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鶩者。。。
其鳴無聲，其飛不能高遠，日沉浮於鷗鷺之間，而默以自容。
正文
清季四大詞人詞學交往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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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孫維城
【內容提要】
本文述論清季四大詞人即桂派的詞學交往。這一交往的前期，他們居身在京都，這是桂派的形成時期。交往的中期，這些詞人居身在江浙一帶，這是桂派的發展時期。交往的後期已進入民國，這是桂派的總結時期。朱氏完成了《彊村叢書》與三校《夢窗詞》，況氏寫出《蕙 風詞話》，使桂派有了自己的詞學理論。
【關鍵詞】 桂派 《彊村叢書》 《蕙風詞話》
清季詞人王鵬運、朱祖謀、鄭文焯、況周頤繼武前賢，光大詞學，時稱桂派 ① ，亦稱清季四大詞人，為清代詞學之結穴。王鵬運（1848—1904）字幼遐，自號半塘老人，晚號鶩翁，廣西臨桂人，原籍浙江山陰，有《半塘定稿》行世。況周頤（1859—1926）原名周儀，避清廢帝溥儀名，改周頤，字夔笙，號玉梅詞人，晚號蕙風詞隱，亦廣西臨桂人，原籍湖南寶慶，有《蕙風叢書》、《蕙風詞話》等行世，晚年自定詞為《蕙風詞》二卷。桂派之名由王、況二人籍貫而來。朱祖謀（1857—1931）原名孝臧，字藿生，一字古微，號漚尹，又號彊村，浙江歸安人，有《彊村叢書》、《彊村遺書》行世，晚年自定詞為《彊村語業》。鄭文焯（1856—1918）字俊臣，號小坡，又號叔問，晚自署大鶴山人，先世高密鄭氏，清初改隸正黃旗漢軍，至文焯始複姓，奉天鐵嶺人，以貴公子隱吳中三十餘年，有《大鶴山房全書》行世，晚年自定詞集為《樵風樂府》。
由於四人身處易代之際而心戀勝清，故論者鮮少，細數起來，有況周頤撰《半塘老人傳》，鄭文焯婿戴正誠撰《鄭叔問先生年譜》，朱祖謀弟子龍榆生撰《清季四大詞人》，分論王鵬運、鄭文焯、況周頤、文廷式，況周頤弟子趙尊嶽撰《蕙風詞史》。以上記載，除《鄭叔問先生年譜》堪稱翔實外，其他則多論其詞，少記其人，且所記間有錯訛;而對四家之交遊則鮮有論及。清季四家實際是一詞學派別，是清季詞學的結穴;且處在新舊交替時期，對傳統詞學有總結意義。筆者查閱了大量清末民初的詞集、文集與筆記、日記，旁及野史、逸聞，尤其以四大詞家的詞集序與詞作小序為依據，爬梳、董理出四人之詞學交遊始末，並糾正上述數文記載的訛錯，以就正於方家。
一 前期:任職京都之交往
王鵬運在桂派四子中年最長。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赴京，次年光緒元年乙亥（1875）任職內閣中書。按況周頤《半塘老人傳》 ② 雲:“（同治）十三人（“人”字當為“年”字之誤），以內閣中書分發到閣行走，旋補授內閣中書。”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 ③ 記姚亶素語雲:“光緒乙亥，以內閣中書到閣，旋補內閣中書。”此後於光緒八年壬午（1882）前在汴梁初會朱祖謀。據徐珂《近詞叢話》 ④ 雲:“朱古微少時，隨宦汴梁，王幼霞以省其兄之為河南糧道者至，遂相遇，古微及納交於幼霞，相得也。”又龍榆生《清季四大詞人·王鵬運》 ⑤ 雲:“（鵬運）以癸未冬，省兄於大梁，越歲，乃返都。（據端木埰《詞序》）”考陳三立《朱公墓誌銘》 ⑥ “舉光緒壬午鄉試，明年成二甲一名進士”，則光緒九年癸未（1883），朱祖謀考取二甲一名進士，於此時再見半塘，《學詞日記》記姚氏語雲:“（朱）癸未入京，見半塘。”