輝煌新說 2024-03-22 09:39
張維迎，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前身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聯合創始人，他是中國最早提出並係統論證雙軌製價格改革思路的學者。
第一個觀點想談談啟蒙。啟蒙的本意就是原來生活在黑暗當中，我們看不見，我們在一種愚昧狀態當中生活。
而啟蒙的核心就是“燈”，讓我們自己清醒，從愚昧當中解放出來。我們所謂的“愚昧”是什麽意思呢？就是不知道人究竟是什麽。
可以說，我認為現在大部分中國人，60%以上甚至於說99%，不把自己當人看。怎麽不把自己當人看呢？
人和動物之間最大的區別是什麽？不是吃喝拉撒，吃喝拉撒這些方麵動物都會有一般。生物性欲望的滿足方麵人和動物是一樣的。能把人和動物區分開來的，其實就是我們的思考，我們的自由意誌。這也是康德講的。
啟蒙就是要認識人就是人，人之所以跟動物不一樣就是有自己。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隻有有了自由，我們才活的有尊嚴。如果沒有自由，你就沒有尊嚴，這一點非常重要。
西方在幾百年前，尤其是十八世紀，無論是法國的啟蒙思想家，還是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或像德國康德這樣的人，他們做的就是這樣的工作，告訴人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權利，什麽樣是有人的尊嚴。
我們中國一直沒有經過這個階段，我們直到在一百多年前，特別是在甲午戰爭之後才認識到這個問題，所以開始了思想啟蒙。
但是這個思想啟蒙到了上世紀二十年代基本上就中斷了，被“一個主義”代替了中國人應有的啟蒙，然後一直持續到七十年代末期。改革開放以後好多思想界的人做了一些啟蒙性的工作，到1989年也中斷了。到現在仍然沒有經過真正的啟蒙，啟蒙在中國是一個“半拉子”工程，也就是一個“夾生飯”。
所有人類的創新，甚至於物質上的合作其實都是從觀念變來的。我在這幾年對傳統講的曆史唯物主義產生疑問，因為曆史唯物主義沒有解決人類的很多問題。比如說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有什麽樣的生產力就會有什麽樣的生產關係，這個東西是講不通的。
我們看一下人類的曆史，其實你的生產力、技術很大程度上是由上層建築來決定的，是由生產關係決定的。我們看一下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比較，最新一些技術的創新都出現在哪兒？出現在美國，而不是出現在中國。那麽我們唯一能找到的理由就是我們的產權製度約束了人們創造的自由。
甚至從一般的技術來講，其實就是由一個想法導致的。如果沒有自由思考環境的話是不可能的。比如新的電動汽車特斯拉為什麽在美國出現了，在中國為什麽出現不了？
在中國搞企業的人就會想這個事能不能去做，是不是符合法律的規定？這些約束性就導致很難有創造性的思想，更不用說社會科學這個行業了。
我在書裏麵談了好多例子，在這裏我也不多講了。由於我是搞經濟學的，大家知道經濟學家談的都是利益。主流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人隻受利益的驅動。我想這是一個悖論。
按照經濟學傳統假設的話，經濟學家說什麽與人們的行為沒有關係，因為人們最大化自己的效益、利潤。無論經濟學家主張什麽觀點，人家知道自己怎麽做，該怎麽做就怎麽做。所以有沒有經濟學家、有沒有經濟學都不影響社會。
但是，話說回來要經濟學幹什麽？我們之所以研究經濟學或其他的社會科學，就是我們相信理念在影響人的行為。再進一步講，過去經濟利益上的好多理解比較片麵。我們認為利益是一種客觀的，尤其是物質主義的利益。這種理解是錯誤的。我們好多對利益的理解是通過觀念進行的，或者說利益是由觀念構造的。
舉一個例子，好比幾十年前在中國被灌輸這樣一種理念，工人階級的利益跟資本家的利益是矛盾的，工人和農民的利益和地主的利益是矛盾的。
如果要追求利益的話首先要打倒資本家、地主階級，但是現在來看顯然這不是利益所在。當你打倒資本家的時候，全世界都是這樣，任何消滅資本家的地方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是最慘的，工人階級的利益是最沒有保障的。
再進一步看計劃經濟。計劃經濟完全是一種理念的產物，從馬克思最初對經濟的批判，到未來的社會應該是有計劃的協調機製，到最後斯大林，到中國搞計劃經濟。看起來我們都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這種理念錯了。
計劃經濟製度給人類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中國和蘇聯的災難是最慘重的，僅僅大躍進就幾千萬人餓死，這在和平時期真是不可想象。理念無論好或壞都會對人類發生重要影響，所以我們人類需要一種正確的理念去引導的。
