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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之間為何漏掉楚朝 - 被有意掩蓋的曆史真相

(2009-09-26 14:33:14) 下一個
 
被有意掩蓋的曆史真相:秦漢之間為何漏掉楚朝
(博訊北京時間2009年6月26日 轉載)
    
    被有意掩蓋的曆史真相:秦漢之間為何漏掉楚朝
     ——史式教授有關帝製問題訪談錄   
 

   記者 林治波 
    
    著名史學家、今已85歲高齡的史式教授多年來一直從事探討中華文化、批判皇帝製度、重寫中華古史的工作。2004年4月重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史式談史叢書》之一《皇帝是個什麽東西》一書,2004年台灣《曆史月刊》(總203期)發表了他的長篇論文《皇帝是個什麽東西》,2005年12月韓國出版了他的《皇帝是個什麽東西》一書的韓文版,此書的台灣繁體字版亦將出版。最近,他提出《中國曆史紀年表》上有一個很重要的錯誤,那就是在秦漢之間漏掉了一個楚王朝。如果循此線索加以探討,可以發現不少過去被有意掩蓋了的曆史真相。記者就此問題拜訪了他,請他談談這一問題,以及與此相關的一些問題,以饗讀者。
    
    確實漏掉了一個楚王朝
    
    記者問(以下簡稱問):史老,您是如何發現這個錯誤的?您認為這是無心的失誤,還是有人存心偽造曆史?
    
    史式教授答(以下簡稱答):我是在撰寫《中國帝製兩千年——是非功過從頭說》一書時發現這個錯誤的。我認為:這不可能是無心的失誤,隻能是存心偽造曆史。
    
    問:您能否用最簡單的辦法來證實這個錯誤確實存在,大家相信了這一點,就會發生探討的興趣。
    
    答:完全可以。請各位讀者順手翻一翻手頭所有的《中國曆史紀年表》,是任何一部曆史書的附表也行,是語文工具書(包括大陸的《辭海》與台灣的《大辭典》等等)的附表也行,請看一看,其中秦、漢兩代斷限的年代是哪一年?是不是公元前206年?如果是的,那就說明,秦漢兩代是銜接的,在此以前,是秦朝;從這一年開始,是漢朝。中間並沒有楚王朝。可是曆史事實並非如此。在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嬰向打著楚的旗幟的抗秦聯軍投降,秦亡。而在公元前207年,秦王朝的丞相趙高已經召集百官公開宣布,秦帝國戰敗之後,六國複國,帝國朝廷已不存在,皇帝製度從此廢除,秦國還是恢複為秦王國,所立之王子嬰稱為秦王,不稱三世皇帝。從此以後,直到公元前202年末,這5年中中國沒有皇帝,也就是說,秦王朝的皇帝製度並沒有延續下來,而是中斷了。
    
    問:劉邦登基做皇帝(成為漢高祖)是哪一年?
    
    答:是公元前202年之末。
    
    問:《中國曆史紀年表》上將公元前206年至前202年這5年稱之為漢高祖元年至5年,看來您不同意?
    
    答:當然不同意。因為這不是事實。曆史事實是:公元前202年末,在項羽敗死之後,劉邦才敢登位稱帝。
    
    問:劉邦稱帝的真實時間是公元前202年,《中國曆史紀年表》卻寫成公元前206年,提前了4年,您認為這是偽造曆史?
    
    答:肯定是偽造曆史。中國人對於紀年的工作比較認真,即使有人偶然記錯了,哪怕隻記錯了幾天,當時不發現,後代也會發現。至於記錯了4年,而且讓它一直錯了兩千多年,不被發現,不被糾正,這樣的事,確也非常少見。還需要說明的是,在戰亂時期,起義隊伍所建立的這個楚王朝,不見得會有一座巍峨的大廈,他們先在盱眙,後在彭城所建立的王廷,也許隻有幾間茅屋,極為簡陋,隻不過是建立一個機構,以資號召而已。
    
    究竟是誰在偽造曆史
    
    問:問題是什麽人在偽造曆史?他們為什麽要偽造曆史?
    
    答:回答這個問題,話要說得稍遠一點。可以從陳勝在大澤鄉起義說起。當時秦帝國的暴政幾乎把天下人都壓迫到窒息的程度。不論是六國貴族,還是普天下的平頭百姓,農工商賈、戍卒刑徒、還包括千千萬萬舍死忘生為丈夫萬裏送寒衣的孟薑女們,經過陳勝的振臂一呼,大家群起響應,揭竿斬木,奮起反抗,在中華大地上,立刻點燃了抗秦的熊熊烈火。大家萬眾一心,犧牲奮鬥,勇往直前,義無反顧,從商鞅變法以後經過百餘年銳意經營的金城湯池般的秦帝國巍峨的大廈終於土崩瓦解,轟然倒坍。從大澤鄉起義算起,不過兩年多的時間,這一場大仗就打完了,勝利是輝煌的。秦帝國垮台了,皇帝製度廢止了,老百姓“除秦苛製”的目標是達到了。往後應該由各路起義軍(包括六國貴族與草莽英雄)共同協商,組織一個聯邦政府,與民休養生息,發展生產,這是一條前途光明的求治之路。走這一條路的基礎是有的。從整體形勢來說,當時的楚人是長期抗秦的主力軍,所以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說。最早在大澤鄉起義的陳勝是楚人,陳勝犧牲以後繼起的領袖項梁是楚人,項梁犧牲以後其侄項羽又成為領導諸侯軍隊與秦軍主力決戰一舉破敵的青年統帥。
    
    滅秦之後,諸侯擁戴他成為聯邦政府的盟主也是比較合適的。因為他的實力最強,他的戰功最大,當時很難找到一位比他更為適合的盟主。從公元前209年至前207年,這3年抗秦之戰打得明明白白,大家目標一致,行動一致,不到3年,這個仗就打完了,勝利也取得了,但是後來楚漢相爭的5年卻打得糊裏糊塗。楚漢相爭的誰是誰非,鄧之誠先生說得好:“項羽既為盟主,於是親出勘亂,疲於奔命。”(《中華二千年史》卷一頁43)。也就是說,項羽是為了維護一種聯邦的新秩序而戰,是為了保衛和平而戰,所以打仗打得很辛苦,不斷地消耗自己的實力。劉邦是為製造糾紛而戰,是唯恐天下不亂而戰,他四處挑撥,興風作浪,坐山觀虎鬥,他的仗就打得輕鬆。項羽最後是失敗了,是劉邦利用韓信、英布、彭越等人圍攻使得他四麵楚歌,兵敗垓下。這位青年統帥項羽之敗,不敗於軍事,不敗於政治,而敗於劉邦的背信棄義、陰謀詭計。
    
    在項羽敗死之後,劉邦終於露出了真麵目,複辟了帝製。他為了達到個人渾水摸魚的卑劣目的,一再製造混亂,挑起戰爭,結果造成老百姓的傷亡人數至少在百萬以上,比抗秦之戰雙方傷亡的總人數還要多,結果是老百姓血流成河,劉邦坐上了漢高祖的寶座。經過4年的惡戰,各路諸侯打得精疲力盡,民窮財盡。國家窮得連皇宮裏都找不出4匹毛色一樣的駕車的馬來。到這時候,劉邦登上帝位。大家要想反對他,連起來反對的氣力都沒有了。要是在前幾年,誰敢說再想當皇帝,立刻成為眾矢之的,到了5年內戰打下來,國力耗盡,民力耗盡,一時之間,什麽事都做不成了。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在秦未滅六國之前,以趙國一國之力抗擊匈奴,就能對付,匈奴並未成為重大的威脅;但在中原8年大戰打完之後,劉邦親領重兵去抗擊匈奴,都不是匈奴的對手,隻好屈辱求和,這不是明顯的對比麽!
    
    偽造了曆史 劉邦就能冒功
    
    問:看來,偽造曆史的人是劉邦及其子孫、部下與漢王朝的禦用文人,那麽他們偽造曆史的目的想必就是貪天功為己有了?
    
    答:是的,他們在史書上抹掉楚王朝的名稱,首先就是為了冒功。因為抗秦,亡秦,楚人的功勞最大。所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是也。劉邦想以他自己於公元前206年從秦王子嬰手中接受政權作為曆史發展的主線,來一筆抹殺至少是淡化楚王朝和許多楚人的功勞。
    
    問:劉邦在公元前206年從秦王子嬰手中接受了秦王國的政權,那件事算不算他的功勞?他是以什麽身份去接受投降的?
    
