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30年筆底風雲

恢複高考後的首批大學生學習異常努力

它是高考所有科目中分值最大的一道題，也是最為多姿多彩的一道題。沒有哪道題，能像它那樣，年複一年引起公眾的格外關注。

它就是高考作文題。

從題目的設計，到文章的誕生，無不展示出當時當地的價值判斷和文化取向，折射出鮮明的時代特征，由此成為社會發展與教育發展的生動投影。

30年的高考作文題，濃縮著30年的時代風雲。

1977年，20歲的王意如參加了高考。那天，她乘船從市區趕往設在崇明的考場。站在甲板上，江風吹得人分外清醒，她不由得開始忖度今年的作文題：會考什麽呢？最近一年都在講“抓綱治國”，會不會和這個有關？按說作文一般逃不過說人、記事兩個角度……

幾個小時後，她攤開語文考卷，作文題是《在抓綱治國的一年裏》，副標題是“記先進人物二三事”。王意如一下子踏實了許多。那場考試，她回答得飛快。高考後，她順利地被華東師大錄取。

1977年10月21日，恢複高考的消息出現在《人民日報》頭版，舉國轟動。由於時間緊迫，全國性的統一高考無法舉行，遂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自主命題。翻看語文試卷，作文題雖各自不同，但卻驚人地相似：北京卷《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裏》、上海卷《在抓綱治國的一年裏》、廣東卷《大治之年氣象新》、青海卷《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在上海寫的高考作文，隻要換個題目，改幾個地方，就能變成別的省市的應考作文”，王意如說。

此時，文革盡管已經結束，但還沒來得及“氣象一新”，人們的思維仍處於長期形成的慣性中。作文命題沿襲了文革前的模式———和時事結合緊密，政治色彩濃厚，有經驗者不難摸到門路。

當年的考生，後來成為首都師範大學教師的孫文泱，一看到《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裏》的題目，立刻感受到其中的“文革意味”。雖然怕寫這類革命文章，他仍依照“慣例”，寫了自己如何與貧下中農一起，在徹底粉碎“四人幫”的大好形勢下抓革命促生產，揮汗如雨、大戰三夏，如何在農活之餘認真學習《毛選》五卷，立誌成材，爭取為祖國作出更大貢獻雲雲，獲得了不錯的成績。

經曆了曆史性的1977年高考，1978年的高考重新由全國統一組織。當年的作文題是縮寫文章《速度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20多年後的年輕人對此驚呼“太容易了”，殊不知這正是當時的中國因文革遭到嚴重創傷、一代人整體文化水平較低的真實寫照。

這一年高考作文供縮寫的材料，也在意料之中地近乎政治灌輸。酷似社論的標題，充分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心情：文革浪費了太多時間，不僅個人要爭分奪秒搶回來，國家也要全力以赴加快經濟建設。

到了1979年，高考作文的要求略有所提高，從縮寫變成了改寫———將何為的小說《第二次考試》改寫成以女主人公為中心的記敘文。值得一提的是，供改寫的這篇小說的內容，脫離了政治範疇，而轉向了道德範疇。雖然僅僅是恢複高考後的第三年，但高考作文的政治色彩已在悄然淡去。

“童年時的達·芬奇跟一位老師學畫畫。開始時，老畫家沒有教給他知識，隻是要他成天畫蛋。一連十幾天都是這樣，達·芬奇不耐煩了。老畫家告訴他：反複畫蛋是為了打好基礎，培養觀察能力和描繪能力。達·芬奇理解了畫蛋的意義後，苦練基本功，後來終於成為世界上著名的畫家。”

上世紀80年代的首次高考作文，即以上述文字為材料，要求考生寫一篇《讀〈畫蛋〉有感》。這是恢複高考後材料作文首次亮相。接下來的1981年也是材料作文：《讀〈毀樹容易種樹難〉有感》。

與命題作文相比，材料作文的空間更加廣闊，考生可以自選角度，自行立意。但在另一方麵，這兩次高考作文均寫明要求，強調必須“觀點正確、中心思想正確”。作文中所體現出的價值觀、道德觀是否端正，是高考評判的重要標準乃至首要標準。盡管是語文考試，出題者的道德指向卻非常明確。

1982年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1983年的“就漫畫《這下麵沒有水，換個地方再挖》寫一篇議論文”等題目，延續了這一思路，體現出“文以載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傳統文學觀。考生們在文章中談人生、談道德、談哲理，立意高遠、觀點深刻、例證豐富的文章往往能獲得考官的青睞。1983年的一位高考考生回憶說，自己在作文中舉了居裏夫人發現鈾和司馬遷忍辱著《史記》的例子，結果獲得高分。

