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詞學師承論

近代詞學師承論 【作者】歐明俊 【內容提要】 詞學師承是具體而微的詞學史。常州詞派的師承是近代詞學師承的主線，張惠言是“祖師”，周濟是真正開宗立派者，張、周詞學師承分兩線發展，一線由譚獻承繼，同道有莊棫、葉衍蘭，複傳馮煦、徐珂、陳廷焯、葉恭綽等。一線由端木埰、王鵬運承繼，複傳況周頤、朱祖謀、文廷式、鄭文焯，再傳吳梅、龍榆生、夏承燾、唐圭璋等。近代詞學師承的學緣、血緣、業緣、地緣“關係”皆較明顯。師承中，導師對弟子的詞學崇尚、治詞路徑、成才自立皆有極大影響，優秀弟子也在繼承“師說”的基礎上不斷創新。近代詞學師承多謹守“家法”，偏於保守，對近代學術思想的貢獻有限，但有“片麵的深刻”。師承中所體現的“師道”，對當下學者人格建設，對純潔學術，極有借鑒意義。 【關鍵詞】 近代；詞學；師承；常州詞派；家法 “師承”指一脈相承的師法。學術師承是導師與弟子及再傳弟子共同遵循“家法”、“師法”的基礎上傳承學術，代代相續`。學術師承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特別在中國古代，文化傳承主要即在“師徒”間進行。學術師承研究，清代江藩著有《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為清代漢學、宋學著名學者立傳，從中可見學術思想的承傳演變。受此啟發，可寫“詞學師承記”或“詞學師承論”。關於詞學師承研究，目前，國內外尚無係統的專文、專著問世，僅有一些論著中有所涉及，另有少數論文做過“個案”研究，如龍榆生的《論常州詞派》，唐圭璋的《端木子疇與近代詞壇》等。因此，這方麵的研究可拓展詞學研究領域。 一 本文所言“近代詞學”，與通行的“近代文學”起迄時間不完全一致。因近代詞學基本上是常州詞派一統天下，論近代詞學，不可不論張惠言。因此，本文主張近代詞學應以張惠言《詞選》問世年即嘉慶二年（1797）為起始時間。晚清詞學“四大家”，是常州詞派的嫡傳，詞學思想並未因入民國有多大改變，近代詞學時間下限可延伸至20世紀30年代。這樣，“近代詞學”上下限向前後自然延伸一段時間，更能看出師承的脈絡和變化，把握詞學發展規律。 “師承”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師承，指有明確師生名分的師承。廣義師承，除狹義師承外，還包括無師生名分，但有師生之實如私淑弟子，或思想觀點上多服膺其說的師承。本文所論師承為廣義師承。詞在唐宋金元明時，多被視為“小道”、“末技”，地位卑下。受到觀念束縛，詞學發展緩慢，從事詞學研究者極少，學術意識不強，因此少有師承。明末清初，詞學發展較快，湧現了雲間詞派、陽羨詞派、浙西詞派，清中葉以後，又出現了常州詞派，詞學興盛，蔚為大觀。這時，詞學師承特征始顯現出來。特別是近代以來，詞學師承更加“自覺”，有力地推動了詞學發展。因此，本文特研究近代詞學師承。 研究近代詞學師承極有學術價值和意義。詞學師承研究，長期以來不大受重視。