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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震驚軍界的“高旭事件” ZT

(2008-03-31 21:46:36) 下一個
1980年震驚軍界的“高旭事件”

  槍聲響過之後

  1980年8月2日一支進藏運送軍用物資回返的車隊。趁著夜色,從喀喇昆侖山上開下來。跟所有軍車隊一樣,駕駛員都是些小嘴唇僅僅長出淡淡的黑絨毛的年輕戰士。他們的最大的優點和缺點就是血氣方剛,容易衝動。

  車子一拐,幾間依山而臥的幹打壘泥跳入燈光裏。這是千裏新藏線上一個普通的道班,204道班。這裏的工人都是維吾爾或其它少數民族的男性青年。他們最大的優點和缺點也同樣是血氣方剛,容易衝動。

  軍車隊在快要接近204道班時,突然發現蒼茫夜色裏,公路中央橫出三道障礙,接著便看到幾個手執器械的人衝上公路,叫罵著要車隊停下來。執行任務的軍車當然不能隨便停。他們想衝過去,然而沒有成功。車子被石塊圓木壘成的障礙所阻,立刻有石頭落在車門玻璃上。玻璃碎了,攔車者跳上車來搶奪方向盤。車子象醉漢一樣左搖右晃,幾次接近公路的邊緣。麵對突然情況,軍車隊帶隊幹部趙成彪失去了冷靜和理智,他極快地抽出一支衝鋒槍來,“噠噠噠”朝天點射,之後又順手將槍往他的一個部下手裏一塞,大聲說:“開車!”他的行動給了部下一個含糊不清的信號,部下鋼槍在手,立即義無返顧充當了掩護戰友撤退的角色,麵對從地下爬起來追趕汽車的攔車者,他平端著衝鋒槍,“噠噠噠”一頓橫掃,這個部下就是後來轟動全新疆的“高旭事件”的中心人物高旭。

  當時,他並沒有想到他所開槍射擊的,壓根兒就不是什麽暴徒,而是204道班的工人,他也沒有想到,他們之所以攔車不是為了別的,而是因為軍人追殺了他們的犛牛,(到達204道班之前,軍車隊捕殺到兩頭他們認為是野生的而實際是家養的犛牛。)他更沒有想到,他那一頓橫掃竟葬送了誠實無辜的維吾爾青年阿皮孜.阿不都拉的生命,也使死者的母親陷入無窮無盡的巨大的悲痛;他更沒有料到,他那一頓橫掃竟會使偌大的新疆陷入激烈的動蕩之中。這就是所謂“高旭事件”的經過。

  第二天淩晨兩點,運送阿皮孜屍體的卡車緩緩地駛進葉城。“解放軍打死了維族人!”這消息不脛而走,神速地傳遍葉城的大街小巷。人們紛紛湧上街頭,很快形成一支數百人的隊伍。自然,這是一支維吾爾人的隊伍。他們叫罵著,呐喊著,激憤的情緒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阿皮孜的母親康巴爾汗得知兒子遇難的消息之後,隻喚出一聲“胡大!”就昏倒過去。這是一位善良、勤勞而又命苦的母親。她沒有了男人。她最大最可珍貴的財富就是兒女。阿皮孜是她的長子,是她最大的希望和寄托。阿皮孜也最能理解母親的心。在他剛剛有了一把子力氣的時候,他沒有上學堂,也沒有談對象,而是上了風雪漫漫的喀喇昆侖山,當了一名壓在母親肩上的生活擔子。每當他伸出一雙焦黑起皺的手,把一月的工資捧到母親麵前時,康巴爾汗的心就一陣陣地疼,眼淚就止不住流下來。她感激兒子,也可憐兒子。她知道兒子在吃苦。就在出事的前一天,她還給兒子捎去了一些水果,不知道兒子吃到嘴裏了沒有……