    答:那時候的劉邦隻是楚王朝楚懷王部下的一員將領,是從楚懷王那裏接受任務,向西略地。正是因為項羽作為聯軍統帥抗擊了秦軍主力,他才得以乘虛西進。他在楚軍各將領中的地位並不高,是作為楚王朝領導下的各路諸侯抗秦聯軍的先遣隊伍進入鹹陽的。能夠乘虛奪取鹹陽,算是他的一件功勞,但他並不是抗秦聯軍的負責人,更不是楚王朝的負責人。他當時隻是作為抗秦聯軍先遣隊伍的將領劉邦去受子嬰之降,而不是作為漢王劉邦,更不是什麽漢王朝皇帝劉邦去受降的。所以他進入鹹陽接受子嬰投降之後,封鎖宮室府庫,還軍霸上,等待抗秦聯軍兵到,再作處理(劉邦本人無權處理)。在當時,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日後會封漢王,當然更不會想到會當漢王朝皇帝的事。把當時的劉邦和子嬰辦理投降受降的交接作為秦、漢兩個朝代的交接是牛頭不對馬嘴的事。當時的子嬰隻代表秦王國(戰國七雄之一)而不能代表秦王朝,當時的劉邦隻是楚王朝所屬聯軍中的一員將領,漢王國、漢王朝都是還沒有出現的事。《中國曆史紀年表》上說這一年是西漢高祖元年是欺人之談,是把世界上還沒有發生的事先寫在史書上。
    
    問:楚懷王在發兵攻秦的時候,曾經與諸將相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這是怎麽回事?
    
    答:這是當時楚懷王對部下將領的一種鼓勵,說是楚軍中的各個將領,誰能帶兵先攻入鹹陽(關中地區)的,以後就讓他在那裏封王(當地方政府的首領)。楚懷王既然有了這麽一句話,劉邦是最先襲取鹹陽的,就認為以後楚王朝有把鹹陽這塊地區封給自己的可能。但是後來項羽不認這個帳,把關中地區封給了秦的降將章邯,司馬欣等人,這也成為項羽與劉邦結怨的原因之一。
    
    中國的帝製 是一輪還是兩輪
    
    問:您所說的中國的帝製是一輪還是兩輪是什麽含義,是不是指皇帝製度在中國實行了一次還是兩次?
    
    答:正是這個意思。如果皇帝製度從秦始皇26年(公元前221年)開始實行,中間沒有中斷,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公元1911年)為止,那麽,中國的帝製隻是實行了一輪。如果中間中斷過一次,那就是實行了兩輪。第一輪是從秦始皇26年(公元前221)開始,到秦王子嬰即位時宣布廢止,連頭帶尾隻是15年。第二輪是從漢高祖劉邦登位(公元前202年)開始,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公元1911年)為止,一共二千餘年。兩輪之間中斷的時間隻有5年。由於有過一次中斷,這兩輪皇帝製度就可以區分為秦帝製與漢帝製。
    
    問:有必要將兩者加以區分嗎?將兩者加以區分的意義何在?
    
    答:我認為有此必要。因為秦帝製與漢帝製的內容既有共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比較而言,恐怕不同之處還更重要。兩者不是大同小異,而是大不相同。
    
    問:兩者之間有何不同?
    
    答:我想先談帝位繼承的問題。秦帝製規定,皇帝隻能由秦王室贏姓男子擔任(秦始皇是呂不韋的私生子,那是不能公開的秘密),因此,臣民中不可能產生覬覦帝位之心。漢帝製卻打破了這種限製,因為劉邦自己就是個流氓地痞,什麽條件都沒有。他能通過陰謀詭計奪得帝位,就鼓勵了後世所有的野心家都來搶當皇帝,成為國家致亂之由。(曆史上的女皇帝武則天得到承認,說明男女老幼都可以做皇帝)人人都能當皇帝,這事看起來似乎很公平,實際上是治國者完全不負責任。因為公平競爭總得有個秩序,有個程序,隻靠暴力競爭,一窩蜂地亂搶,那就全無公平之可言。中華民族很重理性,早在戰國時期就提出了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政治理想,久為外國學者所推重。但是他們對於我們曆史上那種野蠻的搶皇帝的行為,實在難以理解。如果有外國學者來問我們:“你們不是早就提出了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政治理想麽,時間已經過去了2000多年,你們離‘大同’還有多遠?”如果他再問我們:“中華文化不是熱愛和平的文化麽,對外的戰爭暫且不說,2000多年來,你們內部的改朝換代總是打得一塌糊塗,死人無數。長期以來,就是一治一亂,不能長治久安,這又是為什麽?”追本溯源,這正是漢帝製留給我們的後遺症,是劉邦不擇手段搶皇帝留給我們的後遺症。
    
    一個是強迫,一個是強迫加欺騙
    
    問:秦帝製全麵推行隻有幾年時間就徹底失敗了,漢帝製則在中國綿延了兩千多年,我們是不是可以從推行的手段上作一些比較,找出二者之間的不同之處?
    
    答:你說得很對。從二者推行手段之不同來加以比較,正是找出二者不同之處的突破口。秦帝製是純粹作為政治任務來推行的,秦吏執行政令非常嚴格,說辦就辦,老百姓接受不了,容易激化矛盾,所以反抗的怒火一旦點燃,迅速燎原,秦帝製本身就在大火中燒成灰燼了。後來的漢帝製接受了這個教訓,利用儒家學說協助推行帝製,把政治與倫理,政治與教育綁在一起,緩緩推行,推行起來就容易得多。如果把話說得簡單一點,直率一點,就可以說:秦帝製推行的手段是單純的強迫,漢帝製推行的手段是強迫加欺騙。二者的目的是一樣的,就是如何統治老百姓,壓榨老百姓,主要的不同之處在於手段。我認為:秦帝製主要來源於西戎文化、遊牧文化,它排斥中華文化,拒絕與儒家合作,公開推行暴政,從商鞅變法開始,秦這個邊疆民族運用法家理論治國,推行了100多年,把老百姓當軍隊管理,老百姓雖然負擔奇重,卻也收到了發展農業生產與“強兵”的實效。秦滅六國,把這個製度強迫推向中原,推向長期由中華文化覆蓋的地方,立刻引起最激烈的反抗。一種製度不可能在與自己民族曆史文化不同的地區強迫推行,如果這樣做,是在玩火自焚。因此,秦帝製一旦在中原推行,就引起了爆炸,秦帝製推行十多年就失敗了,這很正常,它完全沒有延續下去的可能。漢帝製是在外來的皇帝製度與本土的中華文化、儒家文化之間尋求到一種相互妥協的辦法,變法家的統治為外儒內法,披仁政之外衣辦暴政之實事,磕磕碰碰地拖了兩千多年。
    
    劉邦竊取反秦果實複辟帝製
    
    問:對於“漢承秦製”一語,不知道您有何看法?
    
    答:我想,這可以從兩個方麵來回答。如果僅僅是問漢代的治國方法從秦代學到了哪些東西,那麽,把1975年12月在湖北雲夢城西睡虎地所發現的秦簡1000餘支的內容和過去發現的許多漢簡的相關內容比較一下,就可以知道一個大概,可以作出有根有據的回答。如果不是談具體內容,而是評論其精神,則可以說,是劉邦對反秦大業的背叛。
    
    問:請說說您的具體看法。
    
    答:從大澤鄉起義開始,到處燃起反秦的熊熊大火,不管是六國貴族還是平頭百姓,大家都不是學者,當時都不會考慮到在秦製中有什麽可取之處,可資借鑒之處,在受盡了秦製的迫害之後,都會發出“除秦苛製”的怒吼。劉邦初入鹹陽,也對關中父老作出“除秦苛製”的承諾。說起秦製,人人切齒,誰還會去繼承它。過去秦人對六國製度文書是一把火燒光,劉邦初入鹹陽,蕭何能夠耐心地收集秦的圖籍,已經是很理性的做法,但也隻是作為參考,實在沒有繼承秦製的必要。因為秦製以嚴酷出名,自是損害老百姓的。前三年的反秦之戰,大家萬眾一心,旨在滅秦。所以迅速取得勝利。但是見過鹹陽宮廷的劉邦已經做起了皇帝夢。滅秦之後,劉邦衡量當時的局勢,自己一無實力,二無條件,暫時不可能與盟主項羽公開敵對,隻有接受分封,以後從內部進行破壞,才可能有出頭之日。這時他的根本態度,已經從反秦轉為反楚。這與天下人的願望是對立的。以後5年,他的一舉一動都在反楚,使出渾身解數,挑撥離間,又打又拉,從內部瓦解楚王朝陣營,圍攻盟主項羽,一定要置之於死地。當時有許多人上了他的當,看不清反秦還是反楚這個大方向,隻去計較個人之間利害得失的小是非,跟著他跑。結果兔死狗烹,自食其果。如果在抗秦聯軍滅秦之際,秦還在實行皇帝製度,聯軍是在接受秦軍投降的時候連這個製度一起接受下來,暫時實行,以待整改,猶有可說。但是曆史事實並不如此。是秦人自己已經廢除了這個製度,從此徹底拋棄,中國已經5年沒有皇帝,皇帝迷劉邦卻宣布帝製複辟,重新登位,這是劉邦對起義的背叛,對抗秦大業的背叛,對楚王朝的背叛,對所有楚人的背叛,對天下老百姓的背叛!
    
