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男孩
認明究竟空，達到無所求, 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身如琉璃，內外明澈，淨無瑕穢
不懂經 2025年8月25日 09：44
“我們的美元，你們的問題”：
1971年，時任美國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John Connally）麵對歐洲多國財長，說出了一句載入史冊的名言：“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卻是你們的問題。”
這句傲慢的回應，發生在“尼克鬆衝擊”的背景下，即美國單方麵宣布停止美元與黃金的直接兌換，實質上瓦解了布雷頓森林體係。
二戰後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係，是以美元和黃金掛鉤為基礎，各國貨幣則與美元掛鉤，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國際貨幣秩序。
但是，由於越南戰爭的巨大開支和國內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美國出現了嚴重的國際收支逆差和通貨膨脹。
各國央行，特別是歐洲國家，開始懷疑美國是否有足夠的黃金儲備來支撐其承諾，紛紛要求將手中持有的美元兌換成黃金，導致美國黃金儲備急劇流失。
1971年，尼克鬆做出關閉黃金兌換窗口的決定，雖然目的是維護美國自身的經濟利益，卻讓其他國家陷入困境。它們手中持有的巨額美元儲備瞬間失去了黃金的“錨”，麵臨著巨大的貶值風險。康納利的言論正是在這種情境下，對歐洲國家的憤怒和擔憂作出的強硬回應。
康納利的這句話，精準地揭示了美元在全球金融體係中的霸權地位，以及由此衍生的不對等國際貨幣關係，它之所以經典，在於它通俗地揭露了幾個核心的經濟和政治金融學概念：
1. 美元霸權與“囂張的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這是由法國前財政部長瓦萊裏·吉斯卡爾·德斯坦創造的術語，指美國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所享有的獨特優勢。
美國可以用本國印製的貨幣向全世界購買商品、服務和資產，而無需擔心外匯儲備不足。當美國出現貿易逆差時，本質上是通過輸出美元來彌補的。這種特權使得美國能夠維持比其他國家更高的消費水平和軍事開支。
2. 特裏芬難題（Triffin Dilemma）：經濟學家羅伯特·特裏芬早已預見到這一矛盾。他指出，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美元必須保持幣值穩定以贏得全球的信任；
但同時，為了滿足全球經濟增長對流動性的需求，美國又必須持續輸出美元，造成國際收支逆差。長期的逆差必然會動搖人們對美元的信心，從而形成一個兩難的困境。尼克鬆的決定正是這一難題爆發的直接體現。
3. 政策自主性與風險轉嫁：康納利的話也揭示了美國利用美元地位將國內經濟問題的成本向外轉嫁的能力。例如，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加息或降息）不僅影響美國經濟，更會通過資本流動和匯率變化，在全球範圍內引發金融動蕩。
當美國為應對國內通脹而大幅加息時，往往會導致全球資本回流美國，使其他國家麵臨貨幣貶值、資本外逃和債務危機的風險。反之，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又可能向全球輸出過剩的流動性和通脹壓力。
“我們的美元，你們的問題”，這句話自從說出來，有腦子的人就不會忘記。它不僅是一句曆史性的外交辭令，更是對戰後至今國際貨幣體係權力不平衡的深刻洞察。
它精辟地闡釋了美元體係賦予美國的巨大戰略優勢，同時也讓世界其他經濟體不得不長期麵對由美國國內政策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和外部風險。
如今，美國大搞穩定幣，其實是對後布林頓森林體係的又一次“尼克鬆衝擊”。
《我們的美元，你們的問題》（OUR DOLLAR, YOUR PROBLEM: An Insider's View of Seven Turbulent Decades of Global Finance, and the Road Ahead），也是肯尼斯·羅格夫 (Kenneth Rogoff)不久前出版的一本新書。
羅格夫曾經是一位職業的國際象棋選手，後來進入耶魯大學讀書，然後在麻省理工學院拿到經濟學博士學位，他目前擔任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並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擔任首席經濟學家（2001-2003年）。
羅格夫的研究領域廣泛，尤其在國際金融、宏觀經濟政策、匯率、債務問題等方麵有深入研究和重要貢獻。他因其對金融危機、國際收支以及經濟增長等問題的深刻洞見而聞名。
最近，羅格夫在老牌帝國主義雜誌《外交事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美國即將到來的崩盤》（America’s Coming Crash）。其中提到，“‘百年一遇’的美國債務危機並非天方夜譚。”
格羅夫指出，債務和金融危機往往恰好在以下情況發生：一個國家的財政狀況已經岌岌可危，利率高企，政治陷入癱瘓，並且一個突發衝擊讓政策製定者措手不及。美國已經符合前三個條件，所缺的隻是一個衝擊。而“即使美國能避免徹底的債務危機，其信譽的大幅削弱也將產生深遠影響。”
《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是美國享譽全球的外交及國際關係領域期刊，自1922年創刊以來，該雜誌便成為塑造美國外交政策、引領全球戰略思維的重要平台，被譽為國際關係領域的“聖經”和思想策源地。
在該雜誌的百年慶典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提到，許多對美國外交政策產生深遠影響的思想都源於《外交事務》，例如喬治·凱南關於遏製蘇聯的著名“X”長文。他強調，該雜誌一直是探討美國乃至世界所麵臨最複雜、最重要議題的核心平台。
以下是肯尼斯·羅格夫在《外交事務》的全文編譯。
America’s Coming Crash
Will Washington’s Debt Addiction Spark the Next Global Crisis?
