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封建之美 2
朱雨心
其實，“羊吃人”的事並不稀奇。改革開放後，大批工人下崗，與“羊吃人”非常類似。本來，工人附屬於各個“單位”，既沒有隨意找工作的自由，也不用擔心會失去工作。工人的幾乎一切，都由這個“單位”掌管。這一個個“單位”，就象是一個個小小的“封國”，裏麵的工人就是這個“封國”的臣民。工人與“單位”的關係，就相當於封建臣民與封建君主的關係，彼此有密切的人身依附關係。工人無論有什麽問題，都可以，也必須，找“單位”解決。工人在“單位”工作是“作貢獻”，有點類似封建臣民為封建君主服役。在這樣的製度下，雖然人不自由，生活也好不到哪裏去，但是也壞不到哪裏去，至少象馬洪亮唱的那樣：“生老病死有依靠”呀。
當然，這裏隻是從工人與“單位”的關係上講，有封建色彩。但是，這裏的“單位”，實際上是政府的政治、經濟、宗教三合一的派出機構，並沒有政治、經濟上的自主權，與封建社會的封國完全不同。
後來，“改革開放”了，不需要工人再“作貢獻”了。“單位”既放棄了管製工人的權利，也不再背負照管工人的義務。以前具有封建色彩的“單位”，變成了具有資本主義色彩的公司了。資本主義色彩的公司，當然是“利”字當頭。公司必須按其經營的需要，來雇傭工人，用得著工人時才雇工人；用不著工人時，不但不雇工人，還要把多餘的工人解雇。失去工作的工人怎麽生活呢？那得靠工人自謀出路，不關公司的事。這是資本主義的客觀規律，與資本家黑心還是紅心，沒有關係。公司首先要能營利，否則，公司就要倒閉，工人還是照樣沒有生計。原來的“單位”那一套，若是很好的話，根本就不需要搞什麽“改革開放”，也就不會搞什麽“改革開放”。正是因為原來的那一套糟糕到了搞不下去的地步了，才會有“改革開放”。可想而知，原來的許多“單位”根本就不能營利，改成具有資本主義色彩的公司後，必然是：要麽倒閉，要麽裁去冗員。這就是為什麽會有那麽多工人沒了生計。不光中國是這樣，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都是這樣。蘇聯“改革開放”後，連人均壽命都大大地降低了，平均每人少活五年。 幾百年後，再回過頭來看這段曆史，這個事件就叫“改革開放吃人”。
鄉村農民的情況與城市工人的情況不同。在共產黨搞“社會主義”之前兩千年，大多數農民是自給自足的自耕小農，本是“小資產階級”。富農、上中農的自給自足的程度最高。套用共產黨的理論來推導：富農是稍微“剝削”一點（別人）的小資產階級；上中農應該是基本上既不“剝削”，又不被“剝削”的小資產階級。就算是“貧下中農”（即，貧農和下中農），也是小資產階級，隻不過資產更少，生活更苦罷了。改革開放前的鄉村農民，自己都沒有了土地了，所以，不再是小資產階級了，而成了“無產者”了。農民耕種的是“國家”的土地。鄉村農民與“集體”（生產隊或公社）有人身依附關係，但是，這個人身依附關係在深度和廣度兩方麵都很有限。這個“集體”，除了組織集體勞動，集體分配收入外，並不負擔管理農民“生老病死”的義務。這些都要靠農民自己。農民基本上是自生自滅，自謀生計，但是，卻沒有自謀生計的自主權。鄉村農民在遷徙自由方麵，其實比城市市民要寬鬆些。跨地區的婚嫁，無論是女人出嫁，或是男人入贅，即便是跨省，都沒有戶口上的障礙。而城市市民基本上隻能是市內通婚了，否則，就有戶口上的障礙。所以，比較而言，改革開放前，鄉村農民比城市工人更自由，鄉村中的封建色彩不濃，最多隻能算是“半封建”。
改革開放，對於城市工人，充其量是利弊摻半，並沒有什麽明顯的好處，而對於鄉村農民卻是有明顯的好處。因為農民又有了“資產”和自謀生計的自主權。城市工人當然也有了自謀生計的自主權，但是，工人，原來是“無產者”，改革開放後還是“無產者”，每個月都要量入為出，仿佛《杜鵑山》中田大江說的那樣：“一天不幹，全家人饑餓難挨”，並沒有多少回旋餘地，那自謀生計的自主權沒有多少用處。農民，本來是“小資產階級”，改革開放前成了“無產者”，改革開放後，土地又分回來了，雖然不是真正的擁有土地，但是有了自主使用權了，差不多又變成了“小資產階級”了。農民住的房子是自己的，沒有房租的負擔，吃的是自己種的，也不是非要花錢的，維持生活不難。改革開放前，農民的後顧之憂遠甚於城市工人，因為“生老病死”無依靠。而改革開放後，鄉村農民有了“資產”和自謀生計的自主權後，回旋餘地大增，而後顧之憂卻相對大減。所以，改革開放，鄉村農民是原始推動力，而城市工人卻不是。鄉村農民在改革開放中，“失去的隻是鎖鏈”，而城市工人在改革開放中失去的不隻是鎖鏈，還失去了“依靠”，失去了特權，失去了尊嚴。
