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因緣——一條北京小巷的前世今生

胡同因緣——一條北京小巷的前世今生

作者：何偉


過去五年中，我一直住在紫禁城北邊約一英裏的地方，就在北京鬧市區一條小巷的居民樓裏。這條小巷沒有正式的名字，它由西開始，經過三個九十度的拐彎，出口向南。在地圖上，小巷的形狀很好找：它看起來就如同一個問號，或者佛教“卍”字的半邊。這條小巷很好找的另一個原因是，它位於北京所剩無幾的老城區。跟今天大多數的中國城市一樣，古都北京正急速變化著――最大的北京地圖出版商每三個月要更新一次地圖上的標識，否則完全跟不上城市的發展。然而我所在的這片社區，卻曆經了幾個世紀而能大致上保持原貌。第一張詳盡的北京地圖繪製完成於一七五Ｏ年，當時中國正處於偉大的清朝皇帝乾隆治下，在那份文獻上，我所居住的這條小巷就保持著今天這樣的走向。北京一位名叫徐平芳的考古學家曾經告訴過我，這條街道的曆史可以遠溯至十四世紀的元朝，北京城的很多個街區都是在那個時代成形的。元朝還流傳下了一個詞――胡同，這個蒙古語中的詞匯後來成了漢語，意思是“小巷”。本地人把我住的這條小巷叫做“小菊兒胡同”，因為它與一條叫做菊兒胡同的稍大的街道相通。

我所住的居民樓是一幢三層樓的現代建築，但是周圍遍布著北京胡同所特有的磚木結構的單層瓦房。這些房屋總是由青灰色的磚牆隔開，因此初見北京老城的人們會對這種分隔感留下印象：處處是牆，滿眼青磚。然而胡同居民區的最顯著特點正是連通與流動。十幾戶人家可能共用著一個進出通道，雖然這些老式民居都通自來水，但很少家庭有獨用的衛生間，因而公共廁所在本地生活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在胡同裏，很多的東西是共用的，這也包括胡同本身。哪怕是冬天，居民們也會穿戴暖和坐到路邊，跟街坊們閑聊。沿街小販不時經過，因為胡同太小，往往沒有超市覆蓋。

胡同裏車輛很少。有些胡同，比如我住的這一條，寬度不足以車輛進出，於是這裏日常聽到的聲音與你想象中身處一千五百萬人的大都市心髒地帶所能聽到的聲音全然不同。通常，我天亮時就會醒來，從書桌這裏能夠聽見居民們一邊聊天一邊走向我隔壁的公共廁所，手裏端著夜壺。九、十點鍾的時候，小販們出來了。他們踩著三輪車在胡同中穿行，每個人都以招牌式的吆喝通告自己的產品。賣啤酒的女人嗓門最大，她一遍又一遍地唱著：“買～啤～酒～！”在上午八點，這個聲音足可攪亂你的注意力，不過多年以來我已學會欣賞其中的韻味了。賣米的男人吆喝起來聲調偏高，賣醋的小販喜歡占據低音部。磨刀師傅帶來的則是打擊樂――金屬片相互撞擊發出不緊不慢的哢嗒哢嗒聲。這些聲音讓人心安，告訴我即使從此不再踏出房門半步，生活也可以照樣繼續，隻是不太平衡而已。我可以買到食用油和醬油，還能買到時令蔬菜和水果。冬天的時候，我能買到成串的大蒜。一個賣衛生紙的小販每天都經過胡同。我也不會缺煤。時不時的，我還能吃到冰糖葫蘆。

我甚至還可以從廢品回收者那裏掙到一點錢。在平時，每半個小時就有一個收廢品的人騎著平板三輪車經過胡同。他們收購厚紙板、廢紙、泡沫聚乙烯以及破舊電器。他們論斤買下舊書，按平方英寸收購壞掉的電視機。破舊電器可以修，或者拆成零件回收利用，紙和塑料則賣給回收站，賺取最最微薄的利潤：廢品的差價。不久前，我把一些沒用的東西堆到門口的走道裏，邀請每一位路過的廢品回收者進來給它們估個價。一疊舊雜誌賣了三十二美分；一根燒壞的電腦線值五美分。兩盞壞掉的台燈，加在一起七美分。一雙穿壞的鞋：十二美分。兩台壞掉的掌上電腦：三十七美分。我把自己在寫的一本書的記滿標記的手稿交給一個人，他掏出一杆秤稱了稱，遞給我十五美分。

