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依林揭密毛澤東逝世前後高層劇烈動蕩 (轉貼）

1986年9月，姚依林（左一）與曹禺（左三）、陳丕顯（右三）及江澤民（右一）等在北京與昆曲藝術家俞振飛合影

　　姚依林於1917年在香港出生，1934年考入清華大學化學係，1935年11月由周小舟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轉赴天津負責學生工作，此後長期活躍於天津及華北地區。中共建政後姚依林出任中央貿易部副部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曾任國務院副總理、政治局常委，長期主管經濟工作。姚依林晚年時期，其堂妹姚錦將兩人跨時兩年、長達43次談話的實錄整理成書，出版《姚依林百夕談：中共前總理追憶起伏人生》，披露中共黨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後。

1973年8月30日的十屆一中全會，會議內容是選舉中央委員會，選出主席、副主席。他是候補委員，無選舉權，大會提了一個名單，由大家投票，他去了隻在那兒看著。毛主席未參加大會，會議由周總理主持。江青在九大時即入政治局，當時“四人幫”氣焰已甚囂張。1973年9月周總理主持會，1974年元旦周總理便也成為他們欲打倒的最大障礙，在講話中公開地提出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當時毛主席有詩批郭沫若，詩雲：“勸君莫罵秦始皇，焚坑之事要商量，秦皇雖死功績在，孔丘名高實秕糠……”於是，毛主席一首詩，中央一個批林批孔文件，體育館開了一個大會，矛頭對準了周總理。大會上，江青講話，態度驕橫，周總理就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拍攝影片《中國》一事做了自我批評，外交部長姬鵬飛作了檢查。大會要各部門深入開展批林批孔批周公。

　　“對外貿易部沒有批周。”他微笑道：“我們批林批孔也搞得轟轟烈烈，批白××！”

　　白××原是廣州軍區政治部主任，緊隨林彪、黃永勝，調升外貿部部長。此人忠實執行林彪的政治路線，在廣東“文革”中犯有支一派壓一派的嚴重錯誤。林彪自取滅亡後，他被撤職。

　　李強調任外貿部部長，姚依林調任第一副部長，柴樹藩任第二副部長。李強30年代初期即在周總理領導下擔任上海情報係統工作；後赴蘇聯留學，學無線電等學科，抗戰初返回延安，建立了新華廣播電台，後隨遷邯鄲，任新華廣播電台總工程師。全國解放後，李強調外貿部任駐蘇聯商務參讚，返回後任外貿部副部長，越南抗美戰爭中，李負責對越南的軍事、非軍事供應。“文革”中因周總理保護才未受到衝擊。

　　他了解李強和柴樹藩是可以共事的，他們在政治思想上一致，這就是外貿部在當時和以後能“混”下去，得以抵製一些歪風邪氣的緣故。

　　白××被批判後即回部隊，調任總後勤部副部長兼政治部主任，不久離休。和其調升上來的廣州軍區陳樹福也同時下去了。

　　批孔時六兄主講了漢朝桑弘羊的經濟學著作《鹽鐵論》。當時《鹽鐵論》是被劃為法家著作宣傳的。桑弘羊的經濟改革有進步意義，漢武帝時曾引起一場大爭論，桑弘羊後被殺，卻不是因其學術著作。他在宣講時隻是評介了桑弘羊，未聯係什麽實際。“四人幫”當時掀起的“批林批孔”，企圖突出周總理是所謂當代“大儒”，因為周總理在“文革”中起了良好的緩衝作用，“四人幫”視之為奪權的最大障礙。外貿部的“批林批孔”始終未亂，表麵也轟轟烈烈，還開了訓練班，實際上有出奇製勝的招數。

　　在那時，他們能這樣巧混則混下去，也有時無法巧混，隻好憋一肚子氣。1974年春他赴穗，為了廣交會展覽的問題。展覽會的大門買了進口鋁合金做門框，當地“左”派惟恐不“左”，無中生有，鬧到北京。“四人幫”對此門框斥之為賣國主義，又說交易會展覽反映問題嚴重，不合革命路線、政策。周總理便叫他去穗看看，同行者有外交部副部長符浩、外經部副部長李克，他們組成三人小組開赴廣東檢查展覽會現場。去後，首先換了門框，周總理讓換上自己生產的銅材做門框，才平息了地方意見，門於是被呼之為“爭氣門”。之後，他們又去展覽廳，一間一間屋地去看過。1974年恰逢虎年，有一張畫畫了樹林裏有三隻虎，一大二小，意見說是“宣傳了林彪”，便換下來。擺出來賣的觀音像、佛像，意見說是宣傳了封建迷信，便撤下來……

