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左右逢源的郭沫若

官場左右逢源的郭沫若

郭沫若是20世紀中國“官”做得最大的文人之一。然而郭沫若卻也是頗有爭議的一位文人。他政治敏銳，卻又具有搖擺性。他的夫人安娜曾指出，郭沫若的“性格不定，最足擔心”。在政治方麵，郭沫若的性格不定表現得尤為突出。對於蔣介石、魯迅和毛澤東這20世紀三大人物的態度，彰顯了郭沫若性格不定的政治品格。

對蔣介石

1926年蔣介石決定率國民革命軍北伐。當時正值用人之際，廣東大學（即今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郭沫若由於出眾的文采和聲望，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科長兼行營秘書長，不久又被蔣介石委任為總政治部副主任。

1927年3月，蔣介石占領南京，其北伐軍司令部遂遷往南京。國民黨就此形成了南京北伐軍司令部和汪精衛的武漢國民政府兩大陣營。3月31日，郭沫若來到南昌，在第二十軍黨代表朱德家中寫成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文中大罵蔣介石是“國賊”，說“蔣介石已經不是我們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汙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了”。他號召全國軍民起來反蔣。“現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於國家、忠於民眾的人，隻有一條路，便是起來反蔣！反蔣！”郭沫若一麵派人將文章送到武漢剛創刊不久的《中央日報》上發表，一麵在南昌印成小冊子廣為散發。一時間，郭沫若名聲大振，儼然是工農武裝的代言人和武漢國民政府的反蔣功臣。蔣介石看到檄文後勃然大怒，於5月10日發出了《通知軍政長官請通緝趨附共產之郭沫若函》，指郭沫若“趨附共產，甘心背叛，開去黨籍，並通電嚴緝歸案懲辦”。

汪精衛在武漢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發表通電，並任命唐生智為東征軍總司令，準備武力討伐蔣介石。此時，郭沫若輾轉來到武漢，投奔汪精衛政府。令郭沫若意想不到的是，作為反蔣功臣的他，卻遭到了汪精衛的冷遇。原來，汪精衛與蔣介石在“反共”一事上態度一致。因為郭沫若“趨附共產”，也被汪精衛視為另類。不久，汪精衛在武漢下令“清黨”，解散工農武裝。郭沫若回到南昌，參加了周恩來、朱德、賀龍領導的南昌起義。在李宗仁、朱培德等人的斡旋下，蔣介石下野，武漢國民政府於8月19日宣布遷都南京，史稱“寧漢合流”。南昌起義也失敗了，郭沫若於1928年2月由周恩來安排流亡日本。郭沫若在日記中寫道：“定十一號走，心裏湧出無限的煩惱。又要登上飄流的路，怎麽也覺得不安。”從此，郭沫若開始了長達十年之久的海外流亡生活。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郭沫若從日本回國參加抗戰。蔣介石雖然曾下令通緝過郭沫若，但畢竟十年過去了，值此全民抗戰之時，十年前的那點過節就算不得什麽了。此前，蔣介石就在陳布雷的勸說下取消了對郭沫若的通緝令，允許郭沫若回國。

1937年9月24日，蔣介石在陳布雷的陪同下會見了郭沫若。會見後，郭沫若寫了一篇《蔣委員長會見記》在報上發表，文章中對蔣介石大加頌揚，三次描寫蔣介石的眼睛：“眼睛分外的亮”、“眼睛分外有神”、“眼神表示了抗戰的決心”……不久，蔣介石任命郭沫若為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主管抗日宣傳工作。

對魯迅

魯迅和郭沫若都是新文化的風雲人物。他們生前，也曾有過相交、相見的願望，可惜卻未謀一麵。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由於郭沫若和魯迅在文學上的主張和政治態度的不同，他們之間發生了一場針鋒相對的鬥爭。

1928年初，後期創造社的幾位幹將馮乃超、李初梨等，為了推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竟然將魯迅當成了絆腳石。他們以《藝術與社會生活》等文章，向魯迅發起了猛攻。猝不及防的魯迅開始有點莫名其妙，因為他剛從廣州到上海，目的之一便是與創造社組成聯合戰線。魯迅也不甘示弱，先後寫出了《醉眼中的“朦朧”》《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等文進行回答。在論戰中，創造社元老郭沫若親自操刀，用杜荃的筆名，發表了《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一文。其中寫道：“魯迅先生的時代和階級性，就此完全決定了。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反革命。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以前說魯迅是新建過渡期的反革命分子，說他是人道主義者，這是完全錯了。他是一位不得誌的法西斯。”郭沫若的筆調相當刻薄，對魯迅進行了全麵的批判，並且試圖以此宣判魯迅在中國文壇上的“死刑”。

