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中國人種優越論

按語：
以下是美國學者Ron Unz 發表在《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美國保守主義）雜誌，March/April, 2013 期上的文章。
簡單地講:是中國人種優越論—中國特殊的曆史（兩千年的資本主義自由、平民社會）造就了中國人（的特殊）。
朱雨心 2013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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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達爾文主義如何造就了現代中國
By RON UNZ • March 18, 2013

鄧小平於1978年啟動改革以來，30年間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經濟規模以人類曆史上最快的速度翻了40倍，目前蓄勢待發，即將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十多億華人在短短一代人的時間裏，將自己的經濟生活從用牛耕作、騎車出行，提升到汽車即將普遍走入千家萬戶。

中國人的學業成就也同樣驚人。根據2009年“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PISA）的測試結果，上海（總人口1500萬的大都市）學生雄踞全球之冠。

1 中國其餘地區的PISA結果顯示，那些地區的學生的優異表現也相差無幾，中國廣大農村數以億計的學生（大多出自年收入低於2000美元的農民家庭）的平均成績足以與歐洲最發達國家（如德國、法國、瑞士）的學生相匹敵，甚或超過，與美國比較更是遠遠勝出。

2 在上一代，鄰近中國的多個小型華人國家或地區（比如台灣、香港、新加坡）也取得了類似的經濟和技術成就。而在以白人為主導的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規模較小的華裔少數族群同樣取得了巨大的學術和社會經濟成就。中國大陸不甘示弱，尾隨其後，取得了上述成就。黃帝的子孫看來注定要在人類未來的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對於20世紀中葉的西方人來說，他們更加熟知的是中國的赤貧與毛澤東思想的革命狂熱，故而中國新近的這些成就可能會令其吃驚，但對於100年前的傑出思想家來說，它們就遠不是那麽出乎意料了。當時的很多人都曾經預言，中國終將重新躋身一流大國之列。比如美國早期最偉大的社會學家之一A.E. Ross就曾在其著作The Changing Chinese（變化中的中國人）中忽略彼時中國的貧窮、痛苦、腐敗，而把目光投向了未來的現代化中國，預測其科技實力將足以匹敵美國及歐洲領先國家。當時的公共知識分子也廣泛讚同Ross的觀點，比如Lothrop Stoddard就預言，中國若從長達幾個世紀的沉睡中醒來，則必將對歐美國家長久以來享有的世界霸權構成挑戰，而這一天也不會太遙遠。

中國現下取得的廣泛成功的可能根源，在當今西方的主要媒體上鮮見深入探討。這些媒體傾向於避開對華人民族特點的關注，而對其機構體係、政府形式更感興趣。不過，盡管後者的作用顯然至關重要（比如在經濟成就上，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就顯然要遠遠遜色於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我們需要記住，中國人的上述成功故事所發生的社經/政治製度等背景多種多樣，並不是單一的。

舉例來說，數十年來，香港擁有世上最為自由的市場之一，其經濟體係接近於毫無政府幹預的純自由主義狀態；而與此同期的新加坡則處在李光耀及其社會主義性質的政黨——人民行動黨的嚴密控製之下，是一黨專政的國家，政府的指引與控製隨處可見。但兩地的人口均大多是華人，兩地也都經曆了幾乎齊頭並進的快速經濟發展，均在50年間就從戰後的一片破敗淒涼、處處難民窟的景象，迅速轉變為全世界最為富裕的地區之一。台灣的華人人口更多，它走的是中庸的發展路線，同樣取得了類似的經濟成就。

在美國，盡管華人經曆了長久的種族歧視與虐待，但那裏的小型華人群體現在也同樣興旺發達，華人人數甚至在1965年移民法案通過後快速增長。近年美國的頂尖學子中，無論是按客觀標準，比如在奧林匹克數學競賽或英特爾科學大賽中獲獎的比例，還是按較為主觀的標準，比如常青藤學院的入學率，華人均占了相當數量。從具體數字來看就更加驚人：盡管美國每年的高中畢業生中僅有1%是華裔，姓氏分析表明華人在尖子生中的比例占到了近15%，這一數字是猶太裔美國人（學業表現最佳的白人族群）所占比例的4倍多。

3 在世界各地，無論來自什麽經濟製度和文化背景，華人似乎都在繁榮興盛。

20世紀60年代或70年代美國的頂尖學者幾乎無一人能預見這些新形勢，而其後繼者盡管就生活在這個風起雲湧的時代，卻同樣沒能認清形勢。學者有多鼠目寸光，於首屈一指的發展經濟學家Daron Acemoglu及James Robinson的著作中可見一斑。其著作中對中國經濟升至世界主導地位的描述著墨不多，且認為這種繁盛不過是曇花一現，很快便要曲終人散，僅僅因為中國遵循的機構體製與兩位作者所推薦的“超級自由市場新自由主義”大不相同。