  康巴爾汗醒過來,就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她絕望地拍打著地麵,就是不相信解放軍會開槍打死她的兒子。她隻是不停地重複著一句話:“這不是舊社會……”這裏有一個引人深思的事實:按說“高旭事件”本來應該在死者的故鄉塔斯洪發生。然而,高旭過失殺人引起的風波,在死者運回故鄉的當天就平息了。平息風波的是一個維吾爾人,一個精明、幹練、顧全大局的維吾爾人。他就是當時南疆軍區政治部副主席烏拉太也夫。他在半小時內說服公社黨組織召開了黨委會,統一了公社幹部的思想。接著,他在眾人圍觀的混亂氣氛中耐心說理、規勸,使死者的母親康巴爾汗能冷靜下來,麵對現實,協商安葬事宜;又在兩個小時內集中起了散居在方圓十幾公裏的康巴爾汗的所有親戚,他耐心地說服他們放棄了抬屍遊行的舉動。最叫鄉親們動情和信服的是他對死者的一段話:“維吾爾好青年阿皮孜,你是無罪的。《古蘭經》上講,無罪的人下世後當天就要下葬。不然,你入不了天堂,鄉親們也於心不安……

  夕陽西下時節,經阿洗浴、整容而顯得安詳坦然的阿皮孜,在鄉親們的祈禱和哭泣聲中,按照伊斯蘭的安葬儀式入土。第二天,烏拉太也夫以個人名義大宴鄉裏。宴席之後,本來準備聚集起來鬧事的眾多的維吾爾鄉親,改變了主意,紛紛離開了塔斯洪。至此,高旭一案最初引起的風波基本平息。

  可是,一個月後,風雲突變,高旭一案驟然升級為事件,繼而波及全新疆。據說是一位領導人在自治區召開的一次會議上說,殺人必須償命,高旭不死不足以平民憤。這樣處理,倒也簡單,隻需一顆子彈。然而,政策呢?法律呢?人心呢?事情的結局,並不象他想象得那樣簡單。且說這個令人可氣可歎的有罪的高旭。高旭,作為開槍打死我們的維吾爾兄弟阿皮孜的罪犯,我們理所當然的應該對他表示極大的憤恨;高旭,作為我炎黃子孫的一分子,作為一名長在新中國的心存報國之誌的熱血青年,我們卻也對他的凶險前途一灑同情之淚。現在,這位可恨又可憐的人龜縮在鐵窗之下,沮喪的麵龐浸泡在汗水之中。而在幾天前,他還是一個堂堂正正的解放軍戰士。

  五十年代中期,高旭降生在古都西安。他是不幸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他一碗接一碗地吃青菜幫子;稍懂人事,終身做工的父親竟拋下他和母親、姐姐撒手西去。他太恐懼這叫他無所適從的生活了。他向往能給他幸福的新生活。他拿起了畫筆,畫太陽,畫蘋果,畫盛滿了麵條的大碗……他的畫充滿了令人心酸的理想。高中畢業,他考進了西安美術學院。三年後,學院生活結束,他一卷行李在肩,來到了秦嶺山下的城固縣文化館工作。他的畫筆飛點,畫山畫水畫人,畫廣告,畫廚窗,畫宣傳版報…他成了小巷名流。

  然而,高旭並不滿足這樣的生活。他向往冰河鐵馬的軍旅生活。他沒有對繼父說,也沒有告訴娘和姐姐,就獨自決定報名參軍。第一年沒成功,來年再搏,終於如願以償。他來到了祖國的最西端。古道、冰山、駝隊、烽火台、千佛洞、清真寺,以及那神秘莫測的戈壁、沙漠、河流……他喜瘋了。槍支、手榴彈、方向盤、畫筆,在他手中交替使用。他成了連隊的大忙人。服役期滿,他說,我不能這麽走,我得上一趟昆侖山,飽覽祖國河山,積累生活素材。

