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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人生觀略談
--大宗師
“Forest Gump”、“Big Fish”、“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是三部很類似的好萊塢影片，“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介乎於“Forest Gump”和“Big Fish”之間，都是相當不錯的關於人生觀的影片。“Big Fish”的主人公善於用寓言的方式講訴他的人生經曆，他的兒子小的時候自然被他的這些奇妙的傳奇深深吸引，但當他的兒子長大之後卻覺得他的這些故事全屬天方夜譚，逐漸的就與他產生了隔閡，當他患病不久與人世之時，他的兒子前來探望於他，為了弄明白幼時他父親講的這些傳奇的真偽，他的兒子便探訪了這些故事的當事人，終於弄清了事情的原委，真正的了解了他父親，了解了他父親傳奇般的人生經曆和奇特的情感、精神世界，了解了他父親永遠熾烈年輕的心。“Big Fish”一開始的寓言故事，是關於主人公和街坊巫婆的故事。故事裏講，街坊巫婆神通廣大，鄰裏們都怕她得很，她有一隻水晶玻璃眼，觀看者透過這隻水晶玻璃眼，就可以看到自己一生的結局。主人公和街坊幾個小孩，都想去見識見識巫婆的這隻水晶玻璃眼，但又怕她得很，還是主人公有勇氣，直接找上門去，問巫婆能不能讓他們幾個小孩子見識一下她這隻水晶玻璃眼，貌似凶惡的巫婆竟然答應了他的請求，於是這幾個小孩就一個個看過來。其中一個男孩看到自己站在凳子上換燈泡時，從凳子上摔下來摔死；另一個男孩看到自己大頭朝下摔在什麽東西上摔死了；輪到主人公去看，他看完後笑了笑，說了句整部片子畫龍點睛的話：“我知道我的結局了，不算太壞，知道了怎麽結束的，我還有什麽可怕的呢？”，太對了，如果知道了命運，命運還有什麽可怕的呢？那就無所畏懼、瀟瀟灑灑的去擁抱命運吧！可是又有誰真能知道自己的命運呢？恐怕沒有人，每個人唯有在一生中take calculated risk，一步步來，怎樣take calculated risk，怎樣度過人生，就是個人生觀問題。“Forest Gump”、“Big Fish”、“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都對人生觀和命運作了相似又不盡相同的詮釋，其中“Forest Gump”的回答最直接：即使是智障人士如Forest Gump，隻要遵循聖經中的最基本的教導，順其自然，一樣能有一個完整成功的人生。這是西方人，特別是美國conservative的人生觀，那我們中國人的人生觀又是怎樣的呢？
中國人也好、外國人也罷，都是人，人性本無差別，差別的是所處時間、空間、客觀條件的不同，和在此條件下做各種事情的可能性和成功率的不同，也就是說中國人有的一切社會情感、行為元素，外國人也有；外國人有的一切社會情感、行為元素，中國人也有，所不同的是統計意義上的量的差別，是事件發生的統計意義上的threshold的差別，也就是做各種事情的概率分布的差別。人種之間的差別可以基本忽略不計，造成中國人集體和外國人集體的統計意義上的差別的原因是文化的不同。文化是一個社會每個成員都下載安裝的操作係統，社會製度、法規、程序及各種社會政治、經濟、意識形態是在文化操作係統之中運行的軟件，文化的差別造成了不同文化的成員群體做各種事情的概率分布的差別，其結果就是在不同文化成員情感、行為元素量上的統計漲落呈現出不同的pattern。中國文化和其他文化產生、發展的時間、空間、客觀條件是不同的，作為她的發展的內容，曆史上中國人民為求生存、求發展所作的努力和選擇也是同其他文明是有差別的，這些差別就造成了中國文化和其他文化之間的差別。