4 中國政府在引導經濟決策方麵卷入過深，故而必將失敗，雖然所有證據都截然相反；而美國高度金融化的經濟必將成功，盡管我們的失業率高企，增長乏力。按Acemoglu和Robinson的看法，國際間的競爭成敗取決於政府體製，由於中國現有體製不對，故而必將失敗，盡管現在似乎沒有任何失敗跡象。

也許這些學究會被證明是對的，中國的經濟奇跡將如他們所預測的那樣土崩瓦解。但如果這種事情沒有發生，假如過去35年間一直持續的國際趨勢再繼續維持5到10年，那我們就應該轉而向那些久已為人遺忘的思想家（如Ross和Stoddard這樣的個人）尋求解釋：他們實際已經預見了我們今天所經曆的世界發展形勢。日本侵華、二戰、內戰致使中國蒙受大範圍破壞，隨後毛澤東思想又帶來了經濟上的破敗，這些使先賢預測的中國崛起向後推遲了一兩代人，但除去這些意外，他們對中國潛力的分析看來極具先見之明。比如，Stoddard曾心有戚戚地引用了維多利亞時代的Charles E. Pearson教授的預言：

終有一天，中國將從其煤礦中開采出廉價的燃料，用鐵路和輪船實現廉價的交通運輸，設立技術學校，發展工業，而這一天已近在咫尺了。對於這一點，有人懷疑嗎？不管那一天何時到來，到時，中國將從英國和德國手中，奪走世界市場（特別是全亞洲市場）的控製權。

5 困境鑄就的民族

與今天相比，百年前的西方學術界相當不同，具有與當今截然相反的信條和禁忌，其時代精神也自然給當時的領頭學者烙下了深深的印跡。種族主義——即認為“不同民族所經曆的獨特曆史，往往會給該民族留下與眾不同的內在特質”的觀點——在那時占據主導地位，幾乎人人均將其奉為真理，並加於歐洲人及非歐洲人頭上，有時所用方式相當粗暴。

對於華人，當時普遍的觀點認為，中央集權式的中國社會在長達數千年間保持基本穩定而有序，在世界各民族中堪稱獨特，給華人留下了特有的烙印。盡管中國也出現過政治分裂局麵，但為時短暫。實際上，這個東亞的羅馬帝國從未真正淪陷，東方也因此得以免遭羅馬滅亡後西方所遭受的長達千年的野蠻蒙昧、經濟崩潰、科技退步的命運。

而其不利一麵在於，最近數百年來，龐大的人口增長逐漸使中國極為高效的農耕體係疲於應對，使得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離馬爾薩斯描繪的饑荒僅一步之遙；這些壓力和困頓據信也反映在華人身上。比如，Stoddard寫道：

中國大地人口密集，在巨大經濟壓力的重重逼迫下，人人艱難求存，如大浪淘沙，舉世罕見。在國內，普通中國人的生活幾近食不果腹。因此，離開故土來到其他較寬容的環境中後，中國人依然勤奮努力，常常令其競爭對手瞠目結舌。

6 為支持他本人的這些生動用詞，Stoddard還大量引用了其他重要觀察家（有西方人，也有中國人）的詳細描寫。Ross的描寫要更加謹慎、更富經驗性，寫作風格沒那麽文學化，但其分析也頗為類似。在他關於中國人的專著中，有超過40頁用於描繪中國人日常掙紮求生的動人細節，這部分內容的標題頗為聳人聽聞：“中國人的掙紮求存”（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n China）。

7 在20世紀後半葉的美國，種族主義成了思想理念上的禁忌話題，很少能在公共演講中聽到諸如“若某個民族置身於某個特定環境中長達數千年，將會給該民族烙上不可磨滅的印跡”這樣的觀點。但隨著新千年的到來，在權威性學術季刊上又能再度看到這種看法。

其中一個典型例子，要數A Farewell to Alms（別了，救濟）。作者Gregory Clark在其發表於2007年的這篇文章中分析了英國工業革命的深層次根源。該文在精英圈子中廣受評點與讚譽，《紐約時報》的經濟學專欄作者Tyler Cowen稱其可能將是“經濟學中下一個熱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學家Brad DeLong稱其“精彩”。