  他到底上了昆侖山。再有兩個月就要離隊了,這是他在部隊的最後一次也是旅程最長的一次出車。從杏林成片的龜茲古城到雪山環繞的阿裏獅泉河,漫漫數千裏的旅程,多麽嚴峻的考驗都經受了,可就在臨下山的最後一天裏,他卻……他流下了悔恨的淚水。然而,一切都無可挽回了。

  9月13日,高旭一案按計劃在喀什的疏勒開庭審理。高旭以“故意殺人罪”被四名荷槍戰士押上會場,接受法庭的審判。阿皮孜的母親康巴爾汗被安排在會場的前排中央。從案發到現在,康巴爾汗是第一次看到高旭。她是個善良的母親,當她第一眼看到高旭時,差一點又昏倒過去。這就是槍殺兒子的凶手嗎?可他還是個孩子呀!胡大呀,這到底是怎麽回事?……

  法庭是威嚴的,旁聽者鴉雀無聲。法庭調查開始。事情是明明白白的,旁聽席上的人關心的是定性和判決。高旭的辯護律師站了起來。他首先對死者表示沉痛的哀悼,接著指出,高旭開槍屬於正當防衛。他是在阿皮孜等人非法設置障礙強行攔車的情況下進行的。而公訴人認為,高旭等人槍殺犛牛已屬違法,被害者等人攔車索賠,方法雖有不當,但不為大過。解放軍理應停車,打不還手,罵不還口。開槍射擊,雖然判斷有誤,仍屬於間接故意殺人。

  最後審判長作出最後裁決:“本法庭依法判處故意殺人犯高旭死刑,立即執行……”“我們不同意!”一位漢族女公民振臂一呼,立即有上百隻手臂舉起來隨聲附和。一時間會場秩序大亂。四名荷槍的戰士立即押了高旭奔出會場,朝距法庭不遠的看守所撒退。缺乏法律常識又被最後判決激怒的漢族公民們潮水般湧出去,又與一直守在法庭外等待著判決結果的人群匯合在一起,把衛兵與高旭團團圍住,繼而又把高旭與衛兵分離開來,高旭被人群簇擁著來到一個十字街口,接著又有人把他推上一輛卡車,準備運走。高旭著急地對人群發出嘶啞的呼籲:“我是犯人。我應該回到監牢裏去!”人們則固執地堅持著各自的想法:“高旭兄弟,你幹脆逃吧,這裏有的是車,你又是司機,隨便開哪一輛都行。”“你告狀上訴吧,路費我們出。”而高旭隻是反來複去地重複著一句話:“我是犯人,我應該回到牢裏去。”

  漸漸冷靜下來的人們接受了高旭的要求,他們簇擁著把高旭送回監守所。他們怕高旭一進監所就人頭落地,於是有人提議,把高旭放在監所寬寬的牆頭上。這樣,既不能使他越獄,又能保證他的人身安全。這時,烏魯木齊軍區的一位首長也被人流堵在辦公室裏。人們把對法庭判決的全部怨氣集中到了這位首長身上,他們還通過首長辦公室的電話接通了烏魯木齊,爭相講話、質問、抗議。直到下午,那位首長宣布原判無效,保證高旭人身安全,重新審理此案。激憤的人群才安穩下來。

  在“高旭事件”漢族人鬧得最厲害的那些日子裏,維吾爾人並不是無動於衷的,尤其是那些血氣方剛的小夥子,他們決心要為高旭的人頭落地鬥爭到底。可是,真主的聲音響了,順服胡大的穆斯林們放下手中的器械,虔誠地步入那拱頂上挑一勾彎月的清真寺。八十五歲高齡的大阿訇買買提依明作為真主的使者,向他的教民們傳達主的旨意。他說,神明的主啊,願死者阿皮孜的靈魂早入天堂;願人世間的一切災難早日結束;願維漢人民的團結地久天長。他說,真主在看著我們,一件事,一句話,好事或者壞事,好話或者壞話,真主都會知道的。他說,想想新疆的曆史吧,幾個世紀以來,新疆的治者總是製造民族矛盾,挑撥民族關係,使我們新疆戰爭迭起,民族仇殺。隻有到了新疆解放,中國人民解放軍進疆,新疆各族人民當家作主,各民族之間的信賴支援,互相學習,才開始變為現實啊。