四月末的一天，我正坐在書桌前，突然聽見有人喊道：“長～頭～發～！長～頭～發～！”這個調子是我所陌生的，於是我走下樓去，看見一名男子把他的三輪車停在胡同裏。他來自河南省，所在的工廠專門生產假發和發簾。我問他生意怎樣，他把手伸進一隻粗麻袋，掏出一根又黑又長的馬尾辮來。他說這是剛剛從另一個胡同居民那裏收來的，花了十美元。他來北京是因為天氣轉暖了――正是理發的季節，他希望收足一百磅的好頭發之後再返回河南。他還說，這些頭發大多數最後會出口到美國和日本。

正當我們談話時，一位婦女從鄰近的一所房子裏匆匆走來，手上的一塊紫色絲綢手帕裏包著什麽東西。她小心翼翼地揭開手帕：是兩條粗辮子。

“這是我女兒的，”她解釋說。她在女兒上次理發時把這兩條辮子存了下來。

兩條辮子每根大約八英寸長短。這名男子拿起一根來細細研究了一番，就如同經驗老成的漁夫。他說：“它們太短了。”

“你是什麽意思？”

“我要它們沒用，”他說道。“得再長一些才行。”

這位婦女努力地想討價還價一番，不過她實在沒有講價的籌碼；最後她隻好回屋去了，辮子仍然拿在手上。男子離開胡同走遠了，他的吆喝聲回響起來：“長～頭～發～！長～頭～發～！”

我搬進小菊兒胡同後不久，北京開始加緊進行奧運會的準備工作，奧林匹亞的榮光開始影響到了胡同。為了促進體育健身和一般北京居民的健康水平，政府在城市裏建立了成百上千座戶外健身設施。這些塗過漆的鋼鐵器械顯然用心良苦，然而頗為古怪，仿佛是設計師在對健身房投以匆匆一瞥之後根據自己的記憶設計出來的。在這裏，人們可以用手轉動巨大的輪子，推舉不提供任何阻力的碩大杠杆，還可以腳踩踏板蕩來蕩去，就像公園裏的孩子。在整個大北京地區，這些設施無所不在，甚至出現在長城腳下的小村莊。在那裏這些器械讓農民有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可供選擇：在核桃收獲的季節裏，當他們幹完十二小時的農活之後，可以到這兒一圈圈地轉動巨大的黃色輪子來保持體型。

不過，最善於利用這些健身設施的人當數胡同的居民。這些器械在老城區星羅棋布，見縫插針地深入狹窄巷弄。不論清晨還是傍晚，它們總是繁忙異常――成群的老年人在此聚會閑談，一邊在踏板上踩上幾圈。在溫暖的晚上，男人們悠閑地坐在器械上，抽著香煙。對於“終極胡同運動”――在街上跟鄰居們聊天――而言，這些健身設施堪稱絕配。

二ＯＯＯ年底，在一次全城範圍內的迎奧運、改進衛生設施的活動中市政府重修了菊兒胡同口的公共廁所。這次變化簡直天翻地覆，就好像一束聖光從奧林匹斯山巔直接照到了胡同裏，留下一座極為莊嚴的建築。這幢房子有自來水，有紅外線自動感應馬桶，還有以中文、英文和盲文寫成的標示。灰色的屋瓦與傳統的胡同建築遙相呼應。公廁守則印製在不鏽鋼牌上。“第三：每位使用者可以免費領取一張衛生紙（長八十厘米，寬十厘米）。”一個小房間裏住著一對已婚夫婦，他們是這裏的全職管理員。市政府認識到沒有哪個體麵的北京居民願意到公共廁所上班，於是他們從內陸地區引進了幾十對夫妻，多數來自較貧困的省份安徽。丈夫打掃男廁，妻子負責女廁。