Clark在文中雖然著墨於多個方麵，但最受關注的要數他從人口構成角度對英國曆史所做分析。分析依據的是他對流傳下來的個人記錄的一番審視。Clark發現，有證據顯示，在數百年間，較富有的英國人的後代數量要遠遠多於窮人的後代，因此，前者的後代在人口中所占比例隨每一代人而遞增。可以想見，這是由於他們有財力早早結婚，並且由於營養較豐富、生活條件較好，他們本人及家人的死亡率因此降低。確實，當時的普通英國人大多接近馬爾薩斯描繪的饑寒境況，故而，窮困的下層人民往往無有子嗣，其位置逐漸為富人子孫中境遇不佳者所取代。由於個體的經濟境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諸如是否勤奮、節儉、能幹等特質，Clark認為，這些特質逐漸擴散，在英國人中變得較為普遍，為英國後來的經濟成就打下了人的基礎。

姑且不論曆史證據是否支持Clark的假說——經濟學家Robert C. Allen就發表了一篇措辭激烈且相當有說服力的文章，與之針鋒相對8——他提出的理論架構看來相當言之成理。盡管文風不同、數字例證詳略不同，但Clark就英國的分析顯然與Stoddard、Ross等人對中國的分析遙相呼應。也許因此可以探討一番，看看對於中國人，我們是否也能套用一下Clark的那種分析方法。

有趣的是，Clark本人也用了幾頁篇幅探討這個問題。結論是，與英國不同，中國富人的子嗣並不多於窮人，因此不會在中國出現類似的某種特質逐代越發明顯的趨向。

9 但Clark並非中國專家，他的簡短分析所依據的是皇家鳳子龍孫的出生記錄，完全無法代表更廣大的普通民眾。事實上，隻要對來自中國的資料再細看一遍，就可找到極具說服力的證據，可以證明直接與經濟狀況有關的中國家庭子女人數的嚴重不對稱，而且這種模式甚至比在英國或其他任何國家都更加明顯。

更有甚者，中國傳統社會的某些特點可能還對這種效應起到了維持和強化作用，其機製也完全不同於在歐洲或其他很多地方可見的同類機製。的確，中國可能要算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久的一個極端“社會達爾文”社會，這個因素在塑造現代中國人的過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10 傳統中國的社會經濟

中國社會以其穩定、長久而著稱。從隋（589-618）唐（618-907）時期官吏政治製度逐漸建立，到1949年的共產黨革命，千年間同一種社會經濟關係一直揮之不去，僅在因王朝更替、軍事征服，導致政府上層建築出現周期性變化的時候才略有演化。

該官吏製度的中心特點，就是中央政府通過優勝劣汰的科舉考試，選拔人才，任命為地方官員，以此替代貴族對地方的統治。究其本質，中國早早便摒棄了世襲封建領主及其所代表的社會結構（比歐洲國家要早一千多年），代之以“除身為統治者的皇帝及皇族之外，幾乎人人均具有平等法律地位”的製度。

科舉製度具有極大社會重要性，其作用相當於歐洲直至現代之前一直采取的、根據血統來決定某人可否邁入統治精英圈子的做法，其滲入本國大眾文化的程度也有過之而無不及。法國或德國的大貴族家族也許能將其曆史追溯到查理曼大帝或巴巴羅薩時代，他們的祖先在那時被提升為貴族，隨後其後裔的社會及經濟地位在曆史長河中起起伏伏。而在中國，一個家族會自豪地一一列舉曆朝曆代該家族中曾出過的狀元，還有他們因此被任命的重要官職。在歐洲，像“英勇的平民小夥為國王立下汗馬功勞，並因此獲封騎士或更高等貴族”的傳奇故事雖廣為流傳，但這些故事直至法國大革命也隻是故事。但在中國，即便是最偉大的書香世家，其根源也幾乎均出自普通農耕家庭。

中國是第一個利用書麵考試來實現優勝劣汰的國家，不僅如此，世界其他地方所采用的類似做法，歸根到底也很可能是模仿中國。比如，在18世紀、19世紀，以中國的製度為樣板，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建立了唯才是用的公務員製度，使效率有了革命性提高。更有極具說服力的曆史證據表明，甚至連大學入學考試以及榮譽學位考試，也是借鑒中國的科舉考試。劍橋大學著名的Math Tripos（數學榮譽學位考試）便是最早的範例11。現代的書麵考試可能跟筷子一樣，是典型的中國產物。