  大阿訇買買提依明讓灌溉幹沙地的雪水,涓涓地流進了鄉親們的心田,善良、仁義的穆斯林們聽從了主的旨意。“高旭事件”發生之後,有人對一些維吾爾人頗多議論,對它的智慧,勤勞以及它的深明大義,崇尚團結表示懷疑。這是極不公正的。這裏我們要講那位最先接手處理高旭一案並使最初的風波得以平息的烏拉太也夫。這個出生在火焰山下的農民的兒子,對生他養他的新疆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他的父親,也是一條錚錚響的好漢子。父親年輕時節,一條胳膊的皮肉被紮花機整個兒撕下來,沒有人能夠治愈它。是幾個做生意的漢族人用大煙土鎮痛,用中草藥敷貼,保住了他父親的胳膊。這件事深深地印在他的腦子裏。他知道,沒有漢族人就沒有父親的那條胳膊。

  以後,農民暴動,由於反動派的挑撥,維漢相互殘殺,小小年紀的烏拉太也夫就偷偷地把漢族鄰居藏進地窖裏。高旭事件之後,烏拉太也夫變得憂心忡忡,人們弄不清他在想什麽,隻看見他宿舍裏的燈熄的很晚,隻看到他常到南疆軍區所屬基層連隊裏去,常到維吾爾鄉親中間去。但人們知道他是一個善於思考的人,他在為新疆的前途憂慮。

  一天,兩位新華社記者來采訪,他拿出了一份《關於在少數民族地區解決民族糾紛問題的八點建議》《建議》從轟動全疆、牽動中央的“高旭事件”中汲取經驗教訓,從新疆的實際情況著眼,提出了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無論在生產、生活上,還是在經濟、文化上,都要相互依靠,誰離了誰都不行的見解。記者慧眼識寶,立即將這個建議電告黨中央。建議受到中央首長的肯定和重視。鄧小平同誌做了這樣的批示:南疆軍區政治部有位副主任,提出了在少數民族地區工作的漢族幹部都離不開少數民族,同樣少數民族也離不開漢族,我讚成這一句話。烏拉太也夫有功。這觀點一經提出,很快為新疆各族人民所接受。當我們為烏拉太也夫為新疆所做出的貢獻而由衷地讚歎的時候,我們不能不想到維吾爾族這個偉大的民族。烏拉太也夫不是獨立的一個人,從他,我們想到了這個民族中的許多功勳卓著的人物,同時,也想到了這個民族中的許多普通人……

  那位瘦小幹癟的住在喀什噶爾小巷深處的維吾爾族師傅庫爾班,他有五個孩子。他讓他們讀書,讓他們學手藝。家人萬貫錢財,不如一藝在身。他的思想在喀什噶爾具有很強的代表性。這天,一心想買摩托車的大兒子叫來幾個朋友在家裏喝酒。喝著喝著就罵起來,說是要聯合起來跟漢族人幹;說是可恨的漢族人搶了維吾爾族的飯碗,還開槍打死維吾爾人;說是漢族人不到喀什來,他早就把汽車開上了。話沒說完,庫爾班就上來了,奪過酒杯,朝兒子那漂亮的臉蛋上狠狠煽過去一巴掌:“你敢胡說八道,***就砸斷你的腿!”兒子捂著腮幫子:“我隻是說說,又沒參加。”“說說也不行!沒有漢族人,你到哪兒去買摩托車?沒有漢族人,你能叫電視機裏的人說話唱歌子?”