菊兒胡同的這一對夫妻還帶著他們年幼的兒子，小男孩就在公共廁所前蹣跚學步。這種景象在首都其他地方也十分常見，也許未來的一天這些孩子將成為北京版的“午夜的孩子”：整整一代在公共廁所裏度過童年的兒童，奧運會過去十年後，他們長大成人，為祖國爭得衛生事業的無上光榮。與此同時，菊兒胡同的居民們對新公廁門前有人值守的公共空間加以了充分利用。老楊，胡同裏的修車師傅，把他的工具和多餘的自行車存在那裏。秋季時節，賣大白菜的小販就睡在環繞公廁的草地上。王兆新，公廁隔壁香煙店的主人，在公廁入口附近放了幾張破長椅。有人貢獻了一個象棋盤。折疊椅也出現了，隨後又出現了一個木製小廚櫃，裏麵存放著啤酒杯。一段時間過後，這裏的家具變得如此之多，每天晚上來這裏的人也是如此之多，以致於王兆新宣布“ＷＣ俱樂部”正式成立。會員對所有人開放，不過由誰來擔任主席――他們稱之為“政治局常委”――還有一些爭議。作為一個外國人，我加入俱樂部的級別是“少先隊員”。在周末的晚上，俱樂部會在公廁門前舉行燒烤。王兆新提供香煙、啤酒和白酒，而曹先生，新華通訊社的一位司機，則與大夥討論報上說的那些事情。炭火烤架由一位姓楚的殘疾人打理，由於身有殘疾，他持有駕駛一輛小三輪摩托的執照，因此可以很方便地穿梭在胡同裏為大家運送羊肉串。二ＯＯ二年的夏天，中國男足首次打進世界杯，ＷＣ俱樂部弄來一台電視機插到公廁裏的電源上，人們在此無情地嘲笑著中國隊在整個賽程裏粒球未進剃了光頭。

王兆新很謙虛地拒絕了主席的稱號，但是他顯然是不二人選：他的一生都與北京的現代化轉型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一九五一年，共產黨革命成功的兩年後，他的父母搬進菊兒胡同。在那個時候，北京城依然完好地保留著十五世紀初的規劃布局，在世界各國的都市中別具一格：這是一座不曾被現代性或戰爭改變的古都。

北京城裏曾經有一千多座廟宇和禮拜寺，但共產黨掌權之後幾乎所有這些廟宇都被移作他用。在菊兒胡同曾有一座叫做圓通寺的喇嘛廟，和尚們被趕走了，幾十戶人家搬了進來，其中就包括王兆新的父母。與此同時，新政權也鼓勵其他無產階級成員去占據富人們的宅院。過去，這些私有的胡同民居都帶有軒敞的開放式庭院，但是在五十和六十年代，大多數這類民居都擠滿了棚屋和臨時建築。以前供一個家族居住的四合院可能變成了二十四戶人家的住所，而整個城市也由於新流入的居民而人口激增。在接下去的二十年中，共產黨拆掉了北京絕大多數的宏偉城門，以及她那極其壯觀的古城牆。這座古城牆在有的部分高達四十英尺。一九六六年，王兆新六歲時，他作為小學生參加過兒童團的義務勞動，幫助拆除距離菊兒胡同不遠的一段明代城牆。一九六九年，時值文化大革命，為了修建地鐵，菊兒胡同附近的安定門也被拆除。到了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的時候，約五分之一的老北京已經永遠消失了。

一九八七年，王兆新的弟弟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北京的餐廳裏上班。但是工作了沒幾個月，這位十八歲的小夥子就被麵粉攪拌機卷斷了右臂。這之前不久，王兆新剛剛開始做小生意，希望在新興的市場經濟裏取得些成功。於是他根據弟弟的殘疾病情來選擇產品種類。水果和蔬菜太重，他琢磨，賣衣服又需要兩隻手來丈量和折疊。香煙很輕，於是王家兩兄弟開始賣煙。

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紀的頭幾 年，王家兄弟在菊兒胡同賣煙，開發商們在販賣老北京。北京的老城區很少得到保護，部分原因是當地政府官員常常能從房地產開發中漁利。每當又一條胡同麵臨滅絕，胡同的建築物上都會標出一個巨大的帶圈漢字，就好像無政府主義者的塗鴉中大寫的字母“A”：

