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最後的代課教師

最後的代課教師

南方周末記者 張悅 發自甘肅渭源

編者按：

2005年11月，南方周末報道西部代課教師的艱難處境，引起社會強烈關注。

但是，從2006年開始,按教育部的要求，全國44.8萬代課教師被大量清退。這些為教育事業默默奉獻青春的編外老師們，不得不放下教鞭，離開講台。
他們現在的生活如何？國家有沒有給予他們相應的補償？兩年後，本報再次將目光投向代課老師，關注這個龐大而沉默的群體的生存境況，記錄他們離開學校後的命運。



甘肅省渭源縣張家堡小學的代課教師在校門口的最後一次合影。　本報記者 王軼庶/圖




本報2005年11月3日的報道



2006年夏天，那把陪伴了王政明四十多年的二胡斷了一根弦。
這不是一個好兆頭。
在這個夏天，王政明和其他三名同校的代課教師被通知，“接到上麵的精神，你們明天不用來了。”
王政明是南方周末兩年前《代課教師艱辛執著震動人心》（詳見2005年11月3日頭版）的主人公。這位“中國最老的代課教師”是張家堡小學的創建者，幾十年來拿著不超出40元/月的工資，最後被以“清退”之名離開了這所與他血脈相連的學校。
南方周末的報道受到甘肅省主要領導批示，代課教師境遇曾一度好轉，政府承諾轉聘條件優秀的代課教師，補償將被清退的代課教師。渭源縣不少代課教師工資，終於由幾十年來的40元/月漲至80元/月。
但這樣的轉機隻是回光返照。
2006年，教育部提出，為提高農村教育質量，要在較短時間內，將全國餘下的44.8萬人的中小學代課人員全部清退；對於其中學曆合格、素質較高、取得教師資格的代課人員，可以通過考試取得正式教師資格。
渭源縣自2006年開始大規模清退全縣五百多名代課教師。王政明老師被清退後，他所在的甘肅渭源縣數百名代課教師也經曆了相似的命運。南方周末記者不完全統計，現在全縣還留在工作崗位的代課教師僅有100人左右。
被清退的數百名代課教師，經由他們爭取，今年縣上給他們發放了300至800元不等的清退費——這類似於下崗工人的買斷費，但隻是後者零頭的零頭。而王政明被清退時，一分錢都沒給。
甘肅乃至全國的很多地方都在像渭源縣那樣清退代課教師。除了重慶等少數地區，代課教師的不少優秀代表並沒有被轉為公辦教師。他們有的被以微薄的清退費打發走，有的依舊以“臨時工”身份堅守在農村基礎教育第一線。

