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文學家學經濟 苗煒

前些日子去首都劇場看戲，認識了一位小師弟，在大學裏念中文，正在做碩士論文，他對我感歎，現在畢業生找工作真不容易。我的興趣卻是他在寫什麽論文，他說寫的是《陳白露和徐曼麗——論現代文學中的大喇形象》，現在大學裏學風開放，文學研究也要和現實生活有緊密的聯係。如今，像陳白露這樣的“二奶”、徐曼麗這樣的交際花，是不少女性的一種生活方式，目前的金融危機也勢必會影響她們的生活質量。以史為鑒，探討徐曼麗和陳白露的命運，也能給如今的交際花一些警示。

　　那天晚上演的戲是《日出》，陳白露的命運大家都不關心，一逢到李石清和潘月亭對話，觀眾就爆發出笑聲——“可現在情形特別，行市一個勁兒往下跌”，還有掌聲——“要是平定一點，行市還有翻回來的那一天，那您就大賺了。”和我同去看戲的，有一位中產階級朋友，前兩年賺了不少錢，2008年全賠進去了，他為潘月亭的命運留下了悲傷的眼淚。還有一位高級白領朋友，當黃省三被銀行辭退，說自己要養孩子、養房子那段台詞的時候，她用餐巾紙擦去了眼角的淚花。

　　演出結束之後，小師弟追上我說：“你覺得這個陳白露演得怎麽樣？”而我那兩位朋友正在討論另一個問題：“潘月亭說，市麵一恐慌，經濟一不鞏固，就應該賣房產。我怎麽覺得這辦法不對呢？現在房價走低，應該看機會再買兩套房子。”過於沉浸在陳白露、徐曼麗的形象之中，顯得有點兒不靠譜，但想從一部文學作品中獲得投資理財的建議，則更不靠譜。說來慚愧，我對30年代大蕭條、中國企業家當年困境的一些膚淺認識，大多來自《日出》和《子夜》。

　　為了彌補自己經濟學知識的不足，我學習了曼昆。結果人家告訴我，曼昆講的都是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並不足以應付現在的市場。我又趕緊學習新晉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結果人家告訴我，克魯格曼不過是“經濟學家中的專欄作家”，凡是沾上這樣的稱呼，那意思就是他還不夠專業。有一段時間，我特別喜歡加爾布雷斯的書，看著親切，後來得知，加爾布雷斯一直被稱作“經濟學家中的小說家”，從褒義上看，這是說他文筆通順，從貶義上看，這是說他信口開河。我素來喜歡看小說，所以愛看加爾布雷斯也不算奇怪。彼得·德魯克號稱“管理學大師”，但我就喜歡他的《旁觀者》一書，完全當短篇小說集看的。

　　當然，我也看中國經濟學家的一些文章，以理解現實問題。比如有經濟學家說“腐敗和賄賂是改革的成本費”，我就覺得很有道理；還有經濟學家說“中國股市很健康，早晚衝上3000點”，我聽了就殺進股市；還有經濟學家說“中國現在沒有窮人，他們應該是待富者”，我聽了這個，又翻出《等待戈多》看了一遍。

　　後來，有香港地區的經濟學家殺了進來，其麵目都如黑社會電影裏的老大一樣恐怖，他們上來之後都有一句統一的台詞：“中國內地的經濟學家都是SB，他們都是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我一聽這話，好像給自己找到了借口，我看大陸經濟學家的演講越看越糊塗，原來他們都是SB。於是拜倒在香港經濟學家腳下，這幫人說話口氣更大，都和芝加哥學派的人吃過飯喝過茶，都差點兒就拿過諾貝爾獎，都前知500年後知500年。這樣胡亂學習了一陣，我腦子裏更亂了，不得不繼續翻出幾本小說來看。

　　歐·亨利有個小說集，名叫《善良的騙子》，寫兩個騙子在美國大地上賣咳嗽糖漿、賣雞眼藥膏，他們的騙術頗為高明，但最終都鬥不過華爾街，有時候辛辛苦苦騙來的錢，買了一張債券，就被華爾街的銀行家騙走了。我最喜歡的故事叫《春風化雨》，這兩個騙子“一共有4000多美元，來到了新澤西對岸、人們稱之為紐約的那個傲慢的小城市”，“百老匯路上有許多鄉巴佬，1小時的人流量可以買光緬因州首府奧古斯塔玩具廠一星期的產品”。讀到這裏可以發現，緬因州的玩具廠早就關門了，百老匯路上的鄉巴佬要再買什麽玩具，那都是廣東東莞生產的。這兩個騙子在華爾街附近租了間辦公室，“有一位會計和一位助理，以及金玉其外的有罪氣氛”，他們開的“黃金債券投資公司”很快就被新聞記者給揭露了，因為新聞記者“衣著寒酸，目光銳利，懂的東西比JP摩根和莎士比亞加起來還要多”。騙局敗露後，兩個騙子居然將贓款退還，然後繼續去鄉間賣感冒特效藥去了。他們說，規規矩矩地謀生比華爾街強多了。

　　讀完這個小說，我給自己出了一道思考題，為什麽克魯格曼雲山霧罩地寫了幾本書，就被說成是“亞洲金融危機的預言者、次貸危機的警告者”？為什麽歐·亨利不能因為這幾篇小說“清晰地預言了華爾街的貪婪和欺騙本性”而拿個經濟學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