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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家可歸的眼淚：“中國的良心”在美國走完餘生
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
老年應該在日暮時燃燒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狄蘭·托馬斯（翻譯 巫寧坤）
1. 他因為流下“一滴淚”無家可歸
2019年8月10日，中國著名翻譯家，曾翻譯《了不起的蓋茨比》的巫寧坤教授，在美國家中逝世，享年99歲。（來源：海那邊/江淳編輯）
1993年，他因為出版了回憶錄《一滴淚》，惹怒了單位的一些領導，他和夫人李怡楷的退休金停發，住房收回，“學院領導下令毀門砸鎖，將全部財物掃地出門”，他再一次無家可歸。
無奈之下，他隻好留在了子女美國的家中，在那裏度過了餘生。
巫寧坤的回憶錄《一滴淚》究竟講了什麽？會引來這樣的遭遇和後果？
這“一滴淚”，記錄的是他親身經曆的扭曲、殘酷的人和事，是一些人至今不願意承認，害怕麵對的並不久遠的曆史，是他的“一滴淚”，也是整個民族的一場哭泣。
沒有人能夠否認，巫寧坤是一個愛國的人。
1943年10月，巫寧坤自告奮勇，為第一批去美國受訓的中國飛行員擔任翻譯，他乘坐著一艘沒有武器，沒有軍艦護航的運兵船，冒著被德國潛艇擊沉的危險，在海上航行了四十二天之後來到美國。在此之前，他曾擔任了美國飛虎隊的翻譯員，為中國的抗日戰爭勝利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1951年，當新中國的橄欖枝遞給他的時候，他本可以像他的室友李政道一樣，留在美國繼續深造，卻因為對祖國的熱愛之情，選擇了回到中國。
李政道幫他收拾完行李，還送他上路，臨行前，他還問李政道：“為什麽不跟自己一起回去？”
多年之後，當李政道以諾貝爾獎得主的身份回到中國，巫寧坤又見到了闊別已久的室友，他發現，對方已經成長為頂級國際學者，兩人之間有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根本就是生活在兩個世界。
回憶往事，巫寧坤流下了“一滴淚”，這滴淚，用三個詞來概括，就是“我歸來，我受難，我幸存”。
2.“我歸來，我受難，我幸存”
1951年年初，人在美國深造的巫寧坤接到了燕京大學校長陸誌韋發來的聘書，聘請他前去擔任英語教授。
他翻來覆去想了幾天，找各路朋友商量意見，最終決定接受這份聘書，回中國任教。
當時他想：“放棄一個最富裕的資本主義事業，回去為社會主義新中國服務，一定會受到對一個愛國知識分子的熱烈歡迎”。
聽到這個消息，身在上海的妹妹非常開心，哥哥終於要回來團聚了，而台灣那邊的哥哥、姐姐卻表示了擔心，但他們的迫切告誡並沒有阻止巫寧坤為國效力的一腔熱情。
歸來後不久，巫寧坤就感覺到了氣氛有點不對勁。
有一天，在燕京大學同事陳夢家教授的家中閑聊，外麵的廣播大喇叭突然響了，原來是通知全體師生到操場跳工間操。陳夢家很生氣地說：“這是《1984》來了，這麽快！”
喬治.奧威爾的《1984》，在美國的時候巫寧坤也是讀過的，但他還不願意相信《1984》要成為現實，依然抱著希望。
但接二連三的事件如洪水猛獸一般洶湧而來，最終衝垮了巫寧坤心中細沙堆起的城堡。
事情，變得比《1984》還要糟糕。
北大荒，是中國最北地區的一片荒地，自古以來就無人開墾。為了“向地球開戰，向荒地要糧”，新中國組織過士兵、知青進行了辛勤地開墾，也曾經將一些勞改犯人轉移到這邊的農場進行工作。
1958年，已經從大學教授變成勞改犯人的巫寧坤，被裝在卡車上帶到了北大荒農場進行勞改。
一到農場，場長就告誡犯人們，千萬不要企圖逃跑，農場周圍都是沼澤，“這裏叫草墊子，看著是平地，踩下去就淹死”。
巫寧坤抬頭看著天空，再環顧四周，北大荒，寒冷、荒涼、令人感到自身的渺小，感到絕望。他無法相信有人能從這裏逃出去。
當時的中國正處於“大躍進”時期，計劃要在15年內“趕美超英”。農場的宣傳人員說：“外麵全國人民都在鼓足幹勁，你們這些有罪的人應該怎麽幹，才能將功贖罪？”
在過去，不管誰站出來揭發指責，巫寧坤都不認為自己有罪，但是，經過了長期的監獄改造，他竟也覺得宣傳人員說的對。
