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我不是一個浪漫的人

要是我當時明白了，比新浪還早一年成為.com呢！但我也不後悔，我辦事的原則是我聽不明白，就不能投 我非常喜歡《英雄》裏的那種浪漫，為了殺另一個人的頭，可以把性命托付給別人，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浪漫 網上的“潘石屹”鋪天蓋地，令人耐心全無地重複。 在中國，再沒有哪個地產商有比潘石屹更高的曝光率了。作為SOHO中國的聯席總裁，除了具有時代符號般效應的SOHO現代城，在威尼斯建築雙年展上出盡風頭的“建築師走廊”、在海南一度引發空前熱銷的“博鼇藍色海岸”別墅區、各種論壇、藝術展覽、模特大獎賽、時尚品牌發布會……都能見到他的身影。 去年，他的活動範圍又擴展到攝影和電影領域。《西行25度》、與梅婷聯袂主演的《阿司匹林》。 幾乎他的每一句發言，都會成為第二天網站上的文章標題；幾乎每一個禮拜，潘石屹都會在SOHO小報上進行一次網上聊天，參加聊天的網友包括公司的員工，各個媒體的記者，以及天南海北的擁躉們。 在媒體麵前，潘石屹是透明的。至少他要給媒體透明的感覺。 潘石屹確實是很謙和的，這一點並不是任何人上一期紳士訓練班就能速成的。潘石屹氣質中最難模仿之處就在於，他會讓你覺得他是一個名人，而且沒有架子。 1984年第一次坐電梯 和公司裏一個普普通通的員工沒有什麽不同，有些匆忙又很隨意，一抬眼，潘石屹已經出現在辦公室門前了。秘書攔住他匯報工作，他便停下側身傾聽，眼光一掃，看見已經在房間裏等著的我們，便微笑一下，隨即又回到秘書講話的內容中，很專注。 去年，潘石屹被某周刊評為“飄一代”代言人。 而這一稱呼並沒有給他帶來太多感覺，思索了片刻，他望著我說：“我真的不知道什麽是飄一代。” “我理解的飄一代是生活在這個城市裏麵，但不是這個城市固定的人口，沒有本地戶口，不懂人家本地方言。民工才是典型的飄一代。” SOHO中國的辦公室的一麵是巨大的落地玻璃窗，窗外成片的高樓拔地而起，密布聯綿，見證著北京這座現代化都市驚人的發展速度，而他正是這現代化場景的創造者之一。 按流行的說法，從祖輩開始，潘石屹的血液裏便已經流淌有“飄一代”的氣質了。 最初，潘石屹並不叫“潘石屹”，而是“潘適夷”，這個名字是爺爺起的。 “適，是合適、適合的意思，夷，是安逸。這是爺爺對我生活的期望吧。”潘石屹說，“以前我國有個大翻譯家，翻譯過《約翰·克裏斯朵夫》，叫樓適夷，‘文革’時被打成了右派，為了避嫌，我改了好幾次名字，才變成現在用的這個。” “我家祖祖輩輩都生活在甘肅天水，我爺爺是家族裏第一個走出天水的人。” 根據潘石屹的敘述，潘爺爺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和村子裏的親戚闖世界了，先在北京上了一個北洋政府的警官學校，之後受辛亥革命的影響，從天津坐船到廣州，成為黃埔軍校第五期的學員，結交過許多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一直到解放後才回到村裏。“不過爺爺在我出生前就過世了。”潘石屹想了一下，補充說，“其實，關於他的好多故事也都是村裏流傳下來的。” 潘石屹的老家天水位於甘肅與陝西的交界處，雖地處偏遠，卻是著名的曆史文化名城——傳說中伏羲、女媧的故鄉、風景秀美的“塞外江南”。 “小時候在地裏幹活，天晴的時候，能看清麥積山。”潘石屹對童年的印象還很清晰，“每家都收集字畫，窮得叮當響的，也有古董、古畫。” 