魯迅當時並沒有回擊，到了1932年8月，他在《上海文藝之一瞥》的文章中，罵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魯迅的評價，受到不少人的讚同，隻是不知道郭沫若聽後作何感想。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正在日本的郭沫若立即轉向，郭沫若連夜寫了《民族的傑作——紀念魯迅先生》的悼文，指出魯迅的死，是“不可測算的重大損失”。接著，他又用日文寫了《墜落了一個巨星》的悼文。兩篇悼文都給魯迅以高度的評價，表達了他對魯迅的崇敬之情。後來，郭沫若又在《魯迅與王國維》一文中感歎道：“這兩位大師，在生前都有可能見麵的機會，而沒有見到，而在死後卻同樣以他們的遺著吸引了我的幾乎全部的注意。”郭沫若說什麽“魯迅生前罵了我一輩子，但可惜他已經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樣深切的關心了；魯迅死後我卻要恭維他一輩子，但可惜我已經有年紀了，不能恭維得盡致”。甚至說自己是以魯迅徒孫的資格追悼魯迅。

11月3日，中國留學生在日本東京日華學會舉行悼念活動，郭沫若也匆匆趕到現場，題寫了一副對聯：“方懸四月疊墜雙星東亞西歐同隕淚；欽誦二心憾無一麵南天北地遍招魂。”郭沫若在悼念會上高喊：“中國之偉大人物，過去人都說是孔子，但孔子不及魯迅。”並且還一個勁地呼喊：“大哉魯迅！魯迅之前未有魯迅，魯迅之後無數魯迅。”

1937年郭沫若由日本回國，他先後寫了三首悼魯迅的詩。《和魯迅》（1937年）：“又當投筆請纓時，別婦拋雛斷藕絲。去國十年餘淚血，登舟三宿見旌旗。欣將殘骨埋諸夏，哭吐精誠賦此詩。四萬萬人齊努力，同心同德一戎衣。”《再和魯迅》（1947年）：“成仁有誌此其時，效死猶欣鬢有絲。五十六年餘鯁骨，八千裏路赴雲旗。謳歌土地翻身日，創造工農革命詩。北極不移先導在，長風浩蕩送征衣。”《三和魯迅》（1957年）：“二十年前國難時，中華命脈細如絲。盟刑白馬揮黃鉞，誓縛蒼龍樹赤旗。大業全憑三法寶，《長征》不朽七言詩。盧溝橋上將圓月，照耀農民衣錦衣。”郭沫若還寫了二十多篇文章對魯迅大加褒揚，頓時成為擁護魯迅的主將。在“文化大革命”中紀念魯迅時，郭沫若說：“魯迅如果還活在今天，他是會多麽高興啊！他一定會站在文化革命戰線的前頭行列，衝鋒陷陣，同我們一起，在毛主席的領導下，踏出前人所沒有走過的道路……”

對毛澤東

郭沫若比毛澤東大一歲，早在20年代兩人就已有數次交往，毛澤東曾邀請郭沫若去農民運動講習所作報告。1938年夏天，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根據周恩來的建議，作出黨內決定：以郭沫若為魯迅之繼承者和中國文化界的領袖，並由各級黨組織向黨內外傳達，以奠定其文化界的領袖地位。從此以後，郭沫若的身份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他作為詩人的浪漫氣質在慢慢消隱，而作為政治家言不由衷的品格卻在增長。

1941年10月16日，根據周恩來的提議，重慶舉行了盛大的紀念郭沫若創作25周年和50壽辰的紀念活動。郭沫若起初堅辭舉辦這樣的活動，周恩來勸說：“為你作壽，是一場意義重大的政治鬥爭。通過這次鬥爭，我們可以發動一切民主進步力量，來衝破敵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統治。”

1945年春，郭沫若就跟一位與他親近的青年說，他最“崇拜”的人是毛澤東，這不僅因為毛澤東已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席，更因為他對毛澤東的才華和人格力量的“崇拜”。後來情況又有了變化，他又把對毛澤東的“崇拜”和對共產黨的態度融在了一起。1949年1月，沈陽各界舉行歡迎從香港歸來的民主人士大會。會上，郭沫若公開表示，今後要“以毛澤東主席的意見為意見”。開國大典時，他在天安門城樓上代表無黨派人士給毛澤東獻錦旗，錦旗上大書：“我們永遠跟你走”。