第三個觀點，我想講的就是思想的重要性。人類新的理念、進步的理念，隻能是人類自身創造的。當然創造思想的人並不是平均分布，並不是像過去經濟學家講的那樣，所有的人都是一樣的。其實並不一樣，有一部分人比大部分人更善於思考，更能提出一些新的觀點來。這些新的觀點一開始是少數人提出的。這些人一定是很孤獨的，而且受到多數人的反對。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人提出的觀念不斷的被人們所接受。於是就變成了一種製度，我們就生活在其中。
我們知道，思想的自由競爭並不一定導致被普遍接受的思想一定就是最好的思想。因為要受到來自於人類本身無知的限製。我們接受一個觀點，最後也可能被證明是錯誤的。但是如果人類要避免犯巨大錯誤的話，不同的思想自由競爭是唯一的辦法。從曆史上來看，如果我們的思想市場是市場化的，非強製的，沒有一個思想可以長期的主導社會。
如果施加了一種強製，使某一種思想變得壟斷之後，就會遏製其他的思想，會對人類的生活造成影響。像我剛才講的計劃經濟，再往前講，像中國曆史上思想市場最好的時期是什麽時候呢？是在春秋戰國時期，那時候創造了燦爛的中國文化。但是到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就是否定儒家的思想，再到漢武帝的獨尊儒術，這種思想都是錯誤的，無論是肯定它還是否定它。從此之後中國的思想就非常單一，除了到南北朝期間比較混亂的時候有新的佛教又起來了。無論是扼殺或者是樹立壟斷地位，其實都是對思想市場的破壞。
但是在後期文藝複興之後不同的思想出現了，這才導致了他們的進步。這一點用在今天也非常重要。如果總是要追求一種思想，追求所有人有統一思想的話，中國不可能進步。所以思想市場非常重要。
我認為人類所有的自由裏麵最重要的自由就是思考的自由和言論自由。我們可以自己思考，但人類的思考如果僅僅是自己思考而不跟別人交流的話，你的思考不會達到一定深度的。
沒有其他任何的強權或反自由的東西，隻要允許人們思想的自由，可以避免人類很多的災難。
比如剛才講到的五十年代的大躍進，隻要可以實現思想自由，隻要每個人可以在媒體上自由表達自己意見的話，大躍進是搞不起來了。即使有人想發動，有人追隨，有人就會反對。我們會看到好多事實證明這個東西是不對的，那麽就會停下來。
改革開放前三十年，中國的好多災難都可以說是由於沒有思想市場、沒有思想自由。從這個意義上講，思想自由是人類所有自由當中最重要的東西。有了思想自由，專斷的、獨裁的權力其實都可以被摧毀。
反過來也可以這樣講，如果要維持一種絕對集權的話，限製思想自由和消滅思想市場就是必然的。這是我講的第三個意思。
第四個觀點，中國三十年的改革是功利主義主導的改革。兩百多年前英國經濟學家提出功利主義之後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功利主義講目標是第一的，為了目標可以不擇手段。隻要目標是正當的，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
在我們國家來講，這也是非常嚴重的問題。當然，經濟學家的目標是有一個社會福利或效率為導向。用在中國的話就是國家利益，隻要我們認為國家利益是神聖的，所有對人類其他權益的侵犯都是正當的。好比說我們認為國家利益就是要經濟發展、快速的發展，快速發展的話就要去建好多新的高速公路、廠房設備，這時候就要有拆遷。要拆遷的話，因為我的目標是正當的，所以用什麽手段拆遷都是次要的。中國的政策基本上是功利主義政策。經濟學家論證要市場，因為市場提高效益，所以也是功利主義的。
現在到了這個階段，要從功利主義轉向一種權利優先或權利主義。簡單來講，人類有一些基本的權利，包括自由、人的尊嚴，無論出於任何目的都是不可剝奪的。西方經過啟蒙思想家的努力，已經形成了基本的共識。盡管經濟學家、經濟理論是很功利主義的，但是並不能夠動搖西方世界基本的權利哲學。由於中國沒有經過思想啟蒙的洗禮，所以這種功利主義一定是對人類基本權利的損害。
當然我不是絕對的反對功利主義的，因為在某種情況下功利主義還是判斷標準、成本的計算。在人類的基本尊嚴、人權的問題上，我們不可以用功利主義。這種思想如果能夠成為很多人的共識，如果能夠成為政府製訂政策的共識的話，就可以避免由於發展而導致的很多負麵的影響。現在社會的很多不安定因素都與個人權利的維護有關係。
我提出這個問題，也是希望大家去思考。我們未來真正的市場經濟一定是要基於個人自由、權利、尊嚴的基礎上。所有的政策不能越過這條底線。甚至未來對民主製度的評價，也不可以是純粹的功利主義。搞民主的話，我們比較一下印度。印度是民主國家，但是經濟發展很難，在印度修一條公路太難了，中國很好，效率很高，這種思路可能是錯誤的。
當然也可以從功利主義的角度提出這個質疑來，從功利主義的角度看，很多集權的東西看起來有效，做起來很強有力、很快見效，但是從整體不一定是有效的。舉例子來講，正因為這樣北京的城牆都拆掉了。現在到中國的很多城市去看都是千篇一律，我覺得這是功利主義的思維，也是跟政府有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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