    問:您認為,劉邦複辟帝製這件事是必然的還是偶然的?
    
    答:不是必然的,因為項羽對人寬厚,多次放過劉邦,讓他死裏逃生。如果項羽稍微厲害一點,他也就人頭落地了。在鴻門宴上,項羽完全可以對他問成死罪,你不過是個先遣隊伍的將領、前衛司令官,為什麽在進了函穀關之後,閉關拒守,不讓聯軍大軍進關,這不是叛變是什麽!劉邦在戰場上也多次負傷,被打死的機會也不少。
    
    問:如果劉邦死了,還會有別的野心家來複辟帝製麽?
    
    答:很難說,估計不會有。因為野心家曆代都有,但是像劉邦那樣老奸巨滑的野心家井不多。如果當時不出劉邦這種人,或者他在打仗時打死了,那中國的前途就要好得多。世界各國都沒有皇帝,為什麽中國必須出皇帝?外國也有君主,也出現過專製,獨裁現象,但是他們的特權都沒有中國的皇帝那麽大。外國的emperor或king都與中國的皇帝不同,在他們之上,有神權或教權,在他們之下,有民權。在商量國家大事的時候,神權(教權)、君權、民權各占一定的比重,作出的決定也就比較慎重。中華民族是個宗教觀念比較淡薄的民族,到了戰國時代,比較成熟的宗教還未產生, 民間學者在政治理想方麵已經有了比較成熟的學說,有了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說法。如果正常發展下去,民權逐步抬頭,君權逐漸讓步,可能會有新的政治製度出現,秦國引進“西戎之法”,建立皇帝製度,上麵一刀砍斷神權,下麵盡力壓製民權,放任君權瘋狂擴張,出現了畸形的一人專製製度,而又強行推行於中原地區,於是引爆了天下人與秦帝國的大衝突。秦人把外來的皇帝製度強加給文化比較發達的中原地區,肯定是一種失策,但是他們已經沒有改正錯誤的機會了,隻能是付出亡國滅族的代價。秦帝製帶給中國人的損害確實不小,在十多年中間,老百姓被屠殺的被拖死的至少是幾百萬人,消滅知識和知識分子(也就是焚書坑儒)使得中華文化中多年積累的精神財富大量損失,可謂創巨痛深。但是隻要從此告一段落,不再繼續作惡,這個損失也還是有限的。秦國滅亡以後,秦人失敗以後,確也沒有任何反複,一切都成了曆史陳跡,隻希望這個殘暴的皇帝製度不要卷土重來。
    
    問:如果劉邦複辟帝製沒有成功,帝製能不能再產生?當時的中國會出現什麽局麵?
    
    答:我想,如果劉邦敗死,中國也就不會再出現帝製。有可能出現由楚王朝領導的諸侯聯邦政府。中國在3000多年前能夠出現周王朝領導的諸侯聯邦政府,為什麽在2000多年前不能出現楚王朝領導的聯邦政府呢?周王朝興起時,其麵積人口還趕不上戰國晚期的楚國。在戰國晚期,中華文化發展的步子很快,北方有齊魯文化與三晉文化,南方的楚文化也迅速地追了上來。在諸子百家中影響最大的北有儒家,南有道家,儒家是追求人與人的和諧,道家是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這兩種和諧成為整個中華文化的底色。當時的楚國版圖很大,民族眾多,南方的苗蠻和百越都是文明起步較早的地區,如果由南方的楚王朝帶頭發展生產,提高文化,全國各地就會平衡發展,不會出現後來漢唐各代重北輕南的現象,特別是南方的百越族群是世界上最早的海洋民族,遠在秦漢之前,他們已經揚帆太平洋上。北至夏威夷,東至複活節島,南至新西蘭,西至東非的馬達加斯加,都有他們的後裔居住。如果在兩千多年前,由楚王朝帶頭向海外發展,我們很快地就會成為海洋大國。秦秋時期,吳、越等國向海外發展,並未受到周王朝的壓製;到了秦漢時期,旱鴨子大王朝才限製海濱居民不得隨便出海。戰國晚期的楚國沒有及時崛起,卻讓殘暴的秦國一度橫行,令人深感遺憾。總之,劉邦複辟成功,對於本不適用於中華大地的皇帝製度進行修修補補,讓它帶病延年,拖了兩千多年,這才給中國帶來了無窮的災難。
    
    秦帝製損害有限,漢帝製遺患無窮
    
    問:看來,您是認為漢帝製所造成的損害要比秦帝製大得多。
    
    答:正是這樣。如果秦亡以後,沒有一個來自楚王朝陣營內部的叛徒劉邦利用自己的特殊條件進行帝製複辟又僥幸成功,則中華大地上,以後就不可能再出現皇帝這種怪物了。那麽,中華文化,中華民族,將按照自己內部的發展規律,逐漸從北方向南方發展,逐漸從大陸向海洋發展。在政治製度上,可能出現一個聯邦政府,實現一種在文化上大一統(以儒道等家學說為中心的中華文化,具有極強的凝聚力),在政治上相對寬鬆(由具有不同民族成分,不同風俗習慣的各個邦、各個國既高度自治,又緊密團結)的製度。漢帝製的出現,雖是一個偶然,但卻給中國人帶來了嚴重的災難。超過秦帝製的百倍、千倍、萬倍。我們不妨冷靜地分析一下,秦帝製給我們帶來的傷害究竟有多麽大,到了今天,誰還記得秦始皇給我們說了什麽,李斯給我們說了什麽!他們給我們造成的災難早已遠去了,淡化了,記憶也模糊了。但是漢帝製所帶給我們的傷害則曆曆在目。這兩千多年來大大小小幾十次帝位爭奪戰打得屍骨如山,打得血流成河,打得瘡痍滿目,打得民窮財盡,使得二十四史成為一部相砍書。使得中華民族從戰國時代那種很理性的民族竟然倒退為一個瘋狂的自相殘殺的野蠻民族,和平的日子少,戰亂的時候多,民族怎能進步,國家怎能富強?物質上的損失雖然已成過去,精神上的傷害還在繼續。我們今天一走進書店,就會看到許多“南麵之術”、“馭人之方”、“帝王智慧”、“帝王謀略”等等。在這些書裏,一整套利用人的權術仍在毒害我們的心靈。
    
    皇帝製度絕對不是中華文化的產物
    
    問:您認為皇帝製度究竟是不是中華文化的產物?
    
    答:絕對不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政治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而自秦以來的皇帝製度則是“帝製之行也,天下為私”,二者尖銳對立,沒有傳承的可能。探討皇帝製度,確實另有來源。當時的秦國一意窮兵黷武,以侵掠為能事,所以被中原各國視為“虎狼之秦”。秦用商鞅變法,重視耕、戰,用管理軍隊的辦法治理老百姓,一人犯法,幾家連坐,以嚴刑竣法保證新法的執行。我國老一輩史學家範文瀾在《中國通史》中,台灣著名史學家陳致平在《中華通史》中都作了提示,告訴我們秦製頗采“西戎”之法。也就是說,帝製的基本框架不是來自中華文化(農業文化),而是來自西戎文化(遊牧文化)。秦王朝對中華文化深惡痛絕的態度,也可以反證皇帝製度絕非來自中華文化。對於傳播中華文化的人――知識分子,他們用一個字來對付,那就是殺!對於傳播中華文化的工具――詩書、他們也用一個字來對付,那就是燒!即所謂“焚書坑儒”。“焚書坑儒”並非秦王朝一時的政策,而是他們對中華文化的根本態度。中華文化與皇帝製度的對比
    
    問:雖然皇帝製度並非中華文化的產物,但是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中,最近的兩千多年,中華文化和皇帝製度處於一種共生狀態,兩者的關係既說不清又道不明。您能不能用最簡單扼要的語言說明這二者的不同之處?
    
