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鼓動了公車上書'

這個“桂林仔”是我國近代有名的作家，
傷國忱時，發而為詞，作品造詣極深，
被譽為“清季詞壇大師”。
是他鼓動了“公車上書”

　






說起桂林的曆史文化名人，總要提到榕、杉湖，榕、杉湖是桂林城中央一個秀麗的湖泊。因湖岸生長有榕樹,杉樹而得名。自清代始，富紳名士紛紛於湖岸邊結廬而居，文人墨客也愛於湖畔吟詩作賦，一時間這裏幾乎成為“名人湖"。

　　晚清四大詞人之一的王鵬運祖居西園原來就建於榕湖南畔，即現榕杉湖廣場處。那是一座私家園林。人稱“杉湖別墅”。王鵬運為官後，非常懷念在桂林的故居及童年生活，在《百字令》一詞中寫道：“杉湖深處，有小樓一角，麵山臨水。記得兒時嬉戲慣，長日敲針垂餌。”

　　現其遺址上建有邀約台，邀約台上塑有王鵬運銅像，人物造型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王鵬運生於1849年，字幼霞，一字佑霞，中年自號半塘老人，又號鶩翁。他9歲時隨父親離開桂林，22歲時回桂林參加鄉試，中了舉人，但後來考了7次進士都未及第。24歲時補授內閣中書，後曆任侍讀、江西道禦史，遷禮科掌印給事中等職務。

　　在清末政治風雲變幻之際，他是主戰派和改良派，寄希望於政治改革, 推崇維新派變法、爭取變法強國。積極參加強學會、保國會活動。

　　“公車上書”是我國知識分子最早舉行的愛國民主運動。公元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的春天，康有為發動上京趕考的舉人聯名上書朝廷，要求光緒皇帝拒簽《馬關條約》。上千名舉人聚集奔向都察院“公車上書”，揭開了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序幕。鼓動著名的“公車上書”的，正是當朝大臣王鵬運。是他把李鴻章簽訂賣國的《馬關條約》消息通給康有為，從而引發愛國知識分子向皇室抗議示威的。

　　他剛直不阿、直言敢諫。一生奏議等身。光緒二十二年（1896）,曾上疏直奏,反對慈禧興建頤和園, 請辦京師大學堂等，聲震朝廷內外。他還彈劾過上至各親王下至翁同和等要臣，康有為在受到光緒帝賞識之前所作奏折，也是由他代為上呈的。戊戌變法失敗後,他險遭殺身之禍。後棄職南下,講學於上海南洋公學,晚年遊曆開封、南京、揚州等地,1904年病逝於蘇州兩廣會館， 享年55歲，歸葬於桂林東郊唐家墳地。

開清季詞壇諸家之盛

　　真正造就王鵬運功名的，除了赫赫的政績外，更為後人看重的是他對詞壇所作出的貢獻。

　　王鵬運自幼喜愛詩詞,進京後,參加以廣西籍官吏為中堅的“覓句堂”,致力於詞的創作和詞學研究,提出“重、大、拙”的詞學理論，曾匯刻《花間集》以迄宋元諸家詞為《四印齋所刻詞》，校勘精審。詞家有校勘之學，自此始。平生詞作甚多,有《袖墨詞》、《蟲秋詞》、《味犁集》、《鶩翁詞》、《蜩知集》、《校夢龕詞》、《庚子秋詞》、《春蟄吟》、《南潛集》等，後刪定為《半塘定稿》2卷，《剩稿》1卷行世。

　　清代詞壇最負盛名的是王鵬運、況周頤、朱祖謀、鄭焯這四人，其中王鵬運和況周頤都是廣西臨桂人。二人共創了“臨桂詞派”。清季四家中，王鵬運年歲最長，為詞亦早，有領導風氣的作用。事實上，況周頤、朱祖謀、鄭焯三人都受到王鵬運詞的潛移默化，足見王鵬運在晚清詞壇不可匹及的領袖地位，王鵬運位居晚清四大詞人之首，他的詞作自然影響了許多後世的詞家，故被稱為清代第一大詞人。

　　王鵬運初入詞壇的引導者，就是常州詞派的王拯。王拯是王鵬運的前輩親戚，對古文、詩、詞都有專長，王鵬運就是在他不遺餘力的教導下，漸入詞壇終至名家的。

　　難怪乎朱祖謀會在《半塘定稿序》中評說王鵬運：“君詞導源於碧山，複曆稼軒、夢窗，以還清真之渾化。”王鵬運與朱祖謀之間的關係處於師友之間，朱祖謀既是王鵬運一生的好友，在詞創作方麵又對王鵬運有所師從。正因如此，朱祖謀對王鵬運其人、其事、其詞可謂知根知底。龍榆生認為王鵬運：“其詞承常州派之餘緒而光大之，以開清季諸家之盛。”

