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諜戰：戴笠與日本特工王交鋒實錄

抗日諜戰：戴笠與日本特工王交鋒實錄

2009年07月27日

淞滬戰爭期間，戴笠在上海指揮戰地調查活動，組建蘇浙行動委員會及別動隊等，這還都是公開或半公開的特工活動。除此以外，他還秘密領導了一場與日本特工之間進行的間諜與反間諜鬥爭，這完全是一場高水平的鬥智鬥勇的較量。

較量首先是從與上海日本東亞同文書院的間諜鬥爭開始的。

1937年9月中旬，著名的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先生向戴笠推薦了兩名上海大學畢業的高材生程克祥、彭壽，並說程、彭二人願意為反間諜鬥爭作出貢獻。

特工戰線本是一個風雲詭譎、變幻莫測的戰場，以戴笠之精明和謹慎，當然不會僅僅依靠一位學者先生的判斷和推薦，就吸收運用兩個素不相識的反間諜人才。於是，戴笠指令由文強當麵去法租界拉都路章乃器先生寓所與程、彭二學生洽談，意在對其進行考察。文強經過了解，得知程、彭與章乃器先生是師生關係，因出於愛國心，願意利用與東亞同文書院中某教授的特殊關係，打入同文書院及虹口地區和日本海軍俱樂部，搜集日方情報，貢獻給淞滬抗戰。

東亞同文書院是一個以日本陸軍為後台的日諜巢穴，成立於1887年，原名叫日清貿易研究所，其實是打著“研究”的旗號，開展以軍事目的為出發點的情報調查活動。內容一是調查中國的市場和財政經濟，二是調查中國的地理、政治、軍事等問題。調查的項目非常細致，僅以地理而言，包括主要公路的長度、寬度、路麵結構；橋梁的長度、建築材料、載重量；渡口的運量及河麵的寬度等都要一一調查清楚。調查材料分別登載在該書院辦的《支那研究》雜誌和《支那省別全書》、《兵要地誌》等書中，送日本陸軍統帥部參考掌握。調查人員以日本留學生為主，並有一些軍事人員參與。當時日本首相近衛文磨的大兒子近衛文隆受其父的派遣在同文書院任職，在中國各界高層人物中收買。他們的足跡遍及全國，甚或雲貴等省的邊遠鄉村也去，足見其調查情報之深入。

程克祥、彭壽本是受東亞同文書院運用的人員，但淞滬戰起，兩人激於尚未泯滅的愛國心理，更是受恩師章乃器的教誨和影響，決定利用與東亞同文書院的關係，搜集一些日方的情報，為抗日救國做些工作。其意亦有腳踏兩隻船的想法，借此了解一些中方抗戰的活動，提供給緊追不舍的東亞同文書院。為達到這一目的，程、彭向文強提出:需成立一個取其“以文會友”之義的“文友社”組織，以作掩護，由程、彭分任社長、經理，聘用男女記者五六人，並相應地解決1所獨立的3層樓房、備用金1萬元法幣、小轎車1部及司機等。戴笠聽取了文強的匯報，經過一番深思，對文強說:“此事唯恐章乃器先生書生學者上當，我們也得謹防反間之計，看情況隻能將計就計，反正在租界上諒也跳不出我們的手心。”於是，戴笠當即批準了程、彭所提的全部條件。淞滬戰爭期間，戴笠對時間的計算完全不以“天”為單位，而是以“小時”、甚至“分鍾”來計算的。他限令文強連夜將“文友社”的編製預算定下來，上報備案。又限其3日內將“文友社”這座反間諜巢穴布置起來，開展活動。然後戴笠、文強設計一步一步地與程、彭二人鬥智，逼其就範。