    答:可以,請一閱這張對照表:
    
    中華文化 皇帝製度
    
    天下為公 天下為私
    
    世界大同 萬世一係
    
    以民為本 以君為本
    
    民貴君輕 民賤君尊
    
    選賢舉能 政出私門
    
    推行仁政 推行暴政
    
    崇尚文治 崇尚武功
    
    以德治國 以嚴刑峻法治國
    
    我在前麵已經說過,秦吏在推行秦帝製的時候,純用強迫的手段;後世各個專製王朝在推行漢帝製的時候,是兼用強迫與欺騙的雙重手段。正因為二者之間的關係既說不清又道不明,他們才好進行欺騙。因此,雖然說不清,我們還是要想辦法說清,雖然道不明,我們還是要想辦法道明,這樣才能讓廣大的學者、讀者不受他們的欺騙,才能使皇帝製度陰險毒辣的欺騙手段大白於天下。
    
    問:反對中華文化的秦王朝迅速垮台了,後來的漢武帝推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給了以儒學為代表的中華文化以一定的地位,您對這件事有何看法?
    
    答:秦的暴政確實是失敗了,但是皇帝製度卻延續下來了,這樣,漢的暴政又建立起來了。漢武帝寧願“獨尊儒術”,而不準許“百家爭鳴”,這是一種陰謀。真理,是在爭鳴中,討論中才能求到。既然不讓爭鳴,隻把儒家一家的學說教給學生,進行宣傳,那他們就很容易進行審查,進行控製,凡對專製王朝不利的內容都可以予以刪除。這種做法是限製百家,孤立儒家,把儒家學者作為自己手中的玩物。
    
    問:這是不是隻對專製王朝有利,而對儒家學者不利?
    
    答:那也不是。漢武帝的做法比秦始皇的做法總要好得多,有限度的開放總比絕對封殺好得多。你雖然不能討論,至少可以進行學習,可以進行宣傳,使儒家學說中的精華能夠傳承下來。
    
    朱元璋為何仇恨孟子
    
    問:在儒家學者宣傳“民貴君輕”這些學說的時候,是不是會與專製帝王發生磨擦?
    
    答:肯定會發生。從漢武帝開始,專製帝王和儒家學者之間實際上是達成了一種妥協。就是帝王不反對儒學,學者不反對皇權。其實儒學和皇權是根本對立的事物,不可能長期和平共處,隻能是短期的相互容忍,還會常常發生磨擦,在妥協中,專製帝王得到實惠,保有特權,儒生得到虛名,受到尊重,全國到處建起了文廟、夫子廟。每逢節日,萬世師表的孔子,還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都可能享受冷豬頭的祭祀,看似頗為風光。但是這種尊重也極為有限。你不觸動我皇帝的特權,我就對你尊重,如果你觸動我的特權,那就別怪我對你不尊重了。儒家學者因觸怒皇帝而被殺頭的事,曆代有之。朱元璋讀《孟子》一書時,讀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君之視臣為手足,則臣視君為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為國人;君之視臣為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等處,不禁拍案大怒,惡狠狠地說:“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這個老家夥要是活在現在,他一定跑不了!)身為流氓無嚴者,大老粗的朱元璋對於知識分子(包括古人和今人)都有一種本能的仇視心理,時時刻刻想殺之,辱之而後快。1393年,他下令刪書,把《孟子》中他所不滿的地方一律刪除,幾乎刪了一小半,這些地方正是儒家學說的仁政思想,精華所在。不久,朱元璋病死,《孟子》被刪之處,一律還原。知識分子最大的特點,就是要想,要說,一不注意就難免要議論朝政。朱元璋最痛恨這一點,他公開向各級學校(包括國子監)頒布禁令:“一切軍民利病,工農商賈皆可言之,惟生員(讀書人)不可建言(不可上書言事,也就是不許提意見)。”他還規定在科舉考試中,凡寫文章,“但許言前代,不及本朝”,也就是不許知識分子談論當代問題。
    
    問:在專製帝王和儒家學者達成了一種妥協之後,是不是可以說他們已經合作了?
    
    答:可以這麽說,但是說得不全麵。應該說,他們有時候是在合作,有時候又在互相牽製、掣肘,或者說他們又“團結”,又“鬥爭”。皇帝對儒生最大的要求就是利用儒家的倫理道德由勸人盡孝發展為勸人盡忠,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而儒生在皇帝施行暴政之時,可以引用儒家經典加以勸止,皇帝隻好接受。盡管是互相妥協,各讓一步。但是雙方很難打個平手,皇帝一般要占上風,筆杆子總是敵不過槍杆子。皇帝修養好一點的,可以從諫如流,贏得一個聖君的美名,進諫者也可以獲得敢諫的美譽,得到雙贏的結果。如果皇帝輸不起了,翻臉不認人了,進諫者就不會有好果子吃。
    
    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之說肯定不對
    
    問:對於五四運動時的“打倒孔家店”之說,您有何看法?
    
    答:五四運動時所做的許多事情都是正確的,例如反對二十一條,拒簽巴黎和約;例如內懲國賊,外爭國權;例如提倡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提倡科學與民主等等,豐功偉績,永載史冊。但是隻有一件事肯定做得不對。那就是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徹底否定傳統文化。世界上不論是大民族、小民族,大國家、小國家,都有自己的傳統文化,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這都不容任意拋棄,事實上也拋棄不了。如果因為自己國家民族一時的落後,就不分青紅皂白地歸罪於自己的傳統文化,歸罪於自己的民族精神,這是找錯了對象。當時反對孔夫子,是說他做了專製帝王的幫凶。這隻看到了問題的一部分,並不全麵。儒家學者與專製帝王之間既有互相妥協、合作的一麵,也有互相牽製、掣肘甚至鬥爭的一麵。即使在“合作”的時候,儒家學者也是弱勢的一方。我們豈能放縱強勢的一方而隻苛責弱勢的一方。請想一想曆史上重要的儒家學者文天祥與方孝儒的事跡。文天祥殉國時的衣帶詔上寫著“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說明他是真正的儒家學者,他為了保持民族氣節與侵略者抗爭到底;方孝儒是明初的一代儒宗,對統治者的合法性如“正統”、“偏統”等問題深有研究,他反對朱棣搶班奪權而造成數十萬軍民流血犧牲,拒不為暴君草詔。對於這些為國為民慷慨犧牲的誌士仁人,我們難道能說他們是專製帝王的幫凶!五四運動提倡民主與科學。皇帝製度出現的時候,孔夫子已死多年,我們怎能在批判專製帝王罪惡的時候,把責任追到已死多年的古人的頭上,這真是既不民主,又不科學。
    
    認真剖析一下皇帝製度
    
    問:皇帝製度我們已經沿襲了兩千多年,廢除這個製度,至今還不到100年。在有皇帝的時代,皇帝神聖無比,誰也不敢對他說三道四。但在走向民主之時,為了消除皇帝製度遺留下來的許多後遺症,我們是否可以對皇帝進行一次認真的剖析?
    
    答:不錯,我認為的確有此必要。
    
    問:皇帝這個名稱是如何產生的?
    
    答:“皇帝” 名稱是秦始皇自己取的。古時候人間的領袖隻稱王,天上的神才稱帝。秦始皇自稱皇帝,是說自己的功勞超過三皇五帝(一些傳說中的古聖先賢),已經成為一個介乎人神之間的怪物,神聖無比,權力無邊。
    
    問:我們能不能說,皇帝製度是一種最壞的統治製度?
    
    答:可以這樣說。這種皇權無限膨脹,皇權高於一切的皇帝製度,有如一部沒有刹車裝置的車子,危險之至。這種車子在曆史上已經翻過數次了。世界上某些王國,他們的教權、神權影響還在,由於科學的發展,又已逐漸出現民權,互相製約,就有不少緩衝的餘地,不致一旦造成天下大亂。
    
    問:對於曆史上的一些暴君,過去我們隻譴責他們個人,似乎沒有找到根源,是不是應該一直追究到放縱暴君胡作非為的皇帝製度上去?
    
    答:應該如此。曆代的禦用史官一再吹噓,除少數失德的暴君“望之不似人君”之外,大多數皇帝都是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老百姓也被皇帝頭上的光環嚇得不敢仰視,更不要說是說長道短了。但是曆史上也有一些知識分子早就看出了皇帝的本質,例如東晉時代的鮑敬言早就提出“古者無君,勝於今世”(古時候沒有皇帝,老百姓的日子過得比現在好多了)。皇帝都是在“強者淩弱,智者詐愚”,“聚斂以奪民財”,“嚴刑以為坑穽”,都是迫害老百姓的。到了明末清初,一些先進的思想家目睹明清易代,在國破家亡,痛定思痛之後,已經深刻地認識到:之所以造成整個中華民族的大災難,並非隻是某些皇帝個人的過錯,而是由不近人情摧殘人性極不人道的專製帝製所造成的。也就是說:帝製是萬惡之源。作為專製王朝的“法定代表人”的皇帝,從本質上說,必然是獨夫、民賊、土匪、強盜。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說:專製皇帝為“天下之大害”。唐甄在《潛書》中說:“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因為秦以前三代的國君之產生,多少還有一點推舉的意味在內。自秦以後改稱皇帝,皇帝的江山都是打下來的,也就是大規模地掠奪而來,皇帝不是盜賊又是什麽?比較而言,皇帝實在不如盜賊。盜賊搶人殺人,總還多少有一點負罪感,覺得自己是在為非作歹,而皇帝打天下,對於屠戮、壓榨、奴役老百姓,視為理所當然,也就泰然自若。這樣年深日久,做皇帝的越來越驕橫,任意妄為,無拘無束,無法無天。老百姓經過長期重壓,逆來順受,也養成了一種奴性,謹小慎微,畏首畏尾,隻圖苟安,不思進取。如此互相影響,惡性循環,兩千多年來我們愚昧、貧窮、落後的真正根源,正在於此。在理論上說不通實踐上行不通
    
    問:皇帝製度在建立與推行的過程中,有哪些理論根據和實踐經驗?
    