這種情況在各種工具書及詞學專著中的“詞人小傳”裏表現得最為突出，絕大多數小傳不寫詞人師承情況，甚至葉衍蘭和葉恭綽是祖孫關係，都不寫清楚。詞學師承是具體而微的詞學史。研究師承，會發現詞學史是具體的、個別的、細節的，這是曆史的真實。學術研究要還原曆史，重回曆史“現場”。而通行的研究，往往抽去曆史的“細節”，曆史成為觀念的曆史。研究近代詞學師承，可明晰詞學發展的源流，知其來龍去脈，動態地認識詞學史，糾正靜態評價之弊。 常州詞派的師承是近代詞學師承的主線，近代詞學史基本上就是常州詞派師承史。詞學師承可以說是近代詞學流變與發展的主線，詞學家的詞學批評與理論皆與師承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有些沒有多少師承關係的詞學家的觀點也多是對有師承關係的詞學家的觀點的“反撥”。因此，弄清近代詞學師承的情況，便基本上弄清近代詞學的發展演變情況。 從身份關係上看，近代詞學師承有師生間的，屬“學緣”，如譚獻師事周濟，徐珂師事譚獻。又有親人間的，屬“血緣”，詞人家學淵源，也是一種類型的師承。如張琦從兄張惠言學詞，董士錫從舅張惠言兄弟學詞，董士錫子董毅又編《續詞選》，張惠言詞學在親人間傳承。師承又多“業緣”因素，詞家為同僚同行，交往頻繁，經常在一起切磋詞學，前輩影響後輩，上司影響屬下，雖無師生名分，實際上形成師承關係。如同在京師為官的端木埰影響王鵬運，王鵬運又影響朱祖謀、況周頤。還有基於鄉情對鄉昔賢的詞學師承，屬“地緣”，如常州、蘇州兩地曆代詞學長盛不衰。近代詞學師承多學緣、血緣、業緣、地緣等“關係”，這些關係網絡決定了詞學師承的諸多特點。 近代詞家師承關係複雜，有的弟子基本師事一家，更多的是多重師從，或先後師從，或同時師從，有些詞家關係在師友之間。詞學名家往往以一師為主，又重多師，博采眾家之長，故能創新自立。 二 近代詞學由張惠言發其端。張惠言是常州詞派的開山“祖師”，也是近代詞學師承的“祖師”。嘉慶二年（1797），他與弟張琦合編《詞選》，以授金氏子弟，示以詞學門徑。張惠言推尊詞體，倡“意內言外”、“比興寄托”，求微言大義，嚴分正變，以儒家“詩教”論詞，以治經之法解詞，對近代詞學影響巨大深遠。董士錫為張惠言外甥，直接師從舅氏治經學、古文和詩詞，詞學得張氏“真傳”。周濟與董士錫關係最善，常相過從，切磋詞學。董士錫論詞特別推崇周邦彥，譽為詞中杜甫，又標舉王沂孫為詞家四宗之一，對周濟詞論有極大影響。董士錫子董毅又編《續詞選》，增選被《詞選》摒棄的柳永、劉過、吳文英詞，又多選浙派崇尚的張炎詞，彌補了《詞選》的偏頗。《詞選》本在諸生間傳閱，影響有限。張琦《重刻á詞選ñ序》說：“同誌之乞是刻者踵相接，無以應之。” [1] (P797）因此，到道光十年（1830），張琦及諸弟子將《詞選》重新校刻行世，影響始進一步擴大。 宋翔鳳是常州派今文經學家，據其《〈香草詞〉自序》，他弱冠後遊京師，就張惠言受古今文法。他十分推崇張惠言論古人詞，“必縋幽鑿險，求義理之所安”。[1] （P578）他在《洞簫樓詩紀》卷三《論詞絕句》中高度評價張惠言《詞選》解釋溫庭筠詞的方法和意義：“風雅飄零樂府傳，前開太白後金荃。引申自有無窮意，端賴張侯作鄭箋。”