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 真實的汪精衛 （作者林思雲） （4）

第三部分：《和平運動曲線救國》

　　第三部分之一：從主戰派到主和派的轉變

　　蔣介石在中原大戰勝利後，獨裁的傾向越發明顯化，以前支持他的國民黨元老胡漢民等人也轉而加入了反蔣的戰線。１９３１年２月蔣介石將胡漢民軟禁，在國民黨朝野引起了軒然大波，又引發了另一次反蔣高潮。１９３１年５月，改組派、西山會議派、胡漢民派、林森和孫科派、以及兩廣地方實力派陳濟棠、李宗仁，在廣州成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打出“打倒獨裁”“護黨救國”的旗號，在香港的汪精衛應邀出任廣州“非常會議”政府的領袖。１９３１年９月初，廣州政府派軍北上討蔣，寧粵戰爭爆發。正在此時，９月１８日在東北爆發了“九一八”事變。

　　１９２７年國民革命軍進行北伐時，發生了武力強行收回英國租借和打殺外國人的南京事件。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於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７日到７月７日，召開了“東方會議”，討論對中國的對策。所謂“東方會議”，就是關於中國問題的會議，這裏“東方”就是指中國。雖然中國在地理上位於日本的西方，但日本卻把中國稱為東方，而自己稱為西方，這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其實與當時日本人的脫亞入歐思想有關。當時日本人說：“日本在地理上屬於東方，但在政治上屬於西方；日本人外表上看是屬於東方人，而在內心的精神上卻是屬於西方人”。所以日本政府把關於中國問題的會議稱為“東方會議”。

　　在東方會議上，執政黨政友會的強硬派代表森格和關東軍的強硬派，提出了滿蒙分離，武力解決滿洲的主權問題。但田中義一首相和外交部強烈反對，認為這樣明顯地違反了九國條約，對中國進行露骨的侵略，勢必在國際上引來巨大的麻煩（九國條約是１９２２年日本和英美法列強與中國簽訂的條約。條約規定九國共同保證中國的領土完整，但也要求中國承認和保證現有的外國租界及特權）。在會上雙方爭執不下，最後達成協議：萬一中國的內戰波及到滿洲，危及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利益時，日本將采取“自衛的措施”。

　　現在有一種說法：在召開“東方會議”時田中首相曾向日本天皇上奏說：“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這就是所謂的“田中奏折”。但現在已經證明，這份田中奏折是偽造的，二戰後盟軍收繳了日本的全部檔案，既沒有發現田中奏折，也沒有發現與田中奏折有關的資料。現在有證據顯示蘇聯的情報機關偽造了田中奏折，欲挑起中日戰爭，因為蘇聯最願意看到中國和日本這兩個鄰國相互火並。盡管日本的軍政界高層在“東方會議”上商討過滿蒙分離問題，但並沒有製定一個征服滿蒙的計劃，也沒有製定征服中國的計劃。

　　東方會議以後，一些日本少壯派軍人不滿日本政府的優柔寡斷政策，希望挑起事端，找借口武力解決滿蒙問題。１９２８年張作霖戰敗後，以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為主謀，策劃了鐵路爆炸事件，炸死了當時的東北軍閥張作霖。河本大作本想張作霖一死會引起東北的內亂，關東軍可以用東北內亂為借口出兵滿洲。但張作霖死後長子張學良平安接班，關東軍並沒有找到出兵的借口。後來日本軍部以河本大作違紀私自挑發事端為由，將河本解除了軍職。

　　不過河本大作卻說：他很愛中國，也很愛中國人。他所痛恨的是中國那些欺壓民眾的軍閥土匪，他隻與中國的軍閥土匪為敵，從來不與中國人民為敵。河本還說他最大的願望就是死後化為中國之土。河本大作出身於日本貴族家庭，解職退伍後在滿洲鐵路公司作理事，河本在大連郊外修建的高級住宅現在還被用作高級賓館。日本戰敗後，河本大作並沒有回國，而是到山西的閻錫山那裏作高級顧問。

　　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４９年解放軍攻打太原的太原戰役中，河本大作作為老兵又重新拿起了槍，參加了閻錫山的太原保衛戰。閻錫山出逃太原時，曾經邀請河本一起走，卻被河本拒絕。太原戰役中共有１１００餘名原日本兵參戰，戰死７００餘人，４００餘人被俘。河本大作被俘後，被關在太原戰犯管理所。中共知道他曾經是策劃張作霖爆炸事件的主謀，希望他寫一些回憶資料，但被河本拒絕了。１９５３年８月河本在太原戰犯管理所病死，屍體埋在太原城外的無名墳地，實現了他死後化為中國之土的念願。

　　張作霖原來是東北的土匪，在奉天附近的新民屯搶奪富豪趙氏的女兒為妻，１９０１年生下了長男張學良。後來張作霖率部歸順了清政府，在日俄戰爭中因為幫助日本軍隊得到了日本人的賞識，和當時的作戰部主任田中義一成為好友。田中義一當首相後不久張作霖就被日本人謀殺，田中也頗為傷心，特地給張學良打電報安慰。

　　張學良卻是一個放蕩公子，張學良接班後，生活更是放蕩。在張學良掌權的３年期間裏，對政事並不專心，每日沉溺於酒色之中。張學良尤其好色，和父親張作霖有妻妾６人不同，張學良對女色采取“用完就扔”的方法。張學良的近側們投其所好，爭相進獻美女來討好張學良，朱鐵生將自己的姐姐和妹妹獻上，晉升為張學良的副官；朱光沐將自己的女兒獻上，當上了總務長；沈熊毅提供自己的妻子，當上財務局長；奉天省長翟文選的妹妹被張學良強奸，翟文選敢怒而不敢言，隻好出家作了和尚。

