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死亡之謎

斯大林死亡之謎

作者：Ж.А.梅德韋傑夫   來自：冷戰中國網

1.

有一些流傳甚廣的推測說：由於密謀並使用慢性毒藥，斯大林過早地去世了。最近出版的一部斯大林傳記就闡述了斯大林是死於毒害這種看法，這部傳記的作者Э.С.拉津斯基使用以前保密的檔案文件寫成了這部傳記。 但這些推測實際上並沒有直接的立論材料，而是用一些間接的資料作為證明密謀說成立的證據，這些間接的資料是——官方對斯大林出現腦溢血的日期和發生這件事的地點（孔策沃的別墅，而不是克裏姆林宮的寓所裏）進行了篡改、沒有理由地拖延召喚醫生長達幾個小時，以及斯大林最親密的戰友們，首先是Л.П.貝利亞、Г.М.馬林科夫的反常舉動，這些不僅引起了斯大林的女兒斯韋特蘭娜和斯大林的警衛人員的關注，而且引起了在病人床前值班的醫生們的注意。現在回到斯大林的健康和病情這個正題上，本文要證明的是，密謀顯而易見是存在的。不過，這個密謀不是長期準備的反對斯大林本人的密謀，而是由於斯大林的病情而自然引發的密謀。這次密謀旨在反對蘇共十九大之後斯大林於1952年10月組建的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新的領導班子。馬林科夫、貝利亞和Н.С.赫魯曉夫是無法使斯大林失去權力的，斯大林隻是在癱瘓中風之後，隨著失去知覺才失去了權力。他的三個戰友阻止報道斯大林的病情，其目的是為了撤消斯大林組建的擴大了的蘇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並建立起三人同盟的國家管理體製。三人同盟篡奪政權發生在1953年3月1日淩晨斯大林出現腦溢血與3月2日醫生們應召前來為病人診視之間的一個很短的時間內。
在分析1953年3月初事件的時候，所有的斯大林傳記作者都隻是采用了兩種關於所發生的事情的說法，因為幾乎沒有其他的說法。其中一種說法是赫魯曉夫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所說的，這些回憶錄最先是1971年在西方出版的。 第二種說法是斯大林衛隊的一些工作人員所說的，1953年2月28日至3月1日那個非常不幸的夜晚，他們在孔策沃的別墅裏值班。這種說法出現的時間相對較短，並且被收進了在最近10年出版的斯大林的傳記中，其作者記下了一些警衛人員的敘述。既然赫魯曉夫的說法與警衛人員的說法基本一致，於是，如此刻畫的情形便被認為是客觀的。不過，認為斯大林死於密謀和“毒害”的見解所依據的不是某種客觀存在的事實，而隻是某種“動機”的存在，這種“動機”是因為1953年2月底之前斯大林給自己的戰友們所造成的威脅和恐懼而產生的。
但是，現有的關於1953年3月1日至2日所發生的事件的兩種說法源於密謀成立的情況下的密謀的必然的直接參與者或者間接參與者。因此，他們對披露所發生的事件的完整情形不感興趣。兩種說法對所發生的事件及其相互聯係談得非常的簡單，這樣做顯然是為了掩蓋所發生的事件的真實情況。
    1926年斯大林開始抱怨手和腿的肌肉疼痛。在此之前已經建成的克裏姆林宮醫院的醫生建議他用馬采斯塔硫化氫溫泉浴進行治療。秋天斯大林休假並去治療，選擇了一家老馬采斯塔硫化溫泉，其主治醫師是療養醫療學專家И.В.瓦列金斯基。不久前公布的瓦列金斯基的簡要筆記為我們提供了關於1940年以前斯大林健康狀況的最清晰的描述。 
    三個醫生對斯大林作了檢查，沒有發現任何不正常的地方。盡管如此，斯大林還是做了屬於天然溫泉的馬采斯塔硫化氫溫泉浴的一個完整的療程。這對他很有益處。但是，1927年斯大林又一次來到了馬采斯塔溫泉，這時已經是11月底了，可他還是抱怨手和腿的肌肉疼痛。在硫化氫溫泉浴療程開始之前醫生們仔細診察了他的健康狀況，給他的肺拍了X光照片，並給他的心髒做了心電圖。