朱氏入京會試在春天，故稱春闈，不可能此年冬又返大梁去會王鵬運，故定王、朱於光緒八年壬午前相識，次年在京都再見是可靠的，龍榆生據端木埰《詞序》定王氏癸未冬省兄河南，初會朱祖謀是錯誤的。而此前，況周頤仍在家鄉臨桂埋首書齋，見《況周頤年譜》 ⑦ 。又據戴正誠《鄭叔問先生年譜》 ⑧ ，鄭文焯從光緒元年至六年，寓居北京，未聞與王鵬運交往。光緒六年，鄭氏應蘇撫吳子健之聘，赴蘇州。此後，光緒九年癸未，鄭氏晉京應試未中，朱祖謀於是年取為傳臚，鄭與王、朱仍無往來。
光緒十四年戊子（1888），朱祖謀出任江西副考官，據夏孫桐《朱公行狀》 ⑨ :“戊子科江西副考官。”況周頤於是年二月入京，得識王鵬運，次年己醜考取內閣中書，從王鵬運治詞，半塘進以“重拙大”之說。趙尊嶽《蕙風詞史》 ⑩ 雲:“自佑遐進以重大之說，乃漸就為白石、為美成，以抵於大成。”光緒十六年庚寅（1890），況氏出京，曆蘇滬至廣州，回臨桂，再出由杭而蘇，壬辰春（1892）始回京師。其間，從辛卯到壬辰春，小住蘇州，得會鄭文焯。況氏壬辰春回京後，仍入值薇垣。五月前後，助王鵬運校《夢窗詞》，《蕙風詞史》雲:“ 迨 桐娟生辰，則又製青山濕遍一曲……時半塘校刊夢窗詞，先生助成之，並賦玉漏遲、浣溪沙。”《錦錢詞》 11 中有《玉漏遲》、《浣溪沙》，《玉漏遲》序雲“直廬夏夜校夢窗詞賦呈半塘前輩”，《浣溪沙》序雲“校夢窗詞畢後書”，詳見《況周頤年譜》。癸巳年（1893），況氏助王氏校《四印齋詞》，盡一年之力，校刻成功。王氏《四印齋匯刻宋元三十一家詞跋》 12 雲:“右匯刻兩宋名家詞別集二十四家，元七家，家為一卷，共三十一卷。始事於癸巳正月，至臘月訖工。……是役也，定訛補闕，夔笙中翰用力最勤。”光緒二十一年乙未（1895）秋，況氏離京南遊，況此次出京，由金陵而維揚，而武昌、常州，直至光緒三十年甲辰（1904）才再見半塘。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1896），朱祖謀重至京師，始從王鵬運學詞。考朱氏《彊村詞原序》 13 ，有雲:“予素不解倚聲，歲丙申，重至京師，半塘翁時舉詞社，強邀同作。……貽予《四印齋所刻詞》十許家，複約校《夢窗四稿》，時時語以源流正變之故。旁皇求索，為之且三寒暑。”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1898），鄭文焯入京應試，此為鄭氏最後一次應試，仍不第，始會半塘、古微。據《鄭氏年譜》:“晉京應會試，時王佑遐給諫舉咫尺詞社，邀先生入社。朱古微侍郎、宋芸子檢討（育仁）皆當時社友也。”鄭氏邀王鵬運寓蘇，有西崦卜鄰之約。按鄭氏《苕雅餘集·鷓鴣天》 14 序雲:“餘與半塘老人有西崦卜鄰之約。”又黃濬《花隨人聖庵摭憶》“吳小城”條 15 雲:“叔問嚐謂之曰，去蘇州三四裏，有半塘彩雲橋，是一勝跡，宜君居之，異日必為高人嘉踐。王因之賦點絳唇詞，見《蜩知集》中。”王氏《蜩知集》 16 收戊戌年詞，故知文焯之約正在是年京城結社之時。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1899），王、朱在京同校吳文英詞，有刻本行世。據王鵬運《校本夢窗甲乙丙丁稿跋》 17 :“是刻與古微學士再四讎勘，俶落於己亥始春，冬至初斷手，約計一歲中無日不致於此。”王氏以新校寫本寄鄭文焯蘇州，鄭氏為題《水龍吟》詞，王氏即以印於刻本卷首。按《鄭氏年譜》雲:“王佑遐給諫以新校刻夢窗詞寄示，為題水龍吟詞。”鄭氏《比竹餘音·水龍吟》序雲:“半塘前輩以新校刻夢窗詞稿寄示，感憶題贈。”