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塘老人與京師大學堂

               京師大學堂開辦　（轉帖）　

　　

        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

京師大學堂創辦於一八九八年，是戊戌維新運動的產物，也是十九世紀中葉開始的中學與西學、科舉與學校長期鬥爭的產物。

《馬關條約》簽訂後不久，一八九五年六月，順天府尹胡■棻就上書清廷，請裁改書院，開設學堂。他指出：“泰西各邦，人材輩出，其大本大源，全在廣設學堂，……以故國無棄民，地無廢材，富強之基，由斯而立”；而中國的書院、義塾，卻仍在學習那些無用處的八股，“人材消耗，實由於此”。因此，他建議清廷命令各省督撫，“務必破除成見，設法變更，棄章句小儒之習，求經濟匡世之材。應先舉省會書院，歸並裁改，創立各項學堂”。同時，又提議將已經翻譯的各種西學書籍，刊印頒發，並延請外國學者和研究西學多年有成就的中國人，擔任教師。“數年以後，民智漸開，然後由省而府而縣，遞為推廣，將大小書院，一律改為開設各項學堂”。他還提出興辦學堂，“不必盡由官設，民間紳富，亦可集資舉辦，但國家設大書院以考取之”。

　　這年八月，康有為、梁啟超等在北京組織“強學會”，購置圖書，收藏報刊，供群眾閱覽，並經常開會講演，討論學術，批評時政，宣傳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和近代科學知識，鼓吹學習西方，變法維新。

　　一八九六年六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給清廷的《請推廣學校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議設立“京師大學”。他建議“自京師以及各省、府、州、縣皆設學堂”。“京師大學選舉、貢、生、監三十歲以下者入學，其京官願學者聽之，學中課程一如省學，惟益加專精，各執一門，不遷其業，以三年為期”，畢業後，“予以出身，一如常官”。在提到創辦京師大學的經費問題時，他認為：“京師為首善之區，不宜因陋就簡，示天下以樸，似當酌動帑藏，以崇體製，每歲得十餘萬，規模已可大成。中國之大豈以此十餘萬為貧富哉。”此外，他還提出設藏書樓，創儀器院，開譯書局，廣立報館，選派遊曆等五項建議。他滿有信心地說，如果采納了這些建議，“自十年以後，賢俊盈廷，不可勝用矣。以修內政，何政不舉，以雪舊恥，何恥不除”。李端棻這個奏折，據說出於梁啟超的手筆，當時流傳甚廣，影響頗大。光緒帝遂將此折交總理衙門議複。總理衙門複奏說：“京師建立大學堂一節，係為擴充官書局起見，請飭下管理書局大臣，察度情形，妥籌辦理。”管理書局大臣孫家鼐即向清廷奏陳了關於開辦京師大學堂的六條意見。這些意見雖然都得到光緒帝讚同，但頑固派卻以經費困難等為由，主張“緩辦”。於是，建立大學堂的事就被擱置了。

一八九八年初，隨著變法維新運動日益發展，康有為在《應詔統籌全局折》中再次提“自京師立大學，各省立高等中學，府縣立中小學及專門學”，並建議於內廷設“學校局”專管此事。

一九九八年正月，禦史王鵬運（半塘老人）向朝廷呈上了《請開辦京師大學堂折》。光緒諭旨朱批道：‘‘禦史王鵬運，奏請開辦京師大學堂語。京師大學堂，迭經臣工奏請，準其建立，現在亟須開辦，其詳細章程，著軍機大臣，會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妥籌具奏。”而總理衙門卻以“事屬創造，籌劃匪易”為借口，遲遲不動。

