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把困難留給人民——北京單雙號限行有感
8月17號是北京單雙號限行的第一天，那天下午，我因辦事不僅繞了二環路一圈，還繞了三環路半圈，到晚上7點到家，我沒有感到空氣有任何的好轉。或許是那天老天爺不長眼的緣故，除了大範圍的潮濕外，那天下午的天仍然是那麽混沌，空氣仍然是那麽汙濁，回家的路仍然是那麽漫長……報上說，當天的空氣質量是二級，二級是個什麽概念，我不知道。這種沒有標準或者說人為標準的概念，知道了也沒用。
我對所謂的“限行”一項都是不以為然的，因為，我始終不認為北京交通的堵塞和空氣的汙染是由於機動車太多造成的。我也始終認為那種動輒就分什麽單雙號，就限製車輛出行的辦法不是什麽明智之舉。因為它給市民造成了太大的麻煩，也太彰顯管理者低下的管理能力。
我始終認為北京的環境之所以如今這般汙濁的原因不在環境本身，而在----人治。即缺乏曆史性的遠景規劃及目光短淺的大規模的城市建設造成的。一個城市要是都是正在興建的高樓，要是有近萬個工地，要是已經變成嚴重的缺水城市，要是土地上綠色的植被都變成了建築商們的儲存用地……這樣的城市又有什麽環境可言呢？
說到北京的交通也一樣，北京的交通堵塞是個老大難的問題，但要我說，造成北京交通老大難的關鍵不在客觀條件，而在主觀因素。也即，是由於我們管理者管理能力的底下，體製因素的影響造成的。這裏麵存在幾大問題。
首先是缺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缺乏科學民主意識。北京不合理的城市和道路規劃是造成道路擁堵的主要問題，但不是首要因素，更不是根本問題！根本問題是一種態度，一種觀念，一種為人民服務的意識的淡漠和流失。
交通部門的領導層缺乏深入細致的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沒有從根本認識和信念上把解決北京交通問題當做“為人民服務”的大事來抓，他們更多的心思還隻用在仕途的追求和官場的應付上。倘若有誰像焦裕祿，像孔繁森一樣，深入細致，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的靜下心來解決北京的交通問題，就沒個解決不好的！
比如，很多道路，路口，出口，進口，紅綠燈，指向標誌的設計不合理。人行道，機動車道，建築物之間的關係沒有處理好！還有很多公路由於這樣那樣的問題沒有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這些問題看似小事，實際上是影響道路交通的很主要的因素。比如五環，六環的收費問題，像北五環和南五環的幾個出口，長年累月的造成主幹道上長龍似的堵塞，連帶輔路也跟著堵，這些問題幾乎全是人為因素造成的。這種形式的堵塞造成的社會成本的損失比收那點破費要多的多。可，收費站不管你堵不堵，百姓的利益，國家的損失似乎不是他們關心的。他就是為了收費。像這種揀芝麻丟西瓜的事，太多了！
其次，決策混亂，嚴重的觀念扭曲。最近開通的通惠河北路，實在是脫褲子放屁費一道手續的事情。原本有一條京通快速路擺在那裏了，但就是因為部門利益的收費問題使得京通高速沒有有效的利用。以現在中國人的消費意識和花錢能力還遠沒到在北京城和通州區這樣的距離上暢快地消費十元錢的程度。因此，大多數車因為這不近不遠的路程多選擇走輔路，以致造成輔路的經常性堵塞，主路的經常性空閑。已經建好的京通路還沒有給予合理有效的利用，現在就又開通了一條通惠河北路，純粹是多餘。而且該路段一開通就堵塞。真不知道決策者是怎麽想的。難道修路的目的就是為了花錢嗎？是不是不花錢就沒有貪汙腐敗的機會呀？
再比如，交通管理的目的是為了交通順暢，是為了疏導，不是為了罰款。可現在我們的交通指導思想上出現了嚴重的偏差，交警的目的常常是為了罰款創收。很多交通標誌的設立，純粹是為了誘使司機犯錯誤。很多情況下，交警不是為了交通的方便提示或者告誡司機注意交通標誌，盡量不違反交通法規，而是刻意製造，刻意等待司機犯錯誤，以便罰款。有的時候，馬路上會屢見不鮮的出現這樣的情景，交警低著頭忙於罰款，心思根本不在交通疏導上。
