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反運動中的蒙冤者

前些天看到一篇文章，鎮反運動中錯殺的國民黨將領平凡錄，大意是說：[zt}鎮反運動緣起

1950年3月和7月，中共中央政府先後兩次下達了鎮壓“反革命”的指示。但是由於人們的思維還陷於戰爭時期的寬大政策，力度還不夠大。於是1950年 10月，中共中央再次發出鎮反指示，即有名的“雙十指示”，警告各地糾正“寬大無邊”的“右傾”傾向。“雙十指示”是一個轉折點，鎮反運動從此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一批批的“反革命分子”被送上了斷頭台。由於人越殺越多，後期發出了刹車信號，到1953年11月基本告一段落，但零星的案例仍有延續。

例如起義將領羅廣文的堂兄、四川大學教授羅廣瀛，解放前夕，羅廣瀛以兄長身份冒著危險前往羅廣文司令部勸說羅廣文率部起義，投向共產黨。在鎮反中羅廣瀛被捕，他的妻子寫給政府請求寬大的信，信上說，一家八口全靠羅廣瀛養活，望給予寬大處理，給全家人一條生路，但是羅廣瀛的性命還是被結果了。八十年代羅被平反。

總而言之，一般對被鎮壓的前將領，可以略加分類：

1） 解放戰爭末期起義投誠後解職返鄉者，被俘後釋放（一般都經過幾個月的解放軍軍官教育團學習）返鄉者，此類人數最多。

2） 退役返鄉已有數年，或閑居，或從商，或從事其他職業（如教師、律師等）。此類人數也不少。

3） 繼續作戰，打遊擊而最終在“剿匪”戰鬥中被俘者，以及特務背景者。此部分人數並不算多。

4） 其他，如因畏懼逃亡外地者，隱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數也不多.[zt]

轉貼中：“在八十年代，對前兩類別的情況基本上全部予以平反”的說法，有很大的漏洞。本文所說的蒙冤者，我的姑父周德藩先生，屬於第二類情況，但是，至今也沒有討到“平反”的說法。

周德藩先生，湖南沅江人，黃埔軍校五期畢業後，在國民黨軍統機構華北戰地督導團，任教官。一九三五年，在開封高中擔任學生軍事訓導教官的時候，經人介紹，與我的二姑王環曾相識，在王家老一輩的反對和阻撓中，戀愛結婚。

抗戰爆發後，二姑伉儷隨軍一路西遷至洛陽。當時，任國民黨第一戰區編練專員兼洛陽地區行政監督專員的少將趙理君，是周姑丈黃埔軍校的同期校友，正在追求喪偶寡居的大姑王璞曾（這段慘烈的故事放到以後再寫），校友同僚準連襟，與公於私兩人過往甚密。1942年，趙因軍統中統兩派係的爭鬥**，被就地正法。

趙之死，對周姑丈的觸動很大，抗戰勝利後，周姑丈帶著姑媽和表姐敬宜汝丹，解甲歸田，回到湖南沅江，做起了寓公。1951年春天，鎮反運動開始不久，此時二姑身懷六甲，有一天晚上，農會幹部來到家裏叫走周姑丈，說是要開會，這一開會，就是一夜未歸。第二天一早，農會派人來通知，周德藩罪大惡極，已被鎮壓。一個因厭倦了爭鬥而遠離是非漩渦的前國民黨軍官，最終也沒有逃脫蒙冤受死的悲慘命運。

**隨著軍統勢力的擴大，戴笠與國民黨各派的鬥爭更加激烈了。1942年戴“擅權嗜殺”孔派門人林世良和C.C係逼殺戴之心腹趙理君就是當時鬥爭的縮影。

林世良是中央信托局運輸處經理，自恃是為皇親國戚孔祥熙家族斂財聚富，大搞走私販運，發國難財。林世良與孔家二小姐情投意合，已發展到論嫁議娶的地步。戴也想借此打擊孔祥熙。孔、戴之間原無大矛盾，但抗戰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一是孔、宋矛盾激化，波及到孔、戴。二是圍繞財政部緝私處的爭奪，戴對孔惡感頗深。孔認為，緝私問題，事涉征稅補稅，應由財政部海關署統一檢查。戴則認為，抗戰時期軍事第一，尤其軍人走私，財政部無權也無力加以製止。蔣命戴為處長，受孔節製，以此擺平雙方。三是圍繞滇緬公路的走私販運，雙方矛盾發展到頂點。

戴笠加強滇緬一路的緝私力量，尤其注意林世良的活動。軍統昆明運輸統製局監察查獲林受賄150萬元，假中信局之名，幫助私營“大成公司”走私漏稅。戴立即下令將大成從仰光購買的3000萬元貨物扣押，並追尋根源，查了個水落石出。戴向蔣報告林打著中央信托局的旗號，勾結私商走私大宗違禁貨物，擾亂戰時經濟、破壞抗戰大局，並羅列其他大量違法活動，以激怒蔣介石，蔣批“立予槍決”。在文件未到戴手上之前，他先通過內線得到消息，連夜立斬林世良。孔雖然全力營救，但為時已晚。蔣決定改變主意時，也發現已中了戴的圈套。

趙理君本是軍統著名殺手，心狠手辣，經常濫殺無辜、胡作非為。中統C.C特務有計劃地把趙理君的所作所為拍成照片，搜集整理成揭發材料，控告趙。趙對C.C痛恨到極點，竟然抓了五個C.C特務，並把他們扔進枯井，活埋了。C.C分子認為這是戴笠親自主持的。陳立夫親自去找蔣告狀。蔣把戴找來，又是打、又是罵，命他回去迅速查辦。戴笠雖然寵愛趙理君，但到了這份兒上，也無法袒護，隻得下令槍決趙理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