    一切都很正常，包括血壓。這一年斯大林48歲。斯大林又一次受益於溫泉浴的治療。1928年和1929年斯大林一直在莫斯科工作，沒有休假。直到1930年他才回到馬采斯塔溫泉。К.Е.伏羅希洛夫和А.М.高爾基到他這裏來過。在這一年斯大林任命瓦列金斯基為自己的私人醫生，並贈給他一套莫斯科的五居室住宅。瓦列金斯基被任命為茨哈爾圖博療養區發展規劃的負責人。正是虧了斯大林的關照，30年代整個高加索黑海海濱才有了迅速的發展。這裏發現了幾十處醫療用礦泉。1930年和1931年斯大林把自己的休假延長到2個月，在南方度過了8月和9月。在莫斯科暫時代替斯大林的通常是莫洛托夫，斯大林定期地給他發出關於所有重要問題的書麵指示。1930年8月13日便函結尾的附語是這樣寫的：“P.S.，我在逐步地恢複健康。”1個月後，1930年9月13日，斯大林告訴莫洛托夫的已經是：“我現在十分健康”。1931年斯大林在茨哈爾圖博住了一段時間。他在8月21日的便函中給莫洛托夫寫道：“這裏的水很奇妙。真的。當我們見麵的時候我再詳細地告訴您。”  
    由於斯大林患上了咽喉炎並且發高燒，1936年12月瓦列金斯基被召到孔策沃斯大林的別墅。參加會診治療的還有：心髒病專家В.Н.維諾格拉多夫教授和咽喉病專家Б.С.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教授。斯大林像接待老朋友一樣接待了瓦列金斯基，並詳細詢問了不久前成立的全蘇高爾基醫學實驗研究所的有關情況。這時斯大林注意到全蘇高爾基醫學實驗研究所的科學家們“大量地從事理論研究工作，很少進行實踐，並且也不從事有關延長生命問題的研究”。 在斯大林的這次批評之後，延長生命的問題很快就成為蘇聯醫學界的一個很重要的研究課題之一。1937年基輔生理學所所長А.А.博戈莫列茨教授創立了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科學院常設考察團來考察研究格魯吉亞和阿布哈茲的稀奇少有的長壽者。斯大林相信一個傳說，這個傳說認為，高加索人之所以長壽，是因為有山區的氣候、冰川雪水以及自己飲食的特殊性。“有益於身體健康的”冰川溪水運進了莫斯科，獻給了斯大林。斯大林居住和工作的所有房間都鑲襯了木材。斯大林認為木材蒸發出的氣體改善了空氣的質量。在克裏木，斯大林沒有特別的別墅。住在克裏木的時候，斯大林通常居住在重新裝修過的亞曆山大三世的一些皇宮裏。在斯大林居住的房間裏，都專門為他鑲襯了克裏木的鬆木。 

2.

瓦列金斯基最後一次給斯大林做診治是在1940年2月13日，這一次又是因為喉嚨感染。斯大林在發高燒，但是他仍在工作。正是在這幾天，蘇聯-芬蘭前線進行著激烈的鏖戰。在斯大林的工作台上鋪著一張芬蘭地圖。他向醫生介紹了戰事的進程，用鉛筆在工作台上敲了一下之後說道：“攻克維堡指日可待。”但是，維堡在一個月之後才被攻下來。瓦列金斯基於1944年轉到了莫斯科郊區“巴爾維哈”政府療養院工作，在巴爾維哈療養院，他擔任主治醫師。根據他的挑選，心血管病專家維諾格拉多夫被任命為斯大林的私人醫生。這與斯大林健康狀況中出現的新問題有關係——此前在他身上發現了血壓過高和動脈粥樣硬化的症狀。
    眾所周知，斯大林基本上是晚上在克裏姆林宮工作，並工作到深夜。半夜之後已經很晚他才去孔策沃別墅，在那裏用過豐盛的晚餐之後，於淩晨3點鍾或者4點鍾躺下睡覺，並於早晨10點鍾或者11點鍾起身。但是這種作息製度漸漸地發生了變化。從20年代開始，斯大林13點鍾在克裏姆林宮接待來人，而有時是在上午11點鍾或者12點鍾接待來客。中午在辦公室下麵一層的房間裏小睡和休息一會兒之後，斯大林繼續工作，並在晚上7點鍾或者8點鍾結束工作。這個時期，斯大林有一個正常的家庭，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而且這基本上決定了他的生活方式。在1932年妻子自殺之後，他的作息習慣又發生了重大變化。斯大林通常大約在16-18點鍾出現在克裏姆林宮，並工作到晚上21-23點鍾。他越來越頻繁地去莫斯科郊區的孔策沃別墅過夜。他常常邀請自己的戰友和朋友來別墅裏共進晚餐，很晚，並且在喝了大量的燒酒之後才躺下休息。燒酒是一種催眠藥，有時醫生也推薦使用燒酒。30年代和40年代，無論是在蘇聯，還是在西方還沒有安全的安眠藥。最有效的製劑是巴比土酸鹽，定期地服用它會導致麻醉劑癮。對於長期失眠的人來說，燒酒要安全一些。