第一步，文友社成立後，戴笠、文強設計如何將特務處的特工人員不露任何痕跡地打進去，以控製這座反間諜機關的主動權。首先，戴、文決定派遣黃埔六期出身的特務、杭州警察局指導員王樹人當一名文友社的看門人兼收發，實際是這座機關的我方特工總負責。因王是瘸腳，處處又裝出一副無所作為、任人訓斥笑罵的司閽模樣，不但文友社的程、彭和日方間諜毫不起疑，就是戴笠派進文友社的特工人員也沒有識破王樹人是他們的頂頭上司。平時，王對他們的指示都是用約定的不直接接觸的方式進行聯絡。接著，文友社聘用記者，程克祥引來了3名日方間諜，戴笠決定派兩名女特工打進去工作。為了不使程、彭和日方起疑，戴笠叫文強通知程、彭，對聘用記者進行當場考試，合格則用，不合格則不用。而戴笠安排的兩名女特務，一名安占江，東北人；一名吳憶梅，曾任《上海晚報》記者。兩個人不但年輕貌美，能說會寫，善繪畫，懂照相，而且都受過大專教育，又分別在北平警高和中央警校受過嚴格的女警官訓練，騎馬、射箭、打槍等樣樣皆精，是兩位特工全能人才。戴笠、文強還預先對她們訓練一番，既不能太露，以顯出馬腳，又不能裝得太“笨”，反不被錄取。果然是一試就中，又沒有令程、彭和日方間諜起疑。

第二步，戴笠、文強設計遏製企圖進入文友社的日方間諜，而對已經進入的則試圖趕走，這樣不給日諜在文友社的立足之地，以便於我方特工人員的活動。程克祥介紹了3名日方間諜，文強提出須進行考試、審查資曆，有可靠的保證人和保證金，以便確定工資待遇為借口，使3名日方特工知難而退，主動提出不計報酬，隻為愛國盡義務，文友社的汽車司機也是程克祥引來的日方間諜，且十分狡猾，很難對付。安占江提出用以毒攻毒的辦法，在日方特工中煽風點火，散布流言，說這個司機很驕傲，看不起中國人，要對付他。結果日諜作賊心虛，把這名司機以自動辭職為名調走。隨後，戴笠指示文強暗中商請朱學範介紹了一位愛國司機陳阿毛應聘，與王樹人配合，可謂珠聯璧合。

第三步，戴笠、文強繼續通過章乃器先生、胡子嬰女士這兩位愛國夫婦對程、彭施加影響，促他們堅定地站在抗日救國一邊。程、彭受當時抗戰大潮的影響，也逐漸向戴笠、文強一方靠攏，最終成了一邊倒，文友社也完全成了不文不友的反間諜機關。安占江、吳憶梅則以文友社記者為掩護，深入到同文書院和日本海軍俱樂部內，調查搜集各種情報資料，每天向文強、戴笠匯報，甚至把日諜的行蹤及其在租界和上海近郊的聯絡點、關係人等重大情報，都基本上調查清楚，對淞滬抗戰貢獻甚大。安、吳二人還按照戴笠的指令，將同文書院內以教授麵目偽裝的日諜上尉福田信一引誘出來，綁架到南市警察所關押起來。

中日之間高水平的間諜鬥爭是在戴笠與日方一流特工高手南本實隆少將之間展開的。

上海是中國經濟的中心和重要工業基地，擁有發展軍工生產的巨大潛力，同時也是遠東的國際經濟中心之一。一方麵，在中國最高統帥部來說，是誌在必保，由此蔣介石把70萬國軍精銳投入戰場，甚至把自己多年積聚起來的老本:黃埔之花毫無保留地全部調上前線；另一方麵，在日軍最高統帥部來說，也是誌在必得，企圖通過迅速攻占上海，實施中央突破，打擊中國持久抗戰的決心和能力。

淞滬戰役打到9月底，戰場態勢進入相持階段，呈膠著狀態。蔣介石對戰場形勢憂心如焚，如果就此撤出淞滬戰場，國際國內對抗戰的信心都將動搖，抗戰前途殊難逆料！如果繼續拚下去，70萬精銳即使全部拚光能挽救頹勢嗎？後果亦不堪設想！恰在這時，出自宋子文的謀略，依據《九國公約》，請歐美列強出麵調停、幹涉、製裁日本，所謂《九國公約》，是指1922年2月6日由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國北洋軍閥政府在華盛頓會議上簽訂的《九國關於中國事件應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其主要內容是根據“中國之門戶開放”的“原則”，各締約國享有在中國通商貿易和開辦企業的“機會均等”權。

宋子文提出讓《九國公約》簽字國出麵解決中日爭端，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等人為首紛紛出麵調停，使國民黨內一部分高層領袖人物歡聲雀起，認為是一著置日本於死地的好棋，就連戴笠也把《九國公約》看成救命符，認為上海有救，和談成功就是勝利。但是，曾在杭州警校內與許多學者研究過日本問題多年的文強提醒戴笠:“要謹防中敵人緩兵之計。”戴笠是悟性極高的人，他略一思索，興奮地在文強肩上一拍，認為“謹防”二字說得好，他一定要在電話中向校長稟報。

