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英語的謬誤
朱雨心
最近看到《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9 年 6 月 18 日，第 2 版）上的一則報道，令人費解。那個報道說的是：民航局近日規定：“執飛首都航線須講英語”，以“減少隱患確保安全”。
飛行員會講英語，本不是件壞事，但是，倘若因為會講英語，或因為要會講英語，而造成了其他方麵的損失，那麽，就要看其他方麵的損失的大小來判定：會講英語，到底是件好事，還是件壞事。不僅僅是飛行員，這對其它的人，也都是這樣。
學英語，要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要學到會流利地聽講英語，要花費總的學習時間的三分之一以上的時間。一個中國人，會講英語，可算是一種成就，但是，這種成就意義不是很大，不一定值得去追求。美英等講英語的國家，就是個叫花子，他都會講英語。你的英語學的再好，隻怕都還不如那叫花子。如果你不學英語，把那個時間用來學鋼琴，你也許會彈的象朗朗那麽好，那麽，盡管你也許一句英語也不會說，但是，你的成就，會得到包括美英等講英語的國家的人共同認同。如果你不學英語，把那個時間用來學跳水，你也許會跳的象郭晶晶那麽好，那麽，盡管你也許一句英語也不會說，但是，你能夠在與全世界的人，包括美英等講英語的國家的人，的競爭中取勝，拿到包括美英等講英語的國家的人都夢寐以求的金牌。沒有人，包括美英等講英語的國家的人，能夠否認：你是優秀的，盡管你也許一句英語也不會說。
如果你真是個天才，把那個時間用來專研物理，你也許會成為愛因斯坦，提出新的假說，開創一個時代。那時，你根本就不需要用英語寫你的論文，還怕你的論文沒人看嗎；你根本就不需講英語，還怕你的話別人聽不懂嗎？如果你把那個時間用來學你的專業，你也許能設計、生產出世界上最好的飛機、導彈、原子彈，國家民族再也不用生活在列強的威脅下；或是設計、生產出世界上最好的小汽車、電視機，為公司賺進了大筆銀子，為國家帶來了大量稅收，給社會提供了很多就業機會；而你自己則成了最受重視、最受歡迎的人，包括美英等講英語的國家，都爭相聘請，盡管你也許一句英語也不會說。
也許你不是那樣的料，也許你也沒有那樣的願望，那麽，如果你把那個時間用來學學太極拳，你也許能活過一百歲；如果你把那個時間用來學做菜，以後你的家人、你的子女就都有福了。倘若每家的人都有福了，那麽，國家民族也就有福了。甚至你就算什麽都不學，你把那個時間用來休息、娛樂，你的壓力就不會那麽大，你就不會那麽憔悴，你也許就不會戴上眼鏡，你會更健康、更美麗、更快樂，你也許會因此而把其它的事做得更好，把其它的科目學的更好。那三分之一的時間，做什麽不好，非要學那對大多數人來說沒有用處的英語？
一個中國人，不會講英語，那是理所應當的，因為這本來就不是他的語言，也因為一個英美人不會講漢語，也是理所應當的。你若必須要用英語與人做學術交流，那主要是因為你（中國人）在學術上缺乏建樹。你倘若真正在學術上有建樹，你的文章就算是中文的，洋人也會巴巴地想要知道；你就算是一句英語也不會說，洋人也會巴巴地想要與你交談。你若必須要用英語與人做生意，那主要是因為你的銀子太少，因為市場不在你的控製中。你的國際航線的飛行員與航空管製人員若必須要講英語，那主要是因為你的銀子太少，因為市場不在你的控製中，因為你在學術上缺乏建樹，因為你在意識形態領域沒有主見，因為你的飛機、導彈、原子彈威力太小，因為你生產的小汽車、電視機等等差勁。所以，你若必須要用英語，那是你的恥辱。