　　“關老爺像撤下來，換上劉胡蘭，誰去供劉胡蘭？誰會買呢？”他搖搖頭說：“那時憋了一肚子氣，沒辦法發作！”

　　捕風捉影，無事生非，當時“四人幫”主張政治可以衝擊一切。畫貓頭鷹睜一眼閉一眼是影射最高領導人；山水墨畫是汙蔑美好現實；畫家隻得畫梅花、桃花滿紙紅。

　　當他從廣東路過上海返京時，又遇到了“憋一肚子氣”、還需認真對付的一件事。

　　他下榻錦江飯店，馬天水突然去找他。馬天水解放後一直是上海市委副書記，柯慶施赴滬任市委第一書記時，陳丕顯是二把手，馬天水是三把手。馬天水在“文革”中倒了過去，任市委副書記兼上海財辦主任。馬天水找上門來談的是想讓上海管財貿的頭頭黃金海到外貿部當副部長，征求他的意見。當時上海已在醞釀什麽“大使訓練班”，“四人幫”企圖以上海為基點，把他們的黨羽輸送到中央各個權力部門去當政。他當即答複馬天水說，因自己調去不久，對外貿部人事情況不大清楚，尚未過問這些。馬天水直磨纏到深夜2時才走。

　　他返京後即找李強、柴樹藩商量如何對付此事。黃金海如真的來了怎麽辦？商量好如真的塞進來黃金海，可讓他卡在他們之間。但他們對此事態度不積極，黃金海終未塞進來，此事得罪了“四人幫”。自此後，外貿部和上海的關係一直緊張。1975年周總理病重離職，國務院工作停擺；當時無人可代替總理，毛主席隻好讓鄧小平出來運籌帷幄，說好要小平同誌不要和江青等鬧矛盾。毛主席並批評了四人的幫派，這也是“四人幫”一詞之由來。鄧小平出來工作後，對“四人幫”無所顧忌。他感到1975年比較好過，但不久，“四人幫”便伺機反撲，又鬧起了所謂“批鄧反右傾”。

　　外貿部當時麵對許多問題，處理不好將直接關係到國家、人民的利益。如當時進口糧食成了問題。麥子有一種矮腥黑穗病，我國北方氣候到一定冷度，此病就發生。黑穗病對麥子有壞處，對人體卻並無壞處，當時農業部從衛生考慮，提出進口美國麥子中有矮腥黑穗病。農業部的考慮無可厚非，但“四人幫”興風作浪，聲言凡有此病的麥子一概拒收，無此病才可進口。

　　他們不管老百姓的糧食夠不夠吃，喧嚷接受了進口就是“洋奴哲學”、“賣國主義”。訂合同時要美國人保證，美國人不肯保證，因和其他國家訂合同時並無此條例。後商談用薰蒸辦法，美國人說可請到美國去檢查，建一個薰蒸倉庫，若運到我國口岸再薰蒸，糧食會受損失。不行，為此和美國人爭吵不休。上海是吃進口小麥的一個城市，為此那時小麥不準再進口。花生油進口、玉米進口，同樣存在“含黃曲黴素”多少的問題。

　　“四人幫”不承認世界普遍訂立的標準，如蘇聯、西德等訂立含50單位以下可進口；而提出要特殊標準：訂立非5單位以下不能進口。在糧食等進口問題上便經常吵鬧。外貿部出口的貨品，外國根據他們人民的習慣，要求按照他們提出的樣子製做。不行，不能違背“獨立自主”。有的貨品釘上“中國製造”的牌子，外商要求可否不要釘此招牌，允許他們拿回去釘上他們的牌子，比如訂購中國大華襯衫廠襯衫，是北京“天壇”牌，外商希望換用他們的牌子，因為那牌子在他們國內已打開市場。不行，這是“賣國主義”，對所謂“中性包裝”一概反對。