《九國公約》簽字國出麵幹涉中日戰事，確使日本方麵一時處於被動，不得不有所對策。於是，日軍統帥部急調原在華北的間諜老手南本實隆少將秘密潛赴上海，主持上海方麵的特工活動，迅速竊取中國統帥部對日作戰的部署，並伺機暗殺動員外交調停的核心人物宋子文。

南本潛赴上海的情報，很快被戴笠派遣打入日本軍方的諜工人員偵悉，迅速電告戴笠知悉。南本實隆是位中國通，對中國社會的研究相當深入，因久在平津一帶活動，能說出一口流利的略帶天津音的中國話，且外表忠厚至誠，樸實無華，內則奸詐陰險，詭計百出，應付各種險惡局麵皆能從容不迫，鎮定自若，因而得以成為日軍大特務頭子土肥原、鬆室孝良的得力助手。南本在華北、內蒙和東北等地，曾多次破壞戴笠布置的特工組織，僅被其打死和逮捕的特務處特工人員就有數百之多。戴笠對其有切骨之恨，以至不呼南本之名而呼其為“毒蛇”，屢次設計要在華北將其幹掉，皆因南本以變幻莫測之功而滑掉。南本潛赴上海之初，戴笠的計劃就是將其幹掉，以泄心頭之恨。他考慮到南本到達上海後，必定要在同文書院和日本虹口海軍俱樂部露麵，戴笠已在這兩處日諜巢穴安排了內線，其行蹤將不難掌握。難的是派誰去執行這一極危險而極艱難的任務。

戴笠先將當前集中在上海能夠充當這一殺手任務的特務這一排隊，分析比較，最後選定由文強擔任。戴笠考慮:文強是湖南長沙人，湖南人素有不怕死的硬漢作風，能臨危不懼，又是黃埔四期畢業，對校長和自己都很忠誠，不會臨陣變節，多年在浙警校特訓班和南京諜參特訓班工作，對特工情報業務和行動技術熟悉，未出任過公開職務，不被日方注意；辦事機警幹練，極有頭腦，可謂有勇有謀，文武雙全。接下來，戴笠考慮如何說服文強能愉快地接受這一任務。

他曆來的觀點是，交代部下去完成危險的任務，宜智取，不宜強攻。戴笠首先打電話給文強，叫他到福履理路自己的寓所來一趟。這處地方本是戴笠保密最為嚴格的密窟，除心腹親信毛人鳳外，即使文強這樣的親信大特務也不清楚。毛人鳳向文強指明地址，並交代隻能坐自備汽車去，並且不能直開大門，須遠遠停下，步行前往。這在戴笠的手法是，未向部下交代任務，已經先聲奪人，在心理上讓他建立起一種已被受到高度信任的感覺。文強來到戴笠在福履理路的密點，兩人先到內室共進早餐。然後戴笠才讓文強看了南本潛赴上海的電報，接下來就是一番鼓勵:“念觀兄，你辛苦，文友社這出戲唱得不錯，你還得再唱一出全武行的苦打戲，我考慮由你出馬最為妥當。”

戴笠介紹了南本各方麵的情況，包括他的外貌、身材後，問道:“老兄有無左輪手槍，西服可多做幾套，配幾名得力助手給你，由你自己挑選，作好出馬的準備吧！”“希望老兄多動腦筋，為國誅患。”說完，戴把準備好的1枝馬牌3號左輪，配有30發達姆彈，連同500元特別費一並推到文強的麵前。這一連串的動作和氣勢，已使文強幾無退路可走，但又不敢貿然接受。戴見他麵有難色，已知其意，結果又一頂高帽子戴到文強頭上:“你的兼職多，事太忙，我很了解，再忙你也幹得下來，不必推辭，不要被一個難字擋住了前進的道路，要做關雲長，過五關斬六將。”這一番恰似戰前動員的思想鼓動工作，不但無絲毫霸氣、殺氣，而且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激之以義，可謂淋漓盡致，不由得文強不生出一股豪氣，愉快地接受任務。臨告辭出門，戴笠叮囑文強說，這次談話不可告第二人，此間會見地點也不可告人，以後無他的親自電話，請不要來。

