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看"紅燈記" 摘自龍應台"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

幾經波折，不具國共鬥爭意識形態的革命樣板戲《紅燈記》，終於跨越台海，2月8日在國父紀念館舞台點燃紅燈。這出稱為“樣板中的樣板”的現代京劇，有讓台灣戲迷仔細體會樣板神髓的機會。革命樣板戲《紅燈記》來台演出過程，不但通關審議一波三折，連劇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慮再三。中國京劇院原來已決定更改劇中出現“中國共產黨”的文字，當演員們都已經練好了新台詞時，院長吳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於多數台灣劇場界人士的建議，還是決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地呈現樣板戲《紅燈記》的精髓。

　　在這樣的報道後麵隱藏著什麽樣的現實？

　　台灣的政治愈來愈開放，但是開放到連宣傳共產黨“偉大”的革命樣板戲都進來了，還真是令人驚詫；這是兩岸關係史上一個不得了的裏程碑，不能不去親看一眼。

　　看戲之前，剛好遇見最高教育主管曾誌朗。所有大陸團體來台演出，都得經過教育部長的批準。曾誌朗聽說我當晚要去看《紅燈記》，很高興地說，“好看啊。不過他們對台灣不太了解，為了‘體貼’我們，把台詞都改了，‘共產黨’改成‘革命黨’三個字，說是不要‘刺激’我們；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產黨就共產黨嘛。什麽時代了。”

　　當天晚上，我邀了三個八十歲的長輩一起去看戲：在大陸當過國民黨憲兵連長的父親，浙江淳安縣綢緞莊出身的母親，還有方伯伯，他在十七歲那年跟著蔣介石從奉化溪口走出來，千山萬水相隨，做了一輩子“老總統”的貼身侍衛。

　　國父紀念館有三千個座位，不是特別有號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訂這個場地，因為不容易坐滿。去之前，我還想，是不是經紀人不懂台灣政治現狀？那是“去中國化”在台灣的政治角力中甚囂塵上的時候。身為台北市文化決策者的我，如果致詞時引用了司馬遷或韓非子，會被批為“統派”，意思是對台灣“不忠誠”。為國學大師錢穆和林語堂修葺故居時，我被怒罵質問，“錢林兩人都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不可以用台灣人的錢去修中國人的房子！”在這樣的氣氛裏，來這樣一出樣板戲？會有幾個人來看？

　　紅色的地毯，被水晶燈照亮了。人們紛紛入場。時間一到，所有的門被關上。我回頭看，三千個位子，全部坐滿，一個空位都沒有。這是首演。

　　燈暗下，革命樣板戲《紅燈記》在台北正式演出。

　　沒有手機響，也沒人交頭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靜地看京劇演員如何在鋼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現英雄氣概和兒女情長，如何用唱腔歌頌共產黨的偉大和個人的犧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邊三個老人家，覺得很奇怪：父親特別入戲，悲慘時老淚縱橫，不斷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壞蛋鳩山被襲時，他忘情地拍手歡呼。方伯伯一臉凝重，神情黯然。母親，不鼓掌，不喝彩，環抱雙手在胸前，一臉怒容，從頭到尾，一言不發。

　　演出結束，掌聲響起，很長的掌聲，很溫暖，很禮貌，然後人群安靜地紛紛散去。我們坐在第一排，看著人群從麵前流過，七嘴八舌地評戲。一個頭特別大的老人家大聲說，“告訴你，李登輝就是鳩山！”旁邊的人哄然大笑。大頭老人家看起來如此麵熟，有人在一旁耳語：“他就是專門演毛澤東的名演員。”我趕快看他，果然，多年來在電視上演“萬惡的共匪”，就是他，覺得麵熟，原來長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輕人走過，談論著“舞美設計”和“京劇動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國的《茶花女》或是英國的《李爾王》一樣。

　　父親好像得到了戲劇的升華，很高興地說，“日本鬼子太壞了！這個戲演得好！”日本才是敵人，這戲裏的英雄好漢是共產黨，他渾然不覺得有任何不妥。

　　母親在一旁坐著，本來就冷淡，一聽父親的熱烈“劇評”，真的生氣了，衝著他說，“我不知道台灣政府是幹什麽的，讓這種戲也來演是什麽意思。它歌頌的是共產黨你曉不曉得？共產黨殺了我們多少家人你曉不曉得？我是不會忘記的，我哥哥是被他們三反五反殺害的！”

　　然後她帶點埋怨地瞅著我，“不曉得你帶我來看的是這種戲？”

　　方伯伯看起來心事重重，在我堅持之下，才慢慢地說，“前塵往事，盡湧心頭啊…… 1975年，老總統遺體的瞻仰儀式就在這個大廳舉行的，二十六年來，我第一次再踏進這個大廳，卻是看這《紅燈記》……他的遺體，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為革命同獻出忠心赤膽，天下事難不倒共產黨員’的地方……”他說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