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湖別墅

杉湖北畔今漓江飯店處，清代光緒中葉曾建有一座風景樓，退居桂林的前台灣巡撫唐景崧為之題額“補杉樓”。因其環境優雅，風光如畫，深得當時文人喜愛，詩人龍啟瑞、汪運、朱琦、彭昱堯、商書浚、楊繼榮、曾克敬、李宗瀛、趙德湘、黃錫祖等人常在補杉樓吟詩作賦，後人稱他們杉湖十子。他們的詩由雲貴總督、前撫粵使者張凱嵩收集成冊，付梓印刷，題為《杉湖十子詩鈔》。 　　杉湖十子中，朱琦與榕杉湖關係最為密切。朱琦（1803-1861），字濂甫、號伯韓，道光十五年（1835）考中進士，曆官翰林院編修、後遷禦史。朱琦在京為官期間，正是清王朝由盛及衰的時期，內亂頻起，朱琦屢上疏言事，指陳時弊，時人多推崇其剛直不阿、敢言的品格，稱其為名禦史。道光二十六年（1846），朱琦因建議不被朝庭采納，憤而告退，回到家鄉桂林。 　　朱琦回到桂林後，沒有忘記其“以學術勵當世”的理想，受聘於桂林著名的桂山書院，任山長，教書育人之餘，編校、刻印了《三管英靈集》，輯錄唐宋以來廣西詩作3500多首，為後世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朱琦很喜愛榕杉湖一帶的風景，與一般聲氣相投的詩朋文友常雅集補杉樓，吟詩作賦，並遊賞環湖園林。在環湖一帶諸多的園林別墅中，朱琦最喜愛兩處：芙蓉池館和杉湖別墅。 　　芙蓉池館在羅辰去世後，因無人料理，漸漸一派荒涼。朱琦將其購下，花費了許多時間和精力來整理它：修築籬笆，疏浚渠水，在蒼蒼翠竹中新建了晚翠亭，將園中的花草樹木打理一新，一代名園在新主人的精心護理下又煥發了生機。修繕完畢後，朱琦十分高興，將其更名為籍園，並在園中設宴，招待親朋好友，寫下了《繕羅氏故園粗畢招客夜飲更名籍園》一詩：“池館陰陰柳色新，芙蓉花發有精神。莫辭沈醉攜涼月，且與名園作主人。幽鳥亦知春爛漫，小亭閑對石嶙峋。芒鞋桐帽差相稱，隻少山翁為寫真。”從此，籍園成了文人們飲酒聚會、觀賞風景的一個好去處。 　　杉湖別墅位於榕湖南岸，為一代詞宗王鵬運先人所築。主人在庭園中築樓三楹，吟嘯其間，尤酷愛古碑名畫及寺觀遺跡，百方羅致，藏品極豐。由此王氏園林名聲大噪。不僅如此，杉湖別墅環境景觀十分優美；主樓前累石作小山，循山徑而下，山湖間有一由半舫改建的橫樓，又於主樓之西築一小閣名石天閣，窗戶虛敞，花竹掩映，中間鑿一池，蓮葉綠意盎然，遊魚跳躍水麵，每次登臨遠眺，城西諸峰隱現於雲煙樹叢之間，正前方獨秀峰孤峰挺拔，賞心悅目；左前方榕樹樓遙相呼應。每當天氣晴和，雲開霧散，流連於石天閣中，坐席間滿是綠意。醉人的湖光山色，文雅的書卷金石氣息，加之王氏子弟多是朱琦的學生，這一切使得朱琦常常到杉湖別墅遊賞，喜愛它超過了自己的籍園。 　　鹹豐三年四月的一天，朱琦到杉湖別墅遊玩，經曆了一次奇妙的天氣變化，看到了平時難得看到的景致：那天清晨，天氣陰沉沉的，沒過多久，風雨大作，湖中頓時水勢猛漲、波濤洶湧，園中一片汪洋。雨霧中，朱琦駐足的小屋如一葉扁舟，飄浮在湖上。難得一見的奇景令賓主大喜。主人擺上酒菜，與朱琦對酌，酒酣之際，請朱琦寫一篇文章。朱琦因十分喜愛王氏園的勝景，乘著酒興奮筆寫了《杉湖別墅記》一文，並寫下了飄逸瀟灑的“杉湖別墅”四個大字，懸掛在樓上。 　　朱琦在家鄉優遊林泉，編書育人的日子沒過幾年，太平天國革命在廣西爆發。受階級局限，朱琦在桂林辦團練，抵抗太平軍，後因守城有功，得以道員候選，於鹹豐六年（1855）再到京師，為浙江布政使王有齡所看重，在杭州總辦團練，太平軍攻城之時，他負責守衛清波門，城破被殺。榕湖邊的名園籍園再次遭遇喪主之痛，逐漸湮沒在時間的塵埃之中。

