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三大經濟帶的現狀與走勢預期

加入WTO掃除了我國經濟進入世界經濟體係的製度障礙，加速了我國融入世界經濟體係的進程。我國在長期計劃經濟體製下形成的單體城市或行政區經濟自閉式的經濟發展模式，正在或即將受到世界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強勢衝擊。經濟發展空間的區域組合既是我國經濟加入世界經濟體係的客觀需要，也是我國經濟從計劃體製向市場體製變革的內在要求。目前，區域經濟合作和發展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主旋律的趨勢日益強勁，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區三大城市群三足鼎立態勢漸趨明朗。本文就三大城市群經濟社會發展概況進行簡要分析比較，為區域經濟發展的實踐和理論研究提供支持。 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區基本狀況比較 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空間地域範圍的概念，目前已經有了一個基本共識，而以京津為中心的城市群其地域範圍如何界定則認識各異，既有環渤海、京津冀、京津唐城市群等多種概念，也有首都經濟圈和大北京經濟圈之說，在此我們采用京津唐城市群之概念。 ⒈長三角城市群基本狀況 長三角城市群的空間地域範圍涉及兩省一市，包括1個直轄市：上海；3個副省級市：南京、杭州、寧波；11個地級市：江蘇省的蘇州、無錫、常州、鎮江、南通、揚州、泰州和浙江省的湖州、嘉興、紹興、舟山，共15個城市。土地麵積10萬平方公裏，占全國總麵積的1%；人口7570萬，占全國人口總數的5.9%。其中科技人員占區域總人口的3.8%。（見圖1-1；見表1-1） ⒉珠三角城市群基本狀況 珠三角城市群覆蓋的空間地域範圍包括廣州、深圳兩個副省級城市，珠海、佛山、江門、東莞、中山5個地級市和肇慶、惠州等縣級市。其土地麵積為2.2萬平方公裏，占國土總麵積的0.23%；人口為2625萬人，占全國的2.04%。其中專業技術人員占本區域總人口的3.9%。（見圖1-2；見表1-2） ⒊京津唐城市群基本狀況 京津唐城市群的空間地域範圍涉及兩市一省，包括北京、天津兩個直轄市和河北省的唐山、保定、廊坊3個地級市，以及秦皇島、張家口、承德、滄州等縣級市。土地麵積3.26萬平方公裏，占全國的0.34%；人口2762萬，占全國的2.15%。其中科技人員占本區域人口總數的3.65%。（見圖1-3；見表1-3） ⒋三大城市群麵積與人口的比較 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地區覆蓋的空間麵積為15.5萬平方公裏，占國土總麵積的1.61%；人口1.3億，占全國總人口的10.08%。其中長三角的空間麵積和承載人口數遠大於珠三角和京津唐地區。土地麵積分別是這兩個區域的4.5倍和3.1倍，人口分別為其2.9倍、2.7倍。珠三角和京津唐地區則大體相當。在各區域內部，除上海、廣州外，長三角和珠三角其他城市規模差距不大，而京津唐地區，除北京、天津外，其餘城市規模較小。（見表1-4） 二、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區經濟概況比較 1、綜合經濟實力比較 從國內生產總值角度看，長三角最高，占全國的19%，為19124.98億元，遠遠超過珠三角的9565.29億元和京津唐的6552.63億元。除了區域內城市數量多之外，各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且均衡，也是長三角國內生產總值較高的主要原因。其中上海達到5408.76億元，其餘城市大部分在400億元以上。珠三角的GDP位居其次，其主要優勢是各城市的GDP都較高，均在400億元以上。京津唐的GDP在三大區域中最低，其中北京和天津合計為5263.86億元，不及上海一個城市。並且占到整個區域的80%。其餘城市隻有唐山在400億元以上，有3個城市在100億元以下。反映出京津唐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很不均衡，京、津兩大直轄市與其他城市的經濟實力對比懸殊。 