中國文化上溯五千年都遠遠不止，最早應源於差不多萬把年前的伏羲、女媧時代，那個時代對中國文化最重要的貢獻不僅是太極、陰陽、八卦的哲學思想，更是中國文化特有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和男女婚嫁儀式和傳統，這是中國人人生觀中最基本的東西。在遠古時期，占卜在宗教、婚嫁、漁獵、耕作、收獲、遷移等社會活動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占有極高的比重，以太極、陰陽、八卦的哲學思想作為指導，占卜的卦辭逐漸發展匯集成冊，其最高成就連山、龜藏、周易，終於形成了中國文化完整的雛形。易經將伏羲八卦發展成八八六十四卦，相應於事物發展變化從開始到結束的六十四個階段、形態，從哲學的高度進行了總結歸納，充分體現了了古樸的辯證觀和方法論。易經不僅僅是占卜的卦辭，更是古老辯證法的精華，還囊括了古代社會政治、宗教、文化、曆史、經濟、科技、民俗、戰爭等方方麵麵的內容，以後的中國文化的發展，都是與易經一脈相承的，不間斷的，其內在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易經鑄就了中國文化的精神、靈魂。作為易經的補充，上古流傳下來的還有“尚書”、歌舞、神話傳說和農牧漁、醫藥衛生、天文曆法等，歌則被收錄在後來的“詩經”之中，神話傳說則被收錄在後來的“山海經” 之中，醫藥衛生則發展為後來的“黃帝內經”，農牧漁、天文曆法等則散落收錄於其他後來的典籍之中，而舞的一部分或許保留在武術和傳統儀式之中。易經既然鑄就了中國文化的精神、靈魂，也就必定鑄就了中國人人生觀的精髓。中國人人生觀中一定有辯證法的內容，一部分就源自易經。易經中諸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君子以厚德載物”，“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君子以竭惡揚善，順天休命”，“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等思想在中國人的人生觀中都有著重要的地位。
中國春秋戰國時期，是百家爭鳴的時代，老子、莊子、孔子、孟子、孫子等偉人都出於那個時代，黃帝內經、天人合一和五行之說也產生在那個時代。老子、莊子、孔子、孟子、孫子等百家之言都與易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有種說法，老子的“道德經”是易經坤卦的詮釋和引申；孔孟的儒家學說則是易經乾卦全方位的演繹；而“孫子兵法”則是易經師卦、坎卦、革卦、旅卦、豫卦、屯卦的戰事推演。至漢武帝時，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從此成為了國家的官方哲學思想體係，但同時，統治階級又奉行“內用黃老，外示儒術”的雙重標準。孔孟的儒家學說之所以能夠登上主流文化的寶座，除了它維護男權社會，維護家庭關係，維護現有社會秩序的思想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有利於社會穩定以外，它的通過“禮”規範社會關係的思想，它對社會、人生的積極的現實主義態度及對宗教“敬鬼神而遠之”的理性主義精神在當時確實有很大的積極意義和進步意義。再有就是，儒家有辦學的傳統，既解決了儒生的社會地位和生計問題，又擴大了儒家的影響，培養了儒家的接班人，使得儒家得以可持續的發展，這些都是最終使儒學成為中國文化主流的客觀原因。不過儒家學說隻是事物發展變化的一種常態“乾卦”的學問，其他狀態它並不太涉及，也就不能很好的處理事物發展變化其他狀態的問題，所謂“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這時緊抱著儒家思想，就不能解決問題了，所以就要“內用黃老，外示儒術”。