在1941-1945年戰爭時期，這個作息製度被保持了下來，但是睡眠的時間又大大地減少了。任何“休息日”或者假期都沒有。斯大林每天在克裏姆林宮和別墅裏工作13-15個小時。
    第一次中風發生在1945年10月10-15日，但是有關病情和治療的任何細節都沒有保留下來。在克裏姆林宮醫院有一個所謂的“И.В.斯大林病曆”，這個病曆記述了很多年裏有關總書記健康狀況的資料。在1952年維諾格拉多夫被捕之後，根據斯大林本人的指示，所有有關斯大林的醫治材料全部被銷毀了。斯韋特蘭娜•阿利盧耶娃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在1945年秋天“父親病了，而且病了很長時間，病得很重”。 關於病情卻一字未提。在斯大林生病期間，斯韋特蘭娜沒有被允許去探視父親，甚至都沒有被允許往別墅給父親打電話。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誰都不可以給斯大林打電話，於是這就產生了流言，看來，這種流言是有根據的，即斯大林出現了暫時的失語。
    隻是到不久前，借助於在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之後對斯大林做過病理解剖分析研究的醫生們的回憶，才可以推測第一次中風沒有出現腦溢血。中風之後必須改變作息製度並減少工作量。顯然，醫生們向斯大林解釋了這一點。從1946年開始，斯大林出現在克裏姆林宮就變得比較晚和比較少了。直到20點鍾、21點鍾或者甚至22點鍾，他才開始接見來客，並在2-3個小時之後結束接見。斯大林每天在克裏姆林宮的工作時間已經不長於3個小時，而且也遠不是每天都到自己的官邸來。
為了解決各種日常問題，訪問者常常被邀請到斯大林的別墅來，或者在白天，或者來吃晚飯——半夜之後。根據斯韋特蘭娜證明，在1945年生病之後，斯大林有很多時間是在那個很大的森林公園裏度過的，在森林公園的中心建造了斯大林的孔策沃別墅。在公園裏為斯大林建造了一些帶小桌子的亭子：“他就這樣整天在公園裏來回挪地方，人們給他拿來了紙、報紙、茶……在這一點上反映了他的理性主義：最後幾年，他渴望健康，希望能長壽。” 
    1946年秋天，斯大林自1937年以來第一次到南方去休養。休假假期很長，接近3個月，而且是從克裏木開始的。1949年專門在阿布哈茲山中湖泊——裏察湖的岸邊為斯大林建造了一個很大的療養區。現在斯大林可以一年在海拔大約1000米左右高度的山上生活幾個月。
    斯韋特蘭娜最後一次到孔策沃別墅來看父親是在1952年12月21日。這一天是斯大林的生日，他73歲了。斯韋特蘭娜注意到父親的臉色變了：“那一天，他看上去不太好。看來，他感覺到了生病的征兆，也許是高血壓的征兆，因為他出人意料地戒了煙，並且頗以此為自豪——他吸煙大概不少於50年。” 通常，他的臉色總是蒼白的，現在他的臉色是紅的。斯韋特蘭娜推斷得很正確，這是高血壓的征兆。已經沒人來給斯大林做檢查了，因為他的私人醫生在監獄裏。
    斯大林之所以戒煙，是因為感覺到了“供呼吸的空氣不足”和肺部疼痛的症狀。這是已經出現了肺氣腫的征兆。
    但是，依賴尼古丁的人一下子戒煙會導致生理和心理上的變化。新陳代謝的變化會引起脂肪沉積。這時，興奮加劇，注意力難以集中。總是很消瘦的斯大林正是在1953年初體重增加了。體重的增加同樣又導致血壓的升高。借助於完全的安靜和療養可以延緩身體機理被破壞的過程。但是，1952-1953年的秋天和冬天斯大林取消了休假，因為正是在這個時候他領導了紛繁複雜的鎮壓運動，這一次鎮壓運動作為“猶太複國主義者——醫生案件”而被載入蘇聯史冊。
