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懷念敬愛的悲鴻老師》

《美術文集》（南師美術係慶祝建係八十周年1982-10） P3 文稿 《永遠懷念敬愛的悲鴻老師》楊建侯 永遠懷念敬愛的悲鴻老師 楊建侯 每當我在書齋裏抬頭看到牆上掛的徐悲鴻老師所畫的馬，就會凝神追思，鉤起對往事的回憶。 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徐老師北上任北平藝專校長，我則西去桂林藝專任教，在上海江亞塵家分手，從此兩地遠隔，時通書信，卻未能見麵。 解放後，我在金陵大學任教時，又通了幾封信，他很關心我的工作，指點我的創作，甚至不厭其煩的插圖示範，促進我藝術水平的提高。 1953年，我本想專程去北京探望他，但他來信說。“即將南下，可在南京敘談。”我得到他的複信，極其興奮，沒有想到，這封信竟成老師的絕筆，他與世長辭的噩耗傳來，真是個睛天霹靂，使我悲痛欲絕。 徐悲鴻老師與我永別了，他那剛毅正直和藹可親的形象，卻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腦際，沒齒難忘。 溯自二十年代，我是個蟄居窮鄉，久巳失學的青年，對自己的前途，茫茫然莫知所之，卻非常喜歡藝術。當時，在李金發先生主編的《美育》上見到徐老師的素描，便生仰慕向往之心，貿然跑到南京來求教。徐老師是中大藝術係素負盛名的教授，而我是個幼稚的“鄉巴佬”，怎能得見？正為“不得其門而入”而困惑傍惶．幸得藝術係一位學生顧了然的引見，總算有了進身之階。 徐老師家住在丹鳳街，和汪東先生住同一座樓房。我第一次上門，有點躊躇不前，徐老師見到向我招呼說：“進來吧！小夥子。”他看了我的習作，鼓勵再三，並指示顧了然照應我到教室去旁聽。我象飄流大海得到了救星一樣．激動得熱淚盈眶。這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大轉折，也是第二年考入中大的動機和準備。 徐老師很重視素描，強調“素描是造型藝術的基礎”，認為沒有素描的堅實功夫，則繪畫不可能達到精深的程度。他說描寫方法：“觀察為先”；要求“致廣大，盡精微”。就是說，從大體著眼，而後深人細致地觀察細節，抓住精神特點，從而大膽取舍，概括其餘。否則“謹毛而失貌”，隻能落得瑣碎而失整體。他說，堅實深厚的功夫，來源於刻苦鍛煉。“拳不離手，曲不離口”，要用堅強意誌和持之以恒的決心才能達到。他還經常拿曆代藝術大師的素描複製品給我們參考。因此，學生們沒有一個不是兢兢業業，嚴格要求自已的。現在，我深深體會到，正是由於老師對我們這樣嚴格的教育與要求，才使我們打定的基礎能在創作實踐中一輩子受用不盡。 徐老師對形式主義的流毒深惡痛絕，喻作象“軟刀子殺人”，對青年貽害無窮。他對於中國繪畫的看法與見解，也是獨具慧眼的．他認為中國繪畫自明清以來，在因循抄襲，閉門造車的保守思想籠罩下，已呈衰微，深感痛心。因此，他大聲疾呼。要複興中國藝術，鼓勵創新；他嚴厲批評模擬古人陳法的“公式”和“八股”，他是真正繼承了“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祖國優良傳統，並有所發展的，要求“熟中見生”創造各自的新風格。他寫給劉勃舒信中曾說。“學畫最好以造化為師，故畫馬以馬為師，畫雞以雞為師……。不必學我，真馬較我所作馬更可師法。”這也是當年常對我們講的話。因此，我們學習老師，隻是“師其意而不師其蹤。” 徐老師平時對待學生象嚴父、慈母一樣。記得1934年秋他帶領我們三年級同學去浙江於潛天目山寫生，在杭州住了一夜，準備次日包車出發。第二天清早天剛蒙蒙亮，我看到時間還早，便先到清波門外看望多年未見的朋友。