儒家占據中國文化官方的壟斷地位後，其他的百家學說就不得不下野，轉入地下繼續生存發展，由於曆代統治者對道家的雙重標準，道家便成為儒家的補充，其他諸家便匯集到道家的旗幟下麵，以道家的麵目繼續生存發展，所以後來道家就成了個大雜燴，什麽都有，傳統文化、諸子百家、外來的，非儒的，就都成了道。其實不僅是皇帝們“內用黃老，外示儒術”，一般人也是“內用雜家，外示儒術”，在學校學的是孔孟之道，在公開場合、大麵兒上、常態的條件下，遵循的是孔孟之道，以禮待人；但在校外，從社會上、從文學、藝術、大眾傳媒、從民俗、從周圍人事中學到的則大部分都是帶著“道家”帽子的雜家，在非公開場合、在台麵下、在非常態的條件下，用的則都是雜家。
佛教自晉末五胡鬧華時期從印度傳入中國，經曆代知識分子改造、傳播、發展，至唐朝達到鼎盛，形成了完全中國化的佛學，與儒、道三足鼎立並成中國主流文化，中國人人生觀裏辯證法思想的另一個來源就是佛學，還有就是因果報應的思想也是來自佛學教義。人們思想中的所謂孔孟之道，其實很多都不是孔、孟當初的思想，孔子自己編有“春秋”，給易經做過注解“十翼”，“論語”是孔子的弟子們在孔子死後將當年孔子與其弟子的對話編成的集子，“大學”的作者則是孔子的弟子曾子，而“中庸”的作者則是孔子的孫子子思。宋朝朱熹將儒學發展成所謂“理學”，訂出“理學”經典“四書五經”，“大學”、“中庸”和“論語”一起被列入“四書”。在中國人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中庸之道”原本並不是孔子的原話，而是他的孫子子思的思想。無論是儒，還是釋，還是道，儒釋道三家都大講道德，道德觀、善惡觀是中國人人生觀中最重要的觀念。其次，中國人都講究忠、孝、仁、義、禮、智、信，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概念都來自儒學；中國人又比較推崇節儉、謙虛、謹慎、容讓、為人處事留有餘地，這些則來自道家思想，而五行生克、天人合一的思想則是來自於與道家思想密切相關的中醫學。上古時期的原始宗教、占卜、堪輿之術在地下頑強地生存了下來，並有所發展，後來成為紫微、八卦命相、風水之學，中國人大多都有些宿命，就和這些有關。雖然如此，但中國人的宗教信仰並不太強烈，中國人非常實際、非常入世，其原因就是中華民族幾千年前，從周朝時起就選擇了理性主義的發展方向。周以前，殷商時期，殷人非常迷信鬼神，鬼神祭祀、占卜在殷人的社會生活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據說美洲印第安人就是殷人的後代，他們到現在還是那麽迷信鬼神。“尚書”裏講，周武王革命成功推翻紂王後不久，就嚴令禁止尋常百姓的鬼神祭祀、占卜活動，代之以祭祀天地、祖先，讓所有的巫師一下子失了業。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之學，理性、入世的思想一貫是主流，中國文化用家、國、祖先、後代、人與人的關係、關愛和實用、現實、享樂、使生命升華的情懷成功的代替了人們的宗教感情，使人們無需宗教彼岸的拯救，而在此岸也獲得永生，這可能是中國文化最特別、最具魅力的地方。
中國文化，無論儒釋道，其核心之一就是探討“性命”之學，用今天的話講，就是探討人理性與感性，生理和心理的關係。儒家偏向於理性統帥感性，到了“理學”階段，甚至有“存天理滅人欲”之說。道家則崇尚道法自然，側重於感性是理性的基礎，倡導作自然的人，即“真人”。佛家則強調自身的覺悟，排除虛妄，看清事物的本來麵目，明心見性。儒釋道三家對中國人的心理、情感、欲望有著深刻的、不同的影響，因人而異。近代強勢西方文化傳入中國，中國為了現代化，為了生存和發展，為了自身的富強，選擇學習西方文化，西方科學、技術、理性的思想成為了當代中國意識形態的主流，中國傳統文化則退居二線，西方文化在當代中國人的人生觀中自然就有了一席之地，也出現了“內用中華文化，外示西方文化”的現象，真可謂長江後浪推前浪，曆史又從另一個高度走到了同一起點。