代課一生，清貧一生
王政明的辦公室沒有多餘的什物，他收拾起那把斷了弦的二胡，回到了離學校隻有一箭之地的家中。這一方斑駁的木頭被置於衣櫃頂，從此塵封。
以前，每當課餘，學前班的尕娃娃圍坐在王政明周圍，他用二胡拉奏起《在那遙遠的小山村》。這樣的旋律於今絕矣。
他前後教書近半個世紀。他說：“村子裏孫子輩的是我的學生，父母輩的是我的學生，爺爺輩的也是我的學生。”他一共培養了八十多名大學生，包括他的兩個兒子。
1958年，王政明以代課教師的身份，創建張家堡小學，一人撐起一個學校。“文革”期間，為了護校而屢遭生產隊長報複。1982年，他盡管被鑒定為“教學效果顯著，是我校的教學骨幹”，但卻被人在造冊材料上作了手腳，與轉正失之交臂。他黯然離校。
1985年，學校教員奇缺，王政明再次被召回。他的工齡也隻能從這一年起算，再無緣轉正公辦教師。
國家開始給鄉村教師發工資的時候，他一月拿13元，公辦教師拿32元；公辦教師工資漲到40元時，他拿17元；等到他的工資漲到40元時，比他小幾茬的公辦教師工資都1200、1300元了，是他的二十多倍。每次發工資，會計總是偷偷地把40元錢塞到他的口袋裏。
直到2006年，他和渭源其他代課教師的事跡被報道後，他拿了半年120元的工資。
因為同工不同酬，同為教師，卻和月工資一兩千塊的公辦教師地位迥異，代課教師已習慣被村人歧視和嘲笑了。“這些年最難受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從小跟著自己被人看不起。”為了保兩個兒子讀書，這個經常苦勸村民一視同仁讓女娃娃讀書的老教師，忍痛讓自己的女兒輟學在家務農，至今他都覺得愧對後來遠嫁陝西的女兒。
與王政明同校的代課教師劉炳章，一年後同樣被清退。南方周末記者再見他時，他正在全村最破爛的土房中混豬飼料，灰頭土臉，全然沒有過去為人師表的樣子。
王政明一談到劉炳章就覺得“造孽”。這個34歲的大齡青年，到現在連女孩的手都沒拉過。幾年前，他曾經愛上學校的一位女教師，但對方是公辦教師，工資是他幾十倍，“難道讓她養我？”他放棄了這個念頭。
本地已經沒有姑娘願意嫁給這個曾經的代課教師、現在的全職農民，他盤算著在將來當進城民工的時候能找到一個民工媳婦。
他家裏僅有的一些新擺設和家電，是兩年前一些南方周末的讀者資助他的。這些好心人讓他把家裏拾掇一下，將來對象到家裏來了至少不會覺得太寒酸。院子裏，鋪滿了不久前從地裏挖出來的黨參。
今年9月被清退後，他感覺自己的人生就像這些黨參一樣慢慢風幹了。把這些黨參賣了後勉強熬過年關，他就準備外出打工，帶著心中隱秘的愛情遠走他鄉。
曾掛職渭源縣當縣委副書記的西北師大教師李迎新，曾在調研中總結，“走進（渭源）任何一個村子，假如村子裏有代課教師，那他準是村子裏最窮的人。”
代課教師還可能遭遇到一般農民不會犯愁的口糧問題。秦祁鄉楊川小學代課教師毛謙2003年時家裏的地因為大旱歉收，一進2004年的臘月，家中存糧就基本告罄。快過年時，他遠嫁武威的姐姐回娘家住了幾天。他每天都會為口糧頭疼，礙於情麵，他沒有向姐姐張口要口糧。
姐姐走時，已經是臘月二十五了，眼看要過年了，孩子卻在挨餓，他開始四處奔波借糧食。多方求告，終於在臘月二十七借到了200斤糧食，他甚至顧不上幹淨與否，直接將糧食送到磨坊磨成了麵。
陪同記者采訪的渭源民間作家寇倏茜，已經和毛老師熟識了。當一次毛老師說到痛處落淚的時候，寇倏茜無言以對，唯一能做的就是緊緊擁抱他。一分鍾又一分鍾過去，兩個五大三粗的西北漢子抱在一起痛哭失聲。

“最優秀的校長”也被清退
在渭源縣，連最好的代課教師都難免被清退。陳宏文是學區公認最優秀的小學校長，卻因為是代課教師，也將被清退。
最早的清退消息是他親口告訴他妻子的。他的妻子也是五泉寺小學的代課教師。
陳宏文回憶一生中夫妻間最沉痛的那一次對話：“她聽到我告訴她這個消息，直勾勾地看著我，問我，真的嗎？我說真的，她說那我就走。”
陳宏文一家是教育世家。他父親陳其正也是一名口碑極佳的小學校長。他妻子羅茹紅、妻妹羅茹萍、妻姐羅茹琴三姐妹都是教師，隻有羅茹琴是公辦教師，而他自己的弟弟陳宏斌也是代課教師，這次清退，全家少了三位老師。“按照渭源的政策，我隻能呆一年，明年7月我也會被清退。”陳宏文說。
學區校長找他談話，說他作為校長，是支撐學校的靈魂，請他再多堅持一年以作緩衝。一年之後，學區再派一個校長來。
陳宏文冷靜地想了一下，留一年也沒啥意思，轉正已沒有任何希望。但責任心驅使他留了下來。“現在我拚命幹活使自己非常充實，以後的事情我也不敢多想，好在每天累得一躺下就睡著了。”
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可以逃避：上有八十多歲的老奶奶、中有六十多歲患病的父母，下有兩個孩子，這一切都要由他以及同樣是代課教師的妻子來承擔。他除了平日教書、管理學校之外，還要利用雙休日下地幹農活才能勉強維持全家人最基本的溫飽生活。
陳老師說，前些年妻子大病一場，而自己為獲取的大專文憑和各種教師資格證書以期有朝一日能轉正，已經欠下了一萬多元債務。這就相當於他不吃不喝十多年全部的工資。
無奈之下他一咬牙，通過關係讓父親去縣城的工地看門，這樣可以掙點錢來還債。父親身體不好，陳老師實在不忍心。但他說，這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啊。
69歲的父親陳其正，看到聽從自己執起教鞭的兩個兒子都會被清退，“他心裏最難受”。陳宏文記得父親對他的安慰：“你們退下來之後就好好務農，一輩子平平安安就行了。”