美國即將到來的崩盤
華盛頓的債務成癮會引爆下一次全球危機嗎？
作者：肯尼斯·S·羅格夫（Kenneth S. Rogoff）
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裏，世界其他國家一次又一次帶著驚歎的眼光，看美國如何靠舉債化險為夷。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政府，美國都比幾乎任何國家更激進地動用債務去打仗、應對全球衰退、疫情和金融危機。
盡管美國公共債務一再攀升，淨債務如今逼近國民收入的 100%，國內外債權人卻毫無“債倦”。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的多年裏，國債利率超低，許多經濟學家由此相信利率會長期維持在低位。於是，財政赤字（靠新增舉債融資）幾乎成了“免費午餐”。
每次危機後，債務與收入之比都會大幅跳升，但似乎根本無須為下一次危機預作儲備。鑒於美元被視為全球首屈一指的安全且高流動性資產，全球債市投資者總是樂於在不確定性高、安全資產稀缺的危機時刻，再吞下一大堆美元債。
最近幾年，這些假設遭到嚴重質疑。
首先，債券市場沒那麽“聽話”了，10 年期和 30 年期美國國債的長期利率明顯上行。美國的總債務如今接近 37 萬億美元，約等於其他所有主要發達經濟體的總和，對一個大債務國來說，更高的利率傷害極大。平均付息率每上升 1 個百分點，政府每年就要多付約 3700 億美元利息。
2024 財年，美國國防開支為 8500 億美元——全球第一——但利息支出更高，達 8800 億美元。到 2025 年 5 月，所有主要信用評級機構都已下調美國主權債務評級。全球持有萬億級美元資產的銀行和外國政府越來越擔心美國財政政策“脫軌”。而 2010 年代那種超低融資利率在可見未來重現無望，更讓形勢雪上加霜。
不存在什麽靈丹妙藥。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將高利率歸咎於美聯儲是嚴重誤導。美聯儲能控製的是隔夜利率；而更長期的利率由龐大的全球市場決定。如果美聯儲把隔夜利率壓得過低，市場預期通脹會上升，那麽長期利率也會走高。
畢竟，出乎意料的高通脹等於“部分違約”，因為投資者拿回的是購買力被稀釋的美元；一旦通脹預期升高，投資者自然要求更高回報作為補償。政府設立獨立中央銀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安撫投資者對通脹的擔憂，進而壓低長期利率。如果特朗普政府（或任何政府）削弱美聯儲獨立性，最終隻會推高政府借款成本，而非降低。
對持有美國國債的安全性產生懷疑，也引發了對美元的質疑。幾十年來，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幫美國以更低利率融資，幅度或達 0.5—1 個百分點。但在美國債務激增、對美政策前景不確定的大背景下，美元地位不再牢不可破。
短期內，全球央行和海外投資者可能會限製其美元資產總量。中長期看，美元可能被人民幣、歐元甚至加密貨幣分走份額。不論哪種情形，海外對美國債的需求都會縮水，進一步推高利率，使“填坑”的算術更難。
特朗普政府已經暗示，如果掌控美聯儲不奏效，還會采取更激烈的做法來應對利息負擔攀升。
所謂“海湖莊園協議（Mar-a-Lago Accord）”，由史蒂芬·米蘭（Stephen Miran，現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CEA〕主席）在 2024 年 11 月提出的一項策略，建議美國可以對持有萬億級美元資產的外國央行和財政部選擇性違約。
無論這項方案是否被認真對待，其存在本身就驚擾了全球投資者，而且不太可能被遺忘。美國國會在 7 月通過的大型稅收與支出法案中，曾提出一個條款，賦予總統對特定外國投資者征收 20% 稅率的自由裁量權。盡管該條款最終被移除，但這無疑是一個信號：一旦財政吃緊，類似做法可能卷土重來。