　　六月十一日，光緒下《明定國是詔》，正式宣布變法。詔書中強調：“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但頑固派仍然繼續敷衍拖延，不予執行。康有為十分焦急，上奏光緒帝說：“京師議立大學數年矣，宜督促早成之，以建首善觀萬國。夫養人材猶種樹也，築室可不月而就，種樹非數年不蔭，今變法百事可急就，而興學養才，不可以一日致也，故臣請立學亟亟也。”光緒乃於六月十六日再次發出上諭，嚴令軍機處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迅速覆奏，毋稍遲延”。這樣，軍機大臣和總理衙門才不得不把梁啟超請來，代他們起草了一份京師大學堂章程。這個章程“略取日本學規，參以本國情形”，共分八章五十四節，辦學方針兩條：“一曰中西並用，觀其會通，無得偏廢；二曰以西文為學堂之一門，不以西文為學堂之全體。以西文為西學發凡，不以西文為西學究竟。”還提出：“本學堂以事實求是為主，固不得如各省書院之虛應故事，亦非如前者學堂之僅襲皮毛。所定功課必當嚴密切實，乃能收效。”根據這些方針設置的課程，分普通學科和專門學科兩類，學生分為頭班、二班兩班，入學後，先編入二班學普通學各科。普通學科學完後升入頭班，學專門學科。另設師範齋，並附設中小學。章程還規定大學堂設管學大臣一員，統率全學；設總教習一員，總管教學工作。並規定“各省學堂皆歸大學堂統轄”。這樣，京師大學堂不僅是全國最高學府，而且是全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這個章程是北京大學的第一個辦學章程，也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最早的學製綱要。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上奏京師大學堂章程時，提出“寬籌經費”、“宏建校舍”、“慎選管學大臣”、“簡派總教習”等項建議。一八九八年七月四日，光緒帝正式下令，批準設立京師大學堂。命令中說：“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必須規模宏遠，始足以隆觀聽而育人材。”同時，命孫家鼐為管理大學堂事務大臣。還決定將原設官書局和新設譯書局均並入大學堂，由管學大臣督率辦理。

　　京師大學堂的第一任管學大臣孫家鼐，字燮臣，安徽壽州人。曾為光緒帝的老師，接近帝黨。甲午戰爭後，他開始閱讀時務書，傾向變法，但同頑固派也有聯係，思想上與維新派仍有分歧。他對康有為著作中有關孔子“改製”、“稱王”的內容很不以為然，曾奏請清廷予以刪除。

　　孫家鼐對總理衙門起草的章程不甚滿意，他受命為管學大臣後不久，即向光緒帝提出了籌辦大學堂的具體計劃，主要內容有：一、為舉人、進士出身之京官，設立仁學院。二、精簡學科門類，專門學內取消兵學一門。三、編譯局主要編譯西學各書，舊有書不得任意刪節。四、總教習可設二人，分管中學和西學。

　　經孫家鼐推薦，清廷任命許景澄為中學總教習，丁韙良為西學總教習。孫家鼐原推薦刑部主事張元濟為大學堂總辦。因張竭力推辭，改黃紹箕任總辦。黃不久也調職，餘誠格繼任總辦，朱祖謀、李家駒為提調，劉可毅、駱成驤等為教習。

　　經費問題，當時擬定大學堂開辦經費為三十五萬兩，常年用款為二十萬零六百三十兩。戶部指定以華俄道勝銀行的中國政府存款的利息支付，不敷之數由戶部補足。

　　校舍問題，光緒帝派慶親王奕劻、禮部尚書許應騤”負責建造工程事務。因開學在即，新建校舍來不及，先撥地安門內馬神屆和嘉公主舊第為臨時校舍，並略加擴充，由總管內務府大臣負責修繕。共計修原房三百四十餘間，新建一百三十餘間。此即以後的北大二院。

　　正當京師大學堂積極籌辦的時候，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一日，頑固派突然發動政變。西太後以“訓政”名義重掌政權，光緒被囚禁，康有為和梁啟超逃亡國外，譚嗣同等六人被殺。政變後，維新派的改革措施幾乎全被廢除，唯京師大學堂“以萌芽早，得不廢”，命孫家鼐繼續負責籌辦。一九○○年春，孫家鼐為反對西太後陰謀廢黜光緒帝位，憤而辭職，由許景澄暫代管學大臣職務。這時候政府因國庫空虛，財政日絀，連少得可憐的教育經費也一再壓縮。京師大學堂常年經費較原定數減少了六、七萬兩，已經領到但尚未動用的開辦費二十餘萬兩，也由戶部全部收回。

　　一九○○年夏，義和團進入北京。京師大學堂“住堂學生均告假四散”。道勝銀行也被毀壞，大學堂無處支銀，經費沒有著落，許景澄便奏請暫行裁撤大學堂。八月三日，西太後下令停辦大學堂。不久，許景澄因反對利用義和團攻打洋人的政策，被西太後處死。八月十四日，八國聯軍侵占了北京。京師大學堂校舍先後被俄、德侵略軍盤據，房屋、圖書和儀器設備等大部被毀。這是京師大學堂第一次直接遭受帝國主義的摧殘。

　　一八九八年至一九○○年的京師大學堂，後來被稱為“戊戌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