    1952年2月的上半月，斯大林與國家安全部門的一些工作人員會晤，討論國外情報部門的改組問題。在被斯大林召見的人當中有當時的國家安全部第一局（偵察局）副局長П.蘇德普拉托夫將軍，蘇德普拉托夫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我看見了一個疲憊的老頭。斯大林變得很厲害。他的頭發非常稀疏，並且盡管他說話總是說得很慢，但是明顯地，現在他講話好像很費力氣，兩句話之間的停頓也比較長。” 
    2月28日晚上，晚餐很晚才開始，斯大林邀請了赫魯曉夫、布爾加寧、馬林科夫和貝利亞這些自己的最頻繁的造訪者與他共進晚餐。根據赫魯曉夫回憶，晚餐快要到星期天3月1日淩晨5點鍾才結束。斯大林喝了很多酒，而且情緒很好。白天，赫魯曉夫等待斯大林的電話召喚，邀請他去參加星期天的晚餐，但是斯大林沒有打電話來：“我不敢相信，會度過一個完整的休息日而沒有斯大林要我們去他那裏的電話召喚。” 當然，這個四人團的其他人也同赫魯曉夫一樣，等著星期天被邀請到斯大林那裏去，並且也都為沒有電話的召喚而感到驚奇。

3.

在解釋斯大林生前的最後這幾天的事件的時候，很多傳記作者們都對一個事實賦予了特殊意義，即多年擔任斯大林衛隊長的Н.弗拉西克將軍於1952年12月被免職並被逮捕。有人認為弗拉西克被免職可能是貝利亞策劃的，貝利亞還把自己的人安排在弗拉西克的位置上。實際上，弗拉西克將軍從1947年起已經擔任國家安全部警衛局局長，而不是斯大林的私人警衛了。在斯大林對他失去信任之後，根據斯大林的指示弗拉西克被逮捕。國家安全部部長С.Д.伊格納季耶夫被任命兼任國家安全部警衛局局長。伊格納季耶夫還被任命為克裏姆林宮衛隊長。斯大林試圖用這些任命剝奪貝利亞對自己各處官邸警衛的一定的直接影響力。伊格納季耶夫應當向斯大林本人匯報一切有關情況，並從斯大林那裏接受指示。1952年正是伊格納季耶夫領導了對“醫生案件”和“格魯吉亞人案件”的整個偵訊的具體準備工作，這些案件預計在1953年3月底結束，這些案件給斯大林提供了改組整個高層權力機構的根據和理由。在實施這一計劃的過程中，無疑，伊格納季耶夫是一個關鍵人物，而且在1952年底斯大林常常邀請伊格納季耶夫及其一幫副手到克裏姆林宮和別墅裏討論案件審判工作的各個細節問題。
孔策沃別墅戒備森嚴。別墅衛隊有以別墅衛隊長為首的100多名國家安全部的軍官。為斯大林“提供日常服務的”人員——廚師、服務員、清潔工及其他人也像國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員那樣，是固定不變的。
    1953年3月1日，星期天，孔策沃別墅衛隊長、國家安全部上校奧爾洛夫休息。在毗鄰斯大林居住的房間的別墅值班室值班的是老警衛人員斯塔羅斯京、副衛隊長洛茲加切夫及其他幾個軍官。值班的還有女管理員М.П.布圖索娃，赫魯曉夫把布圖索娃寫成是“一個在別墅裏工作了很多年的斯大林的忠誠女仆”。別墅的所有房間都有內部電話——傳聲器係統相連。斯大林的每一個房間，甚至浴室和廁所都安裝了內部傳聲器。斯大林用內部傳聲器招呼服務人員給自己送去茶或者食品，讓人們給他送去郵件及辦理其他事務。除了傳聲器之外，斯大林的所有房間還安裝了政府電信線路和通常的莫斯科市內的交換電話網的電話。在蘇聯有100多個人（蘇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常務委員會的委員、國家安全部部長、總參謀長、各大軍區司令員、一些州委書記、蘇共中央主要部委的負責人和中央委員會書記）有直通斯大林的電話，並且在必要的時候可以給斯大林本人打電話。

 假如相信別墅警衛人員的敘述，那麽3月1日誰也沒有給斯大林打過電話。別墅衛隊副衛隊長洛茲加切夫的講述被拉津斯基寫的書引用了，他說，早上10點鍾警衛人員集中在廚房裏，等著斯大林打鈴，斯大林通常在上午10點鍾和11點鍾之間起身。通常是布圖索娃把食品送到斯大林的房間裏去。3月1日一切都變了一個樣。洛茲加切夫敘述說：“10點鍾他的房間裏——沒有動靜。可是11點鍾敲響之後——仍沒有動靜，12點鍾還是沒有動靜。這已經很奇怪了。” 