三，部門之間沒有有機的聯係和配合，體製因素的影響成為交通堵塞和混亂的一大障礙。比如，修路的剛把瀝青鋪上，電信的就把道路又挖開了。電信的剛把井蓋蓋上，園林的又來澆花種草來了；園林的翻出來的黃土還沒拉走呢，解放軍又來查電話線來了；解放軍從井裏剛爬出來，環衛的又來了。一個民工騎個破三輪車，拿個高筒帽就敢大爺似的斷掉一條馬路。像這種隨意隨便胡來的事情根本是部門之間缺乏有機的協調，無法可依造成的。
像環衛的，為什麽就不能晚上，淩晨打掃衛生呢？園林的，為什麽就不能晚上澆水呢？頭幾天在木樨地，通往釣魚台的高架橋上，下午兩點來鍾竟然有個閃著黃燈的貨車拉著兩三個民工在擦欄杆，那座橋上本就是一條單行線，由於貨車占住了正常的行駛道，來的車不得不小心翼翼的從貨車的身邊慢慢的蹭過去。像擦欄杆這活，用的著一輛汽車跟著三兩個工人走走停停嗎？像這種隨心所欲的工作狀態，為什麽就沒人管呢？這些單位是怎樣製定工作流程的？難到就不考慮起碼的工作時間嗎？過去的環衛部門基本都是淩晨出來清掃，現在他們都是白天。大白天的，慢悠悠的灑水車跟老頭老太太似的踟躇而行，慢悠悠的工人們在二環三環這樣的主路上撿垃圾，交通能不受影響嗎？
為什麽大家不能盡力湊一塊來呢？像這種情況我們呼籲了多年，就是不見好轉，一條好端端的路就見不著幾天清淨的日子。道路，城建等各部門假如有個強力機構的有效協調和管理，提高交通流量會是句空話嗎？
四，執法太隨意，人為因素太厲害。比如，長安街不讓左轉的問題，老是有那些特權車左轉，它為了左轉，就可能壓住後麵一溜車。性急的司機等不及，就要打把並線，這一並，又必然影響到另外的車道。因此，不管什麽車輛都必須嚴格遵守交通法規。我們常說公交優先，但公交也不能違法，公交老是大搖大擺，無所顧忌的搶占小車道，快車道，還橫衝直闖，蠻不講理，為了並線它能占去兩條，甚至三條道。對這樣的情況就必須給予有效的治理。再比如警車，軍車違法的問題。現在掛警燈的車實在太多了，可老百姓怎麽呼籲都不管用，說白了就是一個特權思想在作怪。至於行人違法，行人也可以罰款，沒款的可以以其他的方式代替。比如義務勞動，為社區服務，實在不行不還可以拘留，勞教，送到昌平采石場采石去嘛！這種事咱又不是沒幹過！總之，要有辦法，不能麵對錯誤除了縱容就沒別的辦法。
有能力做到卻不去做，或者說偏偏采用了一種相對笨拙的方法，這樣的政府等於由於自己的笨拙把困難轉嫁到人民身上。
聯想到去年11月在京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期間，過半公車都被封存……筆者以為，如今的單雙號的“限行”和當日的“封存”，都是些既讓人不解又有些滑稽的舉措。由此，忽然想到電影《平原遊擊隊》裏的一句台詞，“一個小小的遊擊隊就給你們嚇成這個樣子？”套用到這裏----一個小小的中非峰會北京的交通就被嚇成這個德行？要真這樣的話，那2008年奧運會召開時，我們幹脆都被流放到大西北去得了！
我始終覺得，政府還是能找到比“限行”和“封存”更好的方案的，這也是對政府的智慧的考驗，找不到這樣的智慧，用愛迪生的話說，那就隻有一個解釋----怪自己是笨蛋了。
不錯，政府不能也不該是笨蛋，因此，政府也就不能將自己的笨拙和無能，以及這種無能和笨拙造成的困難留給百姓，政府不是建立在缺乏權力製約的專製體製之上的官僚主義者，而應該是集管理智慧而成的集大成者。如果一個政府領導下的人民連起碼的話語權和選舉權都沒有，換句話說，他他們沒有任何製約政府的能力，那麽執政者也就根本不畏懼人民的力量，久而久之也就養成了把困難留給人民的惡習。
試想，政府不是虛心、廣泛的聽取人民的聲音，決策不是最佳的方案，而更多的是長官意識的體現，像北京半死不活的平安大道，像2002年的汽車號牌一樣，多是大腦一熱的產物，這樣的決策怎麽不遭到曆史的懲罰，受到人民的貽笑？