清波門離西湖很遠，又走錯路，回到旅館時，我們的隊伍已坐在車上，等候我一個半小時了。同學們幾次建議老師留下條子先開車，徐老師沒有同意。我跳上汽車，感到自己做了一件荒唐事，不敢作聲。在車中，我受到徐老師從未有過的嚴厲指責，其最重的一句話是“要你當兵，江山必失。”給我震動很大。杭州距於潛有幾百裏路，我們到了山門，爬上天目山老祖殿，安排好生活，已是夜幕低垂了。大家圍坐在煤燈下休息。我沒精打彩地納悶，總覺得有一塊石頭壓在心上似的沉重，徐老師此時卻和顏悅聲地逗我說：“不舒服吧！磨墨，給你畫張畫吧！”當即揮筆，畫了一幅睡貓圖。我受畫之餘，心情有難於形容的激動。我很喜他畫的貓，記得，當我們隊伍從南京出發，途中老師出了一個考題，要我們回答“老師的畫，什麽最好？”同學們的回答眾說紛給，有的說“馬，”有的說“雄雞”，也有的說“牛”。然而我偏說“貓”最好。老師獨稱我“有眼光”。現在畫贈我《貓》，當然很中我意。但是今天早晨我這個“聰明”人卻幹出了糊塗事，《睡貓》則又涵譴義。心領神會，我感到老師對我的教育，便一直把它掛在床邊，作為處世“三思而行”的座右銘。 我們這次在天目山，師生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大家都席地而睡。老師有一個罐頭，內裝一些花生米，是他饑餓時權作點心用的。然而同學嘴饞．偷偷地拿來“分而食之”。俟老師晚上發現，己“空空如也”。他於是敲了幾聲罐頭，說：“樓上老鼠太多啊。”我們就是這樣師生就象父子一般。 在天目山二十幾天的寫生生活中，師生形影相隨，更深一層的了解了老師過去的苦難經曆和當時的惡劣環境。原來，徐老師堅強的性格和藝術上的卓越成就，是在萬惡的舊社會裏磨煉奮鬥出來的。我深深領會到“窮而後工”，“知恥必勇”的深刻涵意，進而對徐老師更加崇敬。 老師對我們的教育，象春風沐雨似的，使我們增強了對於藝術事業的興趣與信心，沿著正確的藝術道路成長。1932年暑假，我在家鄉組織並主持了《白浪畫會》，吸收其他藝術院校的青年畫家，逐年舉行展覽。同時在當地各級編印專刊發表，擴大老師教育的影響。凡此都受到徐老師的讚許和鼓勵。 1933年，國民黨討好法西斯德國，在柏林舉行中國畫展。徐老師認為它不足以代表中國的藝術水平。毅然決定籌辦非官方性的中法畫展。擬征借稀有的傳統珍品和物色確有代表性的現代作家的畫。無錫大收藏家臧陶閣裴岱雲家收藏的珍貴名畫甚多，老師便要我去疏通商借；我和裴家本來很熟，裴家書畫統管朱雲撝又是老友，聯係比較順利。裴老聽說是徐老師的請求，更樂意支持。因藏品都保管在上海四行保險庫中。便相約在上海裴的親家李宅（李準後代）評選。在上海，張溥泉、葉恭綽，江小鶼、郎靜山、滑田友等人都參加了選畫工作。最後，決定征借李思訓的《江山漁樂圖》、王冕的《梅》和宋敬微等四件珍品。記得，這四件的保險費高達卅萬大洋。徐老師回國後，曾對我講，這四件東西，在遠遊西方途中，他都隨身攜帶，為展覽增色不少。 這次中法展覽有和國民黨中德展覽唱對台戲的性質，自然會受到重重阻力。記得當時他從法國來信中，提到在馬賽上岸時受到國民黨官僚李石曾的刁難，競憤而斥之為“老狗”，其處境之困難可以想見。盡管如此，徐老師這次遠征，仍然取得全勝，載譽而歸。 擁有珍品三百多件的中法畫展，先在法國巴黎展出，盛況空前，打響了第一炮。此後，英、法、意、蘇紛紛相繼邀聘他前去展覽。當時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國家，在歐洲被蔑視，誣為“沒有文化”的國家，提到東方藝術隻有“日本”的份。這次畫展震動了西歐各國，可算得“揚眉吐氣”。