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這麽個人 2

（王半塘劄記之三）



1893年，王半塘升官了。他新任的這個官名叫“江西道監察禦史”。清製，“監察禦史”官階是三品。這次的升官，在王半塘而言多少有點喜出望外。因為他在侍讀學士這個官階上已經熬了八年。八年時光裏，他除了在內閣做了些瑣碎的事務性的工作外，其餘的時間，似乎都用在校刻詞集上了。所以，1893年的這次升官，為他一生中第一次政治生命的綻放提供了必要的條件。他升任的這個官，是一種言官。這意味著，他在朝廷中從此就具有了奏議言事、直達天聽的資格，在政治上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了。王半塘在這個任上共呆了七年——1893年升任，1901年去職——這個時間段很重要，因為恰好在期間發生了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和庚子國變三件大事，正是中國近代史最憂患、最動蕩、也最絕望的一個時期。在一個大事迭出的時候升任言官，自然是有言可發。而半塘這個人，看起來還真是個不能已於言的人。

文人談政治、軍事，往往容易主觀迂闊。這在亂世尤其明顯。光緒皇帝對此似乎有很深的感受。這種感受的流露，是到了庚子（1900）年，朝中在討論是否要對洋人宣戰的時候，他表示出來的。當時載漪、載濂都順著西太後的心思，力主宣戰。光緒說了一句話：“士夫喜談兵，朝鮮一役，朝議爭主戰，卒至大挫。——所謂“朝鮮一役”，指的就是甲午年出兵平息東學黨起義的事。那時隻有李鴻章主張把兵力擺在鴨綠江一線，不要輕易卷入朝鮮。但是，朝中主戰的聲音太強，結果草率出兵，正中了日本人的圈套，釀成了甲午年中日之間的全麵對決。可見甲午年的紛紜朝議，在光緒帝心裏烙下了多麽深的印象。而王半塘在朝議上的大顯身手，正是始於甲午年。

王半塘的“議政”信息，主要保存在他的奏稿中。現存的半塘奏稿和附片（附片就是夾在奏稿中的小紙條，表達附帶著說點別的事兒的內容）有五十多封。通常論者談到這些奏議，多喜歡搬出“三爭和議奏”、“三劾李鴻章奏”和開辦京師大學堂之奏什麽的來做發揮。這固然也是能代表半塘的政治立場的。但是，在我看來，半塘還有一些奏稿其實更有意思。舉個例子吧，——甲午戰爭時期，戰事的風聲一日緊似一日，朝臣們都在議論紛紛。半塘的心也被這些風聲揪著，情緒焦躁，以致這一年他隻寫了寥寥四首詞。在戰爭打得最吃緊的時候，他給皇上出過三個主意。第一個主意，是他在《請直搗倭巢藉抒寇患折》中提出的。這個奏折中說了些什麽呢？他說：可以派南洋水師的一隊艦船，開到東京去，直接占領日本國的首都（用他的原話說，是所謂“樓船飛渡，入其國都”），這樣，日本軍隊就不戰而自潰了。——這實在有點想當然。這個主意並不完全是半塘自己想出來的，在甲午戰爭之初，劉永福就提出過率所部直襲日本這個意思。但同樣的戰策，劉永福提出來跟王半塘提出來，內在感覺是不太一樣的。劉永福是天地會悍寇出身，從來就有遊擊習氣，小算多捷，大算則未必佳。有意思的是，王半塘認認真真地把這主意向皇上提出來了。他的建議，是調動南洋水師，浩浩蕩蕩地征伐日本。我們隻要考慮一下當時基本的曆史條件，就能知道半塘這主意簡直有點異想天開。甲午（1894）這年，南洋水師是張之洞署理的。這個水師的主力，早在1884年就遭到了重創，沒有多少戰鬥力可言了。甲午年間，南洋水師的力量也就隻夠在近海巡巡航罷了。若論勞師襲遠，幾無可談。其實類似的主張，後來寫過《東方兵事紀略》的那個姚錫光也直接跟李鴻章提出過。姚錫光倒沒有半塘那種“直搗黃龍”般的氣概，他隻是主張派艦船到日本長崎那些邊緣的島嶼去滋擾滋擾，以牽製敵人。這顯得比半塘要現實一些。

在王半塘這個奏折裏麵，還有一紙附片，叫做《請電令雲南兵將北上片》，又在裏麵出了第二個主意。這個主意的大致內容是說：滇軍往年跟法國人作戰據說打得不錯，如果把滇軍調到北京來禦寇，估計比較有勝算的把握。但是這裏麵有個問題，——雲南離北京太遠，時間上怕是趕不過來。於是王半塘掐指算了一算，說：晝夜星馳的話，兩個多月就夠了。這個主意稍微想想就知道它很天真。他隻是考慮到了兩個多月的路程，但是兩個多月後呢？趕到北京的滇軍其實是一支疲憊之師，不可能立即投入戰鬥，即便勉強投入，勝算也微乎其微。況且戰事火急、瞬息萬變，豈能以兩個多月來做預算的？從後來戰事發展情況看，兩個多月後，遼東半島已經被日軍攻克了。又兩個月後，日軍主要進攻的是膠東半島，並徹底消滅了北洋水師。如果滇軍趕來的話，大概可以在膠東半島跟日本人戰上一戰。但這裏麵還是有一個致命的問題：滇軍是南方人，而打膠東的時間是什麽時候呢？——是1895年的正月左右，也就是北方天寒地凍的時候。我估計，滇軍就算真的趕來了，這時候作戰，也會因為氣候不適應而輸得很慘。所以我認為，半塘這兩個主意可以說都是餿主意。

與之相比，姚錫光倒是眼光看得比較遠的。姚錫光《上李鴻章說帖》中的最後一條說：“日人性情囂動，宜持久以老其師……”這實際上是提出了一種避其銳氣、長期堅持的持久戰的思路。這種思路，倒是一些外國人能明白其中的道理。當時曾經做過水師教習的琅威理就致書李鴻章說過：“中國言戰可百年不匱，若倭人戰不十年必亡滅矣。”這談的也是一個持久對抗的條件比較問題。但是清末的主政者，仿佛已經形成了一種短視的習慣，一切作為，基本上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行事風格，看起來很忙，疲於奔命似的，但是實際效果卻很差。

王半塘給皇上出的第三個主意跟這種風格的影響有關。甲午年秋末，他呈上了一份《請拆除山海關一段鐵路以防倭人搶占使用折》。在這個奏折裏，他提出把山海關那一小段鐵路的路軌拆掉，再把那古老的關城重新修築起來。理由是，留著那鐵路，萬一被日本人搶去了，搭上火車就可以長驅直入，威逼京畿。——這種思路很好玩，它顯示的是一種防堵的心態。清末這種國防心態，有點像後來井岡山時期“共產國際派”所代表的那種“左傾冒險主義”，從來不去考慮怎麽樣誘敵深入，然後各各殲滅，而是一根筋地盤算著所謂“禦敵於國門之外”。有意思的是，王半塘在這篇奏折裏，讓我們看到了他的某種婆婆媽媽的風格。奏折的後半部分，他有點不厭其煩地談論如何在拆除鐵路後用馬車來保證貨物運輸的問題。諸如從拆毀鐵路的這一頭，把貨物裝上馬車，拉到那一頭，再裝上火車什麽的。並且喜形於色地說，這對火車沒多少妨礙，而關隘又有了防務保障，真是一舉兩得的買賣……多少有點土財主的感覺。這實在叫人哭笑不得，細想也是個餿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