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生生不息的“長城情結”

十二月六日，剛剛平靜不久的“長城之爭”再起波瀾，中科院戴昌達研究員新近研究確認人類肉眼無法從太空看到長城。據說研究成果即將發表在核心期刊《物理》上。 　　自從楊利偉表示在太空沒有看見長城，能否“從太空看見長城”引來社會各界空前激烈的爭論，很多人非理性地強烈質疑部分科學家的結論，甚至認為“太空中看不到長城傷害了民族感情”。 　　北京大學社會心理學家夏學鑾教授曾表示：“對這個問題的熱切關注反映了人們的民族心態。”他認為，長久以來，人們把長城作為中華民族的象征，出於這種情結，人們更傾向於相信太空中可以看到長城。我們不禁要追問，中國人為什麽會有“長城情結”？長城又是怎樣被國人賦予了深厚的文化含義？ 　　沒有一件現存文物的曆時長度、空間廣度和文化深度能和長城相比。 　　平心而論，曆久不衰的長城其實隻是規模龐大的防禦工事而已，其文化意義是20世紀以來人們才逐漸賦予的。它之所以能逐漸演變成為中華民族的象征符號，首先是與其在文明史上的獨特地位分不開的。 　　著名長城專家、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曹大為先生認為，長城能作為中華民族的象征，是因為它在曆史上起到了積極作用，而且人們今天依然可以從中汲取激勵中華民族奮進的因素。這些因素又恰恰可以用長城作為載體。 　　他分析說：“中華文明的發祥時間要比某些古代西方文明稍晚，但是我們的文明綿延不斷，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沒有中斷的文明。另外，中國是一個統一多民族的國家，正是因為這一特性才沒有導致文明中斷，雖然能夠維持這種情況需要很多社會因素，但非常重要的一點在於比較好地解決了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的矛盾。” 　　傳統觀點認為長城是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激烈對抗的產物，但曹教授認為：“長城的基礎功能是防禦，是軍事分界線，但是‘分離就是接觸’，長城的存在讓遊牧民族不能隨意搶掠，長此以往，它們傳統的生活模式不能支撐。於是雙方形成固定的交往，進行互市交易。” 　　對於中原文明來說，從秦漢開始，在沿著長城的邊境貿易中，有大量的遊牧民族的牛馬被引進中原，極大地提高了中原的生產力水平。長城讓遊牧和農耕民族之間的交往和溝通密切，而不是通常認為的隔絕，所以整個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也因此而加強。 　　長城修建經曆了2000多年，與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漫長的發展曆史幾乎同步。長城長5000多公裏，綿延不絕，和中華文化沒有中斷的特性十分相合。長城雖是表麵的隔離線，實際卻為遊牧和農耕兩類民族的關係充當媒介。沒有一件文物的曆時長度、空間廣度和文化深度能和長城相比，這些優勢讓長城有了成為民族文化符號的身份優勢。 　　長城非同一般的建築形製最容易讓人們寄托愛國主義的情感體驗。 　　其次，和其他的文物相比，長城最容易彰顯愛國主義精神。文化心理學通常認為，愛國主義的情感體驗主要體現在一個民族的自我保護意識中，表達這種體驗時，構築防禦工事就成為十分重要的一種形式。　　 　　早在原始社會時期，一個氏族群居住在一起，組成一個聚落，並在聚落周圍挖成壕溝或圍成柵欄，這是先民為實現有組織的自我保護的最初形式。 　　夏商周三代以後，戰爭直接促進不同部落進一步融合，國的概念開始出現，開始出現了城池。伴隨著國的規模不斷擴大，城池自然越修越大，越修越多，並且城池周圍的防禦設施如城牆、壕溝等規模越來越大，越來越完備。城池是長城的基礎，長城是城池的延伸。 　　秦代以後，“國”的概念的外延空前擴大，中華民族越來越趨向整體化，而秦長城的修建便和保衛其以南的廣袤土地上的人民直接掛鉤，給整個民族以安全感。於是曆朝曆代都有人前仆後繼，用熱血和生命來保護這個國家。 　　即使我們有了明確的近代民族國家的觀念後，我們談愛國，長城依然最適合人們愛國保衛行為的象征。我們今天提到人民軍隊還要以“鋼鐵長城”來比喻，就是長城引發的慣性思維的結果。 　　上世紀以來主流意識形態對長城內涵的開掘，使其象征意義變成人們不自覺的觀念。 　　雖然承載著如此豐富的內涵，在古代的中國人眼裏，長城就是長城，是軍事防禦工事而已，“明修長城清修廟”，長城在明帝國的餘暉裏展現出最後的輝煌，清代逐漸破敗。其文化地位真正凸顯出來是20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曆史事件與文化事件綜合作用的結果。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發生在上世紀30年代的著名的長城抗戰，英勇的中國軍民在長城沿線對日寇加以迎頭痛擊，雖然長城作為防禦工事已經意義不大，但是在與外敵的血戰中躍上曆史舞台，實在發生的戰爭喚醒了人們對其已經被淡忘的象征意義的認識。而田漢在《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中，有“用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的描述，更讓人們將更多的積極意義賦予長城。 　　新中國成立後，主流意識形態對長城內涵的全方位挖掘，比如從2000千多年前即開始修建，綿延萬裏，並且曆朝曆代一直重修，認為其代表了中國人民的聰明智慧和勤勞，在小學語文課本中出現了宇航員在太空可以看到長城的說法，表明了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的聰明才智就已經足以創造奇跡等等。傳唱最為普及的《國歌》和學校教育的強大影響力讓這些積極意義在幾代人心中生根發芽，變成人們大腦中不自覺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