從人均GDP角度來看，珠三角實力最強，為36440.31元，長三角與京津唐相差不大，分別為25262.24元和23721.3元。在珠三角，9個城市中有6個人均GDP在30000元以上，深圳在全國最高，為46388元。長三角中人均GDP在30000元以上的城市有3個，京津唐各城市最高人均GDP不足30000元，僅有3個城市介於20000元和30000元之間。（見表2-1.2.3.4） 2、三大需求比較 從消費和投資來看，長三角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分別為6246.93和6419.96億元，均占全國的15%，遠超過珠三角和京津唐的同類指標。珠三角和京津唐則相差不大。在各區域內，上海、廣州、深圳、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如北京與天津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之和占到京津唐的86%。從增長速度看，京津唐地區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略高，比上年增長12%，珠三角和長三角分別為11.4%、11.5%；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增長速度，以長三角最高，比上年增長18%，遠高於其他兩個地區。 從出口貿易額看，珠三角為1126.08億美元，占全國的35%，略高於長三角的923.97億美元，遠高於京津唐的288億美元。出口貿易比上年增長，長三角超過珠三角為25%，珠三角為24%，均遠高於京津唐地區。（見表2-1.2.3.4.5） 但是，從三大需求的人均值來看，珠三角的整體優勢和核心城市的優勢尤其突出，特別是深圳，各項指標遠遠高於其他核心城市；長三角由於人口數是其他兩大經濟帶的近三倍，除人均出口額略高於京津唐之外，其他人均值均低於其他兩個區域。所以從人均值角度看，長三角的優勢不複存在；京津唐以人均值表示的經濟實力居中，其中北京的人均消費和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和上海相近，天津與其他核心城市則有一定差距。（見表2-6） 3、經濟外向度比較 從進出口總額來看。珠三角最高，為2118.65億美元，占全國的34%。其次是長三角，為1752.17億美元。最後是京津唐，為819.3億美元。這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京津唐、長三角、珠三角的經濟外向型程度依次升高。同時各區域內部差距懸殊。如在長三角，進出口總額最高的上海是726.64億美元，最低的舟山僅為4.96億美元；而在京津唐，北京和天津的進出口總額之和為753.37億美元，占整個區域的92%。 從利用外資角度來看。長三角實際利用外資最多，為178.51億美元，占全國的34%。這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長三角對外資的吸引力較強。珠三角和京津唐依次是150.21和92.32億美元，分別占全國的28%和18%。這三大區域實際利用外資占到全國的80%。在各區域內部存在較明顯的不均衡。如在京津唐，北京實際利用外資最高，為51億美元，而最低的張家口僅為0.062億美元。（見表2-1.2.3.4.5） 4、產業結構情況比較 三大經濟區域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之比分別為：長三角5.8：51.9：42.3；珠三角5.6：49.3：45.1；京津唐4.0：42.3：53.7。三次產業的排序分別是：長三角和珠三角呈現為二、三、一結構，京津唐為三、二、一結構。上述現象說明，京津唐地區傳統產業向現代產業升級換代快，且達到一個較高水平。在京津唐地區內部，北京三次產業構成依次為3.1%、34.7%和62.2%，產業結構優化程度最高。此外，河北省廊坊、保定、秦皇島三市的產業構成也呈現為三、二、一結構。而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隻有上海、南京、廣州的三次產業構成為三、二、一結構。（見表2-7.8.9.10.11） 5、主導產業比較 從主導產業看，三大經濟區域具有同構現象。