拆

拆：“摧垮，卸除。”開發商在城市各處肆意圈地，這個字成了一種咒符――北京藝術家們玩味著這個字的外形，居民們則講起關於“拆”的笑話。在ＷＣ俱樂部，王兆新曾經說，“我們都住在‘拆哪’。”聽起來仿佛是英文單詞“China”，但是它的意思是“拆除哪兒？”

和我認識的很多北京人一樣，王兆新是個講求實際、有幽默感而且頗為果敢的人。他的慷慨是有名的――街坊們都昵稱他作“王老善”，意思是好老王。他總是拿出比應有份額更多的東西貢獻給ＷＣ俱樂部的燒烤晚會，而且總是最後一個離開。他曾說過，政府早晚有一天要拆到我們這片地區來，但是他從不多談未來。在“拆哪”生活了四十多年之後，生活已經告訴他沒有什麽能恒久流傳。

ＷＣ俱樂部靠近胡同口，正對著胡同口就是交道口南大街。在這條通衢大道上，各種車輛川流不息，最近的一個十字路口是一大片新建的住宅樓群、兩家超市以及一家麥當勞。交道口象征著一個邊界：一旦踏上大街，你就進入了現代的北京城。

每天，大多數要上班的胡同居民都要穿越這個邊界。他們要經過老楊的修車鋪，老楊的打氣筒和工具箱就放在奧運公廁的隔壁。在胡同裏，自行車加公廁的組合構成了最為便利的人際網絡，老楊因此認識胡同裏的每一個人。時不時，他還會替附近的人給我捎口信。有一次，他遞給我一張一個到胡同裏來找我的外國人的名片。還有一次，他告訴我當地的一個媒人已經為我相中了一個對象。

“大學畢業，一米六三。”他簡明扼要地說。這是他所知的全部。對於中國女性來說，一米六是一個神奇的數字――你常常能在招聘廣告和征婚啟事上看到這個數字，這個高度大約等於五英尺三英寸。我告訴老楊，我很感謝他的情報但是目前我還不想找個伴。

“幹嘛不找？你還沒結婚呢。”

“呃，我還不急。在我老家那邊，人們結婚都比較晚。”

當我準備離開時，他告訴我他已經把我的手機號碼發給那個介紹人了。

“你為什麽要這麽做？”我說。“你必須跟她說我沒有興趣。”

老楊六十出頭，是個刮過臉、神情肅然的高個子男人。在我表示不能接受這番安排時，他的表情比平時更加嚴肅了。他告訴我現在已經太晚了，事情已經這麽定下來了，要是我不去見麵的話他會很丟麵子。在那個禮拜，媒人給我打了四次電話，她稱自己為彭老師，約我星期六下午見麵。我們碰頭的地方在邊界以外，交道口的麥當勞門前。我的約會對象會在幾分鍾後過來，但彭老師想先把幾件事情講清楚。

我們在麥當勞餐廳的二樓落座後，彭老師說：“這次約會可要保密。”

“為什麽？”

“不能公開。我們不可以給外國人介紹對象。”

“為什麽不可以？”

“政府不準，”她說。“他們怕外國人騙中國女孩。”

談話到此出現了短暫的停頓，本來這次談話可能由此朝很多有趣的方向之一發展下去，但是彭老師似乎很善於銜接這種尷尬的沉默，她很快地說道：“當然咯，對你我是很放心的，”她喜氣洋洋地說道。“老楊說你是個好人。”

彭老師年紀約四十五六，她眼角有十分明顯的笑紋――這在中國是比較少見的。她並不真的是位教師，這隻是人們對媒人的一種稱呼而已。在中國，職業媒人依然活躍在農村地區和小城市，但是在北京這類大城市裏，她們的作用已經變得不像過去那麽重要。盡管如此，我還是偶爾能看到她們的廣告，尤其是在老城區。彭老師在菊兒胡同裏開著一間有執照的婚姻介紹所。

在麥當勞裏，我問彭老師她怎麽收費，她說跟對方見麵的費用一般是二百元。

“但是跟外國人見麵收費更高些，”她說。“最少五百，也有一千的，甚至兩千元也有。”