既然在過去1500年間的大部分歲月中，中華文明均通過考試來選拔人才去占據具有全國性權勢的位置，有時不免讓人猜測，可能考試的能力已經溶入中國人的血脈，不僅在文化層麵如此，即便在生理層麵也是如此。不過，雖然這種猜測也許有一點真實成分，但它所描述的機製不大可能會有什麽重要意義。在科舉時代，中國的人口達好幾千萬，並且不斷穩定增長，從公元900年之前的6千萬人口一路增長到1850年的遠超4億人口。但在過去600年間，得以參加科舉中最高級的殿試、成為進士的中國人數目，每年卻常常少於百人。其中要數宋代（960-1279）的進士最多，但人數也僅超過每年200名。即便我們加上低於進士的舉人，這些高等書生的人數可能舉國也不過寥寥數萬12,占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一都不到，遠低於工匠、商人的人數，更別提占據人口絕大部分的務農者了。考試選才製度具有龐大的文化影響，但其直接的基因影響應可忽略不計。

同樣是這種相對比例上的不對稱，令任何拿生物進化模型去套中國的做法都困難重重。Gregory Cochran和Henry Harpending令人信服地用進化論解釋了歐洲Ashkenazi猶太人高智商的成因。13這些猶太人人數不多，不與外界通婚，絕大多數人從事很需要高智商的商業與金融業工作，僅有無足輕重數量的基因來自從事其他行業的外族。與之相對的是，並無證據顯示成功的中國商人或學者會不樂意從普通民眾中娶妻；而每代人中僅需些許此類婚姻出現，就會令有助於商業成功或學業成功的基因稀釋。若想找到可以與Clark關於英國假說中所述相提並論的機製，就必須仿效前麵提到的19世紀觀察家們的做法，把目光投向中國數目廣大的鄉間農民的生活環境：他們在數百年間均占人口的百分之90以上。

階層不固定，可流動變化

事實上，盡管西方的觀察家往往把目光集中在中國驚人的貧困上，中國的傳統社會其實具有某些非同尋常、甚至是獨一無二的特點，可能在塑造中國人的過程中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也許其中最為重要的特點，要算這樣一個事實，即中國社會幾乎沒有固定階層，不同經濟階層之間具備極強的流動性。

早在法國大革命之前1000來年，中國的封建製度就已經宣告終結，在法律麵前幾乎人人平等。14士大夫——通過科舉獲得秀才或更高功名者——擁有某些特權，而小人——娼妓、樂伎、奴仆及其他各種社會底層人士——則遭受法律歧視。但這兩種階層均很小，各占據人口的百分之一不到，而平民——其他所有人，包括農夫——則完全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不過，法律地位的平等並不意味著經濟地位上的平等，在社會的各個角落都能看到極為懸殊的貧富之差，即便是同宗的小村莊也不例外。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根據傳統的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中國的農村居民按其財產的多寡、按其“剝削”收入的多少，被分為：地主（他們的大部分收入或全部收入均來自地租，或剝削自雇工）、富農、中農、貧農。他們的財產及地租收入依次遞減，出賣自己勞動力的必要性依次遞增。此外還有雇農，他們擁有的土地可以忽略不計，將近全部收入均依賴出賣勞動力。

若時勢艱難，財產的多寡很可能就意味著生與死的差別。但人人都認同，這種劃分隻是經濟層麵的劃分，而且並非固定不變：若地主喪失其土地，就會變成貧農；而發了財的貧農就大可與地主平起平坐。在革命鬥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宣傳說，地主與富農僅占人口的百分之十，卻占有百分之70到80的土地，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貧農與雇農僅占百分之10到15的土地。立場中立的觀察家認為，這些說法為宣傳效果而誇大了事實，但離嚴酷的事實也不是很遠。

15 法律地位上的完全平等，再加上經濟地位的天差地別，兩者合一，造就了有史以來羈絆最少的自由市場體係，並不僅僅在城市如此，更重要的是，在中國廣大的農村也是一樣（在傳統中國，幾乎全部人口均居於農村）。土地這一主要財富形式可被自由買賣、交易、出租、轉租、抵押。金錢借貸、糧食借貸，兩者均隨處可見，特別是在荒年。利息通常高得有如高利貸，往往超過每月百分之十的複利。在極端情況下，甚至出賣妻兒換取錢糧的做法也不鮮見。若無親戚接濟，無地無錢的農民常常餓死。與此同時，那些境況較佳的農民往往投身極為商業化、極具企業色彩的農業活動，常常涉及複雜的商業安排。