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1900），庚子事起，八國聯軍入京，朱與同年劉福姚就王鵬運以居，成《庚子秋詞》。據《半塘定稿》朱祖謀序 18 雲:“三人者痛世運之淩夷，患氣之非一日致，則發憤叫呼，相對太息。既不得他往，乃約為詞課。”又據黃濬《花隨人聖庵摭憶》“王半塘、朱古微同居四印齋”條，王鵬運還寄書鄭文焯，雲:“困處危城，已逾兩月，如在萬丈深阱中。……亦以聞聞見見，充積鬱塞，不略為發泄，恐將膨脹以死”，並期許“當此時變，我叔問必有數十闋佳詞。若杜老天寶至德間哀時感事之作，開倚聲家從來未有之境”。
以上考述王鵬運、朱祖謀、況周頤任職京都，鄭文焯入京應試時期，四人之交往，四人中，隻況、朱二人尚未識麵。這是桂派的形成時期，以京師為中心，以王鵬運為師長，形成了一個詞學圈子。其詞學理念基本由王氏提出，在詞學活動中，其他三人尤其況、朱基本處於學習與參與狀態。而桂派的詞學在王鵬運的主持下，已經形成了三個特點:“第一，校勘整理，結集為王氏的《四印齋所刻詞》，況周頤參與其事。在王鵬運的積極倡導下，匯刻校勘宋元人詞集在光緒間成為高潮，此前隻有明代毛晉的《宋六十名家詞》，重在收集保存，而疏於校勘;王氏《四印齋所刻詞》為詞壇第二大叢刻，開始重視校勘，糾正了前人隻重詩文校勘，而不重詞集校勘的偏頗，進一步提高了詞的地位，同時為朱祖謀氏的《彊村叢書》的問世導夫先路。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況周頤也熱心參與其事，“用力最勤”。第二，叢刻中尤以《夢窗詞》為精校，一般隻知朱氏助校夢窗詞，而不知此前況氏亦與有力。校夢窗乃桂派功力所聚，王鵬運導其始，朱祖謀畢其功，遂使夢窗詞善本流傳;校夢窗又透露出桂派的詞學傾向，以夢窗詞為詞學之宗主 （參見拙著《況周頤與蕙風詞話研究》） ，這既繼承了常州詞派的詞學，又有所發明與演進。校讎詞集，尤其精校夢窗詞是桂派的主要特點與主要貢獻，王氏與朱氏一以貫之，鄭文焯也嗜校夢窗，隻有況周頤有不同見解，他後來說:“餘癖詞垂五十年，唯校詞絕少。……蓋心為校役，訂疑思誤，丁一確二之不暇，恐讀之樂不可得，即作詞之機亦滯矣。” 19 但在當時，況氏亦積極參與，看出這一時期王鵬運的主導作用，也看出況氏個人的詞學觀念尚未成型。第三，在詞學理論與鑒賞上，況周頤等人服膺王氏的“重拙大”理論，王氏則受到同任內閣中書的端木埰的很大影響，龍榆生《清季四大詞人·王鵬運》雲:“其官內閣時，與端木埰往還尤密。埰固篤嗜碧山者 （《碧瀣詞·自序》） ，於周氏《宋四家詞選》之說，浸潤最深。鵬運聲氣之求，不覺與之俱化。”朱祖謀《半塘定稿·序》雲:“君詞導源碧山，複曆稼軒夢窗，以還清真之渾化，與周止庵氏說，契若針芥。”再分析王氏“重拙大”理論的內涵，可以看出濃厚的常州詞派的氣息 20 。由此可見，桂派在這一初期階段，其觀念的框架已經形成，而內涵尚未成熟，尤其詞學理論還沒有走出常州詞派的樊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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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孫維城
【內容提要】
本文述論清季四大詞人即桂派的詞學交往。這一交往的前期，他們居身在京都，這是桂派的形成時期。交往的中期，這些詞人居身在江浙一帶，這是桂派的發展時期。交往的後期已進入民國，這是桂派的總結時期。朱氏完成了《彊村叢書》與三校《夢窗詞》，況氏寫出《蕙 風詞話》，使桂派有了自己的詞學理論。