我盡可能巧妙地問她，要是事情成功的話，為了見我今天這位客戶需要付給她多少錢。

“一千塊。”這相當於一百二十美元多一點。盡管還有外國人的身價比這個數字還要翻番，但是知道自己是最低標準的兩倍這一點還是讓人頗覺欣慰的。

“如果僅僅隻是今天見個麵，她也需要付錢嗎？”我問道。

“不，除非你們倆繼續在一起。”

“你是說結婚？”

“不，繼續約會。”

“繼續約會多少次你會收費？”

“要看情況而定。”

她不肯告訴我一個明確的數字，而我則不停地提問，想弄明白整個過程是怎樣運作的。最後，她湊過身來對我說：“你是想盡快結婚，還是隻想找個女友打發時間？”

這個問題可實在夠直接的，對於一個三十幾歲單身男性的初次約會來說尤其如此。我該怎麽回答呢？我不想讓修車的老楊沒麵子。

“我真的不知道，”我有點結巴地說。“但是我要確定她不會單單為了今天來見我而付錢。” 彭老師又一次地笑了。“這個你用不著擔心。” 在我初來乍到的時候，麥當勞是我的眼中釘――一種潛在的威脅：它代表著讓老北京消失殆盡的商業勢力的擴張。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胡同生活讓我對這家連鎖店產生了新的認識。其一就是，在麥當勞你不必吃這兒的快餐就能享受到店裏的一切便利。在交道口的這家麥當勞餐廳，人們常常坐在桌前做各種各樣的事情，就是不點餐。很多人在看書看報，下午放學的孩子在店裏做作業，我還見過附近公司裏的經理們安靜地坐在這裏盤點賬目，而總有很多很多很多時候，你會看到有人伏在桌上睡得正香。不論從好的方麵還是從不好的方麵看來，麥當勞都與胡同生活截然相反：這裏夏天涼爽，冬天溫暖，帶有獨用衛生間。

此外它還具有匿名性。這裏與中餐廳不同，服務生不會桌前桌後地圍著你轉。快餐店的服務生從不過問顧客的私事。有好幾次，我所采訪的持不同政見者都要求在麥當勞或者肯德基餐廳與我見麵，因為那裏更安全。

其他人顯然也有此想法。一對情侶坐在窗邊，互相依偎著竊竊私語。另一張桌前，兩個衣著華麗的女孩像是在等待各自的男友。越過彭老師的左肩，我能看見似乎正經曆某種危機的一對兒。女孩二十五歲左右，男子看上去老得多，約莫有四十多歲。他們的臉上有著不自然的紅暈，那是喝過酒的中國人臉上所常有的。他們倆就這麽靜靜地坐著，看著對方。在他們旁邊，麥當勞兒童樂園裏空無一人。這時彭老師的傳呼機響了。

“是她。”彭老師說道，並要求借用我的手機回電。

“我在麥當勞了，”她衝著電話說。“那個意大利人已經來了，你趕緊過來吧。” 彭老師掛斷電話後，我本想說些什麽，可是彭老師的語速實在太快了。“她在中學裏當音樂老師，”彭老師飛快地說，“她人很好的――不然我也不會介紹你們倆認識了。好，聽著，她今年二十四，長得很好看，而且身高有一米六四，大學畢業。就是她稍微有點兒瘦，不像你們意大利的女人那麽豐滿――我想這不會成問題吧。”

要處理的信息實在太多――至少有一樣，我的約會對象看來又長高了點兒――不等我開口，彭老師接著說：“好，聽著，你有份不錯的工作，而且你會講中文。此外，你還當過老師，這樣你倆就有共同語言了。”

終於，她停了下來。我說：“我不是意大利人。”

“什麽？”

“我是美國人。我不是意大利人。”

“那老楊幹嗎說你是意大利人？”

“我不知道，”我說。“我奶奶是意大利人，但是我覺得老楊應該不知道這個。”

彭老師完全被弄糊塗了。

“美國是個移民國家，”我開始解釋，隨即決定還是就此閉嘴為好。

彭老師很快恢複了鎮定。“沒問題，”她說，又一次露出了微笑。“美國是個好國家。你是美國人，這沒問題。”