用英語，本是出於無奈，不值得強調，更不值得以此為榮。講英語，本是出於功利，不是出於審美。飛行員倘若要飛國際航線，需要講英語，不是因為會講英語有什麽美感，而是因為洋人不會說漢語。這本是洋人迫使中國人講英語，迫使那些飛行員耗費三分之一的大好時光，學習美英等講英語的國家叫花子都會的技能。這是中國人的恥辱，不是中國人的榮耀。當然，這些都未必是洋人的顯性的行為所至，而是形勢所迫。國家、民族沒有強大到誘使洋人、或是迫使（形勢所迫）洋人說漢語的程度。這本是一個占人類人口約四分之一的民族的恥辱。有什麽可以此為榮耀的？
飛行員倘若隻是飛國內航線，則不需要講英語。飛首都航線的飛機，有國際航線，也有國內航線。不論是飛什麽航線，飛行員說的最好的語言，應該都是漢語。所以，為“減少隱患確保安全”，應該要求所有的飛行員與航空管製人員，都必須說漢語，而不是“須講英語”。說漢語，自然就會“減少因英語通話差錯造成的安全隱患”。本來，凡是進入中國的飛機的飛行員，不論他的母語是什麽，也都應該說漢語。他不會漢語，聽不懂中國航空管製人員的話，那是他的事。我們能學英語，洋人為什麽不能學漢語？他不願花那三分之一的時間學漢語的話，可以雇用中國的飛行員呀。本來是遷就洋人的事，隻因國家民族積弱，一時翻不過身來，也就罷了，怎麽卻自己主動用來折磨自己，羞辱自己呢？我的揣摩，民航局規定：“執飛首都航線須講英語” ，不是為“減少隱患確保安全”，而恰恰是以旅客和飛行員的安全為代價，以便航空管製人員練習講英語。其心可誅。
有些東西，是要靠自己踏踏實實幹出來的，有些東西，是可以用巧取豪奪得來的。例如，飛機、導彈、原子彈之類，真的能有威力，那是必須要靠自己的科學家、工程師，踏踏實實幹出來的。象銀子之類，部分地是可以用巧取豪奪得來的。象奧運會金牌之類，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用巧取豪奪得來的。這種娛樂性的、麵子性的東西，最好巧取豪奪，不值得花力氣。例如，田徑，遊泳之類，中國人不容易那到金牌。其實，隻需要改一下規則，洋人的優勢立刻就能去掉大半。例如，你可以在跑步、跳遠、跳高、遊泳、劃船等等項目裏，象舉重、摔跤等一樣，都改設重量級，輕量級之類。為“公平”起見，你還可以在你有優勢的乒乓球之類項目裏，也改設重量級，輕量級之類，金牌立刻就加倍了。對於這類東西，你不這樣想，那是你笨，是你思想僵化。你定不了規則，那是因為你的銀子太少、拳頭太小。
外交部的新聞發布會，本來是用英語的。對於做外交的人，外語是他的基本工具，本來就是要學的，花三分之一的時間，甚至三分之二的時間去學，那也都是必要的。所以，用英語做新聞發布，本是不用額外費勁的事，然而，盡管如此，外交部的新聞發布會，後來改用漢語了。洋人並不是全說英語，還有日語、俄語、法語、德語、……，等等。你單用英語做新聞發布，本來就是偏心。一個那麽大的國家，應該堂堂正正做事，應該公平待人，才能讓人信服。用漢語，才是公平待人，才是一視同仁。改用漢語後，洋人也沒有什麽不方便，無非是改派了會漢語的人來做記者，或是洋人記者學會了漢語。同樣的道理，中國航空管製人員如果用漢語的話，洋人也沒有什麽不方便，無非是改派了會漢語的人來做飛行員，或是洋人飛行員學會了漢語。中國航空管製人員用漢語，才是公平待人。但是，中國航空管製人員如果都用漢語的話，對中國人卻有很大的方便。不但因此而“減少因英語通話差錯造成的安全隱患”（倘若洋人因漢語通話差錯造成安全隱患，那是他洋人的事。誰讓他不好好學漢語。），而且，因為航空管製人員和國內飛國內航線的飛行員都不需要講英語，這些人一下就省出了三分之一的時間。這三分之一的時間，可以用來做許多其它的事，學習許多其它的東西。這將大大提高效率，降低社會成本，改善國家的競爭力。