在長期利率大幅上行、公共債務逼近二戰後峰值、外資更趨謹慎、政界缺乏收緊舉債的意願之下，“百年一遇”的美國債務危機並非天方夜譚。
債務和金融危機往往發生在財政已然脆弱、利率居高、政治陷入僵局之際，隻待某個衝擊讓決策者措手不及。美國這三項幾乎都已“中獎”；差的隻是那個衝擊。即便不爆發赤裸裸的債務危機，信譽的驟降也會造成深遠後果。
決策者必須緊急認清這些情境如何發生、為何發生，以及政府擁有哪些工具可以應對。從長期看，一場嚴重的債務危機，或更可能出現的通脹螺旋，都可能讓美國經濟陷入“失去的十年”，大幅削弱美元的主導地位，動搖美國的國力。
他們的錢，我們的利（THEIR MONEY, OUR GAIN）
必須認識到，特朗普政府的經濟政策是助燃劑，而非美國債務問題的根本成因。故事要追溯到 20 世紀 80 年代的總統羅納德·裏根。
那是一個赤字時代，當時美國債務與 GDP 之比僅為今天的三分之一。正如迪克·切尼（Dick Cheney）在小布什政府時期所言：“裏根證明赤字無關緊要。”21 世紀裏，兩黨似乎都奉此為圭臬，盡管債務負擔已遠比當年更令人擔憂。
以 2024 財年為例，拜登（Joe Biden）政府的財政赤字達 1.8 萬億美元，占 GDP 的 6.4%。除去全球金融危機和疫情初年，這是和平時期的新紀錄，略高於前一年的 6.1%。如果不是兩位中間派民主黨參議員強力抵製、壓縮了部分擴張性法案規模，拜登的赤字本會更大。
2024 年競選期間，特朗普痛批拜登的巨額赤字。但在第二任期內，特朗普自己也擁抱了類似規模的赤字。據國會預算辦公室CBO與負責任聯邦預算委員會CRFB的獨立預測，整個十年將維持在 GDP 的 6%—7%。CRFB 預計，到 2054 年美國債務與 GDP 的比率將升至 172%；若相關法案條款永久化，該比率可能高達 190%。
特朗普及其經濟團隊稱，這些預測過於悲觀——增長預期太低、利率預期太高。更高的增長會帶來更多稅收；更低的利率會降低債務利息負擔。若兩者成真，赤字會縮小，債務與收入之比將下行。
2025 年 1 月，CBO 預測未來十年年均增速為 1.8%；而政府給出的數字是 2.8%。差異巨大：如果年均增速為 1.8%，經濟規模（以及稅收）約每 39 年翻一番；若為 2.8%，則約每 25 年翻一番。對特朗普而言，這樣的高增長假設讓“大而美”的 7 月法案更易“自我融資”。
這種增長設想並非全無根據，但與 7 月“大而美”法案的所謂效應關係不大。許多頂尖技術專家堅信，隻要政府不橫加幹預，人工智能公司將在十年內實現人工通用智能，即模型能在廣泛複雜的認知任務上媲美或超越人類專家，從而引爆生產率。
AI 的進展確實驚人，經濟影響很可能深遠。但在中期，AI 的廣泛落地會受到多重瓶頸製約，包括超高能耗、數據監管和法律責任等。更重要的是，AI 將使一些行業裁撤大量崗位，公眾不滿可能促使民粹政治推動限製措施，再疊加已經開打的混亂關稅戰、對合法移民的嚴限、以及科研經費削減——這些都會顯著放緩 AI 對增長的拉動。
無論 AI 革命何時、如何展開，另一場重大經濟衝擊也很可能不遠了。新冠疫情期間，短暫衰退及政府大規模應對使債務增加約合 GDP 的 15%；全球金融危機期間，這個數字更接近 30%。
合理假設，未來五到七年內，會再出現接近此量級的衝擊——比如網絡戰爭乃至全麵軍事衝突、氣候災難、另一場金融危機或大流行。較為溫和的 CBO 增長預測，或許就是在“AI 帶來奇跡增長”的概率與“新衝擊來襲”的概率之間作出的現實平衡。
債務增長速度還取決於利率。CBO 估計，到 2055 年政府需支付的平均利率為 3.6%（綜合了短債與長債的融資成本）。對此，特朗普政府同樣認為 CBO 過於悲觀。
總統似乎相信，經濟能回到他第一任期那樣的極低利率狀態，當時平均利率不到當前的一半，通脹也很溫和。否則很難解釋他為何敦促美聯儲將政策利率一口氣下調多達 3 個百分點。
不能全盤否定特朗普的看法。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有數名成員就曾在展望中位路徑時給出更低的政策利率。可截至 7 月下旬，30 年期美債收益率接近 5%，市場並未發出長期利率將大幅下行的信號。