    答:皇帝製度既是荒唐的(說不出任何理論根據),又是虛假的(說不出任何實踐經驗)。試想:秦王朝公開宣稱萬裏江山都是皇帝一人之私產,億萬臣民都是皇帝一人之奴仆,這能找得出什麽理論根據!有些民族,有些國家,對於自己的創世建國還能說得出一番美麗的神話。皇帝製度是怎麽來的,連一番鬼話也說不出。任何一種製度,任何一個規劃,我們總得問一問它的可行性如何?能實踐麽?皇帝製度實際上是行不通,作不到的。《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說:“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程不得休息。”據說秦始皇每天要看120斤的公文(竹簡),看不完不休息。從秦代到清代,一直保持著一條原則,即國事必須由皇帝處理。《康熙朝東華錄》卷九十一中說:“今大小事務,皆朕一人親理,無可旁貸。若將要務分任於人,則斷不可行”。試問:天下事無大小,都要由皇帝一個人來處理,這能行麽?曆代在位的皇帝年齡有大有小,身體有好有差,智商有高有低,能力有強有弱,怎麽能一刀切,凡天下事都要求他一人處理。而且皇帝一個人的時間、精力有限,天下之事無窮,以有限對無窮,無論多麽聰明、能幹、健壯、勤奮的人也辦不到,也辦不好。要皇帝統管天下之事,這個要求在道理上站不住腳,實際上也做不到。可見,康熙所說的“大小事務,皆朕一人親理”不過是大話欺人而已。
    
    皇帝製度是孳生小人的溫床
    
    問:皇帝製度規定“大小事務,皆朕一人親理”,事實上又辦不到,這樣是否就會造成大權旁落,落入小人之手?
    
    答:正是這樣。皇帝製度其實是孳生小人的溫床。皇帝的工作做不完,累了怎麽辦,病了怎麽辦?那就隻好交給身邊的人代勞。如果交給宰相,有關官員,那還不算大權旁落。最糟糕的是讓大權落入太監、後妃之手。這些人生活於深宮之中,不知民情,不懂政事,一旦手握大權,不出亂子才怪!我們常說,權力招致腐敗。皇帝擁有最大的特權,卻沒有任何人管得了他,因此能產生最大的腐敗。小人總希望依附特權,皇帝正是他們依附的對象,小人並非隻指太監,後妃,一切依附權力謀取私利的都是小人,在皇帝精明,大臣持重,國家大局穩定的時候,小人不過是城狐社鼠,小魚翻不起大浪。如果皇帝糊塗,寵信小人,小人上下串聯,內外勾結,沆瀣一氣,結黨營私,民不聊生,民變蜂起,國家就會大亂,王朝就會垮台。從表麵上看,好像是小人愚弄皇帝,皇帝受了蒙蔽,小人聰明,皇帝很傻。其實皇帝真傻的少,裝傻的多。他們需要利用小人的時候,可以裝傻;利用過了,為了收買民心而收拾小人的時候,其聰明就表露無遺了。例如“大周金輪皇帝”武則天,從小進入宮廷,擅長互相傾軋。她總是盡量利用小人來誅鋤異己,等到目的已達同時民怨沸騰之時,又在恰當的時候翻臉,對小人加上罪名一一處死,以平民憤。不明究竟的老百姓於是歡欣鼓舞,認為君王聖明,小人該死。周興、來俊臣這一班酷吏,都是讓她這樣一一收拾了的。小人需要皇帝,皇帝需要小人。有時候小人愚弄皇帝,有時候皇帝愚弄小人,有時候是互相愚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一句話說到底,真正受愚弄的還是千千萬萬的老百姓!成王敗寇一語揭開曆史真相
    
    問:對於“成王敗寇”一語,您有何看法?
    
    答:我們當然不讚成隻依成敗論英雄,因為這就忽視了當時許多起重要作用的客觀因素。但是“成王敗寇”一語確也揭開了曆史的真相。即“王”與“寇”在本質上並無不同。同是一個人,他成功了就是皇帝,失敗了就是盜賊。這也和明末思想家唐甄的說法“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是一致的。帝王不過是成功了的盜賊,與沒有成功的盜賊原是一路貨色,不論成功與否,從本質上說,原無區別。這個做皇帝,本應該有一套治國的本領才行。要求打天下的武夫來治國,實在是強人所難,是活受罪!在皇帝製度之下,一片大好江山,不能交給有才能的人去治理,卻由一群不學無術的武夫奪來奪去,誰奪得了江山,誰就粉墨登場當皇帝。這種製度真是荒唐到了極點,我們居然在這種製度之下度過了兩千多年,想起來實在讓人覺得汗顏無地!在皇帝製度產生之前,在戰國時代,我們的諸子百家確實都在講求治國之道,為此而百家爭鳴,不論是在經濟方麵,文化方麵,可以看得出曆史是在有序的前進。自從出現了皇帝製度,特別是劉邦登上了帝位之後,形勢一變,曆史變成了無序的亂動。在中華大地上,一切野心家最大的奮鬥目標就是奪取帝位,使本人得以享盡人間富貴,子孫後代永為帝王。總而言之,兩千多年來中國社會一治一亂,治亂相間,難以持續向前發展。所有在治世積累起來的一切財富,一到亂世,摧毀殆盡,以後又從頭做起。所以社會停滯不前,其禍源就是荒唐的皇帝製度。曆代的戰亂主要是由野心家爭奪帝位所造成的。為了奪取帝位,許多流氓、盜匪、野心家什麽陰謀詭計都想得出來,什麽下流無恥、殘忍惡毒的事都做得出來。毫無疑問,這是中國曆史上最陰暗的部分,許多有關的記載令人不忍卒讀,讀了之後在心裏所留下的陰影也會長期揮之不去。
    
    願生生世世不要生在帝王家
    
    問:皇帝製度給中國人帶來了兩千多年的禍害,使得中國曆史的發展出現了停滯,倒退,但是對於皇帝家族又帶來了什麽好處,是否請您談一談對這方麵的情況?
    
    答:皇帝製度在中華大地上盤踞了兩千多年,給老百姓帶來了無窮的災難。但它也並沒有給皇帝本人和他的家族帶來什麽好處。非常遺憾,我們略加探討,就會發現:皇帝的日子也並不好過。皇族的命運也很悲哀。由於皇帝寶座誘惑力太大,沒有爭到的想爭,已經爭到的想保,這個寶座永遠都在許多貪婪的眼光注視之下,也就等於安放在一座火山口上。從表麵上看,皇帝一人至高無上;實際上,圍繞著皇帝轉圈子的宮內宮外各種勢力,包括親王、宗室、母後、皇後、嬪妃、太監、權臣、藩鎮等等無時不在爭權奪利,覬覦帝位,你退我進,此長彼消,上下串聯,內外勾結,可以說是連一分鍾也沒有停止過。有時候,皇帝聖躬獨斷,對別人的生殺予奪,決定隻在頃刻之間;有時候,大權悄然落入他人之手,皇帝成為傀儡,生殺由人。天下大亂之時,戰場上自然是殺人如麻,屍橫遍野;到了天下已定,新君登位,馬放南山,刀槍入庫,老百姓雖然窮困,總算可以過幾天太平日子。
    