　　張學良曾說：“自古英雄愛美人，不愛美人不英雄。我雖不是英雄，但在愛美人方麵和英雄一樣”。１９２８年底張學良易幟後，經常走訪南京。張學良走訪南京的目的不是和蔣介石商談政事，而是愛上了當時外交部長王正廷的妹妹，最後王正廷隻好將妹妹進呈。張學良最荒唐的事是將當時的電影明星胡蝶誘拐到北京，電影公司向張學良提出抗議，結果張學良幹脆出１０萬元將胡蝶買了下來，可謂驕橫之極。張學良因“九一八”事變後退避不戰而被迫辭職出國時，首先做的事卻是向他的諸位愛妾一一告別，被當時的報紙責罵為“嬌妾重於國土”。

　　張學良如此揮金如土的生活，當然經常感到錢不夠用，除了加收各種苛稅外，還通過其它渠道搞錢，特別糟糕的是盜賣故宮的珍寶。張學良掌管北京期間，從故宮搬出數百箱珍寶運到上海拍賣，其中有一些極為珍貴的文物流失海外，比如英國圖書館以１２萬英鎊購入了“王右軍快雪時晴圖”，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６５萬美元購入了“唐寅踏雪尋樓圖”。

　　誰是故宮寶物的所有者呢？從法律上講故宮中的一切財物均為末代皇帝溥儀私人所有，這是中華民國政府正式簽訂的清帝退位條約中所規定的。然而中國人並不重視法律條文，不知什麽時候故宮中屬於清帝的私人珍寶已變成國家所有，卻忘記了在法律上廢除承認清帝財產權的優待條約。

　　１９３０年張學良在中原大戰中加入蔣介石一側，出兵占領了北京天津等華北地區。但也正是因為張學良把東北軍的主力部隊都開進了關內，使關外兵力空虛，日本關東軍才有機可乘發動“九一八”事變，並在一個月內占領東北全境。張學良的關東軍沒有進行任何抵抗，就將整個東北讓給了日本。雖然一些資料說張學良不抵抗是執行蔣介石的命令，但這並不符合當時的情況。當時張學良的東北軍並沒有必要無條件地執行蔣介石的命令，而且張學良本人也從來沒有執行蔣介石命令的先例。如果張學良決心向日軍開戰的話，蔣介石根本不可能阻止。蔣介石下野後，汪精衛曾代表國民黨中央多次下令張學良對日出兵，收複東北失地，張學良均拒不執行。可見張學良的不抵抗隻不過是為了保存實力，而並不是為了執行國民黨中央的命令。

　　不過“九一八”事變並不是日本政府策劃的，而是日本關東軍的少壯派將校獨自策劃的。少壯派將校們策劃“九一八”事變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日本政界高層的受賄。因為當時中國政界行賄成風，中國軍政要人也經常向外國政界要人行賄，來換取對自己的支持。一些日軍少壯派將校懷疑日本政府的高層被中國行賄收買，才不願對中國采用強硬政策，因此私自策劃了“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從張學良的保險櫃中搜出５３張日本政界要人的收款單，最巨額的是政友會主要幹部床次竹二郎５０萬元。日本政界要人的腐敗受賄醜聞引起了日本國民的極大反感，軍人們乘勢發起打倒腐敗政黨政治的軍人奪權運動。當時日本社會輿論普遍傾向於軍人，聲稱“寧要清廉的軍人，不要腐敗的政治家”，這是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開始。

　　關東軍侵占東北後，激起了全國人民，特別是熱血青年學生們的激忿。學生們對蔣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非常憤怒，自９月下旬起，上海、北平、天津、廣州等地的學生舉行大規模的示威活動，抗議日軍入侵和政府的對日不抵抗。當時學生們認為外交部長王正廷是不抵抗方針的責任者，南京中央大學的學生衝入外交部將王正廷毆打至重傷，王正廷被迫辭職。１２月初，各地學生來到南京請願，抗議蔣介石政府的畏縮政策，指責蔣介石患有“恐日病”，要求蔣介石親自率領中央軍北上抗日。１２月５日，政府派軍警逮捕學生１８５人，即所謂“一二五”事件。為抗議政府的暴行，１２月１４日，各地學生再次進京，打砸外交部，毆打了出來講話的蔡元培等人。１７日，一萬多學生包圍國民黨中央黨部，搗毀《中央日報》報社，受到了軍警武力鎮壓，在珍珠橋附近打死、打傷學生３０餘人，逮捕數百人，製造了“珍珠橋事件”。

　　當時汪精衛領導的廣州政府反對專製獨裁，主張民主政治和主張積極抗日，於是學生們把汪精衛奉為他們的政治領袖。前往南京遊行的學生們，歡迎汪精衛到南京主持黨國大計，他們打出的口號為：“歡迎護黨救國的汪先生”、“歡迎主張實現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歡迎反對不抵抗主義的汪先生”。汪精衛則一方麵批評蔣介石動用武力鎮壓學生，另一方麵發表了他的政治主張。汪精衛在接見學生代表團談話時說：“應付目前局勢的方法，兄弟認為有八個字，就是一麵抵抗，一麵交涉。軍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領土，不喪主權。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讓，最低限度上不唱高調，這便是我們共赴國難的方法”。

　　“九一八”事變，也使國民黨內部燃起了停止內鬥，一致對外的呼聲。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迫於形勢，將軟禁的胡漢民釋放，並派蔡元培、張繼攜帶他寫給汪精衛的親筆信赴廣州議和。蔣介石在信中說：“弟當國三年，過去是非曲直，願一人承之。惟願諸同誌以黨國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見以誠，勿使外間以為中山黨徒隻顧內爭，不恤國難。”蔣介石邀請汪精衛代表廣州政府到上海舉行和平會談。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２２日，汪精衛、蔣介石和胡漢民這國民黨“三巨頭”，在上海舉行了首次會談，提出南京和廣州兩政府合並，團結一致，共赴國難。胡漢民提出兩政府聯合的前提是蔣介石下野，所謂“討蔣第一，抗日第二”，但汪精衛則表示要“團結寬容”，在削減蔣介石權力的情況下，留蔣執政，所謂“抗日第一，討蔣第二”。和平會議最後決定寧粵雙方在南京、廣州分別召開國民黨第四次代表大會，選出各自的中央委員後，在南京召開四屆一中全會，重組國民政府，廣州政府隨即取消。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２日，南京政府的“四大”，召開，蔣介石在會上表示“虔誠悔過”，通過了恢複汪精衛、陳公博等４８１人黨籍的議案。廣州政府的“四大”則於１１月１８日在廣州召開，由於各派爭吵不休，汪精衛的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代表二百餘人赴上海，另外在上海召開了“四大”。１２月２２日，三個“四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在南京召開四屆一全會，此時蔣介石由於鎮壓學生的“珍珠橋事件”受到各方的強烈反對，被迫再次宣布下野。