以今天的現實，對一些人來說，是不得不學英語。這是我們的悲哀。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今天不得不學英語，是為了將來的中國人不需要不得不學英語，是為了他們能省出那三分之一的時間，做更有意義，更喜歡做的事，不再被迫以蝸牛般的速度閱讀洋人可以一目十行的英文文獻，從而耗費他們本來可以用於做學術研究、科學探索、生利發財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時間；也是為了能誘使洋人、或是迫使（形勢所迫）洋人學漢語，輪到洋人被迫以蝸牛般的速度閱讀我們可以一目十行的中文文獻。他們因為不得不學中文，耗費他們三分之一的大好時光。自然，他們的效率大大降低，他們的社會成本大大增加，他們的競爭力全麵削弱。 曆史是無窮無盡的。經濟、技術的發展，也是無窮無盡的。在這些坐標上的絕對位置，前一點，後一點，是沒有任何實際區別的。絕對位置的前後，是不值得追求的。隻有與其它國家民族相比的相對位置的前後，才是值得追求的。彼消就等於此漲；此消就等於彼漲。
所以，從國家利益的角度講，扭轉不得不學英語的必要，是最高的國家利益之一。現在，國家沒有那個力量實現那樣的轉變，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絕無反過來自己主動作踐自己的道理。國家的政策，應該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力爭取實現那樣的轉變，例如，外交部的新聞發布會，改用漢語。政府也不要再用英文發布任何官方文件。學術論文，要鼓勵一稿兩投：中文一投，外文一投，以扶持中文學術刊物和中文文獻的應用。凡是政府官方的行為，包括什麽評獎啦，定什麽職稱啦、頭銜啦，民間自己弄得不管，凡是官方的，都要以中文文獻為準，外文的文獻，一律不予引用。司法時的所有文件，都必須是中文。凡是英文或其它外文的文件，或含有英文或其它外文內容的文件，都必須由提供文件的當事人自己，經由政府專門認定資格的商業翻譯機構中的某一家譯成中文，與原文件一起遞交法院。而法院隻以中文文件、或中文文字為準，不得直接引用外文原文。若因翻譯錯誤而給當事人造成損失的，那是當事人的事（當事人可以自己去那翻譯機構索賠。再另打官司就是了）。法庭上的發言，問答，都必須說漢語。不會漢語的，必須由當事人自己到有資格的商業翻譯機構中請翻譯。法庭隻以漢語的發言為準，不得直接引用外語。少數民族的中國公民，母語不是漢語的，由政府提供翻譯，若因翻譯錯誤而給當事人造成損失的，由政府賠償。
個人願意或喜歡講英語，那是他個人的事。一般的人，在中學學點外語，也不一定非要是英語，有個基本的了解，也就夠了。例如，見了洋人要稱呼：阿三。香港人稱呼洋人以及公務員都叫“阿 Sir ”。其實，這個“阿 Sir ”也就是日本漢字“太君”的意思，翻譯成中國漢字，最接近的，應該是：“大人”。舊上海人所謂“紅頭阿三”，本是學的香港人的叫法，中文的意思應該就是：“紅頭大人”。廣東人喜歡用“阿”字。北京人喜歡用“子”字。如果按北京人的習慣，應該是叫“ Sir 子 ” ，然後演化成“三子”。如果按杭州人的習慣叫，應該是“三兒“。