他直接師承張惠言以經論詞的文法，將張氏“意內言外”、“比興寄托”詞論發揚光大。 周濟是常州詞派的真正開宗立派者。嘉慶九年（1804），他從張惠言外甥董士錫（字晉卿）學詞。嘉慶十七年（1812），他在《〈詞辨〉序》中說：“晉卿雖師二張，所作實出其上。予遂受法晉卿，已而造詣日以異，論說亦互相短長。” [1]( P781)潘曾瑋《〈周氏詞辨〉序》自稱“向讀張氏《詞選》，喜其於源流正變之故，多深造自得之言。……嚐欲舉張氏一書，以正今之學者之失，而世之人顧弗之好也。”認為周濟《詞辨》“其辨說多主張氏之言”。[1] (P782-783)譚獻《篋中詞·今集》卷三認為周濟撰寫《詞辨》《宋四家詞選》，“推明張氏之旨而廣大之，此道遂與於著作之林，與詩賦文筆同其正變也。”蔣兆蘭《詞說》雲： “茗柯《詞選》，導源風雅，屏去雜流，途軌最正。”“周止庵《宋四家詞選》，議論透辟，步驟井然，洵乎暗室之明燈，迷津之寶筏也。”[4](第五冊P4631)可見，周濟詞論推尊詞體，闡發比興寄托之旨，皆是承張惠言兄弟而來。周濟推衍修正張氏詞論，詞學研究由經學本位，複歸文學本位。朱孝臧《彊村語業》卷三《望江南·雜題我朝諸名家詞集後》評周濟雲：“金針度，《詞辨》止庵精。截斷眾流窮正變，一燈樂苑此長明。推演四家評。”[3](第十冊P8303)服膺其說，高度評價他在詞學史上的地位。 蔣敦複童稚時即與周濟相識。蔣氏後期詞學以承續周濟詞學為己任，《芬陀利室詞話》主張詞“意內言外”及“有厚入無間”。董士錫首創“以無厚入有間”說，周濟繼之，蔣氏則主張“有厚入無間”，要求詞的創作合乎規律地無為無不為，凸顯個性。他又妙解韻律，於詞律多所訂正。 譚獻以常州詞派的後繼者自許。他在《篋中詞·今集》卷三中認為張惠言、張琦兄弟同撰《詞選》，“雖町畦未辟，而奧窔始開”，嘉慶以來詞名家皆從《詞選》出。 “周止庵益窮正變，潘四農（按：潘德輿字四農）又持異論。要之，倚聲之學由二張而始尊”。譚獻在《複堂日記》中明確宣稱：“予欲撰《篋中詞》，以衍張茗柯、周介存之學。”他對周濟推崇備至，說《宋四家詞選》陳義甚高，勝於張氏《詞選》。但他對常州詞派之弊有清醒的認識，說“以常派挽朱、厲、吳、郭（原注：頻伽流寓）佻染餖飣之失，而流為學究。”[4](第四冊P3998-3999)譚獻論詞主張“折中柔厚”，是其“寓溫厚和平之教”的文學觀的體現。《篋中詞》評語中，稱賞張景祁、謝章鋌等反映重大曆史事件的詞作是“蒼涼詞史”，直接繼承周濟“詞史”說，又有所發展。光緒三年（1877），譚獻批點周濟《詞辨》，又選《篋中詞》，以比興為本，大廓周氏門庭。葉恭綽《廣篋中詞》卷二雲：“仲修先生承常州派之緒，力尊詞體，上溯風騷，詞之門庭，緣是益廓，遂開近三十年之風尚。論清詞者，當在不祧之列。”錢仲聯《光宣詞壇點將錄》將譚獻比擬為托塔天王晁蓋，認為他“拓常州派堂廡而廣大之。彊村以前，久執詞壇牛耳”。[4](第三輯P226) 譚獻詞學傳馮煦。馮煦曾協助譚獻參校《篋中詞》，《篋中詞》有馮煦光緒八年序。馮煦論詞主源流正變，標舉“渾成”之旨，與譚獻“柔厚”之論一脈相承。馮煦詞學又傳弟子成肇麐，成氏與馮煦合作，編有《唐五代詞選》二卷，亦傳常州詞派“家法”。馮煦詞學又影響陳廷焯，陳廷焯對碧山詞評價甚高，即是馮氏觀點的發揮。