那位女士來了。她戴著耳機，時髦的夾克上裝飾著日文字符，還穿著緊身牛仔褲。她的頭發染成了深褐色。彭老師為我們作了介紹，眼角最後一次綻放出笑紋，隨後便很老練地告辭了。這位女士慢慢地，一個一個地摘下隨身聽耳機。她看上去相當年輕，ＣＤ機擺在我們兩人中間。

我說：“你在聽什麽？”

“王菲。”――一位女流行歌手和演員。

“好聽嗎？”

“不錯。”

我問她想不想吃點東西，她搖了搖頭。我尊重這個決定――畢竟，為什麽要讓快餐破壞這麽一次麥當勞裏的約會呢？她告訴我她跟父母一起住在鼓樓一帶，她所任教的學校就在附近。她問我是不是住在這一片。

“我住在菊兒胡同。”

“我不知道原來有外國人住在那兒，”她說。“你每個月房租多少？”

這就是中國，於是我告訴了她。

“你被宰了，”她說。“你為什麽出這麽多錢？”

“我也不知道。我想他們總能多收外國人錢吧。”

“你當過老師，是嗎？”

我告訴她我曾經在四川省的一個小城市裏教過英語。

“那一定很無聊吧，”她說。“現在你在哪兒工作？”

我告訴她我是個作家，就在家裏工作。

“那更無聊了，”她說。“要是我得在家工作，非瘋了不可。”

在她身後，那醉酒的一對開始大聲爭吵起來。女孩突然站起身來，揮起一份報紙扇了男子一耳光，然後憤然離開，經過兒童樂園走下樓去。男子一聲不響地在桌上環抱雙臂，低下頭去趴在桌上開始睡覺。過了一會兒，那位音樂老師問我：“你經常回你的意大利嗎？”

在接下去的一周，媒人彭老師又打來電話看是否有可能安排第二次約會，不過她並不很堅持。她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十分精明的女人――精明到足以看出我的稀裏糊塗能夠被更好地加以利用，而不僅限於促成更多麥當勞裏的約會。我第二次在胡同裏遇見她時，她問我想不想投資經營一個卡拉OK小店。自那以後，我每次都盡量繞過她的婚介所。

後來我問起老楊關於意大利人的誤會，他聳了聳肩說我有次曾提起我的奶奶是意大利人。我完全不記得那次對話，不過這事給我的胡同生活上了寶貴的一課：絕不要低估了修車師傅的見聞。

好老王對於“拆哪”的看法是正確的。這麽多年來，他一直預言拆遷的到來，終於，二ＯＯ五年九月，政府將他的住宅樓納入拆遷範圍。他順從地搬走了。香煙店已經轉讓了，因為賺不到什麽錢。誰是真正的俱樂部主席現在已不言而喻，因為自從他搬走之後，ＷＣ俱樂部就散了夥。

在那時，四分之三的老北京城已經拆光了。剩下的四分之一主要是幾個公園和紫禁城。這些年來發生過一些關於拆遷的抗議和訴訟，不過這些爭端往往隻是局部現象：人們抱怨腐敗的政府官員截留拆遷補償款，以及不願搬到遠離市區的郊外去住。一般很少聽到普通的北京居民對城市所發生的整體變化表示關注。很少有人說起建築保護，這可能是因為中國文化中“過去”的概念並不像西方那樣與建築緊密相關。中國人建造房屋時極少用到石料，而是每幾十年更換一下屋中易朽的材料。

胡同的精髓更多地存在於它的精神而不是結構之中，每當社區與一些現代元素相遇時――一座奧運公廁，一家麥當勞等等――這種精神往往表現得最為顯著。實用主義和機智變通早已深深地根植於好老王這樣的胡同居民身上，因為他們的環境常常是流動不居的。胡同生活的根本特點已為它自己的消亡做好了準備。