這一時期的高考作文，體現了對社會責任感的較高要求。1985年全國卷作文，要求給報社寫一封信，呼籲解決汙染問題，1986年“要求以《樹木·森林·氣候》為題，從現實生活中選擇一個話題，談談看法”等，均從不同角度指引學生放眼社會，提升他們對社會、國家的關注度。這些高考作文題，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改革開放初期人們的精神麵貌———意氣風發，精神抖擻，具有高度的參與意識和強烈的責任感。

然而，上世紀80年代的理想主義也遭遇了異化的危機。一些應試作文走向了刻意拔高的歧路。有的學生講求“宏大”，仗（氣）勢壓人，從國際局勢談到國內大事，從政治、經濟說到文化，海闊天空、洋洋灑灑，口號、名言滿天飛，但就是不會腳踏實地，從身邊的事情出發論述問題。當陷入一堆堆“套話”、“空話”中時，高考作文勢必尋找新的方向。

1985年，上海獲得高考自主權，實行單獨命題。此後，上海對高考作文命題的探索就不曾停止過。“每年高考結束，我們都會就全國卷和上海卷的作文題作分析、比較，由考試院寫成報告。”華東師大中文係教授、長期參與上海高考語文閱卷的巢宗祺說。

時代列車滾滾向前，高考作文也開始告別泛政治化與泛道德化，踏上逐漸開放並回歸作文本質的路途。

第一個令人欣喜的現象是：過去偏重說教的“成人腔”不見了，高考作文題越來越貼近學生的生活和學習。1989年上海卷作文題極其樸實———《中學生活的回顧與思考》。同年的全國卷作文則要求寫關於高考誌願的一封信。而1996年的上海卷作文《我的財富》，因其“能讓每個考生都有話可說，言之有物”，至今仍讓很多語文老師讚賞不已。高考作文從高處走下，露出可親、可愛的麵孔，這一變化，正是全社會倡導“以人為本”、“以學生為本”的具體反映。

就作文命題而論，不外乎命題作文、材料作文和話題作文三種。最近十多年來，無論采取哪種題型，出題者都向著“小題目大空間”的方向努力。1985年上海卷要求談論“知足才能常樂”與“不知足才能常樂”，便已脫離單一性思維，鼓勵學生見仁見智。到了上世紀90年代，《嚐試》、《機遇》、《責任》、《我看課外閱讀》等題，皆是既開放，又有一定約束力的題目。

從文體上來看，1977年之後，高考大作文長時間被議論文壟斷。此後，有的高考作文雖然寫明“除詩歌外文體不限”，但題目本身的可議論性很強，因此議論文仍占據不可動搖的位置。1986年，這一禁錮被打破。上海卷作文要求“以《2000年回母校》為題，寫一篇700字左右的複雜記敘文”。隨後的《時間啊，時間》、《遙望星空》等抒情性較強的題目，觸動了學生豐富的情感，《假如記憶可以移植》等題，則釋放了年輕人的想像力。與此同時，傳統的議論文也沒有被棄置一旁。不少學生夾敘夾議，揮灑自如，寫出了讓人耳目一新的好文章。尤其是2001年，南京高考生蔣昕捷以文言作文，成為轟動全國的新聞。雖然當時爭議很大，但這篇文章最終獲得滿分，充分表明社會的開放度和包容度躍升了一個層次，“多元”成為這個時代最突出的特點。

自2004年起，高考語文試題除全國卷外，上海、北京、天津、廣東和重慶等11個省市(區)均實行單獨命題。此後，每年各地的高考作文題都如雜花生樹，五彩紛呈。無論是對“生無所息”或“生有所息”的辨析（2006年浙江卷），還是對讀書率降低的反思（2006年高考全國卷Ⅱ），無論是對“自嘲”的理解（2005年重慶卷），還是對“忘記和銘記”的感慨（2005年四川卷），無論是對“水的靈動，山的沉穩”的生發（2004年江蘇卷），還是對“自我認識與他人期望”的闡釋（2004年重慶卷），都各自體現了人們對社會和人生的自省和體味。

2006年6月7日，王意如的女兒參加高考。小姑娘一走出考場，王意如的第一句話就是：“怎麽樣？作文考什麽？”……

事後，在華東師大中文係執教多年，又是語文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的王意如對記者說：“每年的作文題都在穩中求變。考前我猜不出來，也不想猜。考生隻要能夠寫出真實的情感和想法，反映出真實的水平就夠了。”

事實上，無論在哪個年代，人們都擁有自己的真實情感和想法，都不曾停止對社會的觀察和思考、對世界觀和價值觀的一次次修正和確認。一道道普通的作文題，因為暗合了這種“永恒的尋找”和“曆史的真實”，才體現出豐富的內涵和獨特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