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13世紀的威尼斯人有幸來到杭州，不禁感慨它是天上的城市，是世界上最優美最高貴的城市。
最近在看一本《中國新史》（原名《中國十二絕》），這是早期西方介紹中國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是十七世紀葡萄牙來華的傳教士安文思。他1609年生於葡萄牙，1640年隨一位信教官員進入中國，並在杭州落腳。後又前往四川，結識了張獻忠。因張喜怒無常，安文思和另一位神父擬打算逃走，但不幸為張所拘。所幸清軍打敗了張獻忠，二人被清軍俘獲並送至北京。安文思受到了清朝皇帝的優待，從此長居北京，直至1677年去世。
在中國生活了數十年、諳熟中國各方麵的安文思，在書中向西方人展示了一幅明朝末期、清朝前期中國的全景式圖案。從中國的名稱、地理位置、曆史、語言、風俗，到中國的物質生活、礦產、航運、船舶乃至政治製度、國家結構等，無不娓娓道來。
在安文思看來，中國處處是優點：中國的版圖極其廣大，中國的曆史非常悠久，中國的語言文字優美，中國的典籍豐富，中國人有禮貌也有教養，中國水運便捷、公共工程完善，中國工藝製造精美，中國物產豐富，中國聖人孔子影響巨大，中國政治發達、君主偉大，北京之建築相當宏偉。
從他的記述中，令我從沒有想到的是會有外國人這樣斷言：中國語言比希臘、拉丁等歐洲語言都容易學習，因為她既“符合理性，又符合經驗”。要知道，對於當今許多外國人來說，中文是世界上最難學的語言。而在安文思看來，中國語言是所有語言中最簡明的，不過由320個單音節組成，隻要記住用以區別詞義形式的音調，並學會怎樣讀這三百多個單音節字，就可以在一年內很好地掌握。在華諸多傳教士在不到兩年時間內就可以用中文寫作和翻譯就是明證。對當時的外國人來說，容易學習的中文還“非常優美、非常豐富、非常富有表現力”。
當然，不是幾個世紀前的外國人比現在的聰明，而恰恰在於“五四”運動後，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白話文漸成趨勢，一些語言學家開始套用西方語言學理論分析、解釋中文，而忽視了中文自身的特點，甚至後來還提出了中文拚音化。當中國人自己都對自己的語言規律處於“無知”的狀態時，外國人又怎能快速掌握呢？
同當代不少中國人給外國人以“粗鄙、不懂禮貌、不講文明”的印象所不同的是，三百年前的中國人在安文思的筆下是相當的文明，對於長輩的尊重、對於父母的孝順、對於兄弟的友愛和朋友的尊敬，都是那麽令人讚歎。“文人……把稍不符合禮儀的舉止行為都視為罪過。”
而中國人的聰明更是讓安文思歎服。“他們所做的種種機械，僅用少量的工具，卻比我們做得更容易。 在這個國家，沒有一尺荒廢的土地，所以無論男、女、老、少、 瘸子、聾子或盲人，都有謀生之道，或者有自己的行業或工作。”“在中國沒有丟棄的東西，不管多麽細微無用之物，都有其用場，可以加以利用。”最讓我驚異的是書中記述的“香篆鍾”，可以調準和區分夜間的時辰，真是又經濟又實用。
清朝的政治體製和皇帝也贏得了安文思的讚美。他注意到，中國的帝王都要遵循孔子的教誨，要具有九德，即要自我約束，做臣民的榜樣；尊敬和關懷有學識和德行的人，常和他們交談；友愛家族成員；禮遇非皇室血統的氏族尊貴之人； 重視臣屬大臣；愛護百姓；招請各類工匠，促進生產；優待外國使臣等。
或許正是因為中國的美好，讓安文思的筆下充滿了對中華文化和中國的欽羨。三百年前的中國就已經讓人如此欽羨，那麽一千多年前唐宋時期的中國呢？不妨做個小小的對比。
一千多年前全世界隻有中國有居民超過百萬以上的大城市，比如首都開封和杭州人口就達到了400到 500萬人口；而當時歐洲最大的城市法國的巴黎和意大利的佛羅倫薩也不到十萬人，亞洲另外一個繁華的城市巴格達也不過三十至五十萬人。當13世紀的威尼斯人有幸來到杭州，不禁感慨它是天上的城市，是世界上最優美最高貴的城市。
一千多年前的中國造船技術十分發達，有的有6層桅杆，4層甲板，12張大帆，可以裝載1000多人。此外，這些船不僅擁有精確得近乎奇跡般的航線圖，而且它們還擁有幾何學家、懂得星象的人以及那些熟練運用天然磁石的人。歐洲造船最為發達的威尼斯人對此感慨萬千。
一千年前的中國工匠是世界之寶，精美的瓷器、華麗的絲綢出口世界各國，為中國換來了大量金銀珠寶。
一千年前的中國城市就有了接納乞丐、孤獨老人乃至孤兒的福利機構，而這正是一個國家最具文明的象征之一。
一千年前的中國經濟總量最高時候占當時世界的80%。
可以說，一千年前的中國農業、商業、製造業、手工業、娛樂業都是世界最發達的，政治、經濟、科技、工藝、文化、學術等都是世界第一。當世界處於朦昧時期，中國早已遙遙領先，進入了文明時期。
隻是，不經意間，中國人忘卻了自己祖先曾擁有的輝煌，忘卻了我們曾經傲視世界的文明。也許，當有一天，我們真正找回失落的文明並將其納入我們的生活中，中國將再次成為外國人欽羨的國家。我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