    “沒有動靜”這個表述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在斯大林的所有房間，除了電話之外，還另外安裝了特殊的信號係統，這個信號係統可以使警衛人員在任何時候都能觀察到斯大林在哪一個房間裏——特殊的發送器鑲嵌在軟座家具上（斯大林去世之後，在討論決定是否可以把孔策沃別墅變成“И.В.斯大林別墅”這一問題的時候，馬恩列斯研究院 的一批研究人員來到別墅。這一批研究人員中的一位曾經回憶說：“所有軟座家具上的彈簧都露出來了——這是向警衛人員顯示斯大林現在何處的信號的特殊發送器的殘跡”。 ）
    洛茲加切夫接著自己的敘述：“但已經是下午1點鍾了——仍然沒有動靜。2點鍾——房間裏還沒有動靜。我們開始著急了。3點鍾、4點鍾——沒有動靜……我們和斯塔羅斯京坐著，斯塔羅斯京說：‘有點不妙，我們怎麽辦？’……的確，應該怎麽辦——去他那裏嗎？晚上8點鍾——什麽動靜也沒有。我們不知道應該怎麽辦，9點鍾沒有動靜，10點鍾沒有動靜。”
    直到23點鍾，洛茲加切夫決定帶著中央委員會寄來的郵件到斯大林的房間裏去，並看一看斯大林出了什麽事。原來，斯大林躺在了小餐廳的地板上了。他穿著睡褲和襯衣。睡褲濕了，斯大林麻木了。斯大林麻痹了，失去了知覺，而且這個樣子躺在地板上顯然已經有幾個小時了。警衛人員把斯大林抬到了沙發上，並給他蓋上了方格毛毯，在這之後開始打電話——首先給伊格納季耶夫打，然後，按照他的吩咐給馬林科夫打電話。
    Д.А.沃爾科戈諾夫的《七個領袖》一書中所描述的事情發生的過程大約就是這樣的：“半夜之後大家非常驚慌。但是沒有召喚，誰都不能接近領袖，因為貝利亞的指示就是這樣吩咐的。” 
很難相信事情是按照這個先後順序發展的。任何對於斯大林警衛人員的“貝利亞的指示”都是不可能存在的。警衛人員本身的健康思維和對於失職的必然恐懼不會允許他們有如此長時間的等待。布圖索娃是斯大林的私人奴仆，已經在斯大林這裏服務了10多年，她完成了斯大林的無數的日常生活要求，不會在沒有鎖上的門旁邊等著，並去猜想斯大林發生了什麽事，為什麽他沒有像往常一樣定早餐、午餐和晚餐，為什麽沒有讓把茶送過去——所有這些情形完全令人難以置信。
    根據這種說法，馬林科夫在半夜前不久從別墅得到了消息，並立刻打電話給赫魯曉夫和貝利亞。他們所有的人與布爾加寧一道於夜裏1點鍾左右趕到別墅。隻有貝利亞和馬林科夫進入了斯大林居住的房間。他們從房間裏走出來之後向警衛人員宣布：斯大林睡得很安靜，因此不允許打攪斯大林。這四個人都分頭回家了。在警衛人員再一次打來新的電話若幹個小時之後，這四個戰友又回來了，還把醫生及衛生部部長都召到了斯大林這裏。
    因此，從警衛人員的敘述中顯然可以看出：斯大林在被發現的時候已經失去了知覺，並癱瘓了。當然，他們向半夜之後趕來的領袖們匯報了所有的詳細情況。要區分一個健康的熟睡的人與癱瘓的、中風的人，是不用太費力的。斯大林身邊的人都知道，他在這樣的狀況下度過了一整天。貝利亞、馬林科夫、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在深夜第一次造訪孔策沃的時候的舉止，隻能解釋為他們知道可以不必顧及斯大林了，國家的政權已經屬於他們，而不是屬於斯大林了。在這一次造訪之前，他們顯然已經知道在一整天的時間裏斯大林的房間裏“沒有動靜”。原因不難猜測到：他們中的每一個人，無疑，在星期天都給斯大林打過電話，甚至還使用了若幹個政府電信係統。任何一個房間都沒有人拿起話筒。斯大林的四個戰友都不願意匆匆忙忙地趕到別墅去、召喚醫生並向國家發出有關斯大林患了中風的通告。他們首先需要把自己的事情磋商好。