　　外商說多給錢，多給錢也不幹，我們要向全世界證明那貨品是中國人做的。貨物賣大包裝時，外商要求拆改為小包裝，不行，不許改。他們說不改不好賣，那就不訂合同，否則就是“洋奴哲學”。當時，錫箔、紙錢、通書、觀音堂、觀音菩薩像，一律是迷信，不許賣。要賣就許可賣阿慶嫂、劉胡蘭塑像，否則便是“宣傳封建迷信思想”。

　　“我們沒聽他的”，他笑起來：“隻上海一地不賣。上海派人去廣州交易會造反，一見到賣那些就造反。上海出產的‘中華’牌香煙，他們一定要賣價訂得最高、最貴，說是它的名字代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問他們何處有此規定……”

　　他針對當時外貿出口上的這些問題及糾紛，曾作了報告，一律實事求是地分析、批準，允許外商要求，可以不訂牌子，可以改包裝……

　　“加工出口綢緞，問我上邊印聖母像、印蒙娜麗莎行不行？我說可以、行。”他笑道：“1975年在國務院務虛會上，人大副委員長李素文批評說‘聽一個部長講話，如果不知道他名字，還以為他是外國人！’”

　　1976年就是這樣一個極左橫行、無知為上，投機者跋扈的年代，天災人禍紛至遝來。1月8日，敬愛的周總理逝世於305醫院。民心哀痛，群情激憤，外貿部群眾也準備了花圈上街。當時中央決定不許上街開追悼會，周總理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請出被半打倒的鄧小平致悼詞。

　　不許上街遊行送花圈，群眾很有意見，六兄急去國務院代民請命。華國鋒、李先念、紀登奎同誌均在，說是中央已做決定，不能上街，已布置了警衛人員淨街。他說：“不讓上街恐怕不行。”華國鋒說：“你們把大門關上，在院裏怎麽鬧都可以，就是別上街！”

　　當日人們自動集結，沿街哭送總理靈車，悲痛、沉默的人群一直延伸到公主墳，才漸漸少起來。

　　1976年秋天，他又遇見了另一件事端：外貿部和東南亞某國進行一項貿易談判，對方官員要受賄才肯成交，而我方不許行賄。

　　“賄賂的事是不好公開講的”，他說，“在國外也是不合法的，但不給外商賄賂，貿易便談不成。對世界各國的貿易中都存在有一個‘行賄’的問題。我們自己人不許受賄，絕對不許受賄；對外貿易卻是‘行賄’不可避免，和一些國家的貿易因不許‘行賄’而告吹。”

　　據說有一項向某國外商的投標，我方不動聲色地在倫敦為外商存上了一筆美金，這已超過了1%到2%的傭金。向外商示意後，外商於是把投標給了中國。

　　“送禮還要講一點‘投其所好’。”六兄笑著說：“比如送國王禮物，先要了解他喜歡要的，他的老婆、小老婆想要什麽，要多少克拉的寶石，是發紅光、還是發藍光的……這樣辦，買賣就做成了，不給賄賂，不送禮，送禮不周，買賣就做不成。所以我主張我們的人不可受賄，對外貿易‘行賄’不可避免……”

　　據此種種情由，上海來了好幾批人，把大字報貼到了外貿部院子裏，批判姚依林，企圖把他打倒。

　　他的心髒病適時發作，便借機找李強、柴樹藩同誌商議：“我幹脆去住醫院，住它幾個月！”

　　4月5日天安門事件發生時，他住在友誼醫院。那時北京醫院有兩派打架，友誼醫院無兩派打架，外貿部的醫療單位是北京醫院，他未轉去，一直在友誼醫院，由內科查醫生治療。他檢查出來有糖尿病、心髒病。當時“四人幫”挑選了一批《人民日報》記者到外采訪，通知他去看清華大學中打倒鄧小平的大字報，去看原為北京飯店畫的、現在北京飯店裏展覽的所謂“黑畫”。記者又擬去外貿部采訪他，詢問對打倒鄧小平的看法。他便住在醫院裏不出來。6月1日幹脆離院去北戴河休息。住到7月地震時，傷員大量送到北戴河，醫院內住滿傷員，他乘吉普車返回北京。在家呆了一天，又住進友誼醫院。9月9日，毛主席逝世。外貿部宋秘書送報紙信件到醫院來告知了他，毛主席停靈於人民大會堂，通知中央委員需輪流去人民大會堂守靈，一班守靈半個小時，他出院上班，也去守靈一周。