若長期利率維持在此附近，繼續推高債務的風險就很真切，尤其當下美國經濟最大的“危機”其實是政治性的。
“魔山”（MAGIC MOUNTAIN）
華盛頓遲遲不正視債務失控，部分源於過去二十年間走紅、卻被高估或誤讀的經濟理論。
現代曆史上，審慎的債務管理通常意味著：在平穩增長期把債務與 GDP 之比往下拉，以便為下一場危機儲備財政彈藥。19 世紀，英國一戰再戰，戰間期修複財政。
同樣，美國在二戰期間債務占比極高，但戰後迅速回落；既然剛打完兩次世界大戰，決策者擔心第三次隨時可能到來。為支付朝鮮戰爭成本，艾森豪威爾（Eisenhower）政府著名地選擇加稅，而非主要依賴舉債。然而，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長期低迷的利率，讓不少經濟學家開始質疑這套“教科書”。
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提出的“長期停滯（secular stagnation）”理論影響深遠。他認為，由於人口結構、低生產率增速、全球需求慢性疲弱等因素，真實利率將長期維持低位。
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與奧利維耶·布蘭夏爾（Olivier Blanchard）等人則指出，在“長期停滯”的陰雲下也有“銀邊”：穩定的低利率允許政府更有力地運用財政政策，而無需太擔心成本。常態化的經濟增長會不斷推高稅收，足以覆蓋緩慢上升的國債利息——至少從長期平均來看是如此。
2010 年代的利率圖景甚至美好到，一些經濟學家（包括現代貨幣理論的擁躉）主張，即便經濟強勁增長，也可以放心擴大赤字。進步派政客如亞曆山德裏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OC）與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就擁抱了此思路，把赤字當作低成本的“社會投資”資金來源，包括宏大的氣候政策與縮小不平等的舉措。
公平地說，民主黨內部並非鐵板一塊。拜登在為進步優先事項“放量赤字”的同時，也明確表示希望通過加稅在長期內埋單；若參議院民主黨席位更多，他也許會做到。
相較之下，共和黨政府繼續宣稱：若赤字用於減稅，問題不大，因為更高的增長最終會把赤字變成盈餘。盡管這種說法被普遍視作誇大，但華爾街在內的普遍看法是，即使減稅帶來的額外增長不夠，“超低利率”也會來救場。
隨著債務爭論高度政治化，質疑“利率永遠低”正統觀的經濟學家不是被冷落，就是被忽視。然而，回望利率的長期曆史，回到更高利率本就是一個清晰、且很可能的路徑。
以十年期通脹掛鉤美國國債的收益率為例（常用作衡量經濟真實利率的指標）：從 2007 年 9 月到 2012 年 9 月下行了約 3 個百分點。如此幅度，難以用“人口與生產率等緩慢趨勢”來解釋。更合理的解釋是：全球金融危機及其後遺效應。而按以往金融危機的經驗，這些效應終將消退，因此“超低利率時代”終結也在情理之中。
誠然，部分壓低利率的因素如今仍在，比如多數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但也有很多理由認為：長期利率在相當長時期內會更高。最重要的是，全球政府債務爆炸式增長。
在一體化資本市場中，這會對美國利率施加強勁上行壓力。比如，G7 的平均淨債務/GDP從 2006 年的 55% 升至今天的 95%。事實上，美國還不是“最差生”：日本淨債務為 134%（其總債務高達 GDP 的 235%）；意大利 127%；法國 108%；美國 98%。
其他推動利率上行的因素還包括：多數國家民粹政黨的崛起及其主張的擴張性內需支出；AI 對電力的“巨胃口”，引發需要融資的大規模投資需求；關稅戰與全球貿易裂解，迫使企業重投回流本土（reshoring）、並大量舉債；以及適應氣候變化與災害應對的成本不斷上升。