陳廷焯非常看重馮煦在詞學史上的地位，說詞學“複古之功，興於茗柯，必也成於蒿庵乎”！。[5](卷五P114)譚獻詞學複傳弟子徐珂。譚獻曾應徐珂之請，將所錄《詞辨》二卷及《介存齋論詞雜著》一卷加以審訂和評論後刊行，世稱《譚評詞辨》。徐珂將譚獻論詞諸說凡見於文集、日記及《篋中詞》和評《詞辨》者匯輯為《複堂詞話》，於1925年在上海刊行。徐珂著有《清代詞學概論》，係統論述浙派和常州詞派的發展演變，視野宏通，師承譚獻而又不為其論所限。 葉衍蘭父英華，工詞。葉衍蘭又與譚獻為詞友，所著《秋夢庵詞》，曾囑譚獻為之校訂。葉衍蘭在廣州學海堂以詞授諸生，冒廣生、潘飛聲皆為得意弟子，於詞學多有建樹。葉衍蘭孫葉恭綽詞承家學，十五歲時，曾從王以敏學詞。後在上海從朱祖謀遊，朱氏曾選輯清詞，謝世後，葉恭綽承其遺緒，網羅搜討，成《全清詞鈔》，曾請揚鐵夫、饒宗頤襄助之。葉恭綽編有《廣篋中詞》，是承譚獻《篋中詞》而來，亦為譚獻詞學傳人。莊棫與譚獻友善，切磋詞學，世稱“莊譚”。他也是張惠言、周濟詞學的傳人，《á複堂詞ñ序》中以“比興”論詞，特別推崇碧山詞。莊棫是陳廷焯的同鄉，又是陳廷焯的姨表叔，詞學傳陳廷焯。通過莊棫，陳廷焯詞學與譚獻接上關係，因此又成為譚獻詞學傳人。陳氏早年詞學浙派，推崇朱彝尊、厲鶚無以複加。光緒二年（1876），陳廷焯結識莊棫，從此改弦易轍，轉宗常州詞派，以鼓吹張惠言、莊棫、譚獻之論為己誌。著有《白雨齋詞話》，提出“溫厚”、“沉鬱”的詞學思想，強調“溫厚以為體，沉鬱以為用”，發展了常州詞派理論。 蔣兆蘭《á詞說ñ自序》雲：“逮乎晚清，詞家極盛，大抵原本《風》《雅》，謹守止庵‘導源碧山，曆稼軒、夢窗，以還清真之渾化’之說為之。……其間特出之英，主壇坫，廣聲氣，宏獎借，妙裁成，在南則有複堂譚氏，在北則有半塘王氏，其提倡推衍之功，不可沒也”。[4](第五冊P4625) 三 黃蘇約與張惠言同時，選編《蓼園詞選》，論詞“家法”與張惠言頗接近，重比興寄托。黃蘇是況周頤姐夫的曾祖父，同治十一年（1872），況周頤十二歲時，在姐夫家得到《蓼園詞選》，如獲至寶，詞學生涯由此開始。況周頤《á蓼園詞選ñ序》稱該書“蓋餘詞之導師也”。王拯，廣西馬平人，《懺庵詞序》謂詞“其文窈深幽約，善達賢人君子愷惻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論者以庭筠為獨至。”明顯承襲了張惠言《詞選序》中的觀點。王拯論詞，既重“風旨之微”，寄托之意，又講究聲律，以南宋薑夔、吳文英、王沂孫詞為宗。王拯為王鵬運和況周頤的同鄉先賢，對他們的詞學有直接影響。王鵬運於同治九年（1870）鄉試中舉後，即赴京應進士試，落第後滯留京師期間，曾參加以在京廣西籍官員為中心所組成的“覓句堂”文學活動。王拯為“覓句堂”主要成員，是王鵬運的親戚前輩，誘導提攜王鵬運不遺餘力。王鵬運還從其學詞，由此步入詞壇。況周頤《鶯啼序·題王定甫師媭砧課誦圖序》自述雲：“周頤年十二，受知定甫先師”。 端木埰，江寧人，被唐圭璋譽為晚清詞壇的“祖燈”。端木埰詞學有家學淵源，其父酷好白石詞，極嚴詞、曲之辨。他也是王鵬運、況周頤學詞之導師。周濟《宋四家詞選》教人學詞自碧山詞入手。