都會把大家說服。
1977年8月，鄧小平宣布恢複高考。通過廣播聽到這一消息後，李克強喜不自禁，慶幸自己將趕上一個新時代。在勞動之餘，他積極備考，起早貪黑，加緊自學。同年12月的那場考試，成為李克強一個劃時代命運的轉折點。
在填報高考誌願時，他的第一誌願是安徽師範學院，第二誌願才是北京大學。畢竟，這一年高考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競爭最激烈的一年，據說錄取比例是29：1，他擔心北大錄取分數線太高，盡管心儀燕園，也隻敢作為第二誌願備選。
1977年底，李克強榮幸成為北大“七七級”的一員。
後來，李克強在回憶中寫道：“在填寫高考誌願之前，我曾收到一位邂逅相識的學者的來信。他早年畢業於北大，深以為那裏有知識的象牙塔，因而在信中告誡我，要珍惜十年一遇的機會，把北大作為唯一的選擇。當時的我多數時間是和鄉親們一起為生存而忙碌，幾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織驅動下，我還是在第一誌願填寫了本省一所師範學院的名字據說在師範學院讀書是不必付錢的。即便如此，我對北大依然存有難以抑製的向往，於是又在第二誌願欄裏填下了北大。大概是因為北大有優先權，她沒有計較我這幾乎不敬的做法，居然錄取了我。”“當時他都準備接任大廟區區委書記了，”李克武說，“後來成績下來了，他便去了心儀已久的北京大學學習。”
1978年12月，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代表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聯名簽訂了分田和包產到戶的契約，由此揭開了中國農村經濟體製改革的序幕。而這一年的3月，李克強也帶著憧憬告別了4年的插隊生活，離開了日後有中國農村改革“大包幹”發源地之譽的鳳陽，走進北京大學，開始人生新的篇章。
從北京大學畢業後，李克強仕途一帆風順，不管官多大都沒有任何架子，十分平易近人，唯一的要求就是家族裏不許經商、不許搞特殊化。多年來，李克強的十幾個堂兄弟一直都在定遠老家，沒有人向政府提出過任何要求和需求，他們都是腳踏實地的農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