如都把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製造業、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等作為自己的主導產業。在區域內部，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產業趨同問題。如同處長三角地區的江蘇、浙江兩省主導產業雷同。（見表2-12） 6、經濟所有製結構比較 由於統計資料限製，我們主要通過區域核心城市工業總產值所有製結構來分析各區域的經濟所有製結構。 外商投資企業對上海經濟起到重要的拉動作用。外商投資企業工業總產值占上海工業總產值的44.2%，超過全部內資企業所占比重。對廣州和深圳來說，港澳台商投資企業在經濟發展中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其次是外商投資企業。如深圳的港澳台商投資和外商投資企業工業總產值占78.2%，內資企業僅占21.8％。與其他核心城市不同，北京和天津的內資企業工業總產值比重超過了50%，外商投資企業也有一定規模，而港澳台商投資企業規模較小。（見表2-13） 總體來看，從北往南，京津唐、長三角、珠三角的國有經濟所占比重依次減少，市場開放程度、市場經濟發展程度逐步升高。珠三角因為最早開放，優先享受經濟發展的優惠政策以及與港澳台自然的經濟聯係，市場經濟發展較為充分，外商投資經濟和港澳台商投資經濟較發達；長三角因為越來越優越的產業發展環境，經濟活力也逐步增強；京津唐則明顯受到國有經濟改革滯後的影響。 三、幾點結論 １、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地區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三大區域的土地麵積僅占我國的1.61%，但聚集了我國10.08%的人口。經濟發展水平遠超過我國平均水平，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三大增長極。2002年GDP占我國GDP的33%，其中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全國的45%，人均GDP是全國平均水平的3.32倍。進出口總額、出口額和實際利用外資占全國同類指標的比率均超過了70%。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也占到全國的三分之一左右。 2、三大經濟帶的經濟實力從北向南依次遞升，與改革開放所釋放的能量成正比。 珠三角地處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帶，很好地利用了國家經濟特區和對外開放的優惠政策。在20世紀後20年的大改革、大發展中，由深圳、廣州帶動起的珠三角，已經把製度改革所釋放的能量比較充分地發揮出來了。進一步的發展將不是特區和特殊的優惠政策所能支撐的。珠三角正在進行動力的凝聚和結構的重組。區域合作或包括港澳的泛珠三角大區域的合作，將為這一地區進入新一輪發展注入活力。 長三角和京津唐地區在改革開放方麵都還有較大的空間。在新的形勢下，改革的廣度和深度都將更上一層樓。目前長三角地區的區域經濟合作已經從理念逐步成為地方政府的政策導向，進而得到企業界的廣泛共識。在這一基礎上，長三角正在成為我國最有活力的經濟帶。 3、京津唐地區各城市經濟發展水平不均衡，相互依存度不高。 京津唐地區內部沒有形成有序的梯度。北京、天津的綜合實力最強，成為區域發展的“飛地”，其餘城市的經濟實力相對薄弱，與兩大直轄市形成巨大的反差和落差。這一方麵反映出北京、天津對周邊地區的帶動作用不夠，另一方麵也決定了周邊城市對北京、天津的經濟支撐力相對不足。 總體來說，京津唐地區區域經濟分工、合作、發展的局麵尚未形成，仍未擺脫單體城市或行政區經濟封閉發展的舊有模式，國有經濟仍占重要地位。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競爭格局中，京津唐區域合作與發展既要寄期望於國有企業的大踏步改革，也將催化這場改革攻堅戰的進行。沒有大力度的改革，京津唐地區參與國內乃至國際經濟競爭，都將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 四、三大城市群經濟發展預期 （一） 長三角城市群 長三角城市群正日益成為我國重要的經濟中心。