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溫家寶總理：中國行政管理體製改革進展不理想 部門與民爭利

　　過去20年裏，政府改革曾幾度啟動，但結果皆不盡人意。在2005年年終清點改革成果時，我們看到銀行業改革、匯率改革和股權分置改革都取得了顯著成果，但作為改革重點的政府行政管理體製改革和職能轉換方麵，進展並不理想。

　　相對於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來說，由“經濟幹預型”政府轉變為“公共服務型”政府，這是一場非常有深度的改革。

　　改革是利益關係的重新分配。行政管理體製改革觸及政府一些部門的既得利益。每一個政府部門都有其行使權力的固定空間，如果要對這種空間進行調整，自然會觸及其現有利益。但現在有些政府部門為了獲取部門利益，不惜越位在市場中與民爭利。另一方麵，本該為納稅人提供的公共服務，因為無利可圖竟然缺位。政府部門的錯位導致該做的事情沒有做好，不該做的事情做了很多。政府行為發生紊亂的一個直接原因，與政府機構的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有關。

　　行政管理體製改革，是政府革自己的命。長期作為改革領導者、組織者和推動者的政府部門，在改革的深化過程中，本身成了改革對象。自己改自己，甚至是大幅度地放棄自身擁有的權力和利益，畢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積極性也會受到影響。同時，政府通過行政手段主導改革的能力也受到了嚴重挑戰。一般說來，改革的動力來源於改革的受益者，但在當前情況下，改革攻堅的阻力恰恰卻來自改革的受益者。改革開放產生了一些新的利益集團，其中的部分人，現在正處於“最佳狀態”。他們既反對倒退回計劃經濟體製，也不讚成繼續推進改革，極力維持現存利益格局。這些新的利益集團和原有的利益集團交叉並存，形成相當複雜的利益關係，並對我國的改革攻堅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行政管理體製改革涉及到整個的政治體製改革，有較大的艱巨性和複雜性。中國政治體製分為上端和下端，過去27年來我們主要在政治體製下端進行改革，五次主要是集中在政府治理這個層麵上，而政治體製上端改革則相對滯後。

　　以去年的宏觀調控為例。這次的經濟過熱，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推動起來的，而地方政府之所以有能力推動經濟過熱，就與政治層麵的問題有關。比如我們目前對政府官員的選拔考核機製，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那種看重經濟指標、做表麵文章、注重政績工程等不良傾向。許多幹部片麵地認為隻要經濟發展了，有政績，就能提升。正是在這種思想下，一些地方政府盲目上馬了許多新項目。可見，如果改變對官員的選拔體製、考核機製，就可能對改變地方政府的行為產生深刻影響。

　　行政管理體製改革牽涉麵寬、觸及利益層次深，有很高的難度。盡管如此，這項改革由於已處於整個體製改革的中心地位，衝刺難點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必須站在正確的基點上，運用科學方式堅決穩妥地推進。

　　首先，我國各方麵的改革都處在關鍵時期，建立改革協調機製和機構非常必要。從去年的宏觀調控看，政府各部門的某些行為，不僅具有部門局限性，而且還具有較強的自身利益特點。無論投資體製改革、財稅體製改革，還是社會體製改革，都在不同程度上觸及部門利益、中央與地方利益。因此，著力推進改革，需要高層次的綜合協調。

　　其次，大力推進行政審批製度改革。以往政府改革的困難，就在於政府當事人對改革既無動力，又無壓力。其實，改革政府並非僅有機構改革一途。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說穿了，是因為“權能生利”。政府的權力和利益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審批權，可以想見，把“改革審批”作為突破口，對政府釜底抽薪，審批製改革一旦成功，機構改革便可順水推舟。所幸的是，把審批製過渡到備案製，如今已成中央的大政方針。中國加入世貿，國際社會也要求我們取消審批製。改革行政審批製度，乃大勢所趨。

　　再次，堅持把政府自身改革、事業單位改革與加強執政黨建設和改革緊密結合，整體推進。以往我國在政府自身改革方麵存在低效率現象，究其原因，大概還不能簡單地責怪政府本身，因為在政府公共治理的後麵還有著複雜的體製製約因素。如果在政府自身改革的時候，沒有政治體製改革有效配合的話，行政體製改革孤軍深入是很難取得顯著成效的。推進中國政府自身改革，從總策略選擇和路徑來說，應當遵循一種整體推進的策略。有整體的製度設計，整體推進，才可能取得實質性進展。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執政黨的改革，主要是解決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問題。那麽，對政府來說就應該重點解決科學行政、民主行政、依法行政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