　　這次組成的國民政府主要由廣州政府的人馬組成，蔣介石派在政府中居於明顯劣勢。不過為了搞好團結，汪精衛和胡漢民也沒有在政府中擔任職務。四屆一中全會選舉林森為國府主席，但不負實際責任，由孫科任行政院院長，負責政府的實際領導，陸海空軍總司令則暫缺。蔣介石雖然下野，卻有一隻忠於他的私家軍，沒有蔣介石的命令，別人根本指揮不動這隻軍隊。所以蔣介石雖然在政界失勢，但仍然是最有實力的實權者。

　　孫科為首的新政府為了爭取民心，一反蔣介石的對日妥協“不抵抗”政策，開始對日本采取強硬的態度。正好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８日日軍向在錦州的張學良東北軍發起進攻，新國民政府下令張學良死守錦州。張學良稱自己的兵力武器不足，請求中央政府予以增援。孫科召集諸將領討論對張進行增援，可是沒有一個將軍表示願意去東北增援張學良軍。在此情況下，東北軍不戰而撤出錦州，全軍退入山海關以內，試圖保住他們在北平附近的最後一塊地盤。張學良在解釋東北軍為什麽不執行中央政府死守錦州的命令時，批評中央政府說：中央口頭上要求東北軍死守，實際上卻不給予任何支援，想讓東北軍在抗日中耗盡自己的實力。

　　這時孫科政府體會到“口頭上抗日簡單，實際上抗日行動難”的滋味。就在此時，又爆發了讓孫科難於應付的上海事變。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８日，上海租界的５名日本僧侶忽然被一群中國人圍打，其中一人被打死，二人重傷。但二戰後的調查發現，該事件原來是關東軍的高級軍官委托日本上海總領事館的武官，雇傭中國無賴所幹。中國人打死日本僧侶一事，在日本社會引起了巨大騷動。１月２０日，在上海居住的日本人近千人，到日本總領事館和海軍陸戰隊總部門前示威遊行，強烈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出兵保護他們，在示威途中這些日本人還搗砸了一些貼有反日標語的中國人商店。在此情況下，日方向國民政府提出了類似於最後通牒的“限期要求”，要求中國政府道歉、賠償、懲罰作案者和取締解散上海的民間反日團體。

　　由於孫科政府猶豫不決拿不出對策，日方則以中國沒有接受“限期要求”為由，於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派兵強行進入中國管區，和駐守上海閘北地區的蔡廷鍇十九路軍發生了激戰。由於十九路軍的頑強抵抗，給日軍造成了重大傷亡。上海事變的戰鬥打響後，孫科自感無力處理如此重大事件，請求汪精衛出馬，自己於１月２５日辭職。新國民政府於１月２８日成立，由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負責領導政府。

　　在抗戰初期，汪精衛是持主戰態度的，可以劃入主戰派。汪精衛上台後，立即宣布遷都洛陽，積極抗戰，並稱中國政府“決非威武所能屈，決不以尺土寸地授人”，１９３２年２月１日，汪精衛主持召開了最高軍事會議，決定把全國劃分四個防區和一個預備區，擺出了進行積極抵抗的姿態。２月８日，汪精衛代表國民黨中央慰勉上海十九路軍將士“忠義之氣，照耀天日”，犒勞十九路軍５萬元。

　　汪精衛同時下令其它部隊增援上海的十九路軍，但汪精衛指揮不動蔣介石的部隊，蔣介石私下指示他的嫡係部隊不支持十九路軍抗戰，使十九路軍的抗戰陷於孤掌難鳴的困境。汪精衛又下令在北平的張學良在北方起兵，牽製日軍，並派陳公博到北平說服張學良起兵。但張學良根本沒有出兵的意思，隻是以上賓招待陳公博等人，一談到出兵之事就支吾過去。３月６日，十九路軍在孤掌難鳴的情況下全線撤退，發表停戰布告，至此第一次上海事變宣告結束。

　　想進行抗戰的人沒有軍隊，而有軍隊的人卻避而不戰。各路軍隊保存自己實力第一，抗戰第二的私心使汪精衛的抗戰熱情完全消散了，產生了隻有用“和平”的方法才能挽救中國的想法。汪精衛看到沒有蔣介石出麵國民政府就無法統領軍隊的窘境，隻好提出讓蔣介石複出領導軍事。１９３２年３月６日，蔣介石複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此後的國民政府由汪精衛主政，蔣介石主軍。由於上海為各國列強的利益所在，在列強們的調停下，中日開始進行和平談判，汪精衛派外交次長郭泰棋和日本談判，雙方於５月５日達成《淞滬停戰協定》。但停戰協議的消息傳出後，卻在中國的民眾中間引起了憤怒，上海的憤怒民眾把郭泰棋責罵為賣國賊並將其打傷。