童年是潘石屹最樂意演繹的話題。最後，一個不怎麽會講普通話、視吃飽飯為理想的窮小子形象恰如其分地出現在你麵前。 封閉而貧困的童年，村子裏的人怎麽聽不懂普通話廣播，醫生在村子裏如何吃香，上中學的時候怎麽老夢見一張一張的食堂飯票，把西北窮孩子的人生向往說得質樸真實、哀而不傷。 “1984年是我第一次來北京，以前還從來沒有見過電梯，下了車進到北京站，是我人生第一次坐電梯。”潘石屹的敘事風格很生動，對於細節的記憶也讓人欽佩。“那時北京站電梯隻有上，沒有下，不像現在的電梯有上有下。我就從樓梯上走下來，再上去，走下來，再上去，連續坐了好多次。” 那時才是飄一代 1987年，在機關已經呆得很安穩的潘石屹，毅然辭職下海。 第一個落腳點是深圳。對於一個初次越過長江的北方人來說，氣候、飲食、語言、工作壓力，不適應感來自方方麵麵，據潘石屹說，那是自己最不愉快的一段時間。 “剛下海時，幾乎所有人都勸我回頭，隻有一個在伊拉克做過工程的朋友跟我說，計劃經濟沒出息，你堅持往前走，哪怕要飯也不要往回走，他是惟一支持我的人。” 1989年，潘石屹來到海南，經人介紹認識了海南省體改所負責人，加入到其下屬機構“農高投”——海南農業高科技聯合開發總公司，在那裏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當時的“農高投”聚集了好幾位如今北京商業圈叱吒風雲的人物，萬通集團董事局主席馮侖、陽光100集團董事長易小迪，還有在做風險投資的王功權…… 在海南明媚的陽光下，幾個年輕人吃住、辦公整日呆在一起，共同籌劃創業大計。在“當事人”的敘述裏，那是個“財富與夢想”的年代。 “馮侖以前是做體製研究的，喜愛社交，開始時主要務虛，他又是我們幾個人中年紀最大的，我們都聽他的。公司成立的前幾個月主要是王功權在做業務，後來他在開會時極力推薦我，說潘石屹最具有革命熱情，這種人不做業務做什麽？” 王功權也許沒有想到，幾年後，潘石屹正是憑借具有“革命”、“前衛”精神的SOHO現代城成為中國房地產界最有影響力的開發商。 不過王功權的賞識，在潘石屹看來，不值一提，“其實也談不上什麽業務，我當時好像是公司的副總兼總會計師，無非就是拿住了錢，然後炒房炒地，房子隻要有產權證就可以賣了，之後就是談判，簽約什麽的……” 或許時間衝淡了往日的激情，回首隻是風淡雲輕。問他為何選擇去海南時，潘石屹輕鬆地笑了，回到開始時的話題，“那時候才是飄一代呢，當時拿個身份證，錢也沒有，想走哪就走哪去。現在飄的話，不還有很多負擔嗎？” 與.com失之交臂 經曆了海南的熱潮和“萬通”的風雲，如今，潘石屹還一如既往地“賣房子”，不過相比其他同行，又帶些“異類”的氣質。 潘石屹的辦公室布置得簡單，寬大辦公桌的正中擺了一台小巧的筆記本電腦，靠牆排開的矮櫃上碼著公司的內部刊物SOHO小報和其他一些設計精美的出版物。房間角落裏放了兩盤切得又厚又圓的菠蘿片，黃燦燦的，散發出新鮮的水果香氣。 “在中國，我可能是最早接觸互聯網的。” 1993年，在美國的朋友向潘石屹介紹了當時還被稱為“信息高速公路”的互聯網雛形，並表示“潘石屹的商業感很好”，希望與他合作。朋友舉了半天的實例向潘石屹解釋投資機會，說“信息高速路”就好比機場高速路，“網關”就好比收費站，可老潘怎麽也聽不懂。沒轍，朋友後來找到了四通集團，成立了四通利方，也就是現在新浪網的前身。 “要是我當時明白了，比新浪還早一年成為.com呢！”潘石屹咧咧嘴，“不過，我也不後悔，我辦事的原則是我聽不明白的東西，就不能投。” “賣房子”是潘石屹不離不棄的主業，但除此之外，對其他一些領域他也興致盎然，比如現代藝術。 