區域產業集群機製的培育、技術鏈接與製度的配套將把長三角地區的製度改革繼續引向深入。長三角將在區域經濟合作上成為一支活躍的領先團隊。 在區域內部，上海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重要的金融、商貿、物流等服務業的中心，具有較強的輻射力。汽車業等現代製造業也較發達。因富有人才和資金等高級生產要素、較強的市場需求等因素，上海正逐步成為區域研發、營銷、資本運作等職能的中心，成為區域的總部基地。江浙等地則逐步強化與上海的經濟合作與分工，發揮自身資源優勢，在研發、生產加工等方麵與上海形成有效互動，向我國重要的現代製造業基地發展。 隨著新一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啟動，長三角內部的經濟分工協作將更加緊密，產業結構將更趨合理，從而對其經濟社會發展產生強大的推動作用。長三角的經濟必將持續快速增長。這主要基於以下幾個因素： 1、長三角地區區位優勢明顯，原有工業技術基礎雄厚，產業門類齊全，資源加工能力強。改革開放以後，經過20多年的發展，長三角地區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等最發達的地區。加之以市場為紐帶的經濟聯係密切，區域整體經濟實力較為均衡，為區域內各城市之間經濟的分工、合作奠定了基礎。 2、每年召開一次由常務副市長、副省長參加的區域協調發展聯席會，形成政府協調機製，逐漸消減區域內行政壁壘，促進資源要素的自由流動。上海作為長三角地區的核心城市，以其較強的經濟實力，優良的投資環境，確立了“龍頭”地位，周邊城市主動接軌上海，區域良性互動局麵已經形成，為經濟一體化發展提供了製度和機製保證。 3、為加強區域合作，各城市都采取了一係列積極舉措，區域一體化進入實質性階段。如：在投資準入、市場秩序、信用、信息方麵推行一體化管理製度；實施各地人員資格證書的互認和銜接，實現各地教育、培訓、考試資源共享；杭州灣大橋、滬杭磁懸浮列車等3小時都市圈大型交通設施的建設，等等。都將使城市間的聯係更加緊密，極大地推動長三角地區經濟社會一體化進程，帶來生產力格局的重大變化。 4、長三角地區的科技競爭能力處於全國前列，依據暨南大學韓建安、李相銀的分析，上海的科技競爭能力排在全國的第三位，江蘇位居第六，浙江居第八位。較強的整體科技競爭能力，為產業梯度轉移和合理布局、產業結構水平提升和經濟持續增長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5、雄厚的經濟實力和投資軟硬件環境的改善，以及經濟開放度的增強，將進一步吸引外資進入長三角地區。近幾年，珠三角地區的外資開始向長三角地區轉移。2002年，長三角地區實際利用外資的規模和出口額的增長速度均已超過珠三角地區。外資的大量進入將為長三角地區經濟增長注入新的活力。 長三角在發展過程中也必將麵臨一些問題，這主要包括：與經濟協作相配套的製度安排，將是長三角需要認真探討與率先實踐的難點；作為長三角的核心城市，上海的經濟實力還不很強，影響到對周邊地區的經濟帶動作用；在區域內行政壁壘作用下，各地之間爭資源、爭項目、爭資金、重複建設，無序競爭問題將難以避免，影響區域整體競爭力的提升。 （二）珠三角城市群 對珠三角來說，挑戰與機遇並存。 珠三角地區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帶，是市場經濟啟動較早，經濟發展勢頭迅猛，區域一體化的先發地區。但近幾年，隨著改革能量的充分發揮，政策優勢的逐漸消失以及來自長三角強有力的競爭，珠三角出現外資轉移、經濟增長速度相對放緩的不利局麵，正麵臨著新一輪發展的動力重組期。 同時，CEPA的簽署和實施以及包括粵港澳在內的“大珠三角”經濟區的建設，將為珠三角地區經濟的再一次崛起帶來重大發展機遇。珠三角與香港、澳門地緣相近，人緣相親，加上經濟聯係的曆史淵源，使粵港澳的合作成為珠三角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在內地與香港、澳門簽署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的製度框架下，如果能夠抓住這一得天獨厚的先機，珠三角必將實現經濟的再一次起飛。 總體來說，珠三角地區仍將是我國經濟、文化、科技實力最強的地區之一。並且，珠三角作為我國重要製造業基地的地位將被加強。