　　１９３２年６月，汪精衛率領行政院副院長宋子文、外交部長羅文幹等去北平會見國聯調查團團長李頓，共同調查日軍占領東北三省問題。汪精衛在北平時找當時任北平綏靖公署主任的張學良商談東北問題和對日方針，張學良卻一直稱病不見，但又和宋子文一起去北海遊船，使汪精衛深感氣憤。７月１７日，日軍在熱河發起了新的軍事進攻，汪精衛以行政院長的名義發表通電，命令張學良立即出兵熱河，收複失地。張學良卻聲稱汪精衛無權過問軍事，出兵要有軍事委員長蔣介石的命令。蔣介石念及張學良過去幫他打贏中原大戰，也有意偏袒張學良的不抵抗行動。在此情況下，汪精衛隻好宣布辭職，前往歐洲養病。汪精衛在臨行時電告張學良，指責他“去歲放棄沈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千裏土地陷於敵手，敵氣益驕，延及淞滬。今未聞出一兵，放一矢，卻不斷向中央索要軍款，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汪精衛最後要求張學良“惟有引咎辭職，以謝四萬萬國人，毋使熱河平津，為東北錦州之續”。

　　汪精衛出國後，日軍於１９３３年１月進攻山海關，２月中旬又占領承德。熱河省的大片領土再次淪陷，震動了全國，國民黨內部再次出現請汪精衛歸國主持抗戰的呼聲。汪精衛則提出條件說：他回國主政的前提必須是張學良辭職，以平民憤。此時蔣介石也無法袒護張學良，３月９日蔣介石和張學良在保定會晤，蔣介石說服張學良辭職出國考察。３月１０日，張學良發表通電辭職，汪精衛則於３月底回南京複職。

　　汪精衛在複職後一方麵批評張學良的避戰不抵抗，另一方麵又解釋他的“一麵抵抗，一麵交涉”政策。汪精衛說：“榆關以一日而失，熱河以七日而陷，實不成話。像張學良這些東北軍畏敵如虎，敵必日益驕橫。今後軍隊再不抵抗勢必影響對日外交。須知先有抵抗然後有交涉。今後抵抗愈得力，則交涉愈有希望。”

　　但是這次汪精衛複職後，改變了他以前的主戰態度，變成了主和派。此後汪精衛開始和日本進行和平交涉，蔣介石也積極支持汪精衛的和平計劃。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熊斌代表何應欽與日軍代表岡村寧次在天津塘沽舉行會談，共同簽訂了《塘沽協定》。這個協定承認冀東為非軍事區，準許日軍在該地區視察，實際上是默認了日本對東北三省和熱河的占領。

　　《塘沽協定》公布後，社會輿論一片沸騰，強烈抨擊蔣、汪批準的這一喪權辱國的協定。當時的一份報紙這樣寫到：“如果要說那些以大刀、石頭及血肉之軀英勇與日寇拚死的抗日官兵值得後人永世頌揚的話，那麽南京政府，尤其是蔣、汪二人，實為出賣中國領土主權、出賣流血犧牲的愛國官兵、出賣愛國民眾的千古罪人。”上海的市民團體還聯合發出通電：“我全國民眾，誓死抗日，而汪精衛誓死媚日，竟至敢冒不韙，繼《上海停戰協定》之後又簽訂賣國之《塘沽協定》，即加以賣國之名，豈得為過。”

　　麵對全國一片討罵汪精衛的氣氛，陳公博找汪精衛說：“簽了這個協定，先生遭到各界紛紛批評，我真不知道汪先生為什麽要背這個黑鍋？”汪精衛說：“我們要複興中國起碼要三十年，不止我這年紀看不見，恐怕連你也看不見。我已年過半百，無其他報國之道，隻要中國不再損失主權與領土，就可告慰平生了。”陳公博聽後感動地說：“曆代王朝危急之秋總有人站出來背黑鍋的。其實南宋秦檜也是一個大好人，他看南宋已無力與金抗戰，就挺身而出與金講和。我想秦檜是一名狀元出身的有學問的宰相，決不是傻爪。他當初何嚐沒有想過以後要被世人唾罵？但他還是以犧牲自己來換取南宋日後的中興。李鴻章、袁世凱也都想複興國家，都不想賣國。可是李鴻章死了，袁世凱也死了，中國還是不振，到今日國難愈加沉重。”陳公博繼續說：“現在有人說《上海停戰協定》、《塘沽協定》是賣國，我看與其說是賣國，還不如說是送國。賣國的人還有代價可得，送國卻是沒有代價的。今日要送國的人大有人在，又何必要汪先生去送呢？”汪精衛聽後說：“別人去送國還不如我汪某去送。別人送國是沒有限度的，而我送國則有限度，不能讓他們把國都送完。”陳公博又說：“不過我對於先生這種無代價的犧牲總覺得不值得。”汪精衛則說：“說到犧牲，都是無代價的，有代價便不算犧牲，我已五十出頭了，我決意當犧牲品。”這番談話後，陳公博下定決心跟汪精衛一起“犧牲救國”，這為兩人後來共同與日本合作打下了思想基礎。

　　不久汪精衛遇刺，被一名抗日軍人連發三槍至重傷。此後汪精衛不得不再次告別政壇，前往歐洲療養。

　　在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和張學良是主和避戰的“主和派”，汪精衛則是主張抗戰的“主戰派”，抗戰初期積極抵抗的十九路軍也是親汪精衛的粵係部隊，這和１９３７年蘆溝橋事變時的情況正好相反。由於掌握軍隊實權的蔣介石和張學良等人避而不戰，使沒有軍隊的汪精衛的抗戰計劃成為一句空話。汪精衛從“主戰”到“主和”的思想變化，代表了一批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被個人把持的私家軍隊的失望。

　　第三部分之二：主和派的艱難

　　在中國曆史上，每當發生對外戰爭時，那些堅持對外寸步不讓的主戰派，總是被尊為民族英雄，而那些主張對外讓步和解的主和派，總是被打入民族敗類的漢奸行列。盡管如此，在每次發生對外戰爭的時候，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清一色的主戰，總會出現一批主張讓步和解、不怕當漢奸的主和派，中日戰爭時也同樣如此。