8月17號是北京單雙號限行的第一天，那天下午，我因辦事不僅繞了二環路一圈，還繞了三環路半圈，到晚上7點到家，我沒有感到空氣有任何的好轉。或許是那天老天爺不長眼的緣故，除了大範圍的潮濕外，那天下午的天仍然是那麽混沌，空氣仍然是那麽汙濁，回家的路仍然是那麽漫長……報上說，當天的空氣質量是二級，二級是個什麽概念，我不知道。這種沒有標準或者說人為標準的概念，知道了也沒用。
我對所謂的“限行”一項都是不以為然的，因為，我始終不認為北京交通的堵塞和空氣的汙染是由於機動車太多造成的。我也始終認為那種動輒就分什麽單雙號，就限製車輛出行的辦法不是什麽明智之舉。因為它給市民造成了太大的麻煩，也太彰顯管理者低下的管理能力。
我始終認為北京的環境之所以如今這般汙濁的原因不在環境本身，而在----人治。即缺乏曆史性的遠景規劃及目光短淺的大規模的城市建設造成的。一個城市要是都是正在興建的高樓，要是有近萬個工地，要是已經變成嚴重的缺水城市，要是土地上綠色的植被都變成了建築商們的儲存用地……這樣的城市又有什麽環境可言呢？
說到北京的交通也一樣，北京的交通堵塞是個老大難的問題，但要我說，造成北京交通老大難的關鍵不在客觀條件，而在主觀因素。也即，是由於我們管理者管理能力的底下，體製因素的影響造成的。這裏麵存在幾大問題。
首先是缺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缺乏科學民主意識。北京不合理的城市和道路規劃是造成道路擁堵的主要問題，但不是首要因素，更不是根本問題！根本問題是一種態度，一種觀念，一種為人民服務的意識的淡漠和流失。
交通部門的領導層缺乏深入細致的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沒有從根本認識和信念上把解決北京交通問題當做“為人民服務”的大事來抓，他們更多的心思還隻用在仕途的追求和官場的應付上。倘若有誰像焦裕祿，像孔繁森一樣，深入細致，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的靜下心來解決北京的交通問題，就沒個解決不好的！
比如，很多道路，路口，出口，進口，紅綠燈，指向標誌的設計不合理。人行道，機動車道，建築物之間的關係沒有處理好！還有很多公路由於這樣那樣的問題沒有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這些問題看似小事，實際上是影響道路交通的很主要的因素。比如五環，六環的收費問題，像北五環和南五環的幾個出口，長年累月的造成主幹道上長龍似的堵塞，連帶輔路也跟著堵，這些問題幾乎全是人為因素造成的。這種形式的堵塞造成的社會成本的損失比收那點破費要多的多。可，收費站不管你堵不堵，百姓的利益，國家的損失似乎不是他們關心的。他就是為了收費。像這種揀芝麻丟西瓜的事，太多了！
其次，決策混亂，嚴重的觀念扭曲。最近開通的通惠河北路，實在是脫褲子放屁費一道手續的事情。原本有一條京通快速路擺在那裏了，但就是因為部門利益的收費問題使得京通高速沒有有效的利用。以現在中國人的消費意識和花錢能力還遠沒到在北京城和通州區這樣的距離上暢快地消費十元錢的程度。因此，大多數車因為這不近不遠的路程多選擇走輔路，以致造成輔路的經常性堵塞，主路的經常性空閑。已經建好的京通路還沒有給予合理有效的利用，現在就又開通了一條通惠河北路，純粹是多餘。而且該路段一開通就堵塞。真不知道決策者是怎麽想的。難道修路的目的就是為了花錢嗎？是不是不花錢就沒有貪汙腐敗的機會呀？
再比如，交通管理的目的是為了交通順暢，是為了疏導，不是為了罰款。可現在我們的交通指導思想上出現了嚴重的偏差，交警的目的常常是為了罰款創收。很多交通標誌的設立，純粹是為了誘使司機犯錯誤。很多情況下，交警不是為了交通的方便提示或者告誡司機注意交通標誌，盡量不違反交通法規，而是刻意製造，刻意等待司機犯錯誤，以便罰款。有的時候，馬路上會屢見不鮮的出現這樣的情景，交警低著頭忙於罰款，心思根本不在交通疏導上。