16 幾百年來，中國農村日常生活中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人口密度極高。隨著中國人口在1850年之前的5個世紀裏從6500萬增長到4.3億17，幾乎所有土地最終都被開墾出來，用於高效耕種。盡管中國社會是以農業為主的農村社會，在1750年，山東省的人口密度即已達到荷蘭的兩倍以上，雖然荷蘭是當時歐洲城市化程度最高、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在工業革命早期，英國的人口密度更是僅有江蘇省的五分之一。

18　中國的農業生產方式向來極為高效，但到了19世紀，隨著中國人口的不斷增長，在當時科技水平與經濟製度的局限下，農業體係的絕對馬爾薩斯負荷容量終於被人口趕上並超越。

19 人口的進一步增長受到死亡率（包括高嬰兒死亡率）、因營養不良所致的生育率下降、疾病、周期性的地區性饑荒等因素的極大製約，而地區性饑荒平均消滅占人口百分之五的生命。

20 甚至連中文都演變成以食物為中心，比如傳統上打招呼的用語是“吃了嗎？”，再比如人們常常用“去吃酒”來表示去參加婚禮、葬禮或其他重要社交場合。

21 文化與思想觀念對中國社會的製約，也使得這種無休無止的生命悲劇更加難以終結。盡管與此同期的歐洲貧民無論男女，都很晚結婚，甚至一生單身，但中國人生活的一大主題就是盡早成家，生兒育女。亞聖孟子有雲，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確，娶妻生子成了長大成人的標誌。另外，隻有兒子才能繼承香火，在父母百年後給父母及祖先上供。為了預防夭折，還得生育多個兒子以防萬一。從實用角度來說，若生的是女兒，嫁出去後便成了夫家的人，父母老來隻能依賴兒子。

幾乎所有農業社會都強調孝順父母、娶妻成家、生兒育女的重要性，並將兒子置於女兒之上，但在傳統中國社會，這種趨勢顯得特別強烈，成為生存之外在日常生活中的中心主題。由於極端貧困，為人父母的常常要做出殘酷的選擇，將女嬰殺死（包括任其自生自滅）的事情並不罕見，成為窮人的主要生育控製手段。這導致婚齡婦女的數量往往比婚齡男性要少百分之10到15。因此，為求得這些女性青睞，育齡男性競爭激烈。這些女性往往二十不到便名花有主，幾乎無一漏網。隨之而來的必然結果便是人口總數自然而穩定地大增，直到各種因素導致死亡率上升，將增長的勢頭遏製住。

出人頭地與逆水行舟

雖說大部分中國人都是貧農，但在中國這個基本無固定階層之分的社會裏，隻要有能力也有運氣，就大有向上攀爬、出人頭地的機會。每個村子裏的富人都會出錢讓孩子讀書，學習四書五經，預備科舉考試。若有哪個富農或小地主家的兒子很聰明，讀書又用功，就可能通過科舉，獲得秀才乃至更高的功名，大有機會去把握政治權力與財富。

明（1368-1644）清（1644-1911）兩代留下了考取進士（最高等的科舉功名）之人的出身記錄。從這些記錄可以看出，中國傳統社會具有極強的向上流動性，舉世罕見，任何西方社會，無論是現代還是現代之前，都無法與之相匹敵。這些進士中超過百分之三十來自平民家庭，祖上三代未曾有人做過高官。在兩個朝代早期，這些“暴發戶”的比例更高達百分之84。這個數字要遠高於劍橋大學自成立以來的同類數字，即便與美國常青藤學院的同類數字相比也毫不遜色，無論是現在還是以前。與此同時，即便是居於社會最高層的名門望族，也常常於雲端滑落，泯滅於默默無聞。比如綜合來看，在明清兩代約600年間，每個時代的統治精英中，隻有百分之6的人是出自前一代統治精英的家門。22

現代西方社會的主導理念是“人人平等”，而奉行儒家思想的中國傳統社會，則信奉人人生而不平等，正好與之截然相反。但在事實上，後者似乎將前者的理念發揮得更好。極具開拓精神的美國人傳誦生於小木屋的平民總統的故事，但多個世紀以來，統治中國的官員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確實是出自鄉下的稻田。像這種事，如果放在大革命時代之前的歐洲，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甚至在大革命時代之後很久也是如此。

這種出人頭地、邁入中國統治精英圈的可能性確實值得稱道，不過，在中國，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因素是，即便是普通農民，隻要足夠勤奮、勇於奮鬥，就可以積累財富，在地方上嶄露頭角。頗為諷刺的是，共產主義革命領導人毛澤東曾如此描述他的父親是如何從無地的貧農變成富農的，由此提供了向上流動的一個典型例子：