  第二天,庫爾班停下自己的營生,去找他最信任的大阿訇。他對大阿訇說,你得給全體穆斯林說話,新疆變化到今天這個樣子,是大家的功勞嘛!維吾爾人漢族人誰離了誰日子都不好過,何必要鬧別扭呢!各族人民象親兄弟一樣過日子吧……204道班的公路旁曾經有一座假墳,它是204道班的工作給他們死難的同伴阿皮孜建造的,墳後獵獵飄動的白旗,在兩個民族間劃開了一道深深的鴻溝。一天夜裏,204道班一名工人病了,想攔輛車下山治病。車子停下了,駕駛兵正要小心翼翼地扶病人坐進駕駛室,病人卻蠍子蜇了般叫起來:“放開!放開!死在山上也不坐你們的車!”然而,1984年9月,高旭所在部隊的一台卡車有氣無力地癱在204道班旁邊的公路上,輪胎癟裂,前蓋掀開,露出一堆腸子一般的零件。他的主人,兩個年輕的駕駛兵被阿皮孜生前的夥伴“扣”起來,已經是第五天了。他們早已急不可耐,皺眉搖頭,長籲短歎。

  請不要誤會。他們不是在代高旭受過,而是享受著特殊的優待。他們住的房間是道班工作專門為駕駛兵準備的。火牆,不動聲色地散發出熱量,溫暖了房子,也溫暖了人心。駕駛兵的車拋錨了,一時無法修複。現在,部隊幹部帶的援救的車子到了,拋錨的車子要被拖走了。駕駛兵也要走了。道班工作給他們的水壺裏灌滿了牛奶,煮好的羊肉也悄悄放進了駕駛室。馬達“轟”地一響,車子緩緩起動了,道班工作卻突然叫起來:“停停停!”車子停下了。工作們相互交換了一下眼色,各人抄起一柄雪亮的圓鍬,直奔那座假墳……帶隊幹部上前一步緊緊握住道班工人那銼刀般的手,熱淚奪眶而出……

  一個早春的日子,高旭所在部隊政委宛爾立驅車千裏,趕到葉城公路總段登門謝罪。然而,他得到的回答是:“領導不在!”二次登門依然是:“領導不在!”宛政委等不及了,驅車直上喀喇昆侖山,直接給道班工人謝罪。同車的機關幹部擔心部隊領導的安全,說:“204道班工作的怨氣大著哩,鬧出事來怎麽辦?”宛政委說:“隻要能把我們的心思吐出來,挨頓打也值得。”一直避而不見的葉城公路總段黨委書記吐拉洪聽到這個消息,深深地不安了,他立即驅車趕到204道班,當麵道歉。

  煙消了,雲散了,大家坐在一起還免不了談高旭:道班工人問:“哎,高旭這娃子現在在哪裏?”駕駛兵答:“監獄裏唄。”道班工人:“嗨!事情過去了,就把娃娃放了,那地方還不把娃娃悶壞了!”駕駛兵:“師傅,你得學學法呢!”道班工人:“(拍著腦袋)是是是!”康巴爾汗,這位屢遭厄運的母親,吞下失去兒子的痛苦,咬著牙活下來了。

  第二年古爾邦節那一天,康巴爾汗又想起了她的阿皮孜。忽然兩個解放軍戰士卻生生地進來了:“阿娜(媽媽),我們是高旭那個部隊的,順道趕來看望您。”康巴爾汗真想撲上去,向他們要她的阿皮孜。然而她卻扶著牆坐下了,直到兩個不知所措的戰士放下禮品出門而去,她才漸漸緩過神來。這以後,戰士們經常來幫她幹活,提水掃地,忙裏忙外。高旭所在部隊的領導也一次次地來看望她,一遍遍地檢討錯誤。他們還給她牽來一頭奶牛,幫助她減輕生活負擔,康巴爾汗的心融化了。

