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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張維迎
追求一種沉思的生活
《華夏時報》:你在學術上和價值理念上所堅持的理想和你所追求的目標,現在和過去有什麽不同?
張維迎:我不太願意講這些東西。我越來越覺得,我可以為這個社會的進步,做出一些事情,這些事情可能至少是超越我原來所想象的一些東西。有人追求權,我對於權力的欲望比較低。有人追求利,我對於利,也不是特別感興趣。這方麵,我覺得我能夠把持住自己。對那些東西,我看得比較淡。也有人追求一種名,還有人追求一種寵:政府的寵,老百姓的寵,媒體的寵,我對這些東西,也很防範。我現在追求的,真的是一種內心的充實、坦蕩。
我不知道我該怎麽講清楚這個問題,隻是我覺得,很多在別人看來是重要的事情,對我並不重要。
我還是會堅守自己,也就是永遠保持一顆自由的心,努力不讓外界的幹擾動搖自己,更不要說扭曲自己,以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我隻是覺得,人就應該這樣活著,就像亞裏士多德的那種定力,追求一種沉思的生活。
亞裏士多德說,人有三種生活,一種叫享受的生活,一種叫政治的生活,一種叫沉思的生活。享受的生活,是指我們人七情六欲的東西,要有錢、有房子、吃好穿好,等等。政治的生活是說人追求一種權力、一種榮譽的生活。現在很多企業界人士就是這樣,在以一種好勝心做企業。政界人士也是這樣,他們勾心鬥角,不一定是因為對現在的位置不滿,而是因為他不那樣做,別人就可能把他弄下去。因此,他是為了捍衛自己現在的地位才那樣做。沉思的生活,是人的理性的最高追求,是我們在思考,在努力理解這個世界,有一種看戲的心態。我喜歡的,是這種生活。我認為這種生活正如亞裏士多德所說,是最好的生活。
享受的生活,很多動物都有同樣的生活。爭強好勝,取得榮譽,基本上是人類的,但動物也有一定程度的爭強好勝。隻有沉思,隻有這種理性的思考,隻有這樣一種對知識的追求,才是人類特有的。所以,這是我追求的生活。
以很多先哲為學習榜樣
《華夏時報》:除了亞裏斯多德,還有哪些古代思想家對你的學術獨立性有影響?
張維迎:無論在東西方,很多人類的先哲,都是我學習的榜樣。
比如我常想,孔子這個人,即使在當時也沒有人否認他有大智慧,但肯定有人認為他“傻”。他為什麽到處碰壁仍然堅持自己的理念?因為他認為這就是他,別人勸告他的那些事情,他不是不明白,而是不屑於。隔了兩千多年之後,我們可以想象他曾麵臨這個問題,今天,我們也同樣麵臨這個問題。當然我們沒有他那麽偉大,我們很平凡。但平凡的人,同樣遇到這個問題。一般人在權力、金錢、名聲等種種很多誘惑麵前很難堅守,能夠堅守住的很少,所以,他們令人敬佩敬仰。
再比如蘇格拉底,他到處給人講課,但不收錢。所以有人對他說,蘇格拉底,你確實是個正義的人,但絕不是個明智的人,因為你的知識分文不值。蘇格拉底回答說,我要保持我的自由,如果我收了他的錢,我實際上變成他的雇員、他的奴隸,但我保持我的自由,我可以選擇我的授課對象,我還可以交朋友,這些比金錢報酬那個東西更有價值。我認為他是我們做學問人的一個榜樣。
盡管我是特別捍衛市場經濟,堅守市場經濟的理念,但坦率地講,作為我個人的行為,至少不是普通人所理解的那樣,我認為人世間真正最寶貴的東西,是不能定價的,是無價的。凡是有價的,市場上能夠買到的東西,都不是最珍貴的東西。所以,這也是我所堅守的一點。比如我去不去哪裏講課,完全看我是不是喜歡,與給不給報酬,給多少報酬,沒有關係。我要保持我的自由,我不是任何人的雇員。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越來越明白這一點。
有很多媒體向我約稿,或者要為我開專欄,但我從來不接受約稿,不寫專欄文章——除了早期有過一兩次。我認為自由是最重要的,我不想讓任何人束縛我。否則就可能有媒體會對我說,日期到了,約定的稿子還沒交啊,那樣我覺得會打破我的自由。我隻是覺得應該按我的本性去生活,而沒有貶低任何人的意思。無論是想當官的,想賺錢的,想出名的,隻要正當,都是好的,至少是無可非議的。我有時候覺得,我們真的應該感謝那些貪婪的人,他們因為貪婪忍受了許多痛苦,但給我們生產出了很好的產品。當然,如果不是按照正當的方式,無論賺了錢,還是當了官、出了名,則都沒什麽可羨慕的。
亞當·斯密說,我們人類的很多痛苦來自對三種狀態下的差距估計過高:貧窮與富有之間的區別;私人職位和公眾職位之間的區別;寂寞無聞與德高望重之間的區別。理性地講,其實真的沒有那麽大的差距。所以,人是什麽?人一定要有他的獨立性和他的自由。當然,他必須受到社會的道德約束,做任何事情必須以不損害別人為前提條件。
但在現實中我們往往很難去判斷什麽時候損害了別人的利益,但至少在動機上,要有這樣一個約束。
遵行始終一致的思想邏輯
《華夏時報》:你的學術成就似乎與你獨立和自由精神有關?
張維迎:這個問題幾年前我從沒有思考過。現在經常有朋友像你這樣跟我交流,所以,我就想,我在過去30年發表的很多觀點在邏輯上前後是一致的和連貫的,為什麽?坦率地講,做到這一點確實不容易。如果寫文章、發表觀點,是想賣給帝王家,或者隻是想邀寵,那就一定會迎合當時政治需求和社會風尚,這樣就很難保持前後一致性。我從來沒有想過寫個東西期待某個領導批示,也從來沒寫過任何所謂奏折,即使當年在國家體改委工作的時候,我也從來沒有這樣做過。我真的是怎樣想的,就怎樣講。為什麽會這樣?我也不知道。
我猜,這可能與我的家庭環境有關。因為我父母沒文化,不識字,他們其實不知道我在講什麽說什麽,所以這方麵對我的幹預幹擾比較少一點。盡管很多朋友、老師勸告我,在中國,有很多敏感的事情,你最好不去碰它,即使你這麽想的,也不能這麽講。這是大家認同的一個基本道理。包括媒體,也是這樣。
《華夏時報》:談談你的思想理論體係及其來源吧?
張維迎: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告訴你,我還相信我們人類有一點思辨能力。
我1983年寫1984年發表了關於企業家的文章,但我沒有在企業工作過。後來一些比較大的企業的老總對我說,他們一開始不認識我,但看了我文章以後覺得,作者對企業太了解了,一定是從企業出來的。認識我之後發現我從沒在企業工作過,於是很驚訝。因此,我相信我們人類有一種理性的、邏輯的力量。如果我們對於人性有比較準確的把握,是可以推理的。當然我不是說,反對搞調查研究,但要知道,有很多現象是容易迷惑人的。我覺得我更擅長邏輯分析,也許我的東西太邏輯化了,很多東西如果在邏輯上走不下去,我不會相信它。如果在邏輯上能走下去,我就會相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