　　住院期間，他惟一常去的是陳雲家。陳雲住北長街，他有件事隻可與陳雲同誌談：1974年有位朋友陳其襄告訴他江青是叛徒。陳的愛人有一同學在解放前被捕時曾和江青關在一室，了解江青叛變情況。他調陳到外貿部，並請陳去滬找到那個同學寫了一份材料。當時這是需冒大風險的，長春有一個和江青同獄的同誌即遭殺害。

　　那份材料一時無法送出，他也不敢保管，隻好拿去給陳雲同誌過目，材料便保存在陳雲處。毛主席逝世後，華國鋒繼任主席職，但“四人幫”陰謀奪權變本加厲，黨心民心更望激濁揚清，對“四人幫”不可掉以輕心。他為此多次走訪陳雲，感到是個時機，應把那份材料遞上去。陳雲迅即將材料密交葉帥。當時陳雲在家正反複籌謀如何力挽狂瀾。

　　1974年以來，形勢變化急遽：周總理去世，毛主席對接班人的考慮久未解決，王洪文被老人家拉到身邊，還撐不起，“四人幫”難以成器。老人家左思右想，才決定起用鄧小平。那時鄧小平正在江西勞動，被召返京。毛主席說鄧小平人才難得，要他出來後不要和江青作對，送鄧小平八個字：“柔中寓剛，綿裏藏針。”1975年鄧小平複出，他矯枉匡謬，無法不和“四人幫”對立，矛盾日深。“四人幫”又通過毛遠新作用於毛主席，發動了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意圖重新打倒鄧小平。

　　周總理逝世後，天安門事件充分表現了人民群眾擁鄧懷周、反“四人幫”的滿腔積憤。“四人幫”借機鎮壓，又歸罪於鄧，把鄧小平軟禁在家，監視起來。1976年初毛主席起用了華國鋒。華國鋒是山西人，他是抗戰時期老幹部，多年在毛主席家鄉任省委書記，毛主席認定華國鋒是可以繼承他的遺願的。但“四人幫”豈容他人為首呢？他們居心叵測。陳雲在家裏琢磨的是在即將召開的十屆三中全會上，有無可能利用合法鬥爭打倒“四人幫”？他把中央委員名單反複研究，算來算去，感到十屆三中全會上“四人幫”的力量還是雄厚的，何況毛主席剛剛去世，黨內因循守舊、封建傳統思想仍成風氣，恐對局勢敢怒而不敢言者大有人在！十屆三中全會上以合法鬥爭打倒“四人幫”是無把握的事。

　　陳雲當時和葉帥時有來往，葉帥住在西山。他們恐情況暴露，常令孩子們傳話。葉帥掌握著軍委的部隊、西山警衛部隊……

　　葉帥和陳雲研究要打倒“四人幫”隻有兩個辦法：一是大會合法鬥爭，二是武裝解決。通過十屆三中全會解決，算來沒有把握，葉帥堅決同意采取第二種辦法，他下了決心。於是葉帥親自去找華國鋒商談，華國鋒立即同意，去說服汪東興。汪東興見大勢已成，同意調動八三四一部隊。

　　1976年10月6日晨，華國鋒召集“四人幫”到中南海開會，八三四一部隊受命警衛，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進去一個抓他一個，江青是從家裏抓走的。同時，耿飆帶領部隊進駐中央電視台，飛機場也已由軍隊控製。

　　7日晨6時，瑋子去醫院給爸爸報信：“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他聞訊立即出院，到陳雲家裏去。

　　他現在可以公開地把上海寫江青叛徒材料的同誌接來北京了，並和中央負責辦案的人取得了聯係。江青寫自首書一事後來未做大問題辦理，因為她的罪惡已經遠遠地超過此事了。

　　“我們就談到這裏吧？” 他 說 ：“我沒有 什麽 話 好 談 了 。”

　　我爭 取到 兩年 時間 和六兄 的百夕 談至此 結 束 了 。

[湘水北逝]

我是第一次聽說陳雲也有功，哈哈

[xuemei-ky]

粉碎四人幫是個大蛋糕，誰都想分一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