　　中國分為“主戰”與“主和”兩派，敵國日本也同樣存在“主戰”與“主和”兩派。日本的軍部和關東軍是主戰派，而日本政府和外交部則是主和派。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時，日本政府本想阻止，但卻無能為力。當時的若櫬首相後來以“不聽命令的軍隊”為題，描述了“九一八”事變的經曆：“９月１９日一早，我突然接到陸軍大臣南次郎的電話，說昨晚９點關東軍遭到中國軍隊的進攻，關東軍進行了反擊，現已占領奉天城，戰鬥仍在進行中。政府隨後立即召開了臨時內閣會議，確定了不擴大事態的方針。然後通過陸軍大臣，向在滿洲的部隊下達了政府不擴大事態的指示，卻被關東軍當作耳旁風，關東軍進攻嫩江時說是為了保護嫩江鐵橋，我以為他們占領嫩江就會停下來。可是他們占領嫩江後，又說離敵軍太近不安全，還要越過東支鐵路。陸軍大臣下令不許越過東支鐵路，可是關東軍已進軍到齊齊哈爾，並又向黑河進軍。日本軍隊竟然不服從日本政府的命令，真是奇怪的事情。”

　　但關東軍扶植的滿洲國並沒有得到任何國家的承認，當時的日本政府也沒有對滿洲國予以承認。１９３１年１２月，若櫬政府倒台後，犬養毅接任首相。犬養首相反對在滿洲搞一個獨立的滿洲國，認為這樣露骨地違反九國條約勢必造成日本和歐美列強的正麵衝突，同時還試圖對軍隊中“下克上”的作風進行遏製。但犬養的行動激怒了軍國主義分子，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５日，一夥狂熱的軍人衝入首相官邸，明目張膽地將犬養首相殺害。犬養被殺後，再也沒有敢於挺身而出抵抗狂熱軍人的政治家，日本的政府其實成為軍人控製下的政府。

　　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５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認“滿洲國”，但這激起了全世界各國的反對。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日，國聯調查團發表調查結果，否認了“滿洲國”的成立理由，要求一切退回到“九一八”事變以前的狀況。然而國聯的調查結果卻在日本國內引起愛國者們的一片怒罵，譴責國聯對日本內政的幹涉。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１日，國聯進行了表決，以４１票對１票（１票為日本）通過了要求日本從東北撤軍的決議案。然而日本的鬆岡代表卻在表決後微笑退場，宣布日本退出國聯，使大會一片諤然。鬆岡代表回國後受到了狂熱日本國民的夾道歡迎，輿論界也盛讚鬆岡“幹得好”、“有骨氣”。

　　在１９３３年３月到５月期間，日本關東軍又獨斷發動了長城攻勢，一直打到北平附近。中國軍隊雖然進行了一些抵抗，但卻節節敗退。參加這次抗戰的基本上都是地方雜牌軍，蔣介石的中央軍主力仍在南方。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中日雙方在塘沽簽訂了停戰協定，即《塘沽協定》。《塘沽協定》規定在長城以南設置１００公裏的“非武裝地帶”，中日雙方撤出在非武裝地帶內的駐軍，非武裝地帶的治安由中國警察擔任。塘沽協定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屈辱性的協議，它意味著中國政府默認滿洲國的存在，而且對華北的主權也有一定程度的喪失。

　　汪精衛和蔣介石主持批準的《塘沽協定》，被一般民眾認為是一個賣國條約，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強烈批評。而汪精衛認為政府簽訂這個條約是正確的，汪精衛在解釋為什麽簽訂《塘沽協定》時說：

　　以前人們批評政府不抵抗而丟失了領土，現在我們進行了抵抗，結果卻丟失了更多的領土。中國是一個弱國，這就決定了這場被侵略的國難絕不是偶然發生的。以現在中國的國力，無論進行怎樣的抵抗，都沒有取得勝利的可能，這是我們最初就明白的。既然沒有取勝的希望，我們為什麽還要抵抗呢？這就是愛國心的緣故，她讓我們明知不能取勝，還要準備抗戰到最後一兵一將。

　　現在很多人當中有兩種錯誤的想法，一種是過分軟弱，認為中國絕對不能對日本進行抵抗，如果和日本交戰，將和過去義和團的下場一樣；另一種是過分強硬，就象一個人在曠野中發泄一樣，“殺盡倭奴”、“打到東京”，什麽狂言都敢說，還能得到人們的拍手喝采。以上兩種看法都是錯誤的。政府和日本和平交涉，有一個最低的限度。隻要停戰條約在我們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政府就決心簽署停戰條約，即使受到國民一時的唾罵，也要堅決進行負責任的簽字。但如果停戰條約在我們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下，政府就決不簽字。這次政府和日本簽署局部地區的停戰條約，是為了讓疲憊的軍隊、窮困的人民得到一時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將得到曆史的評判。

　　《塘沽協定》雖然暫時解決了東北問題，華北問題又浮出了水麵。１９２７年國民黨在名義上統一了中國，但蔣汪聯合政府的實際控製範圍隻限於長江流域，華北各省仍在各路軍閥的控製之下。當時華北五省的實權者是：察哈爾省：宋哲元，綏遠省：傅作義，河北省：商震；山東省：韓複渠，山西省：閻錫山。日軍占領東北以後，華北的軍閥們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一方麵他們害怕日軍繼續向華北進攻，使華北變成滿洲國第二；另一方麵他們也不願意邀請國民黨的中央軍進駐他們的地盤幫助他們共同防日，因為一旦中央軍進入他們的地盤，他們便失去了對該地盤的控製力。

　　華北的軍閥們既不願意投靠日本人，也不願意完全投靠蔣介石，於是出現搞一個“華北自治係統”的提議。日本人顯然高興看到華北搞獨立，這樣將使“滿洲國”得到一個安全的屏障。蔣汪政府雖然不願意看到華北獨立，但又怕中央軍出兵華北會引發和日軍的全麵衝突，於是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允許華北“輕度獨立”。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２８日“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委員長為二十九路軍軍長宋哲元。宋哲元原來是馮玉祥的部下，宋的二十九軍屬於地方雜牌軍，在武器裝備、士兵素質上和南京的中央軍有巨大差別。