端木埰承周濟詞學，專學碧山詞，其詞集名《碧瀣詞》，即指嗜碧山詞之義，影響王鵬運亦嗜碧山詞。他精選《宋詞賞心錄》以贈王鵬運，指示其學詞門徑。此書後由盧前交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改題《宋詞十九首》，附錄有吳梅、邵瑞彭、陳匪石、唐圭璋等跋語，可見端木埰的影響。王鵬運對端木埰尊奉至極，先生作詞，王氏即見和之。端木埰又指導況周頤作詞，況氏《蕙風詞話》中數次提及端木埰對他的詞學教導。朱祖謀也自稱為端木氏弟子。端木埰論詞承張惠言、周濟一脈，重比興寄托，對王沂孫詠物詞寄托家國之情評價甚高。他曾批注張惠言《詞選》數首，語多精到。他同時又重聲律，對張惠言詞論重意格、輕聲律之弊有所補救，還對張惠言等穿鑿附會解詞提出批評。他最早提出“重、拙、大”理論，由弟子王鵬運、況周頤繼承光大。 王鵬運與同道況周頤為首形成晚清“臨桂詞派”。王氏為晚清四大詞人之冠，與朱祖謀合校《夢窗詞》。他繼承發揚常州派詞論，力尊詞體，論詞倡“重、拙、大”， “純任自然，不加錘煉”，影響甚巨。朱祖謀《á半塘定稿ñ序》謂其詞“導源碧山，複曆稼軒、夢窗，以還清真之渾化，與周止庵氏說契若針芥。”認為王氏詞是周濟詞論的最好體現，也說明王氏詞學承周濟而來。葉恭綽《廣篋中詞》卷二說：王鵬運“於詞學獨探本原，兼窮蘊奧，轉移風會，領袖時流，吾常戲稱為桂派先河，非過論也。彊村翁學詞，實受先生引導，文道希丈之詞，受先生攻錯處，亦正不少。”朱祖謀、況周頤、鄭文焯、文廷式等皆從王氏治詞學。王氏弟子及再傳弟子其眾，詞學理論主導晚清詞壇。況周頤先師事王拯，後又師事端木埰、王鵬運，因此，況氏詞學遙接黃蘇，同時又是王拯、端木埰、王鵬運的詞學傳人。況氏《蕙風詞話》對導師端木埰、王鵬運標舉的“重、拙、大”理論進行了係統的闡發，影響甚巨，趙尊嶽、夏敬觀、蔡楨、唐圭璋、繆鉞、萬雲駿等，皆對“重、拙、大” 做了進一步闡釋。況氏得意弟子有趙尊嶽、劉永濟、陳運彰等，特別是趙尊嶽終生以闡揚況氏詞學為己任，成就斐然。 朱祖謀早歲工詩，初學詞，受親家夏孫桐誘導。光緒二十二年（1896），四十歲時，他在京師又從王鵬運學詞，被王氏強邀入咫村詞社，後遂專力研究詞學。王氏喜獎掖後進，贈朱氏《四印齋所刻詞》十餘家，又約校《夢窗詞》四稿，時指示朱氏詞學源流正變。朱氏繼王氏《四印齋所刻詞》，校刻《彊村叢書》，王氏以“獨步江東”相推許。朱氏四校《夢窗詞》，影響弟子楊鐵夫幾乎用畢生精力作《夢窗詞箋釋》。他晚年又肆力於蘇軾詞，曾將《東坡樂府》編年，影響弟子龍榆生，作《東坡樂府箋》。葉恭綽《廣篋中詞》卷二稱朱氏詞“集清季詞學之大成”，朱氏“或且為詞學之一大結穴，開來啟後”。朱氏被譽為近代詞壇“宗匠”、“一代大師”，弟子甚眾，著名者有吳梅、陳洵、陳匪石、劉永濟、夏承燾、龍榆生、楊鐵夫等。朱氏再傳弟子更多，著名者如吳梅弟子唐圭璋、盧前、任訥、趙萬裏、蔡楨、鄭騫、萬雲駿，龍榆生弟子周泳先、朱居易，劉永濟弟子胡國瑞等。 文廷式為晚清詞“四大家”之一，為陳澧入室弟子。詞涉獵百家，推重常州詞派而又不為所囿。文氏多與王鵬運唱酬，詞受王氏影響。因此，文氏同時為陳澧、王鵬運詞學傳人。文廷式詞學傳弟子夏敬觀。冒廣生家與文廷式家為世交，冒氏詞學亦受文氏影響。