    至於帝王之家,公開的互相殘殺雖已終止,暗地的互相殘殺隨即開始。自秦漢以來大大小小二百多個皇帝,已知死於非命(非正常死亡)的就有三分之一;還有不少人死得不明不白,成為永遠解不開的曆史之謎。真正壽終正寢,平靜地離開人世的,隻是少數。他們的平均壽命不過三十歲左右。總的說來,皇帝難免聲色犬馬,所以總以短命的居多。老百姓犯了罪,一般是一人做事一人當。隻有涉及皇帝寶座的事(謀反、大逆)才會株連他人。皇帝一族則不然,一人出事,舉族牽連。在改朝換代之際,後來的皇帝搜殺前朝的皇族常常捕風捉影,濫殺無辜,為追殺一人不惜屠城屠村。從外表看來,皇宮裏麵住的是一家人,實際上,皇族內部的父子、夫妻、兄弟、姊妹之間互相猜疑,互相防範,互相傾軋,互相謀害,同床異夢,骨肉相殘,隨時可以變生肘腋,禍起蕭牆。
    
    開國之君在爭天下時固然出生入死,九死一生。繼位之君生於警衛森嚴的深宮之中,危險也並不小。有的一出世就被謀害,有的一生下來就失掉了母親,因為某些王朝有嬪妃生子即殺其母的冷酷規定(為防日後外戚爭權)。皇帝的候選人在互相傾軋中生,互相傾軋中長,互相傾軋中被扶立,又在互相傾軋中被拉下馬來。一人出事,牽連一片。皇族的內訌,也會從小規模的內爭演變為天下大亂,舉國騷然。皇帝製度本來就是個荒唐的製度:皇帝征服了整個國家,把全國的老百姓關在一個大監獄裏;為了自保,他又把自己關在一個小監獄(皇宮)裏,弄得彼此都不自由。皇帝過的是一種自戕式的窮奢極欲的畸形生活,整天求神煉丹,夢想長生不老,結果壽命比普通人還要短,常常因服仙丹而喪命。他搜括天下的財富,奴役天下的老百姓,折騰得雞飛狗跳,民不聊生,最終並沒有給自己帶來幸福,卻給老百姓帶來說不盡的災難,真正是既害人又害己。曆來羨慕權力,貪圖富貴,成天做著皇帝夢的,大都是野心家、亡命之徒、土匪強盜、流氓地痞,如此等等。普通善良的老百姓,隻希望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能過太平日子,哪裏會有什麽做皇帝的夢想。
    
    一些有識之士對於皇帝製度更是深惡痛絕,早就提出了“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的名言,告誡大家切不可去做皇帝夢!皇族內部的有識之士也都深深厭惡那種爭奪帝位的殘酷鬥爭,他們寧肯放棄這種機會,披發入山,或削發為僧,去過寧靜的老百姓生活。他們有的成為詩人,有的成為書畫家,成了學有專長的正直的知識分子。曆史上有好幾個皇帝在國破家亡走投無路之時仰天長歎:“願生生世世不要生在帝王家!”
    
    《河殤》罵皇帝,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
    
    中華民族史研究會會長 史式
    
    這是一篇寫了20年的文章。1994年2月,我在《人民政協報》上讀到一篇反對皇帝戲的短評,印象深刻,當時就想寫文章響應一下。但轉念一想,皇帝戲越拍越多,可能隻是一時現象,反對的呼聲多了,一定能夠得到糾正的。
    
    而在此之前的6年,1988年中央電視台播出的電視政論片《河殤》,更早觸及了這個問題。《河殤》第一集,坐在演播室的謝選駿(時任文化哲學叢書副主編)一臉凝重,反複思考、斟酌才說出一段話:
    
    “龍神崇拜,就是讓人去崇拜那種不是人的東西——龍。中國的統治者,自命為人世間最高貴的,甚至是大自然中最高貴的存在物,認為自己是龍的化身。這樣,我們就在兩者間找到了一個聯接點:龍是自然界的橫暴者,皇帝是人世間的橫暴者。皇帝要把自己打扮成一種不是人的東西。”這種形式的文化反思,具有深厚的曆史依據和紮實的學術基礎,當謝選駿削瘦的臉龐、緊皺的眉頭出現在電視上時,對電視麵前的觀眾產生了巨大的震撼。因為當時的中國,正是鄧小平罷免了胡耀邦、推行“垂簾聽政”的黑暗時刻。
    
    事情的發展完全出乎意料。10多年來,皇帝戲不是逐漸降溫,反而急劇升溫。黃金時段,屏幕上幾乎是皇帝戲一統天下。幾乎一打開電視機,就聽到“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山呼,看到皇帝腳下跪著的黑壓壓一片。由於編導的賣力,戲也逐漸升格,從故事、戲說升為曆史、正劇,一部片子的投資從幾百萬升到幾千萬。一些有名的暴君,竟然被捧成蓋世英雄。
    
    10年來,我和數以百計的友人認真探討過皇帝戲的問題,其中有我同輩朋友、年輕朋友和學生,有曆史學者、影視編導和國際友人,有大陸的,也有台灣和海外的。我們在多次會議上就這個問題交換過意見,包括海內外的學術會議以及政協會議、民主黨派會議。不少熱心人建議把這個問題聯名寫成提案。但最終決定還是先寫一篇文章,把皇帝戲的負麵作用說深說透,等到大家有了共識,再采取下一步行動。這就是現在才發表此文的原因。說是“十年磨一劍”也可,鋒芒所指,就是屏幕上的皇帝戲。要鄭重申明的是,磨此劍者,非我一人,而是我的許多良師益友。文章的意見,是大家的,我隻是執筆者而已。
    
    當年的批評擲地有聲
    
    《人民政協報》1994年2月12日刊登的短評《屏幕上的“皇帝熱”該降溫》,至今仍然值得一讀,茲摘錄於下:
    
    有著悠久曆史的中國,皇帝之多堪稱世界之最。兩千多年封建社會中,花名冊上有名有姓的皇帝就有二百多個。
    
    如今在電視屏幕上卻辦起了“皇帝展”。有不少的電視劇編導者熱衷於皇帝題材,爭先恐後地推出一部又一部皇帝戲。先是《末代皇帝》,後是《雍正皇帝》,接著是《戲說乾隆》、《唐明皇》、《朱元璋》、《秦始皇》、《康熙大帝》以及新近投拍的大型電視連續劇《武則天》,可謂一發不可收拾。好像中華民族的悠久文明史上,除了皇帝以外,再沒有值得讚頌的人。
    
    正所謂古來聖賢皆寂寞,吟詩的李白沒人拍,造紙的蔡倫沒人理,傑出的科學家祖衝之沒人問,一代神醫華佗沒人寫,編導者們卻對皇帝這樣癡迷,真有點讓人百思不得其解。況且,屏幕中出現的皇帝,要麽風流倜儻,要麽智勇過人,要麽扶植藝術,要麽愛護百姓。威嚴起來是天神,慈祥起來是聖母。不僅如此,導演在他的“闡述”中還要特別再加上一句:“皇帝也是人嗬!”
    
    以天地為私物,以萬民為私有的皇帝要是值得同情、值得稱頌的話,那麽小偷、強盜、殺人犯、吸血鬼為什麽還要被人們唾棄呢?美國的電影編導們尚且把奴隸起義領袖斯巴達克斯拍得活靈活現,我們的電視劇編導們為什麽要把正麵的特寫鏡頭一再對準皇上呢?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皇帝在人們心中不成為醜陋的人,民主與良知就沒有地位。以推翻封建腐朽帝製為己任的孫中山先生有言:天下為公。一語道破皇帝們家天下的極端自私卑鄙。但願屏幕中的皇帝熱能夠降降溫。
    
    文章言簡意賅,態度鮮明,激憤之言擲地有聲。
    
    看來,要評價皇帝戲,首先要解決“如何評價中國皇帝”的問題。
    
    皇帝是什麽東西?
    