就國家的政策，政府的願望來說，應該是：能不學英語的，盡量不學英語。國家應該盡量創造條件，爭取盡可能多的人不需要不得不學英語，以減少社會資源的浪費。國家可以設立專項預算，用於支持專門的（商業）翻譯機構，把外文學術文獻譯成中文。例如，一萬個人的規模。以每人每天平均翻譯一篇文章（平均五千漢字）計，每周可以翻譯五萬篇文章，組織好了，隻需一兩天就能把一期外文期刊譯成中文。版權的問題總是可以談判的。現在有了計算機，翻譯基本上可以自動進行，詞匯庫和數據庫可以隨時更新。國家可以設立專項基金，以比較大的力度，支持發展自動翻譯的軟硬件。然後再加上語音功能，就可以做語音翻譯。這些功能，需要時，可以裝載在手機上，隨身攜帶，你就能與洋人麵對麵交談，或打電話。你也能讓手機翻譯它聽到的任何語音，例如周圍人的說話。你也可以用手機拍攝外文，然後顯示出中文。這樣，即使你不會講英語，也能走通全世界。這些，都是可以辦到的呀。現在也許還沒有這樣的東西，那是因為洋人（主要是美國人）沒有這樣需要呀，否則，洋人早把這些東西弄出來了。哪有那麽傻乎乎的，耗費自己三分之一的大好時光，去學人家的叫化子都會的技能，還自得其樂？現在也許還沒有這樣的東西，那是因為你笨呀，你不動腦子呀；你整天“代表先進的文化”呀，“先進的文化”（實際上就是洋人）不弄，你就不弄呀。其實，絕大多數中國人沒有講英語的需要，更沒有經常講英語的需要，根本不需要每個手機都有這樣的功能。這裏隻是說明，即使絕大多數中國人有經常講英語的需要，也不是非要學講英語。
據說，現在講英語甚至成了政府官員的一項指標。令人費解。例如，一個縣長，他治下的人民都是不講英語的，要求他縣長會講英語幹什麽？莫非日後鬼子進村時，便於給鬼子帶路？或是能說得鬼子撤兵回家？倘若作為個人修養，有人會彈琴，有人會畫畫，有人會做詩，有人會書法，有人會武術，有人會種地，有人會養羊，有人會講英語，有人會講日語……等等，都是好的，何以：廢黜百術，獨尊英語？共產黨人的思想方法很有問題，這是共產黨經常犯重大錯誤的主要原因（見《共產黨的崇拜》，《一代人的追求》，《也談文學和出汗》，《論曹劌論戰》等文）。共產黨上台後所做的荒唐事，幾乎都是因為“民主崇拜”與“進步崇拜”作怪，其中尤其是“進步崇拜”的危害特別大，而且至今仍然是國家民族的最大危害。所謂“代表先進的文化”就是“進步崇拜”的一種表現。而最禍國殃民的，也正是這個“代表先進的文化”。中國今天的許多問題，與共產黨人的思想方法有很大的關係。“民主崇拜”造就的，是反賊；“進步崇拜”造就的，是漢奸。一個隻是飛國內航線的飛行員，要他會講英語幹什麽？這就是“折騰”，不符合胡主席“不折騰”的主張。“執飛首都航線須講英語”，與什麽“減少隱患確保安全”沒有什麽關係，而隻不過是“代表先進的文化”罷了。
朱雨心 （ 2009 年 7 月 10 日。 11 日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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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朱雨心 （2009年7月19 日）
《講英語的謬誤》發表後, 有網友認為：“ 隨著北京進離場的國際航班大幅增加，管製員必須說英語的時候占了很大比重。正因為管製員要在漢語、英語之間來回切換，會造成安全問題”，所以，飛行員與管製員之間 “須講英語”。
問題是：你主觀上希望“須講英語”，還是希望不講英語，而講漢語。如果你認為：國家應該盡量創造條件，爭取盡可能多的人不需要不得不學英語，以減輕個人的負擔，降低社會成本額，改善國家的競爭力；那麽，總是會有辦法的。
例如，我對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