我父親原是一個貧農，年輕的時候，因為負債過多而隻好去當兵。他當了好多年的兵。後來，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別的營生，克勤克儉，攢積下一點錢，買回了他的地。

這時我家有十五畝田地，成了中農，靠此每年可以收六十擔穀。一家五口一年共吃三十五擔——即每人七擔左右——這樣每年還有二十五擔剩餘。我的父親利用這些剩餘，又積蓄了
一點資本，後來又買了七畝地，這樣我家就有‘富’農的地位了。那時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八十四擔穀。

當我十歲家中隻有十五畝地的時候，一家五口人是：我父親、母親、祖父、弟弟和我。我們又買了七畝地以後，祖父去世了，但又添了一個弟弟。可是我們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擔穀的剩餘，我的父親就靠此漸漸富裕起來。

我父親還是一個中農的時候，就開始做販運穀子的生意，賺了一些錢。他成了‘富’農之後，就用大部分時間做這個生意了。他雇了一個長工，還叫孩子們和妻子都到地裏幹活。我六歲就開始幹農活了。我父親做生意並沒有開鋪子，他隻是從貧苦農民那裏把穀子買下來，然後運到城裏賣給商人，在那裏得到個高一些的價錢。在冬天碾穀的時候，他便多雇一個短工幹活，那時我家就有七口人吃飯。我家吃得很儉省，不過總是夠吃的。23

毛澤東的話裏沒有隻字片語會讓人覺得他認為自己家的崛起有什麽特殊之處；他的父親顯然幹得很好，但可能在同一個村子裏，就有很多其他家庭也同樣在短短一代人的時間裏就由貧轉富。像這種社會階層間快速流動的可能性，在同期的其他任何封建製或階層僵化的社會均不可能出現，無論是歐洲還是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地區。

然而，在農民有機會躋身上流出人頭地的同時，是可能性遠大於此的向下流動。境況愈下的可能性極大，這種可能性也許是塑造現代中國人的各種因素中影響最大的一個。每一代人中，少數能幹的幸運兒得以提升其經濟地位，但絕大多數人的經濟地位總是會下滑，而那些原本就靠近底端的家族則完全消失於世間。在傳統的中國農村社會，幾乎人人均無可避免地要往下墜落：數百年間，幾乎每個中國人到頭來均要比其父輩更加貧窮。

曆史學家Edwin E. Moise在約25年前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有力地展現了中國傳統社會的這種趨勢。24可惜的是，這篇文章白璧蒙塵，不大受人關注，這可能是因為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學術氛圍使得讀者難以讚同其中呈現的進化論觀點。

在很多方麵，Moise對中國人口的分析都奇妙地與Clark後來對英國所做分析相吻合，比如他指出，在中國農村，由於女嬰遇害屢見不鮮，再加上其他因素，導致育齡女性的人數通常要比男性少百分之15，隻有最富有的人家才能負擔得起為兒子娶妻的花銷。因此，村子裏最窮的那些人往往無法生兒育女。另外，若有人家的經濟境況由好轉壞，隨之而來的貧困與營養不良通常也會導致生育率降低、嬰兒死亡率升高。與此同時，村子裏最富有的人則是妻妾成群，百子千孫。每一代人中最窮苦的人斷子絕孫，窮人的數量無從自行補充，金字塔的底層被富人成堆的子嗣中不擅經營或經營不善者所替換、填滿。


這是中國農村生活的基本事實，對於中國農民來說顯而易見，對於外部的觀察家來說也同樣如此。文獻中可見大量軼事，可作為描繪這一基本事實的證據，有的可見於Moise的文章，別處也比比皆是，比如以下幾個例子：

‘村子裏又有誰能說自己家是三代貧農呢？貧農可拿不出給兒子討媳婦的彩禮；如果連媳婦都沒有，又哪來的第三代呢。’25

……因為男多女少，總是有很多光棍漢。比如長工就大多打光棍……最窮困的家庭因為沒辦法給兒子娶妻，隻能斷子絕孫。新一代窮人往往是破產的中農、富農、地主的後代。26

……在家境金字塔的再下層，是很多窮困家庭，他們的兒子雖早已過了普通的婚齡，還仍然打光棍，因此家裏人口有限。黃米（音，Wong Mi）是個典型例子。他現年23，父母已經年過六十五、六；但一家人隻能租種一畝薄田，無力給他娶妻。所以，他與年老的父母同住，一家僅三口人。黃春（音，Wong Chun）年過四旬，無地，務農。十年前他也出於同樣的原因與父母同住。現在父母均已過世，他孤身一人。村子裏總共有約10到15戶人家的兒子還在打光棍。27