徐老師於1934年暑假凱旋回來，在上海世界社園子裏舉行的歡迎晚會上，我就聽到有人這樣的說：“這次中國藝木殺出去，打了第一炮，先生（徐老師）在國際藝壇上的爆破，炸毀了西方人視中國為‘無文化之國’的頑固偏見，為祖國文化藝術在世界藝壇上樹立起威信。”中法畫展給祖國人民帶來了莫大的鼓舞和無比的自豪。 徐老師在艱辛的旅途中，仍不斷給我們同學們寫信。費成武、孫多慈和我經常接到他的海外飛鴻。或寄畫片，或問學習，無時不在關心我們的藝術生命的成長。（他的信經常以畫片為明信片，得到信，也就是得到名畫片的紀念，所以我更高興於他的來信）。並命我將油畫創作“鐵工”，攝影放大，寄蘇展覽。 徐老師這次回國以後，思想行動都有很大變化。他的服裝改了，過去愛穿黃銅鈕扣的青色土布長衫，顯得儉樸古雅；現在則常穿栗殼色的列寧裝，顯得精神抖擻。我想，在那個時候敢於穿戴蘇聯式樣的裝束是出奇的，更何況又經常談論蘇聯人民對中國的深厚情誼。應該說這是追求進步的表現。 1936年春蘇聯版畫在上海青年會舉行展覽，老師約我同去觀看，並參加座談。在會上，繼魯迅先生發言之後，老師盛讚蘇聯版畫對中國木刻藝術的影響。抗戰時期在重慶，他又在木刻展覽會上訂購古元等人的作品，給予進步木刻家有力的支持和鼓勵。 當時，在國民黨的統治下，豈容徐老師這種進步的表現。所以他從蘇聯回國以後，周圍的壓力更加明顯。其妻蔣碧微受張道藩的影響，也百般刁難。也有個別學生，討好“師母”以趨附張遣藩的權勢，而兩麵三刀、陽奉陰違的。有一次（大概1934年底）老師畫室失竊，有一幅臨摹西歐名家的〈牧牛圖》（油畫），被我和養輝發現在一位中大手工科畢業的學生家裏，要求收回而被拒絕。徐老師理直氣壯向法院告了一狀。開庭那天，被告缺席，我們反受法官審問。在—一問明我們的職位後，宣稱“被告的畫未必就是原告所有。物證不足。人證都是師生關係，不合法律規定。本案礙難受理。”就這樣草草了結，使我們懂得國民黨的法律原來並不是真理。 我們雇馬車返校，老師卻爬到馬夫座位，一路上和馬車工人肩並肩地攀談起車夫生涯來。更使我覺得老師的氣度和同情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的可敬。 1935年7月的一個早晨，我們班同學周希傑在鎮江舉行畫展，邀我同去請求老師書寫標題。便道過教室，發現教室被暴徒搗亂痕跡，地上還寫了些粉筆字，作惡發泄。我倆大為驚駭，當即奔告老師，老師卻為惜事寧人，叫我馬上回教室整理，擦去粉筆字。同學們都義憤填席，但不知作惡者為誰。 就在那幾天，徐老師突然找我、陳曉南和黃養輝到北門橋中華樓吃晚餐，席間拿出一張《朝報〉（當時南京的小報），上麵也有惡意誹謗老師的文章。當時徐老師很氣憤，意欲反擊。大家勸說：國民黨時代，禦用記者都流氓成性，無所不為，是碰不得的無冕皇帝。這種文章無非是惹事生非，敲詐勒索，司空見慣，不足為道。若一反擊，正中流氓下懷，大為不必。老師頷然作罷。 1935年，我們班級即屆畢業之際，徐老師計劃帶我們到蘇聯作畢業參觀。蘇聯使館表示歡迎，並同意人員進入蘇境後，一切費用概由蘇聯負擔。同學們都興高采烈地整裝待發，但因遭國民黨的阻撓與破壞而未果。這對追求進步的徐老師來說，無疑是一次精神上的沉重打擊。1936年徐老師遷居桂林，原因就是如此。 七七聲溝橋事變發生後，全國人民一致抗日，日本侵略軍很快竄向上海，不久淤滬淪陷。國民黨當局抱不抵抗主義，不戰而敗，不敗而退。幾十萬的國民黨軍隊從前線潰下來，我隻得踉蹌攜眷逃至漢口。徐老師得知我流亡在漢口，立即匯來五十塊錢讓我奔赴重慶。徐老師對我這次沿途流亡遭難的情況表示深切同情。特別在聽到我申述他過去曾賜予我若幹手跡的不幸被劫丟失時，寬慰我說：“人能闖出死亡線，就是大幸，何必再去斤斤計較身外之物呢？”他邊說邊畫“馬”一幅見贈，以慰我失物傷感之情。這幅畫，幸免浩劫，保存至今，成為我唯一的珍貴紀念品。每當我麵對遺作，便會勾起無限的孺慕之情。 