　　作為“開清季諸家之盛”的詞壇大師，王鵬運對同時及後輩的許多詞家都有深遠影響。王鵬運一生致力於詞創作，所交遊的也大多是詞人，如端木埰、鄭文焯、文廷式、況周頤等。其中除了端木埰年長居前輩外，其餘的都是同時代或後輩詞人。在相互的唱酬交往中，王鵬運深刻地影響了後進者，當時與他交往的很多詞人都是認他為師的。

“宋詞”到“清詞”的傳承者

　　在南宋詞壇和晚清詞壇的傳承中，王鵬運是承上啟下的過渡者。他上承南宋諸賢的所長，下啟晚清詞壇的繁盛，促成了晚清詞壇對南宋詞風的繼承和發揚。

　　王鵬運最欣賞的是南宋詞人王沂孫的作品，認為他的詞追步於薑夔的詞風，在詠物之餘也寄托了深刻的憂國憂民的思想。而王沂孫的詞多是些抒懷身世、感歎興亡的“心血之作”。《袖墨集》是王鵬運的第一本個人詞集，所收錄的詞作是他的初期作品。官居內閣的時候，王鵬運與同時當官的好友端木埰、許玉琢、況周頤經常舉行“文酒之會”，把合刊所作的詞結集為《薇省同聲集》，王鵬運同時將《薇省同聲集》裏麵自己的作品另行刊集成《袖墨集》。在《與馮恩江書》一詞中，王鵬運稱自己“深慚紅友（萬樹）之持律，有愧碧山之門風。”“碧山”就是王沂孫的號，表明了王鵬運在詞創作方麵學習的是王沂孫，並且將自己也歸入了“碧山”門下。

　　從《齊天樂·賦秋光》一詞，我們可以看出王鵬運對王沂孫詠物詞的學習跡象：“新霜一夜秋魂醒，涼痕沁人如醉。葉染輕黃，林凋暗綠，野色猶堪描繪。危樓倦倚，對一抹殘陽，冷翻鴉背。棖觸愁心，暮煙明滅斷霞尾。遙山青到甚處，淡雲低蘸影，都化秋水。蟹斷燈疏，雁訂月小，滴盡鮫人清淚。孤檠破蕊，算夜來秋窗，尚饒滋味。夢落江湖，曙光搖萬葦。”

　　在這首詞中，王鵬運句句寫景，而又句句將自己的孤苦愁緒表露得一清二楚。

　　他還有一首《秋宵吟》，它雖然是唱和的產物，但也是一首詠物抒懷的佳作：“冷雲低，敗葉萎。又到秋光婪尾。東園畔，記醉綠酬紅，餞春曾幾。思纏綿，意旖旎，撩亂愁絲難理。西風悄，又霧雨冥迷，釀寒如此。賴有黃花，共晚節、傲霜未已。故人書斷，海客談空，何物令公喜。安得滄江裏。一葉淩波，深入萬葦。訴空明、弄笛船唇，歌闕明月正在水。”

　　其中的一個“賴”字，使情感盡出——傲霜的菊花給了風雨淒迷中的詞人精神上極大的安慰。而詞尾的“歌闕明月正在水”，又頗有一種悄然而來的看透人生滄桑的平和安靜之感，又比單純的家國之思多了一份自我消遣、歸於心靈安寧的曠世情懷，這也是十分難得的。

　　他的《探春慢》，也寫得情景交融，在寫景中處處不忘寄情：“柳擘綿輕，鶯拋梭密，九十韶光荏苒。飛蓋清遊，題襟雅集，幾度西園文宴。多少平生意，隻贏得、衣塵頻浣。也知不為閑愁，酒杯莫問深淺。又是蜂癡蝶倦，漫料理吟箋，四愁三怨。花好春深，春濃人老，閑裏枉將春戀。待向東君訴，奈遮卻、流雲一片。縱有並刀，無憀愁緒難剪。”其中的“多少平生意，隻贏得、衣塵頻浣”的身世哀歎和“待向東君訴，奈遮卻、流雲一片”的國事憂愁，抒發得十分真切，表明了為家國憂愁的心緒時時縈懷，深沉如故。

　　王鵬運的詞對景物細致的描摹，往往選取最突出特點進行傳神刻畫，在景物描寫中滲透情感的抒發，他不為狀景而狀景，而是深有寄托，使得“景語”出“情語”，深受人們喜愛。

　　從向南宋詞人王沂孫的詞作學習開始，王鵬運一生又虛心向多位名家學習，汲取各家所長，最終塑造了自己多重的詞體風格，使自己成為一代詞家大師。他集各家之大成，從而使自己成晚清詞壇的領袖人物。他位居四大詞人之首，對晚清詞人都有影響，推動了晚清詞壇的發展，開創了一派繁盛的局麵。