4天後，情況發生了新的變化。南本到上海後，撇開外圍，用掏心戰術，直接用重金收買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國民黨原八十七師參謀長楊振華，要其提供中國軍隊的情報。豈知楊此時一方麵激於愛國大義，不甘就此墮落為，二是懾於在戴笠身邊當一個別動隊的參謀長，不敢貿然出賣機密，也用了一個腳踏兩隻船的辦法，把這一情報向戴笠報告。戴笠迅速以變應變，重新精心設計了一個新的計劃，交代文強執行。

戴笠第二次在福履理路緊急召見文強，一見麵就說:“該死的毒蛇出洞露麵了。他們急於要趕在九國公約國開會之前，完成攻下上海的任務，你判斷陶德曼奔走和談是緩兵之計，幸好我已向校長稟報。你的見解證明毒蛇的活動恰恰就是和談為假，進攻不渝為實。我們的方針要有針對性，不到時候不誅此蛇，且看他如何橫行，一定要掌握他的三魂六魄，使他落入我們布置的陷阱之中。毒蛇所需要的是情報，手法是以重金收買奸逆，到處混進他們潛伏的間諜。這是毒蛇在平津地區活動的一套規律，我已摸熟了。毒蛇已經用自上而下的辦法，企圖收買楊振華這位王敬久手下的前參謀長”，“我決定將計就計，要楊金蟬脫殼，推薦你頂替他以軍事委員會少將高級參謀、甘心為虎作倀的麵孔出現。

他們要通過全麵的考驗，然後再談其他。毒蛇要楊約你於今晚8時前往靜安寺路100弄10號見麵。到達時，按門上的電鈴，有一妙齡女仆開門，問\'是李先生嗎？\'你說\'是\'，就可隨她進去。你的化名楊已取好，叫李文範少將，你得注意，千萬不可露出馬腳。我已電軍委會，在職員名冊中，加上李文範少將高參的虛名，以免有內奸去查冊誤事。你好好準備去與毒蛇見麵。不必帶手槍，也不要帶任何男女，自備汽車，換換牌照。見麵後問到年齡可報大一點，日本人不到50歲出頭不會有少將官銜，中國人不講這些，也得大幾歲好。此去不要忘記是英租界，這一次不暗中派人保護你，以後也得派。問題是他們為何不約到虹口日租界，也不是旅館和公共場所？可見初次約見，已對你有了信任感。這種信任感來自楊振華的介紹，楊這個人呀！？？”戴笠沒有再說下去，但是楊卻在淞滬抗戰後公開投敵，可見戴笠的懷疑是正確的。

戴笠的這一番長篇指示，條分縷析，絲絲入扣，恰如給文強上了一堂高水平的特工業務課。最後，戴笠再次囑咐，要深思初次見麵的對話，使其百分之百相信，“陷阱就在你的腦子裏”。上完“課”，戴笠問文強有無困難，文強已經信心倍增，愉快地回答，還沒有和毒蛇見麵呢，有困難再來請示。於是，彼此哈哈大笑。一切果如戴笠所料。第一次見麵，雙方隻是了解證實對方身份，並約定過兩日到虹口海軍俱樂部進行第二次會談。臨分別，南本送文強一大捆東西，文強帶回蘇浙行動委員會辦公大樓。戴笠一聽，勃然大怒，指著文強的鼻子大罵:“你怎麽會將毒蛇贈禮不加考慮地帶回來了？試問一聲爆炸，玉石俱焚，那還了得嗎！”戴越說越急，連聲音也沙啞起來。當即由行動技術專家餘樂醒在樓下大院裏加以各種引爆試驗，終於證明不是炸彈，拆開點數，竟是1萬元法幣。

一場虛驚，頗使文強不快。戴笠由此又引出一通宏論，解釋說:“老兄沉著應變的精神可佩，我的警惕過頭也是不得已。過慮則愚，過敏則亂，不如此則怠，不認真則萬事無成。全勝而敗不如積小勝而大勝。劍及履及，步步以慎敵之心，則有備無患。反之，掉以輕心，事無不敗之理。”說完這番充滿哲理的話，戴笠還用劍拔弩張的字體寫下上述之詞贈文。如此一來，文不但轉嗔為喜，而且對虹口之約勇氣倍增，心明如鏡，毫無後顧之憂。

