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到的道歉, 永恒的友誼

遲到的道歉, 永恒的友誼

三年前的深秋，我從波士頓回到上海，去完成兩個項目。到上海的第二天，我見到了闊別多年的朋友阿敏。阿敏和我青梅竹馬，因為種種原因，三十年前我們分手了。現在各自成家立業，仍然是好朋友。

阿敏一見我，就告訴我，一些我們的中小學同學知道我返滬，都想見見我。這和我的想法不謀而合，我也希望見到他們。我們同學計劃十幾天後在靜安寺附近的一家的餐廳重聚，我們的中學班主任也會來。

我們這些同學從小生活在上海希爾頓飯店附近。五十年前，我們進了小學，學校位於上海唯一的一個胡同裏。在那個年代實行就近入學，很多同學從小學到中學都在一個班上。一些同學是鄰居，父母還是好朋友，大家彼此非常熟悉。1966 年文革開始，學校停課， 我們隻讀了三年半小學。複課後我們直接升到中學。1972年底中學畢業，之後，大家各奔東西。至今有些人我已三十多年沒見過麵了。

那天聚會前，阿敏計劃和另外兩個女同學阿珍，阿金先到我住的希爾頓飯店來看我，然後再一起去餐廳。我等在大廳裏，不一會兒，三位穿著入時的女士笑盈盈地走了進來。我立刻迎了上去，首先看到了阿珍那雙熟悉的，水汪汪的眼睛，那眼睛曾經讓我多麽迷戀!

漂亮眼睛的阿珍也看到了我，驚叫道：“跟頭（我的綽號），你一點都沒有變，三十多年了，你還是老樣子，隻是頭發白了一點。”

我哈哈大笑道：“阿珍，你也一樣啊，還是那麽漂亮，那麽迷人! 上次見到你時, 是在三十多年前，那時候你還在崇明的農場裏呢。我的頭發白，是因為壞腦筋動得太多了!”

阿金接口說：“請不要打擊太多人，其實我們都染了發。”

我立刻說： “你不染發也一樣漂亮。”

“你什麽時候學得這麽花言巧語？以前你可不是這樣的！”  她馬上又接口說。

“哈哈，就是因為腦筋動得太多，變壞了。” 我笑道。

“好啦，好啦，快走吧！我們的肚子餓得都叫啦。”阿珍催著。

阿敏也笑著說：“是啊，快到點了，他們都在餐廳裏等你呢。”接著她說：“你知道嗎？阿東今晚也來。你還記得他嗎？”“阿東也來？！” 阿珍 和 阿金同時驚叫起來，“他在小學和中學的時候，做了那麽多壞事！今晚還有臉來見你？！”

是啊，阿東曾是我小學裏最好的朋友，我們那時候總是一起上學，一起回家。在讀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文革開始了。因為他的父母是高幹， 他成了紅小兵。而我的父親是脫帽“右派”（是公方廠長陷害的。這是另外一個故事），我成了黑“兔崽子”（黑九類的子女）。我清楚地記得，從那一夜起，我們不再是朋友了。

那時候，我們這些“成分”不好的同學，經常在學校裏和在馬路上被“成分”好的同學揍。打人是他們的特權，挨揍是我們的義務。好幾次一群紅衛兵和紅小兵打我，阿東就是他們中的一個。

到了餐廳，中學班主任李先生（那時稱中學老師為“先生”）已經坐在那裏了。七十五歲的她見到我們，竟能叫出每一個人的名字。我驚奇地問道：“李先生，你怎麽還能記住我們每個人的名字？都已經四十多年了！”

李先生微笑道：“你們那個班很特別。那時正值文革高潮，我帶了你們三年半，還一起去學工學農一年。你們畢業後，我再也沒有這樣長時間地帶過班級。而且你們班的事特別多，就像你和阿敏談戀愛的事，你的好朋友阿政寫情書給阿芸，還有你們同學中兩派辯論，你和阿政為首一派，經常使對方啞口無言。你還記得嗎？你把你們的第一位政治課的老師轟走了。那位老師是工宣隊的隊長。我可真是為你們擔心哪。。。我怎能忘記你們這些‘小赤佬’的名字。”