梁啟超詞學受之於王鵬運、康有為，又接受鄭文焯的影響，亦屬常州派一係。他曾將張惠言《詞選》、周濟《宋四家詞選》、譚獻《篋中詞》列為國學入門書。其女梁令嫻編《藝蘅館詞選》，也是常州派“家法”。其弟梁啟勳《稼軒詞疏證》即為完成梁啟超遺願而作，梁啟勳又有《詞學》一書，推衍梁啟超詞學思想及治詞方法。鄭文焯為張爾田詞學導師。張爾田父親張上龢曾從蔣春霖學詞，與鄭文焯為詞、畫至交。張爾田少承家學，精於詞，他曾指出鄭文焯《詞源斠律》數條錯誤，鄭大驚曰：“是能傳吾大晟之業者也。”張氏自稱三薰三沐，以鄭氏為本師，其詞作受鄭文焯影響亦大，頗具《冷紅詞》神理。張爾田又多向朱祖謀問學，張爾田詞學又傳給繆鉞。 近代詞壇，常州派興盛，浙派衰微，但仍一脈不斷，仍可見師承統係。如黃燮清儼然朱彝尊詞學在近代的傳人，他繼朱彝尊《詞綜》、王昶《國朝詞綜》之後，取乾嘉以來《詞綜》未及登錄者共五百八十三家詞，成《國朝詞綜續編》二十四卷，選詞宗旨與規式悉依朱、王兩家。張鳴珂少學詞於黃燮清，有《國朝詞續選》一卷、《續七家詞選》等，張景祁亦為黃燮清弟子，譚獻又曾奉張景祁為導師。浙西詞派“家法”代有傳人。 四 近代詞學師承，導師對弟子有直接的影響。有時，甚至是偶然的因素，會改變弟子的詞學宗尚，影響弟子一生。如譚獻早年詞學浙派郭麐，後結識莊棫，《篋中詞·今集》卷五自述“以比興柔厚之旨，相贈處者二十年”。自覺接受張惠言、周濟詞學，遂厭郭麐詞之“薄”、“滑”，成為張、周詞學的傳人。朱祖謀早年學詩，四十歲時才從王鵬運學詞，從此詞學成為他終生的事業，他也成為一代詞學宗師。 導師會影響弟子的治詞路徑。王鵬運、朱祖謀深精詞律，守律綦嚴，朱氏更被譽為“律博士”。徐珂《近詞叢話》引況周頤自述作詞嚴守聲律，受王、朱二氏影響，“其得力於漚尹與得力於半塘同。”[4](第五冊P4228)查猛濟《劉子庚先生的“詞學”》中即將朱祖謀、況周頤推為近代詞學“兩派”中“主張側重音律方麵”一派的代表。[6](第1卷第3號)鄭文焯受王鵬運影響，精於聲律，著有《詞源斠律》、《詞韻訂律》等。鄭氏弟子蔡楨（嵩雲）又著有《詞源疏證》，承繼導師《詞源斠律》之緒。導師詞學偏嗜對弟子也有極大影響。近代詞家對王沂孫詞的推崇，可明顯看出師承線索。董士錫推崇碧山詞，周濟承之，以碧山詞為學詞必由之徑。端木埰承周濟之論，篤好碧山詞，又影響王鵬運。王鵬運又影響朱祖謀、陳洵，陳洵又影響詹安泰。馮煦為周濟再傳弟子，亦嗜碧山詞，又影響陳廷焯，陳氏對王沂孫詞評價最高，比擬杜甫。近代詞壇 “夢窗熱”長期盛行，最能體現詞學師承的影響力。 導師鼓勵獎掖弟子，對造就詞學人才，承續詞學傳統，起到積極作用。楊鐵夫從朱祖謀學夢窗詞，朱氏勉以多讀，並嚴格督教。楊氏承朱氏之教，作《夢窗詞箋釋》，破張炎“七寶樓台”之說，有功詞學，亦朱氏所賜。夏承燾問學於朱祖謀，朱氏虛懷若穀，樂與論詞。朱氏作《夢窗詞集小箋》，夏氏繼撰補箋，朱氏大喜，相約繼續整理，獲得更多資料。夏氏曾有論辛詞絕句，朱氏謂何不多為之。後夏氏寫了大量《論詞絕句》，並結集出版，與朱氏啟發、讚賞、鼓勵是分不開的。 重視師說，傳播師說，弟子及再傳弟子所起作用極大。如徐珂將導師譚獻散見於各書及日記中的論詞之語輯成一書，定名為《複堂詞話》， 1925年始付梓行世。