[ganlanshan]

唐景崧與燕懷堂的關係：台灣巡撫唐景菘，自幼家貧，兄弟三人，其下還有兩個弟弟，一個叫景崇，一個叫景嵐，據說唐景崧在幼年時即沒有了母親，由於家中實在太窮，衣服破了也無法縫補，隻好用紗線綁往破洞繼續穿。清貧的生活，磨煉了少年唐景崧具有一種不屈不撓的意誌和一種堅忍向上的性格，這種意誌和性格影響了他的人生之路，成為他在他的前半生中奮進與成功的主要動力。
唐景崧的父親叫唐懋功，曾經是鹹豐年間的舉人，然而從來沒有做過官，窮途潦倒之中，隻能在家鄉當個私塾先生聊以度日，但由於其人品及學問俱佳，是當地一個很有名氣的教書先生。鹹豐末年，大約在唐景崧弱冠之際，唐懋功讓桂林一個王姓的富商（其家族在桂林自號“燕懷堂”）所賞識，被請出家鄉去教其子弟念書，唐景崧兄弟三人也就隨同父親一起來到了桂林。
由於是處於寄人簷下的生活，唐氏三兄弟隻能處處謹慎小心，勤奮自勵地寒窗苦讀，特別是唐景崧，不但學有所成，而且於日常生活之中顯露出一種英拔之概，很得王家所喜愛，於是王家將女兒許配於他，“可惜王家小姐命短，還未過門就死了。”(1)雖然如此，王家並未因此而疏遠唐景崧，反而在生活上極力資助他， 使其能得以進入仕途。鹹豐十一年（１８６１年），唐景崧參加廣西鄉試，一舉而中頭名解元；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唐景崧進京趕考，又順利地中了進士，並點為翰林院的庶吉士，從此踏上了仕途。他的兩個弟弟後來也先後考中了進士點了翰林。唐家兄弟三人的科舉成名，成為當時桂林及灌陽的一大新聞，以致這些地方當時流傳有“一縣八進士，同胞三翰林”的美談。
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即唐景崧被點為翰林的第二年，唐景崧以翰林院庶吉士而得以補為吏部候補主事，這在仕途上也還算是十分順利的了，但誰知這一候補，就候補了十六年，把熱衷於官場仕途的他，從滿懷的希望變成了冰冷的現實，隻能拿著自己那份微薄的俸祿，無所事事地平淡度日，不是下棋看戲，就是飲酒賦詩，為此他曾在一首詩中寫道：“無才且學屠龍技，有臂終存射虎心，”在無可奈何之中道出了自己有才華而不能舒展的苦悶心情。
這種消磨歲月的生活與唐景崧勤奮進取的性格極不相容，於是如何努力改變其現有的處境就成了他的追求目標。當時的中國，正處於西方各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侵吞的的嚴峻關頭，有血性的中國人，麵對清政府的無恥退讓和喪權辱國，無不氣憤填膺而想為國家貢獻一份力量以扭轉民族的危機，頭腦敏感的唐景崧當然也把目光關注到這一時代的焦點問題上。終於，一個曆史的鍥機，徹底改寫了唐景崧的生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