我接著說：“我當然記得，那個初中畢業的公務員，文革中成了工宣隊的隊長，因為他的‘覺悟’高，做了政治課的老師，教我們毛主席的‘政治經濟學’”。“

阿珍說：“我還記得他的名字呢！”

我繼續說：“一開學，聽說這個不學無術的人要來教我們，我就在想怎麽收拾他。所以在第一節課上，他剛一開口，我就提問，‘先生，今天我們是要學毛主席的政治經濟學嗎？”他說，‘是的’。我馬上又問：‘那麽請你解釋一下，什麽叫政治？’他的臉開始發紅了，說話也開始結巴了。我不停地問：‘那麽請你再解釋一下，什麽是叫經濟？’那時他已經張口結舌了。我不讓他有喘息的機會，馬上又接著問：‘那麽政治和經濟是什麽關係？’他語無倫次了，課堂一下子亂了，沒有人再聽他的課了。”

那是他的第一節課，也是他的最後一節課。

阿東是最後一個到的，他的變化不大，還像從前那樣高高瘦瘦的，隻是臉上的笑容少了一點。記得他小時候是一個笑容滿麵的人。

茶來了，酒來了，菜也上了。我做東，糟雞，肴肉，醬鴨，熏魚，油爆蝦, 馬蘭頭香幹，絲瓜麵筋。。。本邦菜應有盡有。

雖然不是山珍海味，大家還是吃得津津有味。一邊吃，一邊聊，噓寒問暖，好像又回到了溫馨的學生時代。

大家問了我很多在美國的生活情況，我也問起了他們各自的家庭生活，父母和子女的情況，讓人高興的是，他們大多數都過得很好。

我問阿東：“你的父母好嗎？”

他說：“不錯，都退休好多年了。”

“那你的個兩個姐姐呢？”我接著問道。

“她們很好，她們的孩子都大學畢業了。”他答道。

“你的外婆還健在嗎？”我又問道。

“她已經過世很多年了。”阿東又答道。

“你還記得我們小時候的事嗎？那時候我經常到你家去等你一起上學。”我說道。

“是啊，下課後還一起回我家玩呢！”他答道。

我又接著說：“還有，那時每天早上你不願意喝牛奶，而你外婆盯著你，不喝完不能走。”

他也接著說：“是啊，乘她不注意的時候，我馬上叫你幫我喝了。然後我們就勾著肩一起上學去了。”

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眼三個多小時過去了，李先生提議，以後我們應該多多保持聯係，經常見麵。

告別了老師，阿敏，阿珍，阿金 和另外幾位同學提議送我回希爾頓飯店，順便去華山路老家附近看看。

“我也和你們一起去，我好多年沒有去那裏了。”阿東附和著說。

接著，我們幾個便有說有笑地沿著南京西路，向華山路走去。

拐到華山路上，一過延安西路，便到了大勝胡同，希爾頓飯店就在對麵了。

我一回頭，看到阿東一個人默默地在走在後麵，好像有些心事，便停下來等他。我問他：“阿東，剛才忘了問，你現在過得怎麽樣？”

他說：“前幾年做生意上給人騙了，最近還不錯。”

這時，他輕輕地接著說：“你還記得四十年前，我就在這個弄堂裏追打過你？”

我的心顫抖了一下，輕輕地答道：“記得。”

“我很對不起你。”他動情地說。

我的眼睛有點濕了，我對他說：“阿東你聽著！這不是你的錯，那時我們是十四，五歲的小孩，懂得什麽？！文革前，我們是好朋友，現在我們是好朋友，將來我們還是好朋友！文革中，有人把仇恨的種子種在我們幼小的心靈裏，你怎麽能為他們買單。這不是你！的！錯！

我伸出雙臂, 搖著他的肩，“你聽見了沒有？！這不是你的錯！”我又重複了一遍。他苦澀地淡淡地笑了一下說：“該死的文化大革命。”

“是啊，該死的文化大革命。”我也輕輕地重複了一遍。

上海的深秋，秋高氣爽，明月高照，我和阿東又像小時候那樣，勾著肩一起過馬路，和其他同學一起，向希爾頓飯店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