“打發我們像打發叫花子一樣”
但他們的付出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王政明，這個一輩子教書育人的代課教師，被清退後至今無一分錢補償。
這個六十多歲的老人，佝僂著背，語含悲涼：“以前國家困難，咱無怨無悔，現在國家慢慢富強了，咱老了，被清退了。”
劉炳章比王政明略微幸運。一個月前，他拿到了這輩子由政府發給他的最大一筆錢，500元——那是他的清退費。
幾百元的清退費還是這些代課教師討說法爭取來的。一次性清退費按照教齡長短——15年以上的800元，10-15年的600元，5-10年500元，5年以內300元。
由於害怕代課教師繼續上訪，縣上要求讓每位代課教師都接受清退費，可是很多代課教師堅辭不受：“縣教育局的局長、鎮委書記、學區領導，村幹部，七八個人個來做我們工作，說你們是知識分子，是給國家幹事的。可為什麽，打發我們像打發叫花子一樣？”
最後縣上要求，有公職的代課教師家人、親戚幫助完成安撫勸解的政治任務，事件才慢慢平息。
王政明對上門的人說，“我想得通呢，我一個老共產黨員，四十多年沒給國家添麻煩了，現在也不會。”然後他給年輕人做思想工作，讓他們“麵對現實”。
劉炳章一次一次去學區討的卻不是說法，而是獎狀。他上學期帶的五年級畢業班和一個三年級班像往年一樣都是全區第一。
32歲的羅茹萍則是上課時被清退的。那天下午，校長推開教室的門說，“你出來一下”……之後兩個星期，羅茹萍把自己關在家裏。“就怕別人問起來，你今天怎麽沒去學校啊，人都是有自尊的，說不要就不要了，我有什麽麵目見人啊。”
她是會川鎮河裏莊小學的老師。這學期開學之後，她開摩托車騎山路時跌了一跤，心髒病複發。但是代課教師沒有工傷保障，也沒有病假。躺了兩天之後她就堅持返校上課。
現在，她終於有時間去蘭州治病了，隻是一直睡不好，“每天做夢都是給孩子們上課的畫麵”。