盡管一些經濟學家已開始反思 2010 年代那些“誘人的假設”，但華盛頓鮮有覺醒。在高利率、高債務、政治動蕩與央行獨立性受挑戰並存的時代，一次新的經濟衝擊，完全可能引發廣泛崩塌。
大“抑製”（THE GREAT REPRESSION）
美國債務危機如何、何時爆發，如今就是那個“37 萬億美元的問題”。一種情境是：投資者對美債的信心突然塌方——正如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首席執行官傑米·戴蒙（Jamie Dimon）在 5 月警告的“債市裂縫”，即利率的驟升暴露出更大的問題。
這並非誇張；債務危機常常在看似風平浪靜中醞釀，經久不發，猛然爆裂。另一種情境是：出於資金安全的擔憂，投資者在數月乃至數年裏，逐步抬高美債收益率。
利率上升本身不等於危機。但如果是債務擔憂驅動，它會壓低股價與房價，讓企業投資更難，抬升政府利息負擔。若過程緩慢，政府尚有應對時間。若不果斷行動——典型做法是迅速縮小當期赤字，並可信地承諾財政整肅，市場就會聞到“血腥味”，利率更上層樓，政府需要做出更大的調整來穩住局麵。
在這種“高息—高債煉獄”裏，企業與消費者信心低迷，增長停滯。美國慣常的“巨額赤字刺激”很可能適得其反，反而推高利率。若要在不實施“斷頭台式緊縮”的前提下脫身，政府幾乎一定會動用那些通常與新興市場相關的“非常規”工具。
一個選項是公開違約（legal default）。美國並非沒有前科。
1933 年，富蘭克林·羅斯福廢除了美國國債中的“金條款”，該條款保證債權人可按每盎司 20.67 美元的價格選擇“以金兌付”。次年，美元對黃金的官方比價被設為每盎司 35 美元，美元大幅貶值。
1935 年，最高法院在一宗高度爭議的判決中認定，羅斯福對公共債務金條款的廢除構成違約。但在總統強大政治壓力下，法院同時裁定債權人無權索賠，因為“並未受損”。真是如此嗎？對全球把美債視作“和黃金一樣安全”的央行而言，1933 年的違約相當痛苦。
考慮到美國可以“印鈔”，而非拒絕兌付，更簡便的做法是通過高通脹實現部分違約。當然，美聯儲的獨立性是個障礙，但在真正的危機中並非不可逾越。美聯儲獨立性並非憲法規定，總統有不少辦法誘導其降息。
第一是任命一位相信“大幅降息符合國家利益”的主席，即便這會帶來通脹。但此法有上限：主席任期 4 年，最高法院在 5 月的判決中表示，總統不能因政策分歧解雇主席。
此外，主席隻是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的主席，該委員會由 7 名理事（華盛頓）、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及其他 11 家地區聯儲中輪值的 4 名行長組成。這些席位更迭不頻繁；理事完整任期為 14 年，2026 年才一定會空出一個席位。
若國會配合，總統能做得更多。例如，國會可在“國家緊急狀態”（包括債務危機）下授權財政部來設定美聯儲的短期利率目標。這與二戰及戰後初期的做法大致相似。
國會還可以“增員”聯邦儲備委員會，就像羅斯福 1930 年代威逼最高法院那樣。一場如此規模的“白宮 vs. 美聯儲”之戰，將把美國帶入未知領域。即便美聯儲就範、大幅降息，通脹也不是“免罪金牌”。
像一戰後德國那樣的惡性通脹，固然能把政府債務“一筆勾銷”，但也會摧毀經濟，委內瑞拉與津巴布韋的經曆曆曆在目。更現實的是，幾年“1970 年代式”的高通脹——1979 年美國通脹率曾超過 14%——會嚴重打擊長期債券的價值，但對短期債務作用較小；短債到期後還得以更高利率再融資。而這種持久的通脹衝擊，極可能嚴重損害美國與全球經濟。
管理通脹效應的一種方式，是與金融抑製（financial repression）聯用。該策略通過銀行、養老金、保險公司等金融部門“塞入”公共債務，中央銀行也會大舉買入。
通過打造龐大的“債務俘虜市場”，政府能壓低利率，顯著降低“資金出逃”的概率。若再配合限製居民與機構可持有的其他資產，或施加利率管製，效果更猛。這並不稀奇：現代史上，全球政府普遍使用金融抑製。