“羊吃人”，吃的是農民，把封建君主的附庸農民吃成了資本主義的自由工人，同時，被附庸的封建君主則吃成了資本主義的自由資本家。“改革開放吃人”，吃的隻是城市工人，並沒有吃鄉村農民，把原來有封建色彩的各“單位”的附庸工人，吃成了有資本主義色彩的自由工人。英國的“羊吃人”，吃了三百多年，吃出了永不落日的大英帝國。現代社會的節奏快，估計“改革開放吃人”，吃五、六十年應該就差不多了，最後吃出什麽結果，取決於具體的吃法，現在尚未可知也。
資本主義的自由工人，名義上可以自由地尋找雇主，自由地工作或不工作，其實，並沒有多少回旋餘地，主動權不在工人手中。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的自由資本家可以自由地雇工人，或自由地解雇工人。工人的生活是沒有保障的。套用魯訊先生的話說：資本主義社會是“做不穩奴才的時代”，而工人常常成了“欲做奴才而不得”的人。由此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促使政府強化統治。另一方麵，人民本來是由許多封建君主分散統治的，現在，這些權利從各封建君主手中釋放出來後，都被集中了起來。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集權程度空前提高。各國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的過程，無一不是中央政府集權的過程。在歐洲，由普魯士（一個日爾曼封建君主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統一了日爾曼各封建君主國，建立起了中央政府後，才有了德國。日本的明治維新，各封建君主 “版籍奉還”，向日皇上交領地、臣民，廢藩置縣，也是一個向中央政府集中權利的過程。當然，這些後起的國家，權利向中央政府集中原因，多少是因為“尊王攘夷”的政治動機，未必在於內部資本主義經濟的驅使。然而，德、日迅速崛起，表明中央集權比封建分權，更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退一步講，至少表明中央集權並不一定妨礙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
中國的情況非常特殊。中國自秦以後，一直沿用郡縣製，早就是中央政府統一管理的資本主義國家了。近代的中國，並無封建可廢。近代中國麵臨的是工業化、現代化的問題，根本就不存在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的問題。把近代中國麵臨的困難，歸咎於什麽“兩千年封建社會”，這是胡說八道。其實，要怪，也隻能怪兩千年的資本主義社會。文化背景與中國非常不同的德國，迅速實現了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型。而文化背景與中國非常相同的日本，也迅速實現了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型。比較近代中國與英、德、日的差異，其共同之處恰恰在於中國不是封建社會，而英、德、日在轉型前，均是封建社會。由此推測，倘若，真是“兩千年封建社會”，世界的曆史當然就不是現在的樣子，中國即使不能象英國那樣，碰巧在恰當的時間首先玩起了什麽“吃人”的花樣，但是，至少也可能經曆德國或日本那樣的過程，迅速崛起。這“兩千年封建社會”，隻怕是求之不得呢，有什麽可厭惡的？朱雨心 2007 年 4 月 22 日（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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