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社會問題困擾中國

中國社會科學院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執筆人李培林研究員，近日在接受《?t望新聞周刊》采訪時，介紹了該課題的基本成果。他認為，在過去一年裏，我國的經濟社會資源更加朝著有利於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合理配置，經濟社會發展進入近十幾年來最好的時期；與此同時，一些社會問題形勢十分嚴峻，一些不同於其他國家和地區發展經驗的特殊國情須引起高度警惕；展望新的一年，我國社會將呈現經濟繼續高速增長等七大發展趨勢。 　　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最好時期 　　繼２００３年ＧＤＰ增長達到９．１％之後，２００４年中國經濟增長繼續爬高。盡管中央實行了新的宏觀調控政策，控製投資過速增長，防止經濟出現結構性過熱，２００４年的ＧＤＰ增長仍然達到９．５％左右。這標誌著中國經濟正處於新一輪的高速成長期。 　　中國持續實行的低生育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人口再生產類型從“高出生率、高增長率”轉變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已經連續１０年低於替代水平，目前降到１．８以下，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７‰以下。中國總人口２００４年突破１３億，年均淨增長已經降到８００多萬人左右，人口總量峰值的到來，可能比原來多數專家預測的要早、要低。 　　從２００４年第二季度開始，全國城鎮單位從業人員出現自１９９６年以來的首次同比增長狀況，第三季度繼續延續這種同比增長的趨勢。在一些老工業基地，隨著下崗和失業體製並軌的初步完成，積極自謀職業的動力顯著增強，經濟高速成長和農民收入提高使珠江三角洲等少數地區出現局部的暫時的結構性勞動力短缺，盡管勞動力供大於求的形勢沒有得到根本緩解，但就業在總體上走出最困難的階段。 　　城鎮消費進入第三波熱潮。城市化進入加速期。農民收入增長經過８年徘徊之後，出現可喜局麵。糧食主產區農民收益增加明顯。 　　社會保險基金保持了增收大於增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製度得到進一步落實。 　　七大社會問題形勢嚴峻 　　在看到社會走向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大好形勢的同時，課題研究還發現，當前我國麵臨的一些社會問題形勢十分嚴峻。 　　——農民失地引起的社會矛盾加劇。在目前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失地農民的境況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２００４年上訪事件明顯增多，增加的上訪者中相當一部分是因失去土地而又未得到妥善安排、公正補償的農民。按征用土地量和農民人均土地量的保守估算，目前全國有約４０００萬失地農民，其中那些“務農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的失地農民，已經成為一個需要特別給予關注的社會群體。農民失地引起的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有各種原因，但最主要的一條就是土地征用的法律製度嚴重滯後於發展，造成土地征用補償安置費偏低。 　　——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根據２００４年全國５萬戶城鎮住戶抽樣調查結果，上半年最高１０％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３３２２元，比上年同期增長１６．７％，是全國平均水平的２．８倍；而最低１０％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３９７元，比上年同期增長１１．６％，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２９％。高低收入組人均收入之比為９．５∶１，比去年同期９．１∶１有所擴大。區域之間、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同樣呈擴大趨勢。 　　——就業局麵依然麵臨長期困難。從勞動力供求總量上看，城鎮新生勞動力加上現存的下崗失業人員，每年城鎮需要就業的勞動力達到２４００萬人。按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８％～９％計算，在現有經濟增長就業彈性的約束下，每年新增的就業崗位最多９００萬個左右，勞動力供大於求的矛盾十分突出。此外，大學生就業難成為新的就業問題。２００４年，全國２８０萬普通高校畢業生，到９月份平均就業率達７３％，盡管大學生在激烈的就業競爭中已普遍降低了求職收入期望，但仍有約７４萬大學生找不到工作。 　　——減少貧困仍然是新世紀的重任。改革開放２５年來，中國貧困人口從２．５億減到２９００萬，貧困發生率從３０％降至３％。但目前農村的絕對貧困標準是農民人均年純收入在６２５元以下，若按照農民人均年純收入８６５元的“低收入人口”標準，中國的貧困人口就增加到９０００萬，占農村總人口的１０％。按照聯合國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費不低於１個購買力平價美元的國際貧困標準測算（１個購買力平價美元約折合２．５元人民幣，即人均年收入約９００元），中國貧困人口就增加到１億多人。國際經驗表明，按國際標準１０％的貧困率是減貧的瓶頸階段，那麽我國目前正處在這個時期。 　　——反腐敗要注重政治體製改革。從我國紀檢機構、監察機構、檢察機構、審計機構投入反腐敗的大量人力物力來看，反腐敗的力度和成本應當說是很大的，但腐敗大案要案新案仍不斷出現。高官的貪汙腐敗已經從開始的生活腐化性腐敗發展到貪婪攫取性腐敗。這就不能僅僅從涉案高級官員的個人品質變化來解釋，必須從完善製度上來考慮。