二ＯＯ五年，北京市政府終於發布了一條新計劃來保護分散在北部和西部城區的老式民居，其中也包括菊兒胡同。這些胡同將不再像過去那樣上市任由開發商隨意擺布。該計劃聲稱首要任務是要“保護舊城的生活方式”，政府還成立了一個十人組成的顧問委員會，以就重大保護項目向它谘詢。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建築師、考古學家和城市規劃師，其中有些人曾經公開批評過北京的舊城區拆遷。一位委員告訴我，基本上一切已為時已晚，但是這個新計劃至少可以保護一下目前僅存的胡同的基本布局。但是即使在這種布局之下，舊城區的中產階級化也無可避免――胡同已是如此稀有，它們已經在新經濟的浪潮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在我所住的胡同裏，變化已經開始了。二ＯＯ四年，酒吧、咖啡館和流行小店開始進入與菊兒胡同交叉的一條安靜的街道，那裏的居民樂於把舊居換個好價錢。這些店鋪依然保持了傳統的建築風格，但是它們給老城區帶來了新的複雜感覺。如今，假如我足不出胡同，我可以享受到Wi-Fi網絡，各種手工藝品，還能喝到每一種你想像得出的混合飲料。胡同裏開了一家美甲沙龍。還有人開了一間紋身坊。走街串巷的小販和廢品回收者依然活躍，不過在他們之外胡同裏又出現了“三輪車的士”的大軍――他們專做“胡同遊”。很多遊客是中國人。

最近的一個周末，好老王回到胡同來看看。我們把菊兒胡同轉了一遍。他指給我看他出生的地方。“我們以前就住在那裏，”他說，手指著金菊園賓館那現代感十足的院子。“那就是圓通寺原來所在的位置。我父母搬進去的時候，廟裏還住著一個喇嘛。”

我們繼續向東，經過一扇嵌在胡同牆上的懸空的老木門，離地麵有三英尺高。“這兒以前是有樓梯的，”他解釋說，“我小的時候，這兒是個使館。”

十九世紀時，這個院子屬於一位滿族親王；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蔣介石將它作為自己在北京的辦公室；革命過後，這個院子換了新主人――董必武，共產黨的一位創始人；到了六十年代，它成了南斯拉夫大使館。如今，所有這些人都不見了――滿族人，國民黨，革命家，南斯拉夫人――院子有了一個恰如其分的新名字，友誼旅社。

這就是胡同因緣――諸多屋宇曆經生生世世，權貴終化黔首。幾個街區之外，清朝最後一位君主的皇後婉容的家族居第變成了一家糖尿病診所。在菊兒胡同裏，晚清權傾一時的軍事將領榮祿那美麗的西式官邸，在一度成為阿富汗使館之後，而今換上新顏：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一幅巨大的米老鼠像高懸在大門上。

好老王經過奧運公廁（“這兒不像我在的時候那麽亂了，”他評論說），然後我們來到一幢沒有特點的三層樓房前，這就是他一九六九年之後一直居住的地方。這幢樓不是曆史建築，所以政府批準了它的拆遷。水和電已經切斷了，我們走上樓去，走進一個空無一人的走廊。“當初我結婚時就是在這個房間，”他在一扇門前停下說道。“一九八七年。”那一年他的弟弟失去了一條胳膊。我們順著走廊繼續前行，來到他剛搬離的那套他和他妻子、女兒、父親和弟弟一起住過的房子。小女孩的畫仍然貼在牆上：一幅馬的素描，邊上有一句英文的“聖誕快樂”。“這裏原來放著電視機，”他說。“我父親睡在那裏。我弟弟睡這兒。”

這一家人已經分開了，他父親和他弟弟現在住在北邊的一條胡同裏；好老王跟他的妻子和女兒現在借住在一個人在外地的親戚家裏。作為拆遷補償，好老王在鼓樓附近的一幢老房子裏分到了一角。他打算開春後把它裝修好。

出來後，我問他在胡同裏住了近半個世紀之後，離開這裏是否感到難過。他想了一會兒說道：“你知道，我住在這裏期間發生了很多事。也許傷心事比喜事更多些。”

在出來的路上，我們經過一幅廣告，北京盛大千禧貿易有限公司。那天晚些時候，在我回家的路上，一長串三輪的士經過我的身邊。中國遊客們在寒風中穿得暖暖和和的，手拿相機，沿著古老的胡同漸行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