    皇帝是什麽東西?學者早有定論。2004年5月,拙著《皇帝是個什麽東西》一書出版;2004年12月,拙文《皇帝是個什麽東西》發表於台灣《曆史》月刊。我在一書一文中所持主要觀點如次:
    
    ─中國人(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理想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但是自秦以來所實行的皇帝製度卻完全違背了這一理想,實行的是“帝製之行也,天下為私”。秦雖二世即亡,卻把這個最壞的製度留在華夏大地,為禍二千餘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推翻清朝,“皇帝”總算退出了曆史舞台,但其餘毒一直陰魂不散。
    
    ─明末清初,一些進步的思想家就一針見血地把“皇帝”稱為盜賊,天下之大害。他們目睹明清易代,國破家亡,痛定思痛之後,深刻地認識到:所以造成中華民族的大災難,並非某些君臣個人的過錯,而是摧殘人性極不人道的皇帝製度所致。專製是萬惡之源,作為專製代表的皇帝,從本質上說就是獨夫、民賊。盜賊殺人越貨,總還有一點負罪感,覺得自己是在犯罪。而皇帝打天下,視奴役、屠殺老百姓為理所當然,泰然自若。年深日久,做皇帝的越來越驕橫,任意妄為,無拘無束。老百姓長期受壓,逆來順受,養成一種奴性,謹小慎微,畏首畏尾。如此反複,惡性循環,成了二千餘年來愚昧、貧窮、落後的總根源。
    
    ─皇帝是中國的土特產,與外國的emperor、king都不相同。古代中國政治早熟,宗教觀念卻淡薄,無法形成與君權分庭抗禮的教權。自有皇帝以來,君權惡性膨脹,人權民權無由產生,教權也成不了氣候,皇帝一人君臨天下,任意妄為。隋煬帝楊廣以一人之力在短短兩三年就把一個龐大的帝國折騰得土崩瓦解,這種事例在外國曆史上是找不到的。
    
    ─皇帝製度,認為萬裏江山都是皇帝一人之私產,億萬臣民,都是皇帝一人之奴仆。皇帝一人之時間、精力有限,天下之事無窮,以有限對無窮,累死也辦不好,何況他們常常“不早朝”,甚者有(如明神宗)一二十年不上朝的。許多時候,都是皇帝在權旁落,小人得誌。因此,皇帝製度又是孳生小人的溫床。
    
    ─別以為中華民族古代文明在皇帝專製時代才發展起來,在秦始皇稱帝以前,中華已經有了好幾千年的文明史。文明發展得最快的時代是戰國。秦滅六國以前,關東各國才是真正的文明國家,秦則是野蠻的、落後的。秦是軍國,依靠暴力征服六國,推行暴政,激起百姓的反抗,統一之後才十幾年就被推翻了。從此戴上了帝製桎梏的中華民族發展舉步為艱,一直難有舒暢的日子。中華民族是一個很聰明的民族,遠在二千多年前,發明創造獨步世界,達到了當時的最高峰,後來受到了帝製的鉗製,經濟、文化的發展逐漸變緩,到了15世紀以後,明顯落後於西方。有人統計,截至15世紀,在世界300多項重大科研成果中,中國的占了三分之二。可惜此後我們就一蹶不振了。如果輕信“正史”的話,認為帝製也有其好處,那就是上當受騙,自欺欺人!
    
    請聽民間一片反對聲
    
    近10年來,我發現老百姓強烈反對的有兩件事,一件是腐敗,第二就是皇帝戲。反腐敗問題,人人皆知,不必多說;反對皇帝戲,你不深入民間,絕對想不到民情會如此激昂。
    
    以下輯錄的,是一些代表性的意見,有的是友人來信,有的是友人寄來的已發表的文章,有的是從書刊中搜集的。
    
    南京大學教授、中國太平天國史研究會方之光會長來信:“鬼化農民起義的結果,是使帝王將相又充斥熒屏。春節前後,《漢武大帝》、《大明王朝》、《秦王李世民》等等,不一而足。曾問過一些專家《漢武大帝》代表先進文化嗎。回答都是否定的。他們認為該片大力宣傳專製、宣傳權術、宣傳民族仇視……”
    
    魏文彬《精神上的皇權複辟》:“帝製被推翻了這麽多年,埋在地下的封建帝王們絕對想不到,在業已進入21世紀,中國已加入WTO之後,‘與國際接軌’口號叫得震天價響時,竟還會有人為他們極力辯護、翻案!如果他們不能起於黃泉之下再做皇帝,絕對會給這些人加官封爵,讓他們做‘高級奴才’。無論扭到哪個頻道,熒屏上都可見到男人頭上拖著長辮子,‘萬歲’、‘奴才’之聲不絕於耳,真讓人不知究竟置身於何朝何代,有時光倒流之感……精神上的皇權複辟有愈‘演’愈烈之勢。”
    
    楊偉《清宮大戲亂紛紛,誤人子弟實堪憂》:“近年來,清宮大戲一部接一部地播出,黃馬褂、大辮子可謂占盡央視、省視熒屏風光,‘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不絕於耳,順治、康熙、雍正、乾隆等你方唱罷我登台,刀光劍影、爾虞我詐,似乎努爾哈赤的皇室傳人都是把江山社稷時時放在心間,殫精竭慮,愛民如子,哄得一般觀眾特別是對曆史不甚清楚的年輕人在肅肅然,飄飄然中像阿Q一般忘卻曆史的苦難……當年滿洲貴族鐵騎南下,兵鋒所至,生靈塗炭,揚州暴行,慘絕人寰……強製剃發,殺人如麻,江陰、嘉定兩城血流成河……我們不禁要問這些一哄而上的一部部清宮大戲的編導們為什麽如此賣力地動情地肉麻地替封建君主隱惡揚善,揚幡招魂?”
    
    曾伯炎《可厭的皇帝熱》:“曆史上,最不好的就是皇帝,那種壟斷權力物力人力的強橫,特別是用他一個腦袋代替萬千個頭腦思考決策天下大事,倒行逆施與胡作非為……也算精神產品的影視產品,頗像在同現代唱對台戲。……如果外國人回去談觀感,說中國崇皇意識還在,豈不給現代中國又罩上封建陰影了嗎?這種與現代唱對台戲的皇帝熱不可謂不怵目驚心。這麽熱下去,隻會加深觀眾的臣民意識,不可能增加現代社會的公民意識吧!”
    
    傅白蘆《電視劇·錯別字·下跪》:“《康熙王朝》更妙,歌詞作者假亡靈之口反複寄托自己的祝願:‘我真的還想再活五百年’,不圖萬歲萬歲萬萬歲,隻要五百年,夠謙慎的。倘若果有上蒼而上蒼又俯允了這虔誠的求禱,讓康熙真的再活五百年,那麽,不僅沒有為某些人所拜倒的雍正、乾隆的出現,而且不可能有孫中山等先行者創造的中華民國,更不可能有無數先驅先烈流汗流血締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就依舊是‘皇皇天朝’頑固地統治著。電視劇這般‘創意求新’出於什麽心態,對封建專製製度如此留戀基於何種原因,我不願去揣測,隻是深深地憂慮著,我們這些平凡百姓,男的要蓄辮子,女的要纏著雙足,黑黑壓壓地跪成一片,戰戰兢兢地匍匐地上,恭謹地喊著皇帝萬歲、主子吉祥,卑賤萬分,也會覺得這不是人過的日子。”
    
    周泉《重編曆史意味著什麽》:“從知識界對於曆史劇的反應,至少我們看到一部分的社會情緒。許多知識分子相繼發表文章,反對古裝曆史戲充滿電視熒屏的現象。這些有識之士認為:這些曆史劇反映的君權至上的倫理觀念,其治理國家的封建專製製度與現代民主自由的普遍價值觀念格格不入……是在開曆史的倒車。因而有學者呼籲:讓更多的反思專製主義黑暗、樹立啟蒙精神的曆史劇問世。”
    
    秦海《文字獄的“盛世”》:“充斥在電影、電視屏幕上的康熙戲、雍正戲、乾隆戲(戲說的除外)都基本上在這一康乾‘盛世’的思想指導下進行編導。出現在屏幕上的他們也一個個英明、偉大、正確……在中國曆史上,無論在此以前還是在此以後,都沒有哪一個朝代哪一個時期的文字獄盛於康、雍、乾三朝代。如果稱此三朝為‘盛世’的話,倒不如說是‘文字獄的盛世’。”
    
    魏明倫《勸君少刺秦始皇─評點<英雄>=:“張藝謀的《英雄》大獲成功了,其成功之道在於創新。新在哪裏?至少有三:其一,古今一切刺秦的題材,或多或少含有反封建、反專製的意義,《英雄》獨具慧眼,刺秦刺出了歌頌秦始皇,維護封建的主題。更妙的是用現代化高科技托舉出如此古老崇高的主題。其二,中外許多商業片、武打片,乃至《臥虎藏龍》,都是形式大於內容,都是遠離重大政治。《英雄》獨辟蹊徑,形式為內容服務,內容最後突出政治,是商業片、武打片中罕見的重大政治題材。其三,當前許多充斥‘帝王崇拜’的影視劇,過於一本正經,觀賞性不夠,娛樂性不到極致。《英雄》獨占鼇頭,娛樂性登峰造極,是寓教於樂的最高境界。大哉,《英雄》!票房收入當以億萬計算;當然,也有為數上億的當代青年在潛移默化之中吸取‘帝王崇拜’之精髓。”
    
    楊金幫《說破“英雄”是殺人》:“‘封建帝王讚頌曲’秦鳴了若幹年,如今以《英雄》為裏程碑,走到了一個新階段……兩組鏡頭相映入眼:一組是軍強馬壯的秦軍的淩厲箭雨漫天而來,摧毀一切。另一組是手無寸鐵、奔跑哀號著紛紛中箭慘亡的趙國百姓(影片不是同情後者,而是讓後者襯托秦軍的軍威)。影片把全副武裝的軍隊大規模殺戮平民百姓的過程拍攝得如此威武雄壯……從未有哪部影片膽敢把殺戮平民的軍隊當成正麵歌頌形象的。而《英雄》則在新中國影視史上首創奇觀,把軍隊殺戮平民之事‘英雄’化了,‘美’化了。當年的秦軍敢這麽幹,並不奇怪,可是當代的編導敢這麽歌頌,真是奇了。”
    