……如前所述，南京有約20戶人家是完全沒有土地的，按土地擁有量來算，他們處於金字塔底層。其中幾戶人家是佃戶，但大多數連工具、肥料、種子都買不起，隻能給人當長工，一幹就是一年。他們一年的收入一般是1000斤穀子，如果沒房子，東家還提供住宿。如果他們自己租種一小塊地的話，收入也許僅僅跟現狀持平，甚至可能還比不上，但做長工的收入確實不夠支持一個普通大小的家庭，除非家裏其他人也出去找活幹。因此，很多長工終生未婚，無地農民中光棍的比例是最高的。黃圖恩（音，Wong Tu-en）是無地農民，他替一家富農做工已經有近10年。雖已年過五十，依然光棍一條；村子裏還有其他人也跟他一個情形。有家室的村人取笑他們，也可憐他們。28

另外，中國農村社會這種向下流動的趨勢也因“分家”這一傳統繼承製度而強化。分家的時候，父輩的財產在所有兒子之間均勻分配，完全不同於歐洲人普遍實施的長子繼承製度。

如果父輩的全部或大部分財產都為長子所繼承，那麽較為富有的農民家庭的香火必可長久延續，除非繼承人是個純粹的敗家子，或運氣特別不佳。但在中國，文化上的壓力迫使富人多多生子，農村的富人往往留下2個3個乃至更多的男性繼承人，每人在經濟獨立的時候隻能獲得父輩的一部分財產。所以，若是哪個富有的地主子嗣特別眾多，他的兒子可能就要淪為富農了（除非他們有辦法讓自己繼承來的財產翻上幾番）——而他的孫子，可能就會變成忍饑挨餓的貧農。29因此，若有某些家族的財富是偶然得天之幸而來，或因某些不持久、還不曾深深在其行為特征中留下烙印的特質而來，那他們的富有就不過是曇花一現，他們的子孫終將因貧困而從村民的名單中消失。

富有的家族若想保住其經濟地位，而不是隨時光推移被風吹雨打去，其每一代人就都得發揮極高聰明才智，利用極其敏銳的商業觸覺，努力工作，勤奮不懈，從擁有的田地及他人處榨取大量的財富，才能做到這一點。若在商業運作上出現大的失誤，或是懈怠不努力，將麵臨個人喪身失命、甚或斷子絕孫的下場。美國觀察家William Hinton栩栩如生地寫道：

在一片悲慘饑餓困苦的可怕汪洋中，安全、相對的舒適、權勢、閑暇，這些都是奢侈的孤島。任何家族，如果放鬆了警惕、對窮困的鄰人施以憐憫、未能將租金與利息的最後一枚銅板都榨取出來、或是在積累糧食與錢財的過程中有片刻鬆懈，則即刻麵臨被這片汪洋吞噬的威脅。不進則退，退則往往以墳墓為終點，至少也是妻離子散的結局。30

不過，若是順風順水，商業上大獲成功的家族也許會興旺發達、代代添丁，逐漸將地方上那些競爭力不夠的鄰人都排擠出去，最終整個村莊的居民幾乎都會屬於同一家族。比如，曾經有一對貧寒的楊姓兄弟，到異鄉做雇農。在100年之後，其子孫後代在一個村子裏占據了80到90戶人家，鄰近的一個村子裏的居民更全部是其後代。31廣東某地的一個村子裏，有一戶黃姓商戶遷入，不斷買地，繁衍生息，而原村民則越發貧窮，最終消失。數百年後，村民不論貧富，大部分（74%）都已是黃姓商戶的後代。32


對華人種族、對美國理念的意義

從很多方麵來看，種種曆史記載及社會學記錄中所描繪的中國社會似乎必然會在其居民的特質中深深烙上獨有的印跡。即便是在當今毫不留情的發展進程開始之前，中國早已雄居世界上最先進的經濟與科技大國之一的位置達數千年之久了。公元6世紀末期以來建立的社會經濟製度在長達千餘年的時間裏基本保持穩定，變化甚少，造就了傳統中國穩定的法製社會，順之者繁榮昌盛，逆之者莫不消亡。在千餘年間的大部分時期，因人口過多，每個家庭都承受著巨大的經濟壓力，掙紮求存。在另一方麵，強大的文化傳統強調把多多繁衍後代——特別是兒子——作為人生的最大目標，即便下一代會因此變得貧困也在所不惜。農業生產具有極高的效率，但要求投入極大的努力、需要辛勤耕耘，農民麵臨複雜的經濟決策——如何管理田地，選擇何種作物，將資源投入哪個方麵——這些問題遠較世界其他地方的農奴所麵臨的問題為複雜，決策成功或失誤帶來的回報或懲罰也極為巨大。中國龐大的人口、統一的文化，都理應會使有利的新事物快速出現並不斷擴散，包括在純生理層麵出現的變化。33