【關鍵詞】 桂派 《彊村叢書》 《蕙風詞話》
清季詞人王鵬運、朱祖謀、鄭文焯、況周頤繼武前賢，光大詞學，時稱桂派 ① ，亦稱清季四大詞人，為清代詞學之結穴。王鵬運（1848—1904）字幼遐，自號半塘老人，晚號鶩翁，廣西臨桂人，原籍浙江山陰，有《半塘定稿》行世。況周頤（1859—1926）原名周儀，避清廢帝溥儀名，改周頤，字夔笙，號玉梅詞人，晚號蕙風詞隱，亦廣西臨桂人，原籍湖南寶慶，有《蕙風叢書》、《蕙風詞話》等行世，晚年自定詞為《蕙風詞》二卷。桂派之名由王、況二人籍貫而來。朱祖謀（1857—1931）原名孝臧，字藿生，一字古微，號漚尹，又號彊村，浙江歸安人，有《彊村叢書》、《彊村遺書》行世，晚年自定詞為《彊村語業》。鄭文焯（1856—1918）字俊臣，號小坡，又號叔問，晚自署大鶴山人，先世高密鄭氏，清初改隸正黃旗漢軍，至文焯始複姓，奉天鐵嶺人，以貴公子隱吳中三十餘年，有《大鶴山房全書》行世，晚年自定詞集為《樵風樂府》。
由於四人身處易代之際而心戀勝清，故論者鮮少，細數起來，有況周頤撰《半塘老人傳》，鄭文焯婿戴正誠撰《鄭叔問先生年譜》，朱祖謀弟子龍榆生撰《清季四大詞人》，分論王鵬運、鄭文焯、況周頤、文廷式，況周頤弟子趙尊嶽撰《蕙風詞史》。以上記載，除《鄭叔問先生年譜》堪稱翔實外，其他則多論其詞，少記其人，且所記間有錯訛;而對四家之交遊則鮮有論及。清季四家實際是一詞學派別，是清季詞學的結穴;且處在新舊交替時期，對傳統詞學有總結意義。筆者查閱了大量清末民初的詞集、文集與筆記、日記，旁及野史、逸聞，尤其以四大詞家的詞集序與詞作小序為依據，爬梳、董理出四人之詞學交遊始末，並糾正上述數文記載的訛錯，以就正於方家。
一 前期:任職京都之交往
王鵬運在桂派四子中年最長。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赴京，次年光緒元年乙亥（1875）任職內閣中書。按況周頤《半塘老人傳》 ② 雲:“（同治）十三人（“人”字當為“年”字之誤），以內閣中書分發到閣行走，旋補授內閣中書。”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 ③ 記姚亶素語雲:“光緒乙亥，以內閣中書到閣，旋補內閣中書。”此後於光緒八年壬午（1882）前在汴梁初會朱祖謀。據徐珂《近詞叢話》 ④ 雲:“朱古微少時，隨宦汴梁，王幼霞以省其兄之為河南糧道者至，遂相遇，古微及納交於幼霞，相得也。”又龍榆生《清季四大詞人·王鵬運》 ⑤ 雲:“（鵬運）以癸未冬，省兄於大梁，越歲，乃返都。（據端木埰《詞序》）”考陳三立《朱公墓誌銘》 ⑥ “舉光緒壬午鄉試，明年成二甲一名進士”，則光緒九年癸未（1883），朱祖謀考取二甲一名進士，於此時再見半塘，《學詞日記》記姚氏語雲:“（朱）癸未入京，見半塘。”朱氏入京會試在春天，故稱春闈，不可能此年冬又返大梁去會王鵬運，故定王、朱於光緒八年壬午前相識，次年在京都再見是可靠的，龍榆生據端木埰《詞序》定王氏癸未冬省兄河南，初會朱祖謀是錯誤的。而此前，況周頤仍在家鄉臨桂埋首書齋，見《況周頤年譜》 ⑦ 。又據戴正誠《鄭叔問先生年譜》 ⑧ ，鄭文焯從光緒元年至六年，寓居北京，未聞與王鵬運交往。光緒六年，鄭氏應蘇撫吳子健之聘，赴蘇州。此後，光緒九年癸未，鄭氏晉京應試未中，朱祖謀於是年取為傳臚，鄭與王、朱仍無往來。