二戰後，各國大量依靠金融抑製，配合通脹“消化”巨額債務。若無金融抑製，1945—1955 年美國的債務/GDP 可能還會繼續上升；實際上卻下降了逾 40%。在英國等國，效果更為顯著。今天，該策略在新興市場尤常見；歐洲在歐債危機中也靠金融抑製維係歐元，日本的規模更大——僅日本銀行（Bank of Japan, BOJ）持有的日本國債，就接近該國年收入的 100%。
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國也通過金融監管與美聯儲購買長期國債實施了一定程度的金融抑製。必要時還可做得更多。金融抑製在高通脹環境下尤其“給力”，因為按常理，市場會在高通脹時抬高國債利率。
另一方麵，金融抑製會擠占銀行對私營部門創新企業的融資，損害長期增長。日本過去數十年的低迷，並非全由金融抑製導致，但它絕對是重要因素之一。
正如日本經驗所示，金融抑製並非美國的萬靈藥。它主要“收拾”國內儲戶和金融機構——這些主體不易逃避“隱性稅”。若華盛頓大規模使用，持有近三分之一美國債務的外國投資者會試圖撤離；若不訴諸赤裸裸的違約，想攔也難。
此外，美國高度依賴金融部門驅動其超強的創新能力。正如通脹成本更多落在低收入群體身上，金融抑製的負擔也是如此，因為富人更容易找到“繞行”。
除了違約、緊縮、通脹與金融抑製之外，近來還有一條尚未完全看清利弊的新路徑——穩定幣。
與價格劇烈波動的比特幣等傳統加密貨幣不同，穩定幣與美元錨定，通常 1:1。2025 年通過的新立法，為美國本土美元穩定幣設定了更清晰的監管框架：要求發行方持有足以（幾乎）應對全麵擠兌的資產組合，包括美國國債與聯邦擔保的銀行存款。
這可能打造出一個“穩定幣池子”，其發行方長期持有大量短期國債。若穩定幣分流了原本會進銀行的資金，它們就成了把銀行存款“引到”國債上的後門。目前尚不清楚該法案到底會增穩還是添亂，因仍存在多項未決問題：比如穩定幣的擠兌風險、如何審計其流通以防犯罪或逃稅等。
原則上，美聯儲也可以發行自己的“穩定幣”，即央行數字貨幣（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CBDC）。這同樣會與銀行存款競爭，並把儲蓄導向國債，除非這些資金反過來用於對私營部門放貸——但這會引發新的問題。
與私人穩定幣不同，央行數字貨幣由美國政府信用背書，交易追蹤問題也較小。另一方麵，競爭性的私人穩定幣很可能更具創新性。
盡管上述應對高債務的工具都不算“好看”，但政府仍必須認真思考。既要為下一次衝擊做好準備，也要讓政界認識到：如果繼續以為美國“絕不會”發生債務危機，會發生什麽。
帝國的終結（END OF AN EMPIRE）
太久以來，華盛頓的默認姿態就是：對巨債視而不見，指望增長與低利率的“奇跡回歸”自行解決問題。
但美國正逼近一個關口：國家債務不僅會破壞經濟穩定，還會動搖支撐其全球權力的基石——包括軍事開支。後者是美國自二戰以來維係美元在全球金融體係中強勢地位的重要杠杆。無論是 16 世紀的西班牙、17 世紀的荷蘭，還是 19 世紀的英國，現代史上，沒有哪個國家能在不是超級大國的情況下長期維持其貨幣主導地位。
美國或許能躲過債務危機，特朗普團隊與進步派經濟學家所寄望的“更高增長抵過更高息”的劇本也許會成真。但兩黨在 21 世紀頭 25 年裏的債務政策，實質上是在長賠率上下注，尤其當美國還想在本世紀餘下時間繼續扮演主導力量時。
以當前赤字軌跡，要維持那種“無論債務多高，都不影響我們應對金融危機、疫情、氣候災害與戰爭能力”的信念，已愈發困難。債務無疑也會拖累增長。
我們無法預測美國債務問題何時、以何種方式爆發，以及後果如何：難以下咽的緊縮、高通脹、金融抑製、部分違約，或這些的組合。
強有力的理由表明，通脹很可能會像 1970 年代那樣扮演重要角色。不管怎樣，債務危機都會擾亂美國、全球經濟與美元儲備地位。若放任不管，它將侵蝕美國的世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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