但需要明白的是，盡管是否具備良好的商業能力關係到一家中國農戶能否久遠傳承香火，不過其中涉及到的製約因素大異於那些會對固定的商業階層——如東歐的Ashkenazi猶太人，或印度的Parsis——造成影響的同類因素。這些固定的商業階層所占據的是高度專業化的經濟生境，個人要成功發財，所需的可能隻是一個對數字敏感的頭腦，或是無情的商業觸覺。但在中國農村裏，即便是較富有的人，其一生大部分時間通常也在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要與家人及雇農一道在田地裏勞作。頭腦聰明，對想發財的農夫自然是有利無害，但他們還需要具備幹好重體力活的能力、要有毅力、勤奮，甚至連皮糙肉厚胃口好等純生理方麵的特質也包括在內。由於存在這麽多種製約因素，任何單一因素的擴散速度就會比在該因素本身即可決定成敗的情形下要慢得多，要看到顯著的結果，需要以世界上最龐大的人口為基數，優勝劣汰長達幾個世紀才會可見。

這個優勝劣汰的過程如此激烈，必然會在多個層麵體現出來。文化等軟件方麵更靈活、反應更靈敏，因此受影響更大，而較固定的生理層麵的變化就緩慢得多。要從中國人的行為表象來判斷是軟件方麵的機製在起作用，還是有其生理基因層次的原因，顯然會是令人望而生畏的艱難任務。但是，中國人在上千年間一直麵臨這種無休無止的淘汰壓力，要說這個過程完全沒有在較深的生理基因層麵留下其痕跡，那應該是說不過去的。如果對這種重要的可能性嗤之以鼻，顯然不是理性的做法。但這種非理性的做法似乎正符合過去兩三代西方學者的主流思想。

有時候，要發現自己的理念盲點，最佳方式莫過於認真研究一番“身在廬山外”之人的看法。就西方社會來說，八九十年前的大多數著名知識分子正好都可以算山外人。多虧了神奇的因特網，我們現在又可以對他們的思想有所了解。的確，在某些方麵，他們的看法相當幼稚，對某些觀點的展開也相當粗糙，但在更多情況下，他們的分析極為準確、符合科學、極有洞察力，對當代的某些誤以為的真理可以起到借鑒、修正的作用。而在某些事情上，最突出的比如預測中國這一世界第一大國的經濟發展軌跡，他們幾乎就有未卜先知的本事了。而過去50年間，在他們的後繼者中，對此卻幾乎無一人曾夢見過。這些應足以令我們停下腳步思索一番了。

另外也可看看Bruce Lahn的例子。他是華裔，才華橫溢，在芝加哥大學研究基因學。幾年前，在一次訪談中，他提到，大多數當代中國人似乎都很順服，這可能是由於在過去2000年間，更具有叛逆精神的人都被執政者周期性地消滅掉了。這個看法在世界各地都會被認為是顯而易見且無害的，並得到認同，唯有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的西方社會除外。就在那次訪談之前不久，Lahn有了一項突破性的發現：他發現，某些基因可能是人類文明誕生的根源。Lahn由此廣受讚譽，名聲大噪，但隨後他的發現引發了激烈爭論，他選擇了停止研究。35

不過，盡管身在美國的華裔科學家願意遵循美國社會的理念約束，中國國內的華人科學家可不用理會那些。因此，北京基因組研究所（Beijing Genomics Institute）會在人類基因組研究方麵領先全球，也就不足為奇了。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美國的同類機構，盡管花了數十億的研究經費，但因為受思想理念上的局限，不敢越雷池一步，隻能落乎其後。

在冷戰時期，蘇聯政府在多個領域投入巨額資金，但成果寥寥，因為他們當時的思想理念僵硬、不容辯駁，歸根到底又完全不合乎現實。隨著思想理念與現實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蘇聯政府最終轟然垮台，看似萬世不易的龐大政權於瞬息間分崩瓦解，距今已有20多年。美國的領導人應引以為鑒，決不能固執地遵循不符合科學的錯誤思想理念，若不然，很可能會令我們的國家重蹈蘇聯的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