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思維

摘自：中華網 　　“事情要一分二地看”，“事物是普遍聯係的”，這些熟悉的語句我們在日常生活裏一直掛在口頭上。換句科學的話說，就是用辨證和聯係的觀點看問題。也許你從沒意識到，我們在想問題時一直是辨證有餘而邏輯不足的。 　　中國人思考問題注意辨證、矛盾、聯係與和諧，而邏輯思維能力明顯不足。 　　最近，北京大學心理學係的侯玉波副教授和他的同事們在“中國人與美國人思維方式比較研究”、“文化思維方式對領導者心理行為的影響”兩項研究中，在對500多個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進行評定後發現，中國式的思維方式可以從五個維度來衡量： 　　一、變化性：世界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沒有靜止不動的東西； 　　二、矛盾性：世界並不是精確和清晰的，而是充滿著矛盾的統一體； 　　三、折衷性：中國人喜歡中庸之道，不喜歡做極端的事情； 　　四、聯係性：世界是普遍聯係的； 　　五、和諧性：客觀事物隻有與其它事物放在一起的時候才有意義。 　　這些中國式的思維方式固然好處多多，可是“將事物從一個整體中分離出來，對事物的本質特性進行分析，明確概念，再進行判斷、推理”的邏輯思維能力在評定中卻沒能突顯出來，實在讓人遺憾。更有學者指出正是邏輯思維不足，是我們近代以來科學裹足不前的主要原因。 　　中國人重視分析事件的背景和環境的習慣，以及缺乏足夠的分類能力，阻礙邏輯思維產生。 　　那麽為什麽中國人的邏輯思維差呢？對此，侯副教授首先從國人思考問題的角度進行分析，“東方人的思維是一種整體性的思維，我們判斷問題習慣在一個背景中去判斷，任何人去談問題關注的重點往往是這件事情發生的背景。目前中國主流思想，也是強調社會環境對人的塑造，背景對人的影響。我們都知道內因最重要。但是很多時候我們考慮外因更多，尤其是我們將一件事情做失敗的時候，我們經常會從環境上來找原因，我們很少認定這件事情是某個人造成的。” 　　而西方人想問題則有所不同，“他們不像我們將事件看得很全麵，但抓住了事件本身的特點，最後找到了事件本質的東西。” 　　侯副教授舉例說，文化心理學家彭凱平曾經比較研究中國人和美國人對中國留學生盧剛槍殺愛荷華大學教授和學生的事件的不同認識，《紐約時報》認為是盧剛自己的問題，是情緒上的原因，而不是環境的原因。而中文《環球》雜誌分析，慘劇的發生是資本主義製度的存在問題，加之競爭很激烈，和周圍人人際關係不好等原因，將事情的發生歸結到環境中。 　　中國人邏輯思維薄弱，還和中國人分類能力較差有關。“中國人的分類很概括，比如傳統哲學中的“道”就包含了太多含義。相比之下西方人分類的更細。如果同樣五十件東西，可能中國人就分成四大類，而西方人會分成十幾個類別。而分類越多，看一個單獨事物就更細致，能更好的認識這一類的特性，特性越突出。分類越少，能從個體裏發現的特點就很少，分類之後特性就被忽視，結果導致很多應該發現的規律都沒有發現。”侯老師如此解釋說。 　　中西先民最初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差異與不同的生活方式引發思維方式差異。 　　他告訴記者，中國人之所以形成這樣的思考角度和分類方式與最初人類對自然的態度有關。古代中國所處的地理位置較好，農業是主要生產方式，簡單而容易豐收，基本上衣食不愁，沒必要不斷對外擴張，慢慢養成了不去深入思考問題的習慣。 　　而古代西方生活條件很艱苦，像希臘一類地方土壤麵積很少，必須依靠狩獵和捕魚為生，這些產業對個人特征的要求更高，與這種生態環境相適應，西方人的思維取向是個人式的。而且伴隨著近海產出越來越少，隻有不斷向外擴張。為掌握提高能擴張的資本，擴隻有不斷創造一些先進的造船技術，因此就培養了一種向外的精神。 　　而在西東的不同的生活狀態之下，滋生出的思考方式也是不同的，有一些研究者將兩方麵聯係起來研究後認為，西方古代先民生存離不開科學技術的發展，就需要邏輯推理作為解決實際問題的工具。而中國古人生活無憂，最大的困擾來自如何同人的相處。所以努力在人際關係上追求和諧，慢慢在很多方麵就形成注重聯係和和諧的思維特點。這要求遇事不但要看見人本身，還要注意到與之相關的一些事情，往往導致有時忽視對事情本身的分析。 　　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容易讓個人逃避應有的責任。 　　中國人喜歡用聯係的、矛盾的、變化的思維看問題，也導致了一些問題。侯副教授舉例說，日常生活中麵對同一事件，如果過於講求聯係，辯證分析，歸因於不可控的因素，往往會使個人逃脫了責任。假使就事論事，追究到個人，個人會將事情努力做好。西方人強調內在因素，每一個人都要承擔各自的責任。 　　他告訴記者，辯證的聯係的思維是流淌在民族血液裏的思維方式特點，但是這種思考方式並非生下來就會的，而是我們在成長過程中，通過社會規範影響而慢慢形成的。在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過程中，一些西方思想的傳入，以及我們有意識的教育，可以使我們的思維逐漸具備邏輯思維的優點，這對於完善我們思維方式很有幫助。 　　對於中西思維方式差異，他不讚成將兩者絕對對立起來。他強調說，“在具體的心理學實驗時，發現邏輯分析和辯證分析確實有很多不同。不過西方人很多時候也是注意一分為二看問題，我們隻是考慮問題比他們多一些，而我們有時將一個事件本身看得很絕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