　　廣田弘毅出任外務大臣以後，深感日本退出國聯，在世界上已陷入孤立。試圖從修複中日關係入手，改善日本在世界上的孤立處境。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２日，廣田在議會發表了對中國“不威脅、不侵略”的政策，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響，蔣汪聯合政府也對廣田修複中日關係的倡議表示響應。２月１日，蔣介石發表講話認為廣田的演說“具有誠意”；２月２２日汪精衛以行政院長的名義發布禁止“抵製日貨”等排日活動的政府令；１９３５年５月，中日兩國將外交關係由公使級上升為大使級。

　　現在看來，汪精衛的對日和解政策也不是沒有可取之處。日本國內並不是鐵板一塊清一色的侵略擴張派，也有主張與中國和解的主和派。但中日兩國的情況一樣，都是強硬的主戰派占據絕對上風，中日兩國政府的主和政策都遭到了各自國民和社會輿論的猛烈批評。汪精衛的對日和解政策引起國民黨內主戰派的激烈反對，國民黨內反汪的呼聲日漸高漲。１９３５年７月，南京政府監察院對汪精衛主持的行政院提出彈劾，指責汪精衛大搞媚日外交。在這種情況下，汪精衛離開南京前往青島休養，於８月８日發電給南京政府，提出辭去行政院長和兼任的外交部長職務。支持汪精衛的鐵道部長顧孟餘、陳公博等人也跟著辭了職。

　　汪精衛在位時承擔著“賣國”的主責，使蔣介石的壓力減輕了很多，汪精衛的辭職，將使蔣介石不得不陷入單獨承擔“賣國”責任的困境。所以蔣介石這次一反常態，表示“絕對支持”汪精衛，並派元老蔡元培飛抵青島慰留汪精衛，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也發電請汪留任，國民黨中政會和中常會再三電邀汪回南京主政。汪精衛則提出了複職的三個條件：一、負責製定對日外交方針；二、行政院的政治外交不必均提交中政會決議；三、中央財政歸行政院獨立主持。在蔣介石的支持下，汪精衛的要求被國民黨中委會全部接受，汪則於８月２３日宣告複職。

　　不過在當時的社會輿論中，汪精衛和蔣介石被認為是賣國主謀，激進的愛國者們把兩人列為暗殺的對象。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日至６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四屆六中全會，開幕式後中央委員合影照相時，大禮堂裏的秩序比較混亂，於是多疑的蔣介石臨時決定不參加合影，返回會議廳休息室。汪精衛見蔣介石遲遲不到，去休息室催促，蔣說：“今天秩序很不好，說不定要出事，我決定不參加攝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場。”汪精衛說：“各中委已佇立良久，專候蔣先生，如我再不參加，將不能收場，怎麽能行，我一定要去。”攝影剛完，愛國軍人孫鳳鳴高呼打倒賣國賊，向正在轉身的汪精衛連發三槍，一彈射進左眼外角下顴骨，一彈從後貫通左臂，一彈從後背射進第六、七胸脊柱骨旁。

　　汪精衛被刺後，陳璧君首先趕來，見汪精衛倒在血泊之中，不由想起當年兩人赴京暗殺攝政王的情景，悲憤地說：“四哥，你放心罷，你死後有我照料兒女。革命黨反正要橫死的，這種事我早已料到。”蔣介石也從休息室趕來，汪精衛以為自己要死了，對蔣介石說：“蔣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後，要你單獨負責了。”

　　不過汪精衛的傷勢雖重，但所中的三槍並非致命傷，在南京中央醫院將左臂、左頰的子彈取出，但後背的子彈取不出來。汪精衛在遇刺後會見報社記者時說：“竊思本人生平並無私仇。而最近數年，承乏行政，正值內憂外患重重煎迫之際，雖殫心竭力，而艱難周折，外間何從得知？倘因此誤會，致生暴舉，於情不可無原。擬懇請國府，將牽連犯人從寬赦免。”

　　汪精衛被刺受傷後離開南京前往歐洲療養，辭去了行政院長和兼任的外交部長，行政院長由蔣介石接任，外交部長由張群接任。此後蔣介石的獨裁權力不僅在政府方麵和軍隊方麵，在黨的方麵也增長起來。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日至７日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上，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為胡漢民，蔣介石為副主席；最高決策機關的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則為汪精衛，蔣介石亦為副主席，但胡漢民和汪精衛都在國外養病，實際國民黨已由蔣介石一手操縱。

　　汪精衛被刺後，主和派的外交部副部長唐有壬又遭暗殺，此後國民黨內主張對日強硬的主戰派成為主流。蔣介石在軍政上“單獨負責”後，沒有汪精衛那樣敢承擔“賣國責任”的勇氣，所以蔣介石主政後的南京政府開始向主戰派的方向傾斜。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２日，外交部長張群對日本駐華大使表示：希望調整中日關係，否則隻有靠戰爭解決問題。１９３６年６月蔣在講話中說：“中國和日本的衝突已不可避免，而且為期不遠了”。１９３６年７月的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主戰派大占上風，確定了對日本采取強硬態度的政府方針。蔣介石在該會上表示：“絕不容忍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事實，如危及國家生存，則必出最後犧牲之決心”。

　　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日本發生了軍人暴動的“二二六”事件，此後日本政府基本被軍人所控製。日本“二二六”事變以後，一些軍國主義狂熱分子又開始策劃“華北分治運動”，試圖將華北五省也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內。五屆二中全會後的南京政府，在華北問題上以不妥協的強硬姿態和日方進行交涉，１２月３日雙方的談判決裂。正在這時，發生了西安事變。