1949年以後，郭沫若的社會地位達到了一位學者知識分子當時可能達到的頂峰：政務院副總理、全國文聯主席、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主席、中國科學院院長。然而，他的人格形象卻急遽地下滑，正負兩極的增長同時出現。

1953年11月，郭沫若以中國科學院院長的身份，號召文化學術界各部門、每個人都要“毫無例外地參加到”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鬥爭中去。1954年的“批胡適”，郭沫若是排頭兵。1955年的“反胡風”，郭沫若以全國文聯主席的身份，充當了這場鬥爭的急先鋒。

1958年“大躍進”時期，時任中國文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他的文學創作，多為配合政治形勢。從他的詩歌，可窺一斑。在《迎春序曲》中，他高昂地呼喊：“趕上英國隻需要十五年，農業綱要七年就可實現；一個大躍進連著一個大躍進，英雄氣概可以覆地翻天。看吧，要把珠穆朗瑪鏟平！看吧，要把大戈壁變成良田！勞動人民曆來就是創世主，在今天更表示了他的尊嚴。”

“文革”期間，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郭沫若的新作《李白與杜甫》，標明了他“揚李抑杜”的觀點。1953年4月，郭沫若為杜甫紀念館的題聯是：“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1963年春，郭沫若為李白紀念館的題聯是：“酌酒花間磨針石上；倚劍天外掛弓扶桑”。

那麽，郭沫若的態度為何來了一個逆轉？這就要說到毛澤東。毛澤東最喜歡“三李”（李白、李賀、李商隱）的詩，“三李”中又最喜歡李白。對杜甫的詩，毛澤東一向不甚喜愛。1958年1月，在為大躍進作輿論準備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說：“光搞現實主義一麵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願看。”在遊杜甫草堂時，毛澤東以不甚欣賞的口吻，說杜甫的詩是“政治詩”。毛澤東尤其不滿學術界“揚杜抑李”的傾向，要翻這個案。一向緊跟毛澤東的郭沫若，便響應號召，寫了揚李抑杜的《李白與杜甫》。

在“文革”爆發的前夜，郭沫若已經感到了山雨欲來。1966年4月14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擴大）會議上即席做了自我檢討，他公開宣布要“焚書”：“在一般的朋友、同誌們看來，我是一個文化人，甚至於好些人都說我是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麽曆史家。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杆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好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講，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經過毛澤東的批準，4月28日，《光明日報》發表了郭沫若的這篇檢討。5月5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全國各報也都相繼轉載。郭沫若的奇文一經公開發表，國內知識分子瞠目結舌，國外輿論更是一片嘩然：中國要“焚書坑儒”，中國第一文豪郭沫若支持焚書坑儒。郭沫若的個人形象、中國的國家形象受到了難以估量的傷害。

郭沫若曾寫過歌頌斯大林和毛澤東的詩。他對毛澤東的詩詞可謂頂禮膜拜。1965年2月，郭沫若為《光明日報》刊登毛澤東《清平樂·蔣桂戰爭》一詞的墨跡而寫了一篇詮釋文章《“紅旗躍過汀江”》。其中說，“主席並無心成為詩家或詞家，但他的詩詞卻成為了詩詞的頂峰”，“主席更無心成為書家，但他的墨跡卻成了書法的頂峰”。

如果說郭沫若對毛澤東崇拜是發自內心的，那麽他在“文革”初期對江青的歌頌則完全是溜須拍馬。1966年6月5日，由亞非作家常設局舉辦的“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周年討論會”閉幕。郭沫若致閉幕詞，題為《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在向毛澤東表忠心之後，郭沫若仍感意猶未盡，以他特有的政治嗅覺向在“文革”中剛剛開始出頭露麵的江青即席朗誦了新作《獻給在座的江青同誌》，大拍旗手馬屁：“親愛的江青同誌，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郭沫若原來是尊孔的。“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是一個響亮的口號，對此，郭沫若卻有不同看法。他在給宗白華的信中說：“孔子這位大天才要說他是政治家，他也有他的‘大同’底主義；要說他是哲學家，他也有他的‘泛神論’底思想；要說他是教育家，他也有他的‘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底動態的教育原則；要說他是科學家，他本是個博物學者，數理的通人；要說他是藝術家，他本是精通音樂的；要說他是文學家，便單就他文學上的功績而言，孔子的存在，便是難推倒的：他刪《詩》《書》，筆削《春秋》，使我國古代文化有係統的存在，我看他這種事業，非是有絕倫的精力，審美的情操，藝術批評的妙腕，那是不能企冀得到的……要說孔子是個‘宗教家’、‘大教主’，定要說孔子是個中國的‘罪魁’、‘盜丘’，那是未免太厚誣古人而欺示來者。”