文強第二次赴約，南本實隆開始拋出底牌，急欲了解4件事:一是中國統帥部之抗戰決心如何？二是對日作戰之動員兵力配備如何？三是九國公約之製裁倡儀是否出自宋子文部長的謀略？四是對陶德曼奔走和談的看法？文強按戴笠事先部署，以下次作答作借口，約定兩日後再談。

第三次赴約前，戴笠指示文強，引蛇上鉤已成，但要嚴防脫鉤，關鍵在假戲真做，以解對方燃眉之急，而且附帶目的在於騙取一筆巨款，以充軍餉。別動隊萬人所需，如有200萬元到手，則兩年餉糈無虞，這一任務必達成。據此，文強閉門造車，寫好4題的答複提綱，經戴審定修改，囑咐留存底稿，上報校長備案。

第三次虹口會議，文強拋出第二題，騙取日方同意支付200萬元的承諾，並當場由南本在名片上簽字。戴笠認為日本人素來小氣，南本在華北從來沒有這麽痛快過。200萬元的兌現難免有變。

果然，第四次會談，200萬元現款未能到手，雙方周旋的結果是4題總代價為400萬元。

第五次會談，文強隻拿到40萬元現款，餘下的360萬元南本隻同意開支票，條件是文強必須把另外3題答案交出。戴笠評價40萬元可作小勝，反諜大勝的考驗是360萬元支票交付後能否兌現。

第六次會談在赫德路某號進行，這處房屋原是特務處特務劉戈青租賃的，因租期於下月期滿，戴令其悄悄搬走，騰空作為會談地點，並開始利用這處地方為幹掉南本預作準備。這項計劃連文強也沒有預知。由此足見戴笠謀劃之深遠，確有神出鬼沒之功。這次會談，南本交付支票，但提出須在三五天後提取，且須按9折支付。然而卻不能轉出戶頭。這一次，南本又拋出一個新問題，要求文強作為內應，暗殺宋子文，答允可以先付10萬酬金，事成之後不會少於百萬之數。此題文強佯為應允，回來後當即向戴笠匯報，戴不禁大吃一驚。

戴於是問文強，這出戲是不是到了收場的時候，我看毒蛇提出了宋子文，一定還有更大的陰謀，使我們提高警惕，要加強對領袖、何部長等的安全戒備。我們引蛇上鉤，不止於騙款，更大的目的是在華北給他滑掉了，這次不容許再滑掉。戴接著分析:“對楊振華這位參謀長，我很不放心，假如他向毒蛇方麵說了什麽話，你的活動就會被他們監視，接著也會對你下毒手。你考慮過沒有。”文強被戴笠如此一提醒，不禁毛骨悚然。當即，戴笠下令由文強去安排，就在赫德路會談地點除掉南本實隆及其一夥，外圍行動則由戴吩咐趙理君、王兆槐去幹。

第七次會談，文強再次騙到5萬暗殺宋子文的酬金，並約定第八次會談仍在原址，具體商定暗殺計劃。文強歸來後，向戴笠匯報了會談經過和除掉南本一夥的布置。戴笠則分析淞滬戰場上中國軍隊形勢很嚴峻，陶德曼和談調停落空，我們中了敵人的緩兵之計。南本許諾的400萬元代價，隻到手46萬元，其餘的支票經查詢正金銀行，答複不能轉戶，還要一星期才能辦到。戴分析這其中有詐。多方跡象表明，明日的鴻門宴看來要落空。戴甚至後悔，不應該貪圖金錢，應在第七次會談時就幹掉南本實隆這條毒蛇。

第八次會談，戴笠布下天羅地網，專等南本來鑽。但文強等人一直等到午後6時，也沒有見到南本一夥人的影子。戴笠打來電話，要文強立即撤退。在銀行家貝淞蓀家裏，戴笠告訴文強，日軍已從金山衛登陸，全用不著我們對4個問題的答複，對暗殺宋子文也已不感興趣，並吩咐文強迅速準備從上海撤退事宜。

總的來看，戴笠指揮文強對南本之鬥，其7次會談，每次會談前戴笠均對文強作出詳細指示，其分析判斷之準確，有如剝繭抽絲，絲絲入扣。確是特工中的頂尖人物。然南本亦屬一流特工高手，在間不容發之際，不但自己拔腳溜掉，而且300多萬元巨款未被戴笠取走。

（本文摘自《特工王戴笠》 作者:楊者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