我在重慶初住左營街中大建築係主任虞炳烈同鄉處，繼遷到渝簡馬路郭有守家。徐老師喜歡吃我家的紅豆稀飯，常到黃君壁、謝稚柳、謝壽康兄弟等處相過從。談論國事，交流繪畫經驗，感情非常融合。有一次徐老師帶來硬質柿子，我對於它毫無興趣，從不沾唇，可是他說。“你還沒有發現其中的滋味。”強迫我吃，我嚐一口，味道卻很美。他就含笑說：“由於對事物的偏見會失去很多的好機會，凡事甜酸苦辣，都必親口嚐一嚐，才能得到真理。”這一席話，是實踐檢驗真理的金玉良言。 1938年老師去前線，臨行時囑咐我照顧在七星岩托兒所或小學的伯陽和麗麗以及他侄子徐煥如。此後他又輾轉國外，在新加坡檳榔嶼等地舉行畫展，為祖國募捐救災，後來又應詩人泰戈爾之邀，到了印度。他的《泰戈爾象》、〈印度車〉、《愚公移山》等作品，就是在印度創作的。 1942年暑假，徐老師回到重慶。這時我在重慶磐溪國立藝專教書，他招我去石家花園同住。老師作畫還是勤奮不懈，有每晨四、五點鍾起身作畫的習慣。〈會師東京》等幅就是在這 一時期裏完成的。他將抗戰必勝的信念形之筆墨，引起我學習國畫的興趣。在我晚上作畫的時候，老師常把他所用的電石燈和我所用的桐油燈對調，自始至終鼓勵著我。此後，我在被日機炸傷、藝專解聘以及家庭的變故等相繼的逆運中，他又給我以臂助。特別使我難忘的是這樣一件事：1944年暑假，前國立藝專校長陳之佛去職，我也隨之而解聘。在舊社會裏，一朝天子一朝臣，早已司空見慣，不足為奇。但失業對我這個子女成行家累重重的人來說，是不堪設想的。當時徐老師正臥病在床，得知我失業的消息，十分焦慮。一時又無法為我另謀工作。使交給我致中央大學校長顧毓秀和美術係主任呂斯百函各一封，申請辭去他在中大的職，並推薦我補缺。顧毓秀表示可由斯百考慮報來，結果斯百的朋友頂替。事後，呂夭人親臨寒舍作了一番解釋：“某人的油畫不能賣錢，而你還能作國畫，可不急。斯百會給你設法解決的，請放心。” 徐老師為解決學生的生活問題，而肯犧牲自己的生活來源，尤其當時係在病中。這種深如海的崇高感情，使我銘感終身，沒齒難忘。 徐老師的愛國立場，愈來愈鮮明。記得在抗戰結束前，重慶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期間，我們在石家花園閑談組織聯合政府問題。有人提出：“一個國家能否有兩種軍隊？”他即表示：“現在中國，如果沒有延安的軍隊的話，哪來人民發言的權利？” 重慶校場口事件發生後，郭沫若攜《文藝界對時局進言》書來石家花園征求意見，老師毅然在《進言》書上簽了名。此後，國民黨不斷威脅恫嚇，要求老師聲明退出，並且逼迫在國民黨所擬的《反進言》書上簽字。老師始終理直氣壯，斷然予以拒絕。 1948年解放軍包圍北平，傅作義召集名人座談，聽說徐老師在會上首先發言，大聲疾呼：“立即和平，解放北平！”他心向著中國共產黨，渴望中國人民早日解放。 解放以後，徐老師看到新社會的巨大變化，非常高興。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啟示下，他明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深入生活，為工農兵模範人物畫象，投入新的創作活動。他帶病忘我地工作，始終以飽滿的熱情和親身實踐的經驗鼓勵我們前進。 徐老師逝世即將卅年了。文藝創作不斷在發展。特別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文藝創作空前昌盛。徐老師的藝術業績，得到黨和人民的肯定和讚頌，並建立了徐悲鴻紀念館，為國內外人民瞻仰。我們永遠懷念敬愛的徐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