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那兩個獸首的事在法律上已經落下了帷幕,至少是在法國的法律製度下是沒有華可說了。 根據中國人的一貫思維,在失敗之後,法官的公正性立刻就受到了質疑,而並不是立身而思,我們的問題究竟在哪,為什麽在我國政府機構嚴正的提出抗議後,佳的士仍然敢犯眾怒而為之?
反之,看我們在近幾年關於領土,海外投資,對日關係等等一係列的中國政府大大小小,措辭不一的各種申明,抗議中,有幾樣是得到被抗議過的回複,或者是說以一種認知的態度來對待。 所以才有了薩爾科齊的出爾反爾,才有了達賴的西方的眾多支持者。
當然不是說這就是中國政府無能,其實如果把世界看成一個大市場,那麽利益才是國家關係的推動者。除非你是這個市場上的唯一強者。國家利益是靠強大的軍事和經濟條件來捍衛的。 在我們對改革開放30年沾沾自喜時,在我們對印度的自大和狂妄唾棄時,我們是否應該反省一下30年了我們的生活提高了,我們的經濟發展了,是否就說明我們在世界上的地位得到提高,我們中國在外得到尊重呢?在改革開放初期,有一批中國人富起來了,但是這批中有相當的人是沒有一個和他的財富相對的知識結果,我們在那個時候給了他們一個這樣的名字,暴發戶。 今天在西方的大多數國家的眼裏,中國就是一個暴發戶,無論你多麽強調你有五千年的曆史,你有多少的禮儀, 也無論在一百多年前他們是怎麽樣的在中國豪情強掠奪。這就是事實。這種事實務必令國人反省,是什麽給了西方這樣的感覺,是我們自己,還是西方多年對中國的敵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