所以應當漸進地推進政治體製改革，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完善幹部任免的公開、公正程序，逐步建立公務人員的財產申報製度、離職資產審查製度等。 　　——可持續增長受到資源、能源和環境的嚴重製約。我國人均資源占有量較低。資源利用率低浪費嚴重，如國內重點鋼鐵企業噸鋼可比能耗比國際水平高４０％，電力行業中火電煤耗比國際水平高３０％，萬元ＧＤＰ的耗水量比國際水平高５倍，萬元ＧＤＰ的總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３倍。另外，汙染物排放總量長期居高不下，遠遠超過環境自淨能力。一些流域、城市的水和大氣汙染十分嚴重，部分地區生態破壞的程度還在加劇。土地荒漠化日趨嚴重，我國荒漠化土地已達２６２萬平方公裏，並且每年還在以２４６０平方公裏的速度擴展。 　　——注意經濟快速增長時期的社會心態變化。近兩年，經濟高速增長，但是低收入群體的生活滿意度卻在下降，這主要是因為基本食品的價格在經濟高速增長中也有了較大幅度上漲。這種上漲並沒有影響到中等以上收入群體的生活質量，因為他們消費支出的恩格爾係數已經降到３０％左右，而低收入群體食品支出還占其總消費支出的５０％～６０％，在他們收入增長緩慢的情況下，食品支出的增加直接影響了他們的生活滿意度，而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更影響了他們的社會態度和信心。 　　２００５年中國社會發展趨勢 　　在新的一年裏，中國社會發展將呈現七大趨勢—— 　　經濟將繼續高速增長。繼８０年代中期和９０年代初期兩次經濟增長高峰之後，目前進入第三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原本以為，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擴大、粗放擴張階段的結束、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買方市場的形成，改革開放以來持續２０年的ＧＤＰ近１０％的年均增長時期已經過去，此後將進入ＧＤＰ年均增長７％的常規期。但在經濟全球化產業轉移和中國逐步壯大的消費市場的推動下，中國經濟進入一個新的ＧＤＰ較高增長周期。 　　“入世”保護過渡到限期，壟斷行業改革到關鍵點。截至２００４年底，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已經曆３年過渡期，國內大部分產業的保護過渡措施到期，壟斷行業的改革麵臨新的挑戰，盈利空間較大的銀行業和汽車業首當其衝。按照“入世”協議，在“入世”４年內，放開人民幣的零售業務，允許外資銀行對中國居民提供人民幣業務服務。到２００４年８月底，外國銀行已在我國設立了近２００家營業機構，１３家外資銀行獲準在華開辦網上銀行業務。 　　農民市民化的城市化進程將進一步加快。到２００６年，世界城市人口將從２０００年的２５億人增加到３２億人，占世界總人口的比例將從２０００年的４２％上升到５０％。許多經濟起飛國家和地區的經驗表明，城市化水平達到３０％～４０％以後，城市化進程會有一個加速期。中國的城市化加速，目前已形成巨大的利益驅動力量。加快城市化的關鍵，是加快農民的市民化和城鄉統籌發展的步伐，打破和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妥善處理好土地征用爭議、農民工利益保護等問題。 　　老齡化問題逐漸顯現。我國目前６０歲以上老年人有１．３億，約占總人口的１０．２％。到２０１５年，６０歲以上人口將超過２億，約占總人口的１４％。３５年前，中國兒童對老人的比例是６∶１，但再過３５年，這個比例將會扭轉為１∶２。發達國家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收入平均為４０００美元，很多已經達到１００００美元，而中國目前人均ＧＤＰ才１０００多美元。人口老齡化而又沒有進入富裕社會，將會引發更多的社會矛盾，對社會經濟發展及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提出諸多挑戰。隨著中國人均預期壽命的延長和老年人的增多，老年人的養老費問題、醫療問題、照料問題、社會參與問題等都會逐步顯化。 　　勞動關係的緊張會造成普通勞動力供給虛假短缺。國有企業轉製中的矛盾突出，引發罷工、靜坐、阻斷交通、集體上訪事件增多；中小型私有企業、港台企業和外資企業勞動爭議案件居高不下，並在爭議案件總數中占相當大的比重；侵犯農民工合法勞動權益的現象仍然比較普遍，經常發生雇主隨意拖欠工資、克扣工資、扣押身份證、延長工時、增加勞動強度、任意辭退和不承擔工傷賠償責任的情況；征地農民就業安置後企業違反協議辭退的問題比較突出。 　　子女教育費用將對家庭消費傾向產生重大影響。近年來，我國城鄉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與平均消費傾向呈逐年遞減之勢，而教育費用持續攀升大大強化了居民儲蓄意願，影響了城鄉居民家庭消費傾向。全國城鄉居民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支出占居民總消費的比重，近幾年有較大幅度增加，而其中增長最多的就是教育費用。而世界多數國家在人均ＧＤＰ由１０００美元上升到３０００美元時，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的消費比重反而有所下降，特別是教育的費用有所下降。連續數年多項關於城鄉居民儲蓄目的的調查表明，子女教育費用都被排在第一位，超過養老和住房。 　　代際之間的價值觀念將顯示出更大的差異。隨著２０世紀後半葉出生的人群成為社會中上管理階層的骨幹，他們新的價值取向越來越大地影響著中國未來的走勢。在經濟全球化、市場化和利益格局多元化的情況下，在不同社會階層、不同年齡段、不同居住地域的人群當中，價值觀念出現較大的差異。特別是新一代青年，出現價值觀念的多樣化和個性化。他們對成功者的價值判斷呈現不同的理解，更要求自己把握命運，更加認同一些新的社會價值。新的民族主義取向，使他們生活在中國經濟社會國際地位快速提高的時代，容易產生迅速改變現實格局的浮躁和激進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