光緒十四年戊子（1888），朱祖謀出任江西副考官，據夏孫桐《朱公行狀》 ⑨ :“戊子科江西副考官。”況周頤於是年二月入京，得識王鵬運，次年己醜考取內閣中書，從王鵬運治詞，半塘進以“重拙大”之說。趙尊嶽《蕙風詞史》 ⑩ 雲:“自佑遐進以重大之說，乃漸就為白石、為美成，以抵於大成。”光緒十六年庚寅（1890），況氏出京，曆蘇滬至廣州，回臨桂，再出由杭而蘇，壬辰春（1892）始回京師。其間，從辛卯到壬辰春，小住蘇州，得會鄭文焯。況氏壬辰春回京後，仍入值薇垣。五月前後，助王鵬運校《夢窗詞》，《蕙風詞史》雲:“ 迨 桐娟生辰，則又製青山濕遍一曲……時半塘校刊夢窗詞，先生助成之，並賦玉漏遲、浣溪沙。”《錦錢詞》 11 中有《玉漏遲》、《浣溪沙》，《玉漏遲》序雲“直廬夏夜校夢窗詞賦呈半塘前輩”，《浣溪沙》序雲“校夢窗詞畢後書”，詳見《況周頤年譜》。癸巳年（1893），況氏助王氏校《四印齋詞》，盡一年之力，校刻成功。王氏《四印齋匯刻宋元三十一家詞跋》 12 雲:“右匯刻兩宋名家詞別集二十四家，元七家，家為一卷，共三十一卷。始事於癸巳正月，至臘月訖工。……是役也，定訛補闕，夔笙中翰用力最勤。”光緒二十一年乙未（1895）秋，況氏離京南遊，況此次出京，由金陵而維揚，而武昌、常州，直至光緒三十年甲辰（1904）才再見半塘。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1896），朱祖謀重至京師，始從王鵬運學詞。考朱氏《彊村詞原序》 13 ，有雲:“予素不解倚聲，歲丙申，重至京師，半塘翁時舉詞社，強邀同作。……貽予《四印齋所刻詞》十許家，複約校《夢窗四稿》，時時語以源流正變之故。旁皇求索，為之且三寒暑。”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1898），鄭文焯入京應試，此為鄭氏最後一次應試，仍不第，始會半塘、古微。據《鄭氏年譜》:“晉京應會試，時王佑遐給諫舉咫尺詞社，邀先生入社。朱古微侍郎、宋芸子檢討（育仁）皆當時社友也。”鄭氏邀王鵬運寓蘇，有西崦卜鄰之約。按鄭氏《苕雅餘集·鷓鴣天》 14 序雲:“餘與半塘老人有西崦卜鄰之約。”又黃濬《花隨人聖庵摭憶》“吳小城”條 15 雲:“叔問嚐謂之曰，去蘇州三四裏，有半塘彩雲橋，是一勝跡，宜君居之，異日必為高人嘉踐。王因之賦點絳唇詞，見《蜩知集》中。”王氏《蜩知集》 16 收戊戌年詞，故知文焯之約正在是年京城結社之時。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1899），王、朱在京同校吳文英詞，有刻本行世。據王鵬運《校本夢窗甲乙丙丁稿跋》 17 :“是刻與古微學士再四讎勘，俶落於己亥始春，冬至初斷手，約計一歲中無日不致於此。”王氏以新校寫本寄鄭文焯蘇州，鄭氏為題《水龍吟》詞，王氏即以印於刻本卷首。按《鄭氏年譜》雲:“王佑遐給諫以新校刻夢窗詞寄示，為題水龍吟詞。”鄭氏《比竹餘音·水龍吟》序雲:“半塘前輩以新校刻夢窗詞稿寄示，感憶題贈。”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1900），庚子事起，八國聯軍入京，朱與同年劉福姚就王鵬運以居，成《庚子秋詞》。據《半塘定稿》朱祖謀序 18 雲:“三人者痛世運之淩夷，患氣之非一日致，則發憤叫呼，相對太息。既不得他往，乃約為詞課。”又據黃濬《花隨人聖庵摭憶》“王半塘、朱古微同居四印齋”條，王鵬運還寄書鄭文焯，雲:“困處危城，已逾兩月，如在萬丈深阱中。……亦以聞聞見見，充積鬱塞，不略為發泄，恐將膨脹以死”，並期許“當此時變，我叔問必有數十闋佳詞。若杜老天寶至德間哀時感事之作，開倚聲家從來未有之境”。
