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白山
說點心裏話，做點想做的事，給朋友一點安慰。
近日，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係教授潘綏銘關於國內“紅燈區”的研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這也是繼廣東東莞掃黃風暴過後，又一輪對於灰色“性”產業的理性思考。黑格爾的“存在即合理”的哲思也敲打著如今包括性學研究者在內的每一位公民的思考。
近日，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係教授潘綏銘關於國內“紅燈區”的研究引起廣泛關注。這也是繼廣東東莞掃黃風暴過後，又一輪對於灰色性產業的理性思考。黑格爾的“存在即合理”的哲思也敲打著如今包括性學研究者在內的每一位公民的思考。
在潘綏銘分享的個人經曆中，看到是另一個層麵的，打破陳規的人性關懷層麵的探討。這完全是摘掉有色眼鏡的，以平等的視角在做一個社會學上的分析。在他看來，重點研究紅燈區是怎麽運行的，才是社會學。而且他發現，“紅燈區”其實跟一般的商業區沒什麽大區別。更具諷刺意味的是，“一掃黃就是失敗的商業區”。
潘綏銘更是用質問的口吻定下了自己的判斷：究竟是因為“性”本來就壞，還是為了裝才把它說得那麽壞？如果性不那麽壞，錢也不那麽壞，那為什麽兩個連在一起就變壞了呢？別跟我說什麽道德，您那個道德經過全民公決嗎？
由於在掃黃風暴中，各省市已先後出現類似的管理尷尬，加之眾多相關社會學者以及法律界專家富有遠見的推波助瀾，一直以來本就無法回避的小姐問題近年來再度引發全社會的廣泛關注，而且細細觀察其實不難發現，目前對此話題的關注點似乎早已從嫖娼賣淫 “罪與罰”的“輕與重”層麵逐漸上升到娼妓是否可以實現“非罪化”甚至“合法化”的高度。
我們可以看到，舉棋不定的決策者在小姐問題上所采取的半明半暗、遮遮掩掩的對策，實際上已經帶來一係列的社會問題，而首當其衝的就是，作為性病、愛滋病高危人群的小姐與嫖客由於無法得到整個社會的正視與重視，其衛生狀況和心理特征不容忽視地存在嚴重問題。
如何看待小姐和小姐問題，如何擺正政府決策與社會需求之間的恰切關係，如何在既定模式下更好地發揮政府效能，值得全社會有識之士深入思考。
新聞背景：
據網易新聞，從1998到2010年，潘綏銘及其團隊共定性研究過中國23個“紅燈區”，訪談過1132位“小姐”，239位“媽咪”或老板，以及212位嫖客。
他第一次去紅燈區回來寫了一本書《存在與荒謬》，書名是一個學生想出來的。但是立刻意識到，價值觀上傳統色彩很濃。一個是隻看到小姐的悲情，忽略了她們的自主選擇；沒有想到，對於她們來說，這雖然不是唯一選擇，可還是不錯的選擇。再一個是建構出一個嫖客和小姐的對立；在小姐和老板之間又建構出一個對立。這二元對立的東西很容易就露出來了，完全是不自覺的。
後來他通過“關聯旁人”調查了解到，什麽開報亭的、送外賣的、賣藥的、看門的，就連一般居民也調查了，就是想搞清楚紅燈區跟他們是什麽樣的關係。結果呢，除了四川的開發區，別的地方其實就是普通的商業區，一掃黃就是失敗的商業區，真沒什麽大的差別。
12年做下來，他越來越發現，都是共性，越來越發現她們都很普通，越來越發現它跟別的行業，他們跟別的人越來越沒有區別了。不是真的沒有區別，是差距沒有我們原來想的那麽大。
2007年3月14日，北京大學人民醫院五樓。該院皮膚病、性病科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張建中在接受《財經文摘》記者專訪時表示，娼妓合法化，就從事性病治療與研究的學者看來，不是不可以考慮的，因為合法化之後，妓女的管理就不再成為問題，而非法的、地下的性服務是無法集中有效管理的。“與其讓它地下，反倒不如讓它浮出水麵，這樣便於政府管理、便於疾病預防、便於政策的貫徹實施，而在這方麵，歐洲很多國家的成功經驗中國也完全可以借鑒”，他進一步說，“推進娼妓合法化，具備積極意義。如果能夠集中管理，可以有效杜絕性病、愛滋病的蔓延，通過體檢與檢驗可以把患病的女性提前甄別出來，如果提前診察出某位從業者已經感染愛滋病，告之不能從事該行業，並給予相應治療，總會比不知情要好得多。前一段時間，韓國有一個小姐，她知道自己得了愛滋病，與2000多個男子發生性關係，有意報複社會。所以說，不實施娼妓合法化，這樣的事情在中國也一定會發生或已經發生了，這是很恐怖的。”
但也有專家仍舊認為，在中國提倡“娼妓合法化”雖然出發點是好的，是善意的，但推行起來將非常困難。從政府到民眾，人們很大程度上對小姐問題存在偏見，他們會提出相反的邏輯，他們會認為我們要一個“幹淨的社會”，而娼妓合法化很明顯是衝擊人們的道德底線，認為“社會不幹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