愛國憂民洋溢字裏行間

　　王鵬運空有一腔愛國熱情和對敵憤慨，雖身為國家臣子卻報國無門，家國之憂和憤慨鬱積於胸，一旦爆發就好像火山岩漿，自成奔放豪邁之音。

　　王鵬運的《味梨集》《鶩翁集》《庚子秋詞》等詞集中，都充滿憂國憂民、悲涼雄壯的情感。從背景來看，這三本詞集分別作於1893至1900年間，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戰、1897年的膠州灣被德強占、1900年的八國聯軍占領北京，接連的“家國之辱”使得國家到了興敗存亡之際，麵對著外敵的入侵，而自己的朝廷弱小得可憐，不僅無法自保，而且禦敵無路。

　　正像他在《味梨集》序中所說：“……今年（甲午）……三、四月之交，憂憤所觸，間為長歌以自抒寫，而同人唱酬投贈之作，其來紛如，吟興逾不可遏，幾成日課。然不審律，不琢句，期於盡意而止……嗟呼，當沉頓幽憂之際，不得已而托之倚聲……”又說“梨之為味也外甜而心酸，此則區區名集之意雲。”這就是“味梨”的由來：寄托沉頓幽憂，寓含心酸。當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由於王鵬運居住處較為偏僻，受到的騷擾還比較少，朱祖謀和劉福姚都跑到他那裏避難。《庚子秋詞》就是在那樣坐圍危城的情況下完成的，詞中所流露的心緒正如《庚子秋詞》序中所說的一樣：“……秋夜漸長，哀蛩四泣，深巷犬聲如豹，獰惡駭人。商音怒號，砭心刺骨，淚涔涔下矣。”憂心國事的沉痛心情，令人心慟。

　　他的《蟲秋集》裏有一首《念奴嬌》寫得極為雄壯：“登臨縱目，對川原繡錯，如接襟袖。指點十三陵樹影，天壽低迷如阜。一霎滄桑，四山風雨，王氣銷沉久。濤生金粟，老鬆疑作龍吼。惟有沙草微茫，白狼終古，滾滾邊牆走。野老也知人世換，尚說山靈嗬守。平楚蒼涼，亂雲合遝，欲酹無多酒。出山回望，夕陽猶戀高岫。”這首詞明為憑吊明廷的興亡，實際上卻是傷心清廷的國事不堪。“指點十三陵樹影，天壽低迷如阜。一霎滄桑，四山風雨，王氣銷沉久。”說的是明朝政權搖搖欲墜的一段曆史，指的卻是清朝處於水深火熱的現實情況。詞人知道如此的王朝存日已無多了，因而深為痛心，發出哀歎——“出山回望，夕陽猶戀高岫”為無可奈何的挽詞作結。這首詞悲壯蒼涼、慷慨激昂，有著雄壯的氣魄和浩大的氣勢。

甲午中日戰爭時，侍禦史安維峻上疏彈劾李鴻章，語涉對慈禧的微諷，被革職發往軍台。王鵬運寫下悲慨雄渾的《滿江紅·送安曉峰侍禦謫戍軍台》送友人：“荷到長戈，已禦盡、九關魑魅。尚記得、悲歌請劍，更闌相視。慘淡烽煙邊塞月，磋蛇冰雪孤臣淚。算名成、終竟負初心，如何是？天難問。憂無已。真禦史，奇男子。隻我懷抑塞，愧君欲死。寵辱自關天下計，榮枯休論人間世。願無忘，珍惜百年身，君行矣。”詞中回憶他們清流議政的豪慨，對安維峻救國“初心”落空無限惋歎，麵對“天難問，猶無已”的形勢，大膽讚譽安敢斥重臣，觸逆麟，“真禦史，奇男子”。“寵辱”二句尤見以國事為重的高尚品格。自然要比南宋辛棄疾詞中壯誌未酬的苦悶略勝一籌。

他的《驀山溪》一詞，更是達到了含蓄蘊藉的境界：“西園花委，狼藉疑無路。已是綠成蔭，更驚人、鵑聲處處。疏簾窣地，流影不禁風，無一語，空延佇，春又今年去。新弦舊曲，贏得青衫雨。曆落古今情，盡消磨、盲翁村鼓。高歌酹月，淒斷倚闌心，深懷舉，孤光注，愁入雲千縷。”這首詞作於戊戌變法前後，戊戌變法受到以慈禧為首的頑固保守派的反對和千方百計的阻撓，王鵬運作為愛國的政治家，對變法的前途憂心忡忡，但又不能直言表露自己的思想情感，隻好借助直接的描景抒情來創造“言近旨遠”的境界，含蓄地表達出自己真實的情感。落花滿徑、鵑聲啼哭，疏簾風寒、新弦舊曲、危闌孤光、愁雲千縷……多麽蒼涼淒冷的意境，浸潤著一種悲涼傷感的情感，整首詞景與情渾然一體，深沉地展露出詞人苦悶的心境。同時，“曆落古今情”，“盲翁村鼓”，又引申出深刻的曆史寓意，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