為了“將功贖罪”，他這位從沒幹過苦力活的教授拚了性命，挑比別人更多的土，跑得也比別人快。以至於得到了表揚，被當成了宣傳的典型榜樣。
但隻有巫寧坤知道，他每天都處在垮掉的邊緣。
除了重體力勞動的摧殘，最令他難以忍受的，是饑餓。
在轉到另一個農場之後，夥食更差了，犯人們都餓得浮腫起來。不被餓死的希望之一，就是家裏人能夠送一些吃的來。有一次，巫寧坤收到妻子送來的幾張烙餅，一位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室友遞過來一張紙條，上麵用漂亮的柳體字寫著：“教授，我懇請你借給我一張烙餅，等內人從湖南給我送來食品，一定加倍奉還，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看著那漂亮的柳體字，巫寧坤心軟了，借給了這位室友一張餅，可沒過多久，這位室友還是餓死了，他遠在湖南的內人，並沒有來給他送食物。
隻有親身經曆了苦難的歲月，才會懂得幸存的可貴，也隻有親身經曆了苦難，才會懂得不讓苦難重來是多麽重要。
1979年，巫寧坤被平反，30年“右派”的帽子終於被摘了下來，他覺得，他有責任，有義務，去記錄自己經曆的這30年。
3.“中國的良心”卻在美國走完了餘生
在巫寧坤的回憶錄《一滴淚》裏，我們看到了當時社會太多的顛倒黑白和人性的墮落。
有位曾經被打成“右派”的老教授，因為表現好從下放的地方調了回來，結果他一回來就成為揭發別人最積極的那位。
曾經說話斯文有“長者風範”的前輩，一夜之間變了嘴臉，站出來揭發別人時一開口就大喊大叫，猶如潑婦罵街。
曾經對知識充滿崇拜的學生，一言不合就逼著老師下跪，把無知當成理想。
不知道有多少人，因為說錯了一句話，或者，被別人故意曲解他的一句話，就被整得死去活來。
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那段短暫的“大鳴大放期間，巫寧坤曾經“天真”地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防知識分子之口甚於防洪，在我們幾億人口當中，知識分子少得可憐，應該鼓勵他們作為民族的良心，而不是繼續做封建王朝卑躬屈膝的士大夫，給予知識分子言論自由，不會失去任何東西，而從無數開放的頭腦中卻可獲得集體智慧的無價之寶。”
說完這番話之後，巫寧坤沒有得到想要的“自由”，反而成為他被批鬥，被抓進監獄的罪行之一。
但他不後悔說了這樣的話，1993年，他將《一滴淚》出版，記錄了想要銘記的曆史，說了自己想說的話，因為這樣，他被停發退休金，收回了房子。
當時他和妻子正在美國子女的家中居住，學校領導因為這本回憶錄“傷害了一些老同誌的感情”，竟然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將他的房門砸爛，將裏麵的財物全部掃地出門，宛如當年的“抄家”。
巫寧坤年複一年的申訴，要給自己討個公道，一直到1999年朱鎔基總理訪美，收到了巫寧坤的申訴信，才得以恢複。
巫寧坤知道，這種小小的困難，和那些沒有幸存下來的人相比，又算得了什麽呢？
正如《古拉格群島》的序言說得那樣：“獻給沒有生存下來的諸君，要敘述此事他們已無能為力。但願他們原諒我，沒有看到一切，沒有想起一切，沒有猜到一切。”
索爾仁尼琴記錄了蘇聯過去犯下的錯誤，成為了“俄羅斯的良心”。而我們，有“一滴淚”，盡管這滴淚水是那樣的稀少，弱小，但它總有一天，能夠感動中國，匯成大海，警醒著我們，不要再犯過去的錯誤。
願天堂裏的巫寧坤，獲得永遠的自由。
我們這一代人選擇留在外邊，心中借鑒了他們那一代人的經曆。
我以為隻有文革時期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1993年還如此。中國至今都沒有基本的民主法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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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用了二十幾年的網名不舍的放棄，它是當時的感覺，為什麽發個言還要注冊
我都不知道《了不起的蓋茨比》是巫寧坤翻譯的，隻看過英文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