進入SOHO中國辦公室的一層，第一眼就看到空曠的展示廳裏擺放著醒目的巨幅照片。那是曾經在去年上海雙年展上引起巨大反響的《幸存者》，“9·11”事件中劫後餘生的麵孔，在室內冰冷冷的白色調的映襯下，迸發出撲麵而來的視覺震撼力。 潘石屹指點，這些照片是剛剛運到的，而且“貴得不得了”，“費了好大的勁”。 潘石屹並不認為自己是不務正業。“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最大區別在於，在東方文化裏事物都是相通的，隻有東方文化才有這樣的智慧，而且隻有東方人才能體會這種智慧。”他說，“管理公司，攝影，寫文章，與人交往，都是相通的。” 我是相信命運的 實業做大了，通常就超脫起來，潘石屹也不例外。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很喜歡老子的，據說對禪宗也很有研究。1980年代中曾以《你別無選擇》名滿文壇的劉索拉就曾說過，“我感覺，在《西行35度》的後麵，在潘石屹的後麵，有一些非建築、非房地產的東西，像是哲學。” 和潘石屹談話，有同樣的感受。 “我有一個想法，就是現代人不要想得太多，也不要看得太多。（現在）各種各樣的誘惑、信息非常的多。我相信一句話，空的大腦是神的工作室。有些人整天腦子裏想很多事，搞得自己好像很忙乎，但那是瞎忙。其實人自己忙乎的力量是很小的，但一旦你空靈了，放開了，就是神在幫助你。神的力量比人的力量大。”潘石屹這樣闡述他的成功心得。 之後，他又提起老子那句名言：治大國如烹小鮮。他說，“做事情要舉重若輕，做大事情要跟做小事情那樣才能做好。” 於是，當問到“您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折是什麽？”時，潘石屹歎口氣，有點帶牢騷地說，你們記者最愛問這些問題，什麽你的人生中有幾個裏程碑啊，你的人生中有哪個選擇特別重要啊，其實我覺得人生中有許多事情是不能預料的。“誰能知道‘四人幫’會垮台，要不是‘四人幫’垮台，我怎麽能回到城市裏？誰能知道會有鄧小平出來，要不是鄧小平出來，怎麽會有改革開放？” “好多事情，都是冥冥之中有一個力量，幫你安排好的。”潘石屹仔細思悟了一陣。 潘石屹的深入淺出與平和心態是讓人折服的，盡管事後會覺得有些遙遠和不清晰，而潘石屹平易近人的態度又總會彌補這些。 就像一位同行的精辟描述：潘石屹對記者非常好，從不擺架子，感覺他總會跟你談點絕密的消息，但你會發現，不僅談話沒有什麽真正秘密，而且第二天，你還會發現太多的媒體都出現了昨天的談話內容。 基於老潘的平和，采訪接近末尾，我不遺餘力地臨時八卦了一下，“您認為您哪裏最吸引張欣女士？”老潘有一點結巴，含糊地說，“我都一個老男人了，還有什麽吸引不吸引的。”我不識趣地又問，“那年輕的時候呢？”潘總說：“我不是一個浪漫的人，從來沒有送過女孩子花啊、巧克力什麽的。但我非常喜歡《英雄》裏的那種‘大浪漫’，為了殺另一個人的頭，可以把性命托付給別人，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浪漫。” 想從潘石屹的言談裏捕捉往日驚濤駭浪的痕跡是困難的，對於一個喜歡老子的人，人生本應是江上扁舟般的淡然與濕潤。從農村窮小子到億萬富翁，當所有的人沉醉於生動的小故事中時，他戛然而止，說出一句“我是相信命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