--大宗師
“Forest Gump”、“Big Fish”、“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是三部很類似的好萊塢影片，“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介乎於“Forest Gump”和“Big Fish”之間，都是相當不錯的關於人生觀的影片。“Big Fish”的主人公善於用寓言的方式講訴他的人生經曆，他的兒子小的時候自然被他的這些奇妙的傳奇深深吸引，但當他的兒子長大之後卻覺得他的這些故事全屬天方夜譚，逐漸的就與他產生了隔閡，當他患病不久與人世之時，他的兒子前來探望於他，為了弄明白幼時他父親講的這些傳奇的真偽，他的兒子便探訪了這些故事的當事人，終於弄清了事情的原委，真正的了解了他父親，了解了他父親傳奇般的人生經曆和奇特的情感、精神世界，了解了他父親永遠熾烈年輕的心。“Big Fish”一開始的寓言故事，是關於主人公和街坊巫婆的故事。故事裏講，街坊巫婆神通廣大，鄰裏們都怕她得很，她有一隻水晶玻璃眼，觀看者透過這隻水晶玻璃眼，就可以看到自己一生的結局。主人公和街坊幾個小孩，都想去見識見識巫婆的這隻水晶玻璃眼，但又怕她得很，還是主人公有勇氣，直接找上門去，問巫婆能不能讓他們幾個小孩子見識一下她這隻水晶玻璃眼，貌似凶惡的巫婆竟然答應了他的請求，於是這幾個小孩就一個個看過來。其中一個男孩看到自己站在凳子上換燈泡時，從凳子上摔下來摔死；另一個男孩看到自己大頭朝下摔在什麽東西上摔死了；輪到主人公去看，他看完後笑了笑，說了句整部片子畫龍點睛的話：“我知道我的結局了，不算太壞，知道了怎麽結束的，我還有什麽可怕的呢？”，太對了，如果知道了命運，命運還有什麽可怕的呢？那就無所畏懼、瀟瀟灑灑的去擁抱命運吧！可是又有誰真能知道自己的命運呢？恐怕沒有人，每個人唯有在一生中take calculated risk，一步步來，怎樣take calculated risk，怎樣度過人生，就是個人生觀問題。“Forest Gump”、“Big Fish”、“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都對人生觀和命運作了相似又不盡相同的詮釋，其中“Forest Gump”的回答最直接：即使是智障人士如Forest Gump，隻要遵循聖經中的最基本的教導，順其自然，一樣能有一個完整成功的人生。這是西方人，特別是美國conservative的人生觀，那我們中國人的人生觀又是怎樣的呢？
中國人也好、外國人也罷，都是人，人性本無差別，差別的是所處時間、空間、客觀條件的不同，和在此條件下做各種事情的可能性和成功率的不同，也就是說中國人有的一切社會情感、行為元素，外國人也有；外國人有的一切社會情感、行為元素，中國人也有，所不同的是統計意義上的量的差別，是事件發生的統計意義上的threshold的差別，也就是做各種事情的概率分布的差別。人種之間的差別可以基本忽略不計，造成中國人集體和外國人集體的統計意義上的差別的原因是文化的不同。文化是一個社會每個成員都下載安裝的操作係統，社會製度、法規、程序及各種社會政治、經濟、意識形態是在文化操作係統之中運行的軟件，文化的差別造成了不同文化的成員群體做各種事情的概率分布的差別，其結果就是在不同文化成員情感、行為元素量上的統計漲落呈現出不同的pattern。中國文化和其他文化產生、發展的時間、空間、客觀條件是不同的，作為她的發展的內容，曆史上中國人民為求生存、求發展所作的努力和選擇也是同其他文明是有差別的，這些差別就造成了中國文化和其他文化之間的差別。