此時譚獻謝世已25年。弟子在“放大”導師的詞學思想，擴大其影響方麵，功不可沒。詞學師承，首先應該充分肯定導師對弟子的影響。木有本，水有源，弟子應知本知源，牢記導師的惠賜。但這隻是一方麵，學術傳承，是前人影響後人，但後人的批判性、創造性接受尤為重要。因此，應同時充分肯定弟子在繼承、傳播和發展師說上的作用。特別是詞學大家，更不會墨守師說，而是在師說基礎上勇於創新。還應肯定弟子反過來對導師的影響，如龍榆生對晚年朱祖謀詞學影響即較大。 近代詞家忠於學術，師生間開展理性的學術批評，不以情廢理。導師可批評弟子，如在《複堂詞話》中，譚獻批評馮煦詞“時有累句，能入而不能出。此病當救以虛渾”。[4](第四冊P4000)弟子也客觀指出導師的不足，而不是為尊者諱。如吳梅匯校《夢窗詞》時，對於其師朱祖謀的觀點擇善而成，不足則辨析之，並不盲從。這種既不廢“師道”，又忠於學術理性的精神，是值得稱道的。 中國傳統文化有強烈的“正統”意識，詞學亦講究“詞統”，明末陳子龍即以接續“詞統”自命。近代詞學師承，爭“正統”的意識更為明顯，講源流，嚴正變，求正軌，重家法，一脈相連，統係不斷，推動了詞學有序地繁榮發展，也因此產生一些流弊。 與古代詞學師承相比，近代詞學師承出現一些新特點。一是詞家多名高位尊者，如端木埰、王鵬運、況周頤、朱祖謀等，他們推尊詞體，視作詞、治詞為高尚的事業，詞學也成為學術的重要組成部分。二是近代大都市中特別是上海，聚集著一大批詞家，他們交遊唱和或結社雅集，形成類似西方的文藝沙龍。詞社中師生關係相對淡化，更多相互影響，傳統單向度的師承模式出現了新變化。三是近代西式學堂、大學興起，出現新的教學模式，學術視野更加開闊，師承始由封閉走向開放。四是近代交通發達，詞家交遊、師生聯係方便，學術觀點的交鋒更加頻繁，詞學師承的作用大大提升。五是近代西方先進傳播媒介報刊以及平裝書的流行，使得信息傳播更加便捷，詞學師承影響更加廣泛。 近代詞學師承有積極的意義。師生間切磋琢磨，教學相長，同聲相求，擴大影響。恪守“家法”，有“片麵的深刻”，對延續詞學傳統有積極貢獻。文化傳承是一脈相連的，恪守師說，延續了傳統，使文化發展不致斷裂，其正麵價值在“事過境遷”後尤其顯現出來。創新是繼承傳統基礎上的創新，而不是推倒一切，完全另起爐灶。師承中也有消極的一麵。近代詞總體上創新不夠，影響有限，主要是師承中過重“家法”，取徑狹窄造成的。近代詞學觀偏於保守，缺乏“新”、“變”色彩，缺乏近代學術新質。西方學術思想的大量引進和廣泛影響，詞學中卻極少體現。這種天生的不足，影響了詞學的創新發展，詞學家對整個近代學術思想的貢獻是有限的。 近代詞學師承，最重“師道”，導師傳道、授業、解惑，做“經師”，更做“人師”，不僅僅傳授學業，更在人格風範上影響弟子。弟子尊師敬業，充分尊重導師的人格和學術成果，師生皆恪守“師道”。從導師一麵看，無私幫助和大力提攜弟子，有度量，容忍弟子超越自己。從弟子一麵看，謙虛向導師學習，不狂妄自滿，在繼承師說基礎上大膽創新。近代詞學師承中所體現的“師道”，對當下學者人格建設，對純潔學術，極有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