在與港澳共同打造“大珠三角”經濟區的過程中，以香港國際現代服務業中心為平台，利用其國際商貿、金融、管理和人才優勢，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將現有以單純加工為主的製造業向加工製造與研發設計相結合轉變；在與京津唐等區域的產業互動中，因共同發展的需要，通過技術交流、合作創新、人員培訓等途徑，珠三角的技術水平會不斷得到提高。這都將有力提升珠三角製造業的發展水平。同時，通過著力發展金融、物流、旅遊、會展、中介和信息服務等現代服務業，不僅能優化產業結構，而且將進一步拉動珠三角經濟增長。 （三）京津唐城市群 京津唐地區在三大城市群中，經濟實力相對弱一些，經濟聯係與協作程度最低。區域行政壁壘、分工協作的體製障礙較嚴重，區域經濟一體化尚未進入實際操作階段，仍然停留在理論層麵。各個城市經濟發展模式仍是內閉式自我循環，發展極不均衡。以京津為雙核心，帶動兩翼的局麵遠未形成。區域經濟整體呈現為北京一枝獨秀向京津雙頭並進轉變的格局。 我們認為，京津唐地區經濟一體化必須與改革相配套，沒有改革護航，區域經濟協作將舉步維艱。同時，國有企業改革的攻堅戰將在全球競爭的挑戰中加速進行。 另一方麵還應該看到，京津唐地區經濟一體化發展，整體經濟水平的提高，從經濟實力和產業發展上來說，已經具備了良好的條件。作為區域核心城市，北京的經濟實力雄厚，排在全國前列。產業結構經過多年調整不斷優化，電子、電氣、生物醫藥等高新技術產業以及現代服務業在產業內的位置得到提升，並逐漸形成主導產業群。豐富的智力資源和獨特的政治資源也為經濟發展提供了保證。天津作為另一核心，本來就具有良好的經濟基礎，人才、科技競爭力也較強。近年的後發優勢更加明顯，從2001開始經濟增長加速，遠快於北京。河北幾市也有一定的工業基礎。如果各城市能增強分工協作意識，從區域整體的角度，製定經濟發展戰略，並從製度安排上為區域協作鋪路，區域一體化發展的局麵是能夠實現的。 具體來說，京津唐地區的發展趨勢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兩點。 首先，京津唐地區將成為我國重要的科技創新中心，高新技術產業比較發達。 北京是我國科技實力最雄厚，智力資源最豐富的地區，天津的科技實力也較強。隻要具備有效的科技創新機製，這一地區特別是北京將會成為我國重要的科技創新中心，成為推動區域乃至全國科技進步的重要源泉。相應的，在北京這一強大的研發中心的推動下，京津唐地區產業的技術水平會有較大提升，高新技術產業會得到長足發展。隨著區域合作意識的日益增強，天津、唐山等城市的企業會更加充分地利用北京的研發資源，或在北京設立研發中心，或聯合進行技術創新，從而使北京的研發優勢得到更加充分的發揮。同時，有天津等工業基礎相對完備的城市作依托，會方便北京科技成果的轉化，增強整個區域高新技術產業的競爭力。 其次，京津唐地區將成為我國北方重要的現代製造業基地。 與長三角和珠三角相比，京津唐地區依托雄厚的智力資源，發展現代製造業具有兩方麵強有力的支撐：一是強大的科技創新能力，將不斷推動產業科學技術水平的提升；二是較發達的現代知識型服務業，將更有效地滿足區域現代製造業發展過程中對人才、資金等關鍵生產要素的需求，提供管理谘詢等專業服務。這對於21世紀現代製造業的發展來說都是極為重要的。 2002年，北京提出振興現代製造業，重點發展電子信息產業、光機電一體化產業、生物工程與新醫藥產業、汽車產業等，初見成效。天津作為我國傳統的工業城市，現代製造業也初具規模。河北的唐山等城市，不但具有一定的製造業基礎，更擁有低成本的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使其有潛力承載北京等發展水平較高地區的產業轉移。因此，在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作用下，京津唐地區會成為我國北方重要的現代製造業基地。北京將成為這一基地的研發、營銷、總部管理職能的中心和金融、谘詢等現代服務業發展中心；天津則主要發展現代製造業的組裝等高級環節，具有一定的品牌效應，並成為區域的物流中心，擁有相對發達的金融市場；唐山、廊坊等城市根據自身的比較優勢，成為生產加工和產業配套基地。從更長遠來看，京津唐地區將與環渤海的東北、山東等地形成有效聯動，共同打造在我國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現代製造業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