    假如排除沃爾科戈諾夫和拉津斯基40多年以後所寫的警衛人員那不足相信的敘述和赫魯曉夫的敘述，那麽就完全沒有關於從3月1日上午11點鍾到3月2日早晨7點鍾醫生們趕到別墅這20個小時的時間裏所發生的事件的任何資料了。阿利盧耶娃關於父親去世的敘述沒有關於這一時間段的任何資料。有一種說法認為，斯大林的“不幸”發生在“3月2日的淩晨”，正如官方文件中所宣告的那樣，但是斯韋特蘭娜對這種說法持懷疑態度。斯韋特蘭娜對於馬林科夫、貝利亞、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第一次造訪別墅的有關情況一無所知。斯韋特蘭娜的說法是以與斯大林的管家В.В.伊斯托明娜的談話為依據的，伊斯托明娜從1934年這個別墅建成的時候開始就在孔策沃斯大林身邊工作了。“瓦列奇卡”，斯韋特蘭娜這樣稱呼伊斯托明娜，“在最後幾年她對他的了解要比我多得多，並且看到的也要比我看到的多得多……每逢盛大的節日酒宴她總是在桌子的邊上服侍著，她可以看到各界人士”。 3月1日，星期天，伊斯托明娜沒有在別墅裏。星期一，3月2日，她來到別墅並留在這裏直到斯大林去世。 

4.

3月2日至5日在別墅值班的還有其他人，這些人有很多：“廚師、司機、衛隊值班調度員、餐廳服務員、園丁”，他們所有的人都認識斯韋特蘭娜，但是他們中的任何人都沒有向斯韋特蘭娜講述前幾個晝夜所發生的事情的任何情況，甚至連貝利亞以及其他人都參加的最後一次晚餐的情況都沒有告訴給斯韋特蘭娜。服務人員和警衛人員都擔心害怕向什麽人講述了什麽。禁止對所發生的事作任何報道。斯大林別墅的所有工作人員在斯大林去世若幹天之後都離職了。斯韋特蘭娜寫道：“不是出於恐懼而是出於良心在這裏服務了10至15年的人們都被掃地出門。所有的人都被驅散到不同的地方，衛隊的很多軍官被打發到其他城市。在那幾天，兩名軍官用槍自殺。人們什麽都不明白，不明白——他們錯在哪裏？為什麽這樣攻擊他們？” 現在，對別墅工作人員的這些迫害的理由就清楚了——他們隻是知道得太多了。
    很難相信，在斯大林的房間裏完全出人意料的“沒有動靜”的情況下，甚至是在已經清楚發生了什麽不妙的事情的情況下，值班的警衛人員會自作主張地決定應該怎麽辦。他們理所應當要向“上級”報告，然後執行領導人的指示。對於這些警衛人員來說，他們的直接領導人不是馬林科夫，而是伊格納季耶夫。合乎邏輯的推理應該是：別墅警衛隊恰恰正是給他打了電話，向他匯報了斯大林的房間裏“沒有動靜”這一情況，而且這個電話大概是在中午12點鍾和13點鍾之間打的，因為到這時，情況的異常性已經顯而易見了。後來，伊格納季耶夫做出了與別墅相關的決定，而且伊格納季耶夫不會不就這一問題去征求馬林科夫、赫魯曉夫及貝利亞的意見。
    在1953年3月初，對於貝利亞和馬林科夫來說，危險的是活著的斯大林，而不是死了的斯大林。而對於伊格納季耶夫來說，死了的斯大林比活著的斯大林要危險得多。伊格納季耶夫不會不清楚，為什麽發動了“格魯吉亞人案件”和“醫生案件”，而且他也會想象到：這兩個已經“偵訊完畢”的案件，連同國家安全部的所有領導人，在斯大林去世之後立刻就會完蛋。事情恰恰就是這樣發生了。根據3月1日的某一個指示，終止了對“醫生案件”的調查和審訊，1953年3月2日無論是報刊還是廣播，對“猶太複國主義者的陰謀”都隻字未提。這種對活動的廣泛普遍的宣傳氣氛，隻有在對當時由蘇斯洛夫領導的整個龐大的宣傳鼓動部係統以及隸屬於中央委員會宣傳鼓動部和國家安全部的國家新聞檢查機關的各個部門下達了指示才能成為可能。 
 在斯大林去世之後的幾天裏，國家安全部負責這些“案件”的偵訊小組的負責人和伊格納季耶夫的兩個副手被逮捕。伊格納季耶夫本人卻得到了提升。在3月5日晚上，即斯大林還活著的時候召開的蘇共中央全會上，伊格納季耶夫得到了蘇共中央書記的職位，雖然中央書記的人數從10人減少到5人。從1953年3月6日到4月6日，伊格納季耶夫在蘇共中央書記處係統內負責分管合並了的內務部的工作。在4月6日發布了關於給醫生平反的消息和關於國家安全部采用了“被禁止使用的偵訊方法”的消息之後，伊格納季耶夫應該離開自己在蘇共中央委員會裏的職位。然而，他不是被指控為“有罪過”或“犯了錯誤”，而是被指控為“喪失了警惕性”。他得到了蘇共巴什基爾斯克州委第一書記的職位，兩年之後他成為韃靼斯克州委第一書記。 1956年他被選為蘇共二十大代表，並幫助赫魯曉夫起草了著名的關於個人崇拜的“秘密”報告。赫魯曉夫在這個報告中把伊格納季耶夫說成是斯大林的犧牲品。伊格納季耶夫死於1983年，享年79歲，在1974年70歲的時候獲得了例行的政府獎賞。他沒有留下任何回憶錄。