　　“九一八”事變的最大“受害者”是張學良，《塘沽協定》又使張學良軍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地盤。１９３３年４月到１９３４年１月，張學良周遊歐洲各國，張回國後被任命為西北剿匪副司令，東北軍移駐西北，執行剿滅共產紅軍的任務。張學良在失去地盤後，一改過去的對日妥協政策，成為堅決的抗日者。張學良不滿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要求蔣介石停止對共產黨紅軍的圍剿，聯共一致抗日。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張學良等人在西安武力扣留了蔣介石，試圖以“兵諫”的方式來迫使蔣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當時國內的許多人雖然對蔣介石的對日妥協政策不滿，但也不讚成張學良以武力對國家元首進行逼迫的作法。除共產黨以外的各路軍閥和各地實權者紛紛通電支持蔣介石，社會輿論也基本站在蔣介石一邊。南京政府更是采取了對張學良堅決不讓步的政策，包括蘇聯在內的各國也督促張無條件釋放蔣介石，使張學良處於十分為難的處境。蔣介石開始拒不接受張學良的建議，後來在周恩來的說服下，口頭答應：“準備向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向努力”，但沒有簽署任何有文字的文書。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６日，蔣介石返回南京，象凱旋的英雄一樣受到國民政府官員、各路軍閥的代表、以及數以萬計市民的盛大歡迎。１２月２８日，蔣介石以自己要對西安事變負責為由提出了辭呈，被中央政府慰留。１２月３１日，在南京的軍事法庭以反亂罪對張學良判刑１０年，但隨後蔣介石提出對張學良進行特赦，１９３７年１月４日軍事法庭對張學良進行了特赦，此後張一直被軟禁。張學良的東北軍失去領導人後發生了內訌，被中央軍改編接收。

　　西安事變大大提高了蔣介石的威信。在西安事變中，包括以前和蔣有很深恩怨的各路軍閥將領都以國家利益為重，一致表示無條件支持蔣介石。同時中共在西安事變中許諾接受蔣介石的領導共同抗日，表麵上也是蔣的勝利。此外國共合作對於南京政府和蘇聯改善關係也有重要作用。為了爭取日本之宿敵蘇聯的幫助，蔣介石調整了以往反蘇反共的政策，１９３６年初開始試探和蘇聯改善關係。由於與蘇聯改善關係的關鍵在於中國共產黨問題，西安事變後的國共合作，消除了蔣介石和蘇聯改善關係的難點。反共的南京政府和蘇聯改善關係的結果，使蔣在後來的抗日戰爭中，得到了蘇聯多方麵的援助。

　　西安事變後汪精衛從歐洲回國，不過由於身體原因，汪精衛並沒有在政府內任職。此時國民黨三巨頭之一的胡漢民已經病逝，留下汪、蔣兩巨頭。盡管汪精衛不擔任政府職務，汪仍為國民黨最高決策機關的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在政治上還在蔣介石之上，對國民黨的方針政策仍有極大的影響力。

　　１９３７年以後，南京政府開始采取強硬的姿態對待“華北自治政權”。１９３７年２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時，要求華北五省的領導人也出席。閻錫山和韓複渠同意出席，而宋哲元以立場特殊為由要求不出席會議，但蔣介石卻給宋發出必須出席會議的強硬電報，宋隻好派他的副手秦純德代理出席。此後宋哲元頗受日本和南京的兩麵挾板之苦，１９３７年５月１０日，宋幹脆回山東老家，不問華北政事來回避責任。６月２１日，南京政府向冀察政務委員會發出二十九路軍實行國軍化，以及停止使用河北省貨幣等強硬命令。

　　１９００年義和團事變後，清政府承認八國聯軍可以在北京有一定數量的駐軍。此後日本一直在北平附近維持數千人規模的條約駐軍，日本將其稱為“天津軍”。此外在１９３７年，英國和法國也在北平附近派有駐軍。由於日本“天津軍”和二十九軍同駐一處，磨擦頗多。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在北平附近進行演習的“天津軍”，在蘆溝橋附近與二十九軍發生了軍事衝突，引發了中日全麵戰爭。

　　１９３７年的蘆溝橋事變和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變，在性質上是完全不同的。由於日本是戰敗國，戰前的檔案已全部公開，“九一八”事變是關東軍策劃的陰謀已毫無疑問，但現在仍找不到日本人首先挑發蘆溝橋事變的證據。在戰後遠東國際法庭上明確判定“九一八”事變是由日本人所挑發，但並沒有斷定蘆溝橋事變是日本人挑發的。近年日本一些學者的研究認為，蘆溝橋事變是隱藏在二十九軍中的共產黨間諜首先向日軍開槍而引發的，因為從動機上來看共產黨最希望發生中日戰爭。特別是中共中央在蘆溝橋事變發生數小時後就發出了號召全麵抗戰的《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讓人感到似乎中共已經預知蘆溝橋事變的發生，所以才會這麽迅速地作出反應。

　　日本方麵對蘆溝橋事變的記載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晚，一個小隊的日軍在北京蘆溝橋附近進行演習。突然響起了一陣槍聲，日軍小隊長立即進行點名，發現少了一名士兵。日軍小隊長聯想到剛才的槍聲，以為該士兵已在剛才的槍聲中被打死，於是小隊長下令向中國軍隊進行還擊，形成了軍事衝突。但不久那個失蹤的士兵又回來了，說當時因為鬧肚子去解手而沒有趕上點名。

　　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日本國內的社會輿論對蔣介石一片惡罵，指責蔣介石有意挑起事端，應該對蔣以及他領導下的南京政府進行軍事懲罰。但在軍部內卻分成“事變擴大派”和“事變不擴大派”，兩派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不擴大派的代表人物就是“九一八”事變的主謀石原莞爾少將作戰部長，他根據“勝利的極限點”的理論，堅決反對日本“得隴望蜀”，再繼續向華北進出。石原認為一旦和中國發生全麵戰爭，日本將陷入無法自拔的戰爭泥潭，絕無取勝的希望。而軍部中的大部分卻是事變擴大派，他們無視中國團結一致抗日力量的形成，認為中國軍隊會象以往一樣一打就跑。他們提出“對支那一擊”論，以為隻要給中國一個強大的打擊中國政府就會屈服。