中國文化上溯五千年都遠遠不止，最早應源於差不多萬把年前的伏羲、女媧時代，那個時代對中國文化最重要的貢獻不僅是太極、陰陽、八卦的哲學思想，更是中國文化特有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和男女婚嫁儀式和傳統，這是中國人人生觀中最基本的東西。在遠古時期，占卜在宗教、婚嫁、漁獵、耕作、收獲、遷移等社會活動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占有極高的比重，以太極、陰陽、八卦的哲學思想作為指導，占卜的卦辭逐漸發展匯集成冊，其最高成就連山、龜藏、周易，終於形成了中國文化完整的雛形。易經將伏羲八卦發展成八八六十四卦，相應於事物發展變化從開始到結束的六十四個階段、形態，從哲學的高度進行了總結歸納，充分體現了了古樸的辯證觀和方法論。易經不僅僅是占卜的卦辭，更是古老辯證法的精華，還囊括了古代社會政治、宗教、文化、曆史、經濟、科技、民俗、戰爭等方方麵麵的內容，以後的中國文化的發展，都是與易經一脈相承的，不間斷的，其內在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易經鑄就了中國文化的精神、靈魂。作為易經的補充，上古流傳下來的還有“尚書”、歌舞、神話傳說和農牧漁、醫藥衛生、天文曆法等，歌則被收錄在後來的“詩經”之中，神話傳說則被收錄在後來的“山海經” 之中，醫藥衛生則發展為後來的“黃帝內經”，農牧漁、天文曆法等則散落收錄於其他後來的典籍之中，而舞的一部分或許保留在武術和傳統儀式之中。易經既然鑄就了中國文化的精神、靈魂，也就必定鑄就了中國人人生觀的精髓。中國人人生觀中一定有辯證法的內容，一部分就源自易經。易經中諸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君子以厚德載物”，“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君子以竭惡揚善，順天休命”，“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等思想在中國人的人生觀中都有著重要的地位。
中國春秋戰國時期，是百家爭鳴的時代，老子、莊子、孔子、孟子、孫子等偉人都出於那個時代，黃帝內經、天人合一和五行之說也產生在那個時代。老子、莊子、孔子、孟子、孫子等百家之言都與易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有種說法，老子的“道德經”是易經坤卦的詮釋和引申；孔孟的儒家學說則是易經乾卦全方位的演繹；而“孫子兵法”則是易經師卦、坎卦、革卦、旅卦、豫卦、屯卦的戰事推演。至漢武帝時，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從此成為了國家的官方哲學思想體係，但同時，統治階級又奉行“內用黃老，外示儒術”的雙重標準。孔孟的儒家學說之所以能夠登上主流文化的寶座，除了它維護男權社會，維護家庭關係，維護現有社會秩序的思想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有利於社會穩定以外，它的通過“禮”規範社會關係的思想，它對社會、人生的積極的現實主義態度及對宗教“敬鬼神而遠之”的理性主義精神在當時確實有很大的積極意義和進步意義。再有就是，儒家有辦學的傳統，既解決了儒生的社會地位和生計問題，又擴大了儒家的影響，培養了儒家的接班人，使得儒家得以可持續的發展，這些都是最終使儒學成為中國文化主流的客觀原因。不過儒家學說隻是事物發展變化的一種常態“乾卦”的學問，其他狀態它並不太涉及，也就不能很好的處理事物發展變化其他狀態的問題，所謂“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這時緊抱著儒家思想，就不能解決問題了，所以就要“內用黃老，外示儒術”。儒家占據中國文化官方的壟斷地位後，其他的百家學說就不得不下野，轉入地下繼續生存發展，由於曆代統治者對道家的雙重標準，道家便成為儒家的補充，其他諸家便匯集到道家的旗幟下麵，以道家的麵目繼續生存發展，所以後來道家就成了個大雜燴，什麽都有，傳統文化、諸子百家、外來的，非儒的，就都成了道。其實不僅是皇帝們“內用黃老，外示儒術”，一般人也是“內用雜家，外示儒術”，在學校學的是孔孟之道，在公開場合、大麵兒上、常態的條件下，遵循的是孔孟之道，以禮待人；但在校外，從社會上、從文學、藝術、大眾傳媒、從民俗、從周圍人事中學到的則大部分都是帶著“道家”帽子的雜家，在非公開場合、在台麵下、在非常態的條件下，用的則都是雜家。