三，部門之間沒有有機的聯係和配合，體製因素的影響成為交通堵塞和混亂的一大障礙。比如，修路的剛把瀝青鋪上，電信的就把道路又挖開了。電信的剛把井蓋蓋上，園林的又來澆花種草來了；園林的翻出來的黃土還沒拉走呢，解放軍又來查電話線來了；解放軍從井裏剛爬出來，環衛的又來了。一個民工騎個破三輪車，拿個高筒帽就敢大爺似的斷掉一條馬路。像這種隨意隨便胡來的事情根本是部門之間缺乏有機的協調，無法可依造成的。
像環衛的，為什麽就不能晚上，淩晨打掃衛生呢？園林的，為什麽就不能晚上澆水呢？頭幾天在木樨地，通往釣魚台的高架橋上，下午兩點來鍾竟然有個閃著黃燈的貨車拉著兩三個民工在擦欄杆，那座橋上本就是一條單行線，由於貨車占住了正常的行駛道，來的車不得不小心翼翼的從貨車的身邊慢慢的蹭過去。像擦欄杆這活，用的著一輛汽車跟著三兩個工人走走停停嗎？像這種隨心所欲的工作狀態，為什麽就沒人管呢？這些單位是怎樣製定工作流程的？難到就不考慮起碼的工作時間嗎？過去的環衛部門基本都是淩晨出來清掃，現在他們都是白天。大白天的，慢悠悠的灑水車跟老頭老太太似的踟躇而行，慢悠悠的工人們在二環三環這樣的主路上撿垃圾，交通能不受影響嗎？
為什麽大家不能盡力湊一塊來呢？像這種情況我們呼籲了多年，就是不見好轉，一條好端端的路就見不著幾天清淨的日子。道路，城建等各部門假如有個強力機構的有效協調和管理，提高交通流量會是句空話嗎？
四，執法太隨意，人為因素太厲害。比如，長安街不讓左轉的問題，老是有那些特權車左轉，它為了左轉，就可能壓住後麵一溜車。性急的司機等不及，就要打把並線，這一並，又必然影響到另外的車道。因此，不管什麽車輛都必須嚴格遵守交通法規。我們常說公交優先，但公交也不能違法，公交老是大搖大擺，無所顧忌的搶占小車道，快車道，還橫衝直闖，蠻不講理，為了並線它能占去兩條，甚至三條道。對這樣的情況就必須給予有效的治理。再比如警車，軍車違法的問題。現在掛警燈的車實在太多了，可老百姓怎麽呼籲都不管用，說白了就是一個特權思想在作怪。至於行人違法，行人也可以罰款，沒款的可以以其他的方式代替。比如義務勞動，為社區服務，實在不行不還可以拘留，勞教，送到昌平采石場采石去嘛！這種事咱又不是沒幹過！總之，要有辦法，不能麵對錯誤除了縱容就沒別的辦法。
有能力做到卻不去做，或者說偏偏采用了一種相對笨拙的方法，這樣的政府等於由於自己的笨拙把困難轉嫁到人民身上。
聯想到去年11月在京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期間，過半公車都被封存……筆者以為，如今的單雙號的“限行”和當日的“封存”，都是些既讓人不解又有些滑稽的舉措。由此，忽然想到電影《平原遊擊隊》裏的一句台詞，“一個小小的遊擊隊就給你們嚇成這個樣子？”套用到這裏----一個小小的中非峰會北京的交通就被嚇成這個德行？要真這樣的話，那2008年奧運會召開時，我們幹脆都被流放到大西北去得了！
我始終覺得，政府還是能找到比“限行”和“封存”更好的方案的，這也是對政府的智慧的考驗，找不到這樣的智慧，用愛迪生的話說，那就隻有一個解釋----怪自己是笨蛋了。
不錯，政府不能也不該是笨蛋，因此，政府也就不能將自己的笨拙和無能，以及這種無能和笨拙造成的困難留給百姓，政府不是建立在缺乏權力製約的專製體製之上的官僚主義者，而應該是集管理智慧而成的集大成者。如果一個政府領導下的人民連起碼的話語權和選舉權都沒有，換句話說，他他們沒有任何製約政府的能力，那麽執政者也就根本不畏懼人民的力量，久而久之也就養成了把困難留給人民的惡習。
試想，政府不是虛心、廣泛的聽取人民的聲音，決策不是最佳的方案，而更多的是長官意識的體現，像北京半死不活的平安大道，像2002年的汽車號牌一樣，多是大腦一熱的產物，這樣的決策怎麽不遭到曆史的懲罰，受到人民的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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