    上述各人的聲音無須再加任何注腳,已足以振聾發聵了。
    
    皇帝戲從哪些方麵危害國家民族
    
    皇帝戲危害國家民族,誤人子弟,至少有以下四毒。
    
    第一,皇帝戲阻礙了國家民主化的進程。建立一個民主國家,其重要基礎是老百姓具有健康的公民意識,知識為國家要盡哪些義務,享有哪些權利。如果思想深處還保留封建臣民意識,一事當前,先想的是少管閑事,少操閑心,免談國事,莫論軍情,則法律中公民權利的規定,也就成了一紙空文。為了推動政治文明建設的進程,國家正在努力宣傳公民權利,培養百姓的公民意識,但那些熱心的編導們偏要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設置一隻攔路虎─皇帝戲。
    
    梁啟超在《中國曆史研究法》一書中說:“‘正史’的作用是:一、為統治者統治臣民提供借鑒、為專製皇帝培養忠順臣民。”也就是說,“正史”是專製王朝灌輸臣民意識的教科書。現在一般人費時讀“正史”的不多了,皇帝戲正好取代了正史的作用,時時在宣傳帝製的好處,培養電視觀眾的“臣民意識”。
    
    政治不去幹預皇帝戲,皇帝戲卻要來幹預政治。時代要走向民主,皇帝戲卻導入封建意識,怎不令人憂心!
    
    第二,皇帝戲敗壞社會風氣,引致道德滑坡。皇帝製度本來就是摧殘人性極不人道的惡劣製度,這種製度下的皇帝,必然是極端自私卑鄙慣用陰謀詭計的人物。皇帝戲以之作為榜樣大肆宣傳,自然會對社會風氣造成潛在的負麵影響。戲中情節告訴我們,在爭奪帝位的鬥爭中,勝利者得到一切,失敗者則輸得幹幹淨淨。因此,要勝利,就得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一得隻顧自己,不顧別人,隻顧身前,不顧身後,隻要利益,不講道德。
    
    第三,皇帝戲摧殘民族精神。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人物,都會通過這些英雄人物長期保持自己的民族精神。但是一些皇帝戲的編導卻是另一種思維:唯有皇帝才是英雄,在皇帝的控製之下,對國家民族有重大貢獻的人物都成了皇帝的玩物。例如《漢武大帝》一劇中,屢次親手製造冤案的劉徹是英雄,而蘇武、張騫、司馬遷這些光輝形象,卻在皇權的籠罩之下,成了黯淡無光的小人物。從劇中不難看出,編導們崇拜皇帝,輕視臣民;崇拜權勢,輕視貢獻。這和我們的民族精神正好反其道而行。
    
    第四,皇帝戲幹擾了對青少年的教育培養。
    
    皇帝戲泛濫留下的隱患
    
    皇帝戲給國家民族帶來的危害顯而易見,而有一種隱憂,人們可能尚未察覺,那就是皇帝戲對國家目前的對外關係與對台工作正在產生嚴重的負麵影響。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需要一個和平的環境進行建設,願意和世界各國和平共處。這是國家領導人在重要國際場合反複講過的話,深為國際友人所理解。但是,世界上有那麽一股暗流,包括國際反華勢力,不願看到中華民族的發展強大。他們無中生有,捕風捉影地提出什麽“中國威脅論”,一再策動遏製中國、圍堵中國、禁運、禁售,給我們的建設和發展設置障礙。我們近百年來一直是戰爭的受害者,老百姓承受了極大的戰爭苦難。現在全國上下一心,靠自己的努力爭取和平,爭取發展。但為什麽總是受到誤解,這就不能不考慮一些影視作品所產生的負麵影響。
    
    電視劇《英雄》歌頌暴君,視暴君為英雄,以軍隊屠殺平民的血腥場麵作為“藝術”,供人欣賞。這樣,會不會給人以中國人野蠻、嗜殺、專製、落後的印象?電視劇《康熙王朝》中所描繪的強迫沿海居民遷徙、猛攻台灣、脫離史實醜化鄭氏政權的情節,會不會讓台灣同胞產生疑慮,產生反感?這都我們應該考慮的問題。
    
    中國人不認為秦始皇是英雄,而認為他是暴君。兩千多年來中國人同情孟薑女,反對秦始皇。曆史上漢武帝亦非上乘人物,後人認為他愛聲色,好神仙,好大喜功,揮霍無度,雖然打敗過匈奴,也隻能稱為“慘勝”。他用兵幾十年,把文、景兩帝的積蓄耗盡,造成民生困敝,人口減半。他晚年下了罪己詔,承認“即位以來,所為狂悖,徒使天下愁苦”。人家自己都誠心悔過,而影視製作人又為了什麽不惜違背史實,為人文過飾非!
    
    在《新民周刊》一篇對《康熙王朝》編劇朱蘇進的專訪文章中,這位朱編劇居然說:“寫帝王還要寫出他的天道精神和帝王情懷,那種君臨天下的浩然正氣……”這實在是荒唐不過了。魏文彪先生說:“天道者,公理也,難道封建帝王還會崇尚公理?”“浩然之氣”是孟子說的,《正氣歌》是文天祥寫的,封建帝王難道也有“浩然正氣”和朱氏所說的“正氣”?一些編導如此歌頌帝王,已經到了超乎理性的地步。而且居然敢叫康熙說出“我真的還想再活五百年”的話,難道說,還希望君主製度在神州大地上延續到2222年(1722+500)?這樣的信口開河,能不引起有識之士的反感!這豈不是貽人口實,授人指責我們崇尚專製之柄?讀者諸君是否想過,國內皇帝戲如此泛濫,藝壇上對封建帝王的膜拜謳歌哪些喧囂,對我國的國際形象會造成什麽樣的損害,給我國的對外關係又將速來怎樣不利的影響!
    
    其實,從根本上解決皇帝戲泛濫的問題並不難。人們不反對曆史劇,隻反對皇帝戲。像過去拍的《甲午風雲》就很好,它歌頌的是中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慈禧太後和光緒帝。人們也不反對傳統的皇帝戲,因為那不僅是曆史,而且是健康有益的,既然成了保留劇目,人民群眾自然喜歡。人們隻反對那些奴才氣十足的新編皇帝戲,反對某些編導們不顧曆史事實的心血來潮。中國大小皇帝一共不過二三百個,史學家不妨根據史實做出實事求是的評價,作為一個學術問題公開探討,盡可能地取得共識,這樣創作影視作品與曆史小說就有了參考。行“天下為私”之道的皇帝本質是“大盜”,但是大盜也會有些可圈可點的言行,如劉秀善待功臣,執法嚴格;趙匡胤不殺上書言事人與重視文治等等。至於如周泉在《重編曆史意味著什麽》一文中所說的“有學者呼籲:讓更多的反思專製主義黑暗、樹立啟蒙精神的曆史劇問世”,我是舉雙手讚成的。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是唯一的曆史記載從未中斷的國家,幾千年的古籍是巨大的寶庫,是文學創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希望這個寶貴的資源不要再被那些無視曆史、罔顧國家民族利益的編導們糟蹋。我們熱切期盼有正義感有學識有道德良知的藝術家們,創作出更多弘揚民族精神的影視精品。
    
    皇帝戲宣揚封建專製,培植“臣民意識”,摧殘民族精神,毒化當代人尤其青少年一代的心靈,遺禍久遠,弊莫大下焉!皇帝戲泛濫成災,愈演愈烈,不可遏止,實為當今文壇藝壇上的咄咄怪事,已經引起社會各界眾多有識之士的共同憤慨和猛烈抨擊,理所當然地,也應引起有關管理部門的警覺和關注。我們期待有關方麵有所行動,有所舉措,有效製止這種極不正常的現象。
    
    皇帝戲的泛濫與國家民族利益背道而馳,與先進文化格格不入。擔負著為現代人提供精神營養重任的屏幕應當得到淨化,屏幕上的“皇帝熱”應當降溫,屏幕上的皇帝戲可以休矣!
    
    看來,《河殤》罵皇帝,不是無的放矢,而是具有真正的先見之明;而更早觸及了這個“政權問題”的《河殤》遭到鄧小平等老人集團及其繼承人等的秋後算賬,更是說明皇帝的陰魂直到今天依然陰魂不散。 _(博訊自由發稿區發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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