  一個揚風攪雪的日子,部隊幹部又來看望她。康巴爾汗淚水汪汪地說:“高旭這孩子現在在哪兒裏?大娘我想見見他。”“他在烏魯木齊的監獄裏,在受法律的懲罰呢!”康巴爾汗說:“高旭娃娃也是喝剩奶子長大的,哪能不走錯路。你們把他放出來吧!”幹部們給這位可敬的母親行了個標準的軍禮。他們安慰老人說,待高旭刑滿釋放之後,再來給她老人家當麵謝罪。幹部們走了。康巴爾汗叫來小兒子,讓她給部隊領導寫一封信,要求釋放高旭。信寄走了,但久久沒有回音。後來聽鄉親們說,這是不可能的。她失望了,坐臥不寧。她萌動了一個念頭,到烏魯木齊去探監。

  1985年春季的那一天,康巴爾汗與小兒子一道,動身趕往烏魯木齊。幹饢、渠水,早起、晚歸。七天,趕到了,康巴爾汗也累病了,躺倒在旅館的床上。幾天過去,康巴爾汗仍然不能起床,她隻能叫小兒子帶了禮物替她去看高旭,她交待說,你給高旭哥說,他就是我的阿皮孜,我要認他做我的親兒子……

  大牆內高旭接到維吾爾母親的心意,揪住頭發,留下了悔恨的淚水。

  康巴爾汗探監的消息傳到西安,高旭的母親,當下就哭出聲來。哭聲未停,又手忙腳亂地收拾行裝,不顧一切地要去新疆,去見這位可敬的維吾爾母親。當兩個母親的目光猛然碰在一起時雙方都一下子呆住了,繼而不顧一切地撲上來,象橫穿一條隔離了她們許久歲月的大河。在感情的洶湧波浪之中,兩個母親的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淚水奪眶而出。泣不成聲的高旭生母說:苦命的大妹子呀,我沒有教育好高旭。幾年了,大姐也沒來給你賠不是,大姐對不住你。……嗚咽不止的康巴爾汗說:我的阿皮孜也不該那樣截軍車。高旭娃娃,阿皮孜娃娃,他們都是年輕人,年輕人做了錯事,真主會原諒他們的……悔恨交加的高旭生母說:高旭是罪人呀!他給你造成了那麽大的痛苦,大姐我心裏愧的慌……善良寬容的康巴爾汗說:我的阿皮孜是沒有了,可我的高旭還在,我要認做高旭做我的親兒子……語不成句的高旭生母說:我,我……這我還有啥說的。這輩子,高旭就是給妹子當牛做馬,也彌補不了他的罪過……深明大義的康巴爾汗說:大姐可別這麽說,我失去了阿皮孜,但我還有咱們高旭娃娃和許許多多的解放軍小夥子,還有你這樣的漢族大姐。牙齒咬舌頭,這是避免不了的事情……感激無比高旭生母說:回到西安,我要對我的街坊鄰居說維吾爾族人最仁義,最寬宏大量。等到高旭刑滿釋出獄,大姐一定要請妹子全家到西安做客……說到這裏,兩個民族的母親緊緊地擁抱在一起,兩張皺紋密布的臉顫抖著,淚水打濕了對方的肩頭。

  “高旭事件”發生七年之後,作者在新疆某看守所裏見到了高旭。他很冷靜,一根接一根地抽著煙。對作者的提問他回答得很簡略。

  作者:可以談談你的獄中生活嗎?

  高旭:我因過失殺人罪被軍事法庭判處十五年有期徒刑。這個判決是公正的。我在獄中表現不錯,已經減了兩年刑。

  作者:可以問一下你出獄後的打算嗎?

  高旭:想先到阿皮孜兄弟墳頭上去憑吊,然後到維吾爾族母親康巴爾汗身邊去,給她老人家做點事。

  作者:你對康巴爾汗,對維吾爾族怎麽看?

  高旭:康巴爾汗是使我一想起來就忍不住要掉淚的善良的母親。我如果有權力說話,我就講,維吾爾族是一個不記仇的民族。寬宏大量的民族,是可以把心掏出來給人的民族。我對維吾爾族人有一種負罪感。這恐怕要伴隨我一生!……風雨已經過去,傷口正在複原。在同一片藍天之下,同一塊土地之上,願我們的民族大家庭生活和睦、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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