佛教自晉末五胡鬧華時期從印度傳入中國，經曆代知識分子改造、傳播、發展，至唐朝達到鼎盛，形成了完全中國化的佛學，與儒、道三足鼎立並成中國主流文化，中國人人生觀裏辯證法思想的另一個來源就是佛學，還有就是因果報應的思想也是來自佛學教義。人們思想中的所謂孔孟之道，其實很多都不是孔、孟當初的思想，孔子自己編有“春秋”，給易經做過注解“十翼”，“論語”是孔子的弟子們在孔子死後將當年孔子與其弟子的對話編成的集子，“大學”的作者則是孔子的弟子曾子，而“中庸”的作者則是孔子的孫子子思。宋朝朱熹將儒學發展成所謂“理學”，訂出“理學”經典“四書五經”，“大學”、“中庸”和“論語”一起被列入“四書”。在中國人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中庸之道”原本並不是孔子的原話，而是他的孫子子思的思想。無論是儒，還是釋，還是道，儒釋道三家都大講道德，道德觀、善惡觀是中國人人生觀中最重要的觀念。其次，中國人都講究忠、孝、仁、義、禮、智、信，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概念都來自儒學；中國人又比較推崇節儉、謙虛、謹慎、容讓、為人處事留有餘地，這些則來自道家思想，而五行生克、天人合一的思想則是來自於與道家思想密切相關的中醫學。上古時期的原始宗教、占卜、堪輿之術在地下頑強地生存了下來，並有所發展，後來成為紫微、八卦命相、風水之學，中國人大多都有些宿命，就和這些有關。雖然如此，但中國人的宗教信仰並不太強烈，中國人非常實際、非常入世，其原因就是中華民族幾千年前，從周朝時起就選擇了理性主義的發展方向。周以前，殷商時期，殷人非常迷信鬼神，鬼神祭祀、占卜在殷人的社會生活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據說美洲印第安人就是殷人的後代，他們到現在還是那麽迷信鬼神。“尚書”裏講，周武王革命成功推翻紂王後不久，就嚴令禁止尋常百姓的鬼神祭祀、占卜活動，代之以祭祀天地、祖先，讓所有的巫師一下子失了業。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之學，理性、入世的思想一貫是主流，中國文化用家、國、祖先、後代、人與人的關係、關愛和實用、現實、享樂、使生命升華的情懷成功的代替了人們的宗教感情，使人們無需宗教彼岸的拯救，而在此岸也獲得永生，這可能是中國文化最特別、最具魅力的地方。
中國文化，無論儒釋道，其核心之一就是探討“性命”之學，用今天的話講，就是探討人理性與感性，生理和心理的關係。儒家偏向於理性統帥感性，到了“理學”階段，甚至有“存天理滅人欲”之說。道家則崇尚道法自然，側重於感性是理性的基礎，倡導作自然的人，即“真人”。佛家則強調自身的覺悟，排除虛妄，看清事物的本來麵目，明心見性。儒釋道三家對中國人的心理、情感、欲望有著深刻的、不同的影響，因人而異。近代強勢西方文化傳入中國，中國為了現代化，為了生存和發展，為了自身的富強，選擇學習西方文化，西方科學、技術、理性的思想成為了當代中國意識形態的主流，中國傳統文化則退居二線，西方文化在當代中國人的人生觀中自然就有了一席之地，也出現了“內用中華文化，外示西方文化”的現象，真可謂長江後浪推前浪，曆史又從另一個高度走到了同一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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