　　盧溝橋事變發生時，蔣介石和汪精衛等正在廬山邀請政府要員和社會名流召開國事座談會。盧溝橋事變發生後，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了著名的“最後關頭”演說：“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隻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允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如果戰端一開，隻有犧牲到底。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蔣介石離廬山回南京進行軍事部署後，由中政會主席汪精衛繼續主持會議，汪精衛發表講話說；“犧牲兩個字是嚴酷的，我們自己犧牲，我們並且要全國同胞一齊犧牲。因為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之民，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隻是犧牲，我們要使每一個人，每一塊地，都成為灰燼。我們如不犧牲，那就隻有做傀儡了。曆史上的元滅宋、清滅明，這兩次被外族侵略而亡，不是侵略者能使我們四萬萬人被殺盡，能將我們的土地毀盡，而是我們死了幾個有血腥的人之後，大多數沒有血腥的人，將自己的身體連同所有的土地，都進貢給侵略者，以為富貴之地。所以我們必定要強製我們的同胞一齊犧牲，不留一個傀儡的種子。無論是通都大鎮，無論是荒村僻壤，必使人與地俱成灰燼。我們犧牲完了，我們抵抗之目的也達到了。”汪精衛的話很不動聽，但他講的卻是實話：中國是弱國，絕無打敗日本的可能，所以中國的抗戰結局隻能是兩條路，犧牲和投降。如果後來沒有美國參戰，中國和日本進行單獨較量的話，結局隻能是犧牲和投降兩條路。在抗戰的開始階段，西方列強對中日戰爭大都持旁觀態度，隻有德國願意出麵調停。中國要求《九國公約》的簽字國開會討論製裁日本違反《九國公約》的侵略行為。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３日，《九國公約》簽字國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舉行會議，會議特邀的蘇聯代表表示支持中國，主張各國對日本進行集體製裁。但美國代表卻說：“既然日本政府已由德國出麵調停，美國政府認為中國代表的態度不要偏激，以免影響調停，刺激日本。”美國代表還建議中國應該：“公開宣布消除抵製日貨，保護日僑生命財產，與日本進行經濟合作，避開談論恢複戰前國土原狀的問題，前景還是樂觀的。”

　　英國代表表示：“英國政府將與美國采取完全一致的步調。”意大利代表則公然為日本辯護：“在戰事發生中，很難確定誰開的第一槍，這個責任便屬誰的問題，意大利打算譴責衝突的任何一方。”最後會議僅通過了一份宣言，指責日本在華行動違反了《九國公約》，建議日本停止軍事行動，但隻是一紙空文，毫無任何製止日本侵略的措施。所以當時汪精衛對抗戰的悲觀看法並不太離譜，中國抗戰勝利不過是趕上運氣好的險勝，在１９３７年的時候，誰又能預測到八年後中國會沾美蘇之光成為戰勝國呢？

　　汪精衛還有一些話不便公開講，他私下說：別看現在全國一致高喊“徹底抗戰，犧牲到底”的口號，實際上真的準備為國家犧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幾？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犧牲，但他們內心裏犧牲的概念是讓別人去犧牲，而並不是自己犧牲。為什麽大部分人不肯講出不願犧牲的老實話？是因為他們害怕賣國的罪名，害怕承擔亡國的責任。中國後來抗戰的結果，的確應驗了汪精衛的分析，大多數人都以保全身家性命為第一目標，真正勇於流血犧牲的人是極少數。

　　中華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不準投降”，中國人可以原諒臨陣脫逃的逃兵，卻絕不原諒向敵人投降的降兵，這與西方國家正好相反。在西方國家中可以原諒向敵人投降的降兵，卻絕不原諒臨陣脫逃的逃兵。西方人認為在無力抵抗的情況下向敵人繳槍投降，也算盡到了軍人的責任，不算什麽可恥之事。而臨陣脫逃則是逃避軍人的責任，是軍人最大的恥辱。二次大戰中西方戰場上降兵很多，逃兵卻很少；而中國戰場上降兵很少，逃兵卻很多，這也反映出東西文化的差別。

　　蔣介石也明白中國不可能打敗日本，隻有借助第三國的軍事力量對抗日本。但借助外國軍隊打日本也是非常危險的一步棋，這就是所謂的“引虎趕狼”，外國軍隊不會無償幫助中國打仗，其索要的代價可能也非常高昂。後來蘇聯出兵東三省幫中國趕走了日本人，但作為代價中國不得不將外蒙古交給蘇聯，外蒙古獨立也正是蔣介石借助第三國抗日所付出的代價。

　　現在看來，中國和日本主和派的下場都不妙，在日本，主和的犬養毅首相被殺，後來還陸續有多位主和派高官被殺；在中國，主和的汪精衛被刺幾乎喪命，主和派的唐有壬等人也遭暗殺。在當時的情況下，對於一個高官來說，做少數的主和派要比做多數的主戰派需要更大的勇氣。因為主戰派高官們號召別人流血犧牲，自己並不需要直接上戰場，並沒有什麽生命危險，而做主和派卻要冒被狂熱主義者暗殺的生命危險。

　　日本在戰爭時，也是一片主戰的狂熱叫囂，但主戰派盡管主張戰爭，卻不能保證戰爭的勝利。日本戰敗遭到割地賠款的苛刻製裁後，主和派方得以“平反”。人們才開始後悔當時沒有聽從主和派的勸告，才開始批判當年那些不負責任的主戰言論。由於中國有幸成為戰勝國，現在我們可以輕鬆地批評當年主和派的賣國求榮，可是我們如果理解當時主張和解妥協甚至要冒生命危險的話，我們也許就不會輕易批評他們主和是為了賣國求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