他們走了，誰來接替
如此多的代課教師離開崗位，那麽多的師資驟然流失，誰來填補這些空缺？那些等待知識哺育的山村孩子由誰來給予“食糧”？
會川鎮羅家磨福和希望小學有六名代課教師。剛辭退代課教師時，學校出現了教師嚴重短缺現象，正常教育麵臨半癱瘓，學前班兒童就要失學，很多學生家長為此圍了鎮政府。
代課教師張清水因此成了靠民間力量留下來的最後的代課教師。
他同樣因為做代課教師成了村裏最窮的人。麵對著在屋子裏凍得瑟瑟發抖的記者，他抱歉：“對不起，全村就我們家沒有圍牆，冬天不能擋風。”
但問他為什麽希望破滅後還那麽留戀三尺講台，他說，那是一種心裏說不出的感覺，上課時候的陶醉感，學生都考出好成績後的成就感。
這位數學老師最享受的是在黑板上寫數字的時候，“那既是教師又是藝術家的感覺”。內向孤僻的他每每上起課來口若懸河。
在會川鎮多個學校任教整整20年的陳宏文對鎮上的教師情況非常了解，他認為，這次被清退的四十多名代課教師，其中有二十多名是絕對的教學骨幹，任何一方麵都不比公辦教師差。
“我們退下來沒有關係，關鍵是新補充的公辦教師，他們能否接過這副擔子，一是他們能否安心教學，二是教學質量能否達到要求，這兩年新下來的非師範類專業的本科畢業生到了農村學校連小學一年級的a、o、e都教不好，機械執行清退政策的結果堪憂。”陳宏文說。
王政明一手創辦的張家堡小學現在成了公辦教師客棧。過去9個教師，4個是代課教師，都是本大隊的。而新來的公辦教師幾乎都想著往城裏調。
李家崖小學辭退了三名代課教師後，一下子增加的教學量幾乎要把校長侯軍權壓垮。候軍權也是代課教師，隻不過是因為身為校長而暫時未辭退。
侯軍權一人要帶14門課，新派來的兩名公辦教師每人隻帶4門。此外，他還為學校的農村遠程教育項目墊資4000元，這是賣了家裏的老黃牛後墊上的。按照經驗，這筆錢發還可能遙遙無期。而他堅持代最後一年課的工資是1920元。
一位渭源縣城的學校領導沉痛地說，真正的活雷鋒就在我們身邊，不相信的話就去對比一下代課教師的課表和公辦教師的課表，然後再對比一下他們的工資單。
侯軍權聽聞後慘淡地笑笑：“其實代課教師課越多越高興，這樣就避免參加一些課餘活動帶來的尷尬，本來我們就是異類，到哪都是不受歡迎的人。”
對此，陳宏文校長感同身受。學區校長說，陳宏文的業務能力和管理能力很強，學區所以就決定由他來當校長。但有一次陳宏文對一個公辦教師的教學提意見，對方回話把他嗆住了：“你一個月才拿多少錢，你有編製嗎，你憑什麽管我？”
但真正的教師之心都是連在一起的。羅家磨福和希望小學的一位公辦教師指著辦公室幾位教師說，“你看看，代課教師再這麽一走，課程壓力都承受不過來了。”
由於代課教師被清退，一些學校教師缺乏，隻好采用“複式教學”，幾個年級的課一起上。僅在會川一鎮，南方周末記者便了解到4所麵臨這樣困局的學校。
張家堡小學劉校長說，教師隊伍不穩定是個亟需解決的問題。代課教師一清退，流動性過於頻繁的現狀畢竟會影響教學，上學期派下來的老師這學期都走了，而縣上的中學老師下來支教小學也不一定適應。
楊川小學的秦校長則心疼他手下的那些代課教師，“那些人都是一離開學校就開不了學的骨幹啊”。
陳宏文說：“代課教師清退後，現在整個會川鎮學區缺53名老師，全縣缺五百多名老師。為什麽在農村教育嚴重缺員的情況下，不運用國家將符合條件的民辦教師轉正的政策，而機械地執行‘一刀切’的清退呢？
他說：“領導為什麽不下來做一下調查，以為代課教師就是水平差、臨時工，覺得代課教師給地方丟臉了呢？”
渭源民間作家寇倏茜一直關注著代課教師的命運。幾年來，他騎著摩托車自費遍訪了渭源的代課教師，寫出了一本《鄉村代課教師》的報告文學。
書中引述了一首渭源山區的花兒（一種流行於甘、寧、青的西北民歌，比秦腔更為蒼涼沉鬱），用淳樸的語言傳唱代課教師的工作：
藍天下的太陽花，
代課教師最偉大，
汗馬功勞他立下 （音同“哈”）
名利不圖不為啥，
心上牽著山裏娃。
“中國最後的代課教師，他們的教育生命即將終結，但他們的精神不死。我必須把他們記錄下來，交給曆史，讓後人知道曾經有這麽一群人，就像餓死在渭源首陽山上的伯夷和叔齊，代表著渭源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的一種精神。”寇倏茜說。
王政明是這本書的主角。在被清退後，寇倏茜問王政明：“這輩子後悔嗎？”王政明說：“從來沒有後悔！”
這個老人，這個群體，他們的一生像他手中的二胡，繃住的琴弦把自己勒緊，奏出生命的強音。然後，弦斷音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