以上考述王鵬運、朱祖謀、況周頤任職京都，鄭文焯入京應試時期，四人之交往，四人中，隻況、朱二人尚未識麵。這是桂派的形成時期，以京師為中心，以王鵬運為師長，形成了一個詞學圈子。其詞學理念基本由王氏提出，在詞學活動中，其他三人尤其況、朱基本處於學習與參與狀態。而桂派的詞學在王鵬運的主持下，已經形成了三個特點:“第一，校勘整理，結集為王氏的《四印齋所刻詞》，況周頤參與其事。在王鵬運的積極倡導下，匯刻校勘宋元人詞集在光緒間成為高潮，此前隻有明代毛晉的《宋六十名家詞》，重在收集保存，而疏於校勘;王氏《四印齋所刻詞》為詞壇第二大叢刻，開始重視校勘，糾正了前人隻重詩文校勘，而不重詞集校勘的偏頗，進一步提高了詞的地位，同時為朱祖謀氏的《彊村叢書》的問世導夫先路。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況周頤也熱心參與其事，“用力最勤”。第二，叢刻中尤以《夢窗詞》為精校，一般隻知朱氏助校夢窗詞，而不知此前況氏亦與有力。校夢窗乃桂派功力所聚，王鵬運導其始，朱祖謀畢其功，遂使夢窗詞善本流傳;校夢窗又透露出桂派的詞學傾向，以夢窗詞為詞學之宗主 （參見拙著《況周頤與蕙風詞話研究》） ，這既繼承了常州詞派的詞學，又有所發明與演進。校讎詞集，尤其精校夢窗詞是桂派的主要特點與主要貢獻，王氏與朱氏一以貫之，鄭文焯也嗜校夢窗，隻有況周頤有不同見解，他後來說:“餘癖詞垂五十年，唯校詞絕少。……蓋心為校役，訂疑思誤，丁一確二之不暇，恐讀之樂不可得，即作詞之機亦滯矣。” 19 但在當時，況氏亦積極參與，看出這一時期王鵬運的主導作用，也看出況氏個人的詞學觀念尚未成型。第三，在詞學理論與鑒賞上，況周頤等人服膺王氏的“重拙大”理論，王氏則受到同任內閣中書的端木埰的很大影響，龍榆生《清季四大詞人·王鵬運》雲:“其官內閣時，與端木埰往還尤密。埰固篤嗜碧山者 （《碧瀣詞·自序》） ，於周氏《宋四家詞選》之說，浸潤最深。鵬運聲氣之求，不覺與之俱化。”朱祖謀《半塘定稿·序》雲:“君詞導源碧山，複曆稼軒夢窗，以還清真之渾化，與周止庵氏說，契若針芥。”再分析王氏“重拙大”理論的內涵，可以看出濃厚的常州詞派的氣息 20 。由此可見，桂派在這一初期階段，其觀念的框架已經形成，而內涵尚未成熟，尤其詞學理論還沒有走出常州詞派的樊籬。
評論
ganlanshan
2007-01-08 20: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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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話
專業水平很高，胡適《最低的國學書目》中，王鵬運的《四印齋匯刻本》就在國學必讀的書中。
SINEAD4273
2007-01-08 06:5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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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話
It looks like you did great. You must be a very capable man. Luck is on your side. Wish it continues with you. All the best to you and your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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