第一，以可以給洋人提供使用漢語，還是使用英語兩種選擇。理由是：“北京進離場的”國內“航班大幅增加，管製員必須說漢語的時候占了很大比重。正因為管製員要在漢語、英語之間來回切換，會造成安全問題”。所以，我們配備有專門說英語的管製員，專說英語，不說漢語；以及專門說漢語的管製員，專說漢語，不說英語；以免“在漢語、英語之間來回切換，會造成安全問題”。但是，你洋人要說漢語，我沒有理由不準許。所以，所有洋人的飛機，必須事先選擇語種，以便分配相應的管製員。對這一條，洋人沒有理由抱怨吧？
第二，所有國內航班，必須使用漢語，以便我們配備有專門說漢語的管製員，專說漢語，不說英語，以免“在漢語、英語之間來回切換，會造成安全問題”。對這一條，洋人沒有理由抱怨吧？非洋人也沒有理由抱怨吧？
第三，至於本國飛國際航班的飛行員，可以選擇英語，以免“在漢語、英語之間來回切換，會造成安全問題”。對這一條，也沒有人抱怨吧？
第四，還有個方法也許更簡單、更合理、也更有效，即：任何航班，不論國內、國際，也不論洋人、非洋人，都以可以選擇使用漢語，或是使用英語。凡使用英語的，機場費比使用漢語的，高 30% （或更高）；因為培養講英語的管製員的成本，以及與使用英語相關的其它成本，遠高於使用漢語。另外，因為 容易發生 “因 英語通話差錯造成的安全隱患”，所以， 凡使用英語的航班，保險費等，都相應的要更貴些。
以上四條都不難實施吧？對人、對己，都很方便吧？很合理吧？也更有利於安全吧？
有網友很在意所謂“國際規定”，或“國際慣例”。這裏麵充滿了謬誤。其實，我們沒有任何道德、或法律上的義務，而必須參加任何國際組織、國際條約，包括聯合國、國際民航組織等等。你不參加這些國際組織、國際條約，那麽，那些相應的所謂“國際規定”對你沒有任何法律約束力。我們參加某些國際組織、國際條約，是因為對我們有利。倘若，參加某些國際組織、國際條約對我們沒有好處，我們就不參加，我們就退出。不參加那些國際組織、國際條約，無非是用雙邊條約取代多邊條約。到底采取什麽做法，取決於怎麽做對我們最有利，而不是說：不論是否對我們有利，我們非要接受什麽“國際規定”。聯合國不是中國政府的上級機關。國際民航組織也不是中國民航局的上級機關。這些都是為我們服務的機構。服務的好，我們就用；服務的不好，我們就不用。
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什麽“國際規定”，或“國際慣例”，而是取決於你的認同。對你有利的，你就認它是“國際規定”，或“國際慣例”，對你不利的，你就不認它是“國際規定”，或“國際慣例”。某些國際條約，盡管對你不利，你還是不得不參加；那是你的悲哀，因為你的銀子太少，拳頭太小。明明對你很不利的東西，還要，甚至是主動地，認它為“國際規定”，或“國際慣例”，那隻有“代表先進的文化”的人了。
你若實在很在意國際組織、國際條約，這樣的形式，你也何以自己組織一些，例如，如果國際民航組織不能滿足你的需要，你可另外按你的需要成立一個“世界民航組織”、“全球民航組織”、……，等等。那麽，你的規定，就是“國際規定”；你的慣例，就是“國際慣例”。你就是要另立“聯合國”，那也沒有問題。是否有人來入夥，那就看你的能耐了。你倘若招不到人入夥，那主要是因為你的銀子太少，拳頭太小，以及你那副自卑、自虐，毫無主見的樣子，“望之不似人君”，沒有人格感召力。
朱雨心（ 2009 年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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