    伊格納季耶夫無論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後，還是在貝利亞被槍決之後，亦或在1957年馬林科夫、布爾加寧和莫洛托夫被免職之後，都沒有遭受折磨。對這位從1951年7月至1953年2月斯大林鎮壓意圖的主要執行者的這種態度首先證明了：保護他的主要是赫魯曉夫。
可以推測，假如伊格納季耶夫知道3月1日斯大林的房間裏出人意料地“沒有動靜”，那麽他就會知道“沒有動靜”的原因，無疑，警衛人員同樣會知道斯大林房間裏“沒有動靜”的原因。赫魯曉夫和馬林科夫都知道這件事，伊格納季耶夫是應該向他們匯報所發生的事情的。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把情況通告給了自己的夥伴：赫魯曉夫通告給了布爾加寧，馬林科夫通告給了貝利亞。領導層這兩個集團之間早就有鬥爭。但是無論哪一個集團都擔心一種情況——假如在政權繼承性問題解決之前過早地把關於斯大林病情的消息擴散到小圈子範圍之外，那麽國家的領導層和廣大人民群眾會產生自發的反應。3月2日根據國防部長布爾加寧的命令，一些軍隊被調進莫斯科以防萬一。這保證了赫魯曉夫和馬林科夫之間達成了妥協。早在斯大林去世之前赫魯曉夫就知道了貝利亞打算控製內務部和國家安全部，於是他和布爾加寧商討預防事態朝著這個方向發展的可能性。但是，在這件事上他沒能獲得成功，因為貝利亞和馬林科夫把主動權抓到了自己的手裏。
    第一次來孔策沃探視病中的斯大林是以向警衛做出了“不要打攪睡著了的斯大林”這一指示而結束的，這一次探視使這4位領袖相信斯大林已經將起不來了。之所以沒有召喚醫生，是因為這意味著可能會將所發生的事情擴散出去。在3月1日至2日的夜裏，所有的重要決定都已經做出。其中的一個重要決定是恢複在蘇共十九大之前存在的那個政治局，而現在它被冠之以“主席團”這一新的名稱。
    根據斯大林的建議，蘇共十九大成立了黨的新的領導組織機構。政治局被擴大了的蘇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替代，蘇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由25名委員和11名候補委員組成。斯大林又出人意料地建議成立由9個人組成的範圍較小的“主席團常務委員會”來“具體領導”國家，莫洛托夫和米高揚沒能進入這個主席團常務委員會。在十九大之後，主席團常務委員會隻在1952年10月31日和11月22日在克裏姆林宮斯大林辦公室裏召開過兩次會議，但是每次會議К.Е.伏羅希洛夫都沒有參加。斯大林簡直就不理睬他。但是，“主席團常務委員會”不是合法的領導機構。蘇聯共產黨新的黨章沒有規定設立“主席團常務委員會”。在蘇共中央全會上成立了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及“主席團常務委員會”，在1952年10月16日公布蘇共中央全會決議的時候，隻宣布成立了主席團及其人員組成情況，而沒有提及“主席團常務委員會”。在1953年3月之前，關於這個“主席團常務委員會”的存在幾乎誰都不知道任何情況。“主席團常務委員會”的決議沒有公布過，並且沒有分發到各級機關。弄不清楚，這個範圍很小的“具體的領導”機構是否存在以及其成員的職權是怎樣劃分的。馬林科夫和貝利亞想改組政府，而要合法地改組政府，就必須要有蘇共中央委員會全會的決議。