40年代，郭沫若發表了《十批判書》，更是係統地表達了肯定孔子思想的觀點：“孔子是由奴隸社會變成封建社會的那個上行階級中的先驅者”，“孔子的立場是順乎時代的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郭沫若的《十批判書》猛烈鞭撻秦始皇焚書坑儒，對秦實施郡縣製評價也不高，還認為“秦始皇統一中國是奴隸製的回光返照”。另外，這本書還讚揚孔子進步，“代表人民利益”。當時，他提出這些見解，一方麵出於他原有的學術信念，同時也是有意用秦始皇來影射蔣介石，批評蔣介石的“獨裁政治”。

當時，毛澤東也認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不讚成簡單地打倒孔家店。但建國以後，毛澤東的觀點有了變化，愈來愈明確地肯定秦始皇，否定孔夫子。1964年6月，毛澤東說：秦始皇是第一個把中國統一起來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統一中國，而且統一了中國的文字、中國的各種製度如度量衡，有些製度後來一直沿用下來。中國過去的封建君主還沒有第二個人超過他的。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說：我這個人有點偏向，不那麽喜歡孔夫子。讚成說他代表奴隸主、舊貴族的觀點，不讚成說他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因此郭老的《十批判書》崇儒反法，我也不那麽讚成。70年代，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又說：林彪罵我是秦始皇。我讚成秦始皇，不讚成孔夫子。他還說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

毛澤東對儒法的態度深刻影響了郭沫若，他開始不斷地調整自己的觀點。原先他曾把中國古代社會奴隸與封建製的分期放在秦漢之交，50年代，他改為春秋戰國之交。這樣，秦始皇就不再是沒落的奴隸主階級的代表，而成為新興封建階級的代表。同時，他還為中國曆史上被認為是暴政的統治者商紂王、武則天等一一翻案，以呼應毛澤東的思路。

但是，直至“文革”中，他還沒有來得及完全把自己的觀點由尊孔變為反孔、由反秦變為尊秦。到“批林批孔”運動時，毛澤東還是把他當成了讚成孔夫子、反對秦始皇的代表。1973年7月4日，毛澤東曾對人說：郭老在《十批判書》裏頭自稱人本主義，即人民本位主義，孔夫子也是人本主義，跟他一樣。郭老不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國民黨也是一樣啊！林彪也是啊！我讚成郭老的曆史分期，奴隸製以春秋戰國之間為界。但是不能大罵秦始皇。隨後，在1974年1月25日召開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江青作了發揮：“郭老的功勳是很大的，這點應該同誌們知道。他這個《十批判書》是不對的。”“他對待孔子的態度，同林彪一樣。”

1973年5月，毛澤東寫了一首五言詩：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當然，對於郭沫若本人，他還是保護的，“批林批孔”時，他還特別囑咐謝靜宜：別批郭老啊！

麵對一言九鼎、對自己又批又保的毛澤東，郭沫若隻得小心迎合，作詩表態。他以《春雷》為題，作七律：“春雷動地布昭蘇，滄海群龍競吐珠。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餘辜。十批大錯明如火，柳論高瞻燦若朱。願與工農齊步伐，滌除汙濁繪新圖。”

就這樣，郭沫若一生對孔子的基本見解，轉了個180度大彎兒，他對秦始皇的批判也完全拋棄了。隻是在張春橋到他家當麵指責他抗日戰爭時的論著是王明路線的產物時，他才為自己的初衷作了辯解：“我當時是針對蔣介石的。”

10月12日，郭沫若在病中聽了華國鋒關於粉碎“四人幫”講話的傳達，心情極為振奮。10月21日，《解放軍報》發表了郭沫若的《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後，鐵帚掃而光。篡黨奪權者，一枕夢黃粱。野心大，陰謀毒，詭計狂。真是罪該萬死，迫害紅太陽！接班人是俊傑，遺誌繼承果斷，功績何輝煌。擁護華主席，擁護黨中央。”

郭沫若晚年雖然擔任了許多高級職務，成為文藝界的領袖，但是他的內心並不舒暢。曾有人指出：“郭老晚年表麵上地位顯赫，實際上並無尊嚴。否則，年輕時曾經呼喚鳳凰在烈火中再生，到暮年何必如此阿諛？”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病逝。在他病逝前幾天，周揚到病房去看他，並“稱讚”他是“新中國的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