但是這個決議的草案應該以蘇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的名義做出，因為原先政治局的職能轉歸了主席團，而不是轉歸“主席團常務委員會”。但是，無論是貝利亞，還是馬林科夫都不願意召集主席團全體委員的會議，這樣的會議還一次都沒有召開過。倘若那樣做就似乎意味著該權力機構的合法化。貝利亞和馬林科夫打算撤消斯大林成立的中央委員會主席團。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顯然支持這一方針。
    3月2日淩晨，黨的新的領導機構成立了，其成員聚集在克裏姆林宮斯大林的辦公室裏。斯大林的值班秘書在自己原先的崗位上，並且繼續像往常一樣將所有進入斯大林辦公室的人記入來訪者日誌。第一個進來的人是貝利亞。大家像往常一樣沿著桌子坐下，讓斯大林的椅子空著。沒有正式的會議主席。出席會議的有“主席團常務委員會”的全體委員和原先的政治局委員——В.М.莫洛托夫、А.И.米高揚和Н.М.什維爾尼克，後邊這幾個人斯大林沒有把他們列入範圍較小的領導人組成之中。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М.Ф.什基裏亞托夫也被邀請參加會議。會議總共持續了20分鍾，會議議程不清楚。可以推測隻解決了一個問題——自我確認的問題。同一天晚上，新的權力機構又一次召集會議。這一次會議正好持續了1個小時，從20點25分開始，到21點25分結束。大概，解決了一些問題：撤消在蘇共十九大上成立的擴大了的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改組政府以及於1953年3月5日召開蘇共中央委員會全會。不可能在一兩天的時間內召開蘇共中央委員會和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全會，因為參加蘇共中央委員會和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全會活動的約有300人。顯然，3月5日是最切合實際的日期，並且這一日期與斯大林的疾病的進展情況也沒有關係。
接下來的事件大家都已經非常清楚了。3月5日黃昏前，這時斯大林還活著，召開的不是蘇共中央委員會全會，因為在中央全會上會產生與解釋為什麽要撤消斯大林成立的中央委員會主席團的原因相關的問題，而是召開了蘇共中央委員會、蘇聯部長會議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聯席會議。會議總共持續了40分鍾，但是會議決議被認為是對黨和國家各級機關的最終的決議。因為斯大林還活著，所以他被列入由11名委員組成的新的蘇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的組成人員中。
作家К.М.西蒙諾夫作為蘇共中央委員會候補中央委員參加了這次會議，後來他記述了自己的印象：“我有一種感覺，從後邊的房間裏出現的政治局的老委員們以一種深藏在心裏的、不表露在外麵的但是能從他們身上感覺到的如釋重負的感覺。這在他們的臉上掩飾不住地流露了出來——大概，隻有莫洛托夫除外，他不露一絲聲色，仿佛石頭一樣僵硬。至於馬林科夫和貝利亞，他們在主席台上講了話，講得生動、有力、務實。他們的聲音、他們的舉止中的某些東西與他們講話的正文之前的序文以及這些講話的與斯大林的病情相關的哀痛的結尾部分不相吻合。有這樣一種感覺：在那裏，在主席團裏，人們解除了某種壓迫他們、束縛他們的東西，他們有點像是孩子被去掉了尿布一樣，難道不是這樣嗎？” 。在這個會議結束1小時10分鍾之後，醫生們確認斯大林去世了。 

 原文載（俄）《曆史問題》2000年第1期，徐元宮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