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國民族的強勢生存
世界曾經擁有這樣的中國
——話說中國民族的強勢生存之一
孫 皓 暉
民族是人類生存競爭的結晶體，是大浪淘沙的結果。
任何一個能夠自立於世界的民族，都曾經經曆了種種嚴酷的生存考驗。無論大河民族、山地民族、島嶼民族、草原民族，隻要她能夠穩定的占據一定的生存空間並持續發展一定的時間階段，她就獲得了自立的根基。但是，縱然有了這個根基，也並非每個民族都能夠確保自己的文明不突然中斷，不驟然消亡。稍微留意人類文明發展的曆史，我們就會看到許多令人不勝惋惜的民族消亡案例。在五六千年前就以法製文明規範社會生活方式的巴比侖人，可謂人類第一朵燦爛的文明之花。可是，她如今在哪裏呢？三四千年前的希臘人，在愛琴海諸島創造了輝煌文明，其哲學、法學、神話文學至今還都是熠熠生輝的明珠。然而，那些“希臘人”如今在哪裏呢？兩千多年前的亞平寧山地人以絕對的尚武精神吞並希臘橫掃歐洲而建立了羅馬帝國，可是，那些羅馬人如今在哪裏呢？（對曆史無知而又罵口常開的新新人類們，可別將今日希臘、今日意大利當成了古希臘與古羅馬）。在墨西哥高原留下神秘蹤跡，以至於被某些頗具想象力的“家”們說成是“外星人”的那個發達民族，如今在哪裏呢？創造了金字塔與諸多偉大文明的古埃及法老們的族群，如今在哪裏呢？所謂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印度，對人類最大的貢獻是佛教文化，可是其中間幾百年的曆史卻是一個中斷的黑洞，今日印度人竟是忝居古印度人後裔的光榮！蒙古人曾經橫掃歐亞、統一中國，建立了其廣袤無與倫比的草原帝國。可是，以國家實體為依托的古蒙古人，數百年間卻國亡族破，至今仍然支離破碎。中世紀的鐵血帝國拜占庭、奧斯曼、神聖羅馬，同樣也是灰飛煙滅，其主體民族早已星散消亡於人類海洋了。還有那些絕對尚武的強悍王國，馬其頓、波斯、波希米亞、大月氏、西夏、遼、金、樓蘭等等等等，一個個都成了供人憑吊的遺址，當時的主體民族也都星散融匯，那些獨有的文明也都成了漂浮於人類天宇的流星。
曆史對民族的興亡提出了三個嚴峻結論：
其一，文明不是生存的保險。創造文明的民族同樣有可能滅亡。
其二，蠻勇武力不是生存根基。唯武民族興也勃焉，亡也忽焉。
其三，人口、幅員之多寡不是生存本錢。地廣人眾之民族照樣可以一朝覆亡，忽啦啦如大廈傾。
一個頑強不滅的民族，必然具有超常的生存能力。這種生存能力的本質就是其內在的生命力。從漫長的曆史可以看出，這種超常的生命力既不僅僅是擁有某種獨特的文明，也不僅僅是武力至上的絕對尚武精神，更不僅僅是依仗人眾地廣之勢。那麽，頑強的生命力對於民族這樣的個人共同體究竟應該是什麽？
還是讓曆史的畫卷來說明問題。
“民族”是一個近代話語，然而就其基本含義（共同地域、共同語言文字、共同生活方式等）而言，這個話語足以揭示我們所涉及的問題，所以不必爭論雞零狗碎的語詞歧義。
從一萬年的曆史長河看，具有最頑強生命力的民族隻有一個，那就是中國漢族。如果將世界民族競爭的起跑線定在六千年前，那麽，迄今為止，惟有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國民族——一個黃皮膚、黑眼睛、麵部線條柔和、寫方塊字、講單音節的族類——完整的保留了自己的國家形式，頑強的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間，完整的保留並不斷發展了自己的原生文明！
在六千年的漫長馬拉鬆中，沒有一個民族堅持到今天。
雖然後來中途“插隊”的某些民族今天超過了我們，但人類競爭的漫漫路程遠遠沒有結束，我們也還沒有被那些無情超越的腳步踩踏窒息，我們民族的強勢元氣也還沒有根本性的肢解傷害，憑甚說我們沒有希望重新超越？
麵對這一不爭的曆史事實，我們應當尊重這種最偉大的光榮，應當認真分析中國民族這種無與倫比的耐久力所包涵的智慧、力量與全部技巧，以期做出最為合理的揚棄式繼承，為重新超越奠定基礎。而不是因一時的貧弱落後妄自菲薄罵口常開。如果說我這種看法是民族主義，我非常樂於接受。一個民族沒有自己的主義，等於這個民族沒有追求，沒有理想，沒有智慧，沒有力量，沒有自信，嘛也不是。假如六千年的民族馬拉鬆是一種以千年為單位的單純的體育競技，中國民族一口氣至少拿了四個“分站”冠軍，雖然這一站暫時落後，也會有無數的體育科學家來研究中國民族的戰略戰術與一切技術細節。
然則我們為什麽不研究？
外國人的熱嘲冷諷甚或漫罵，不乏淺薄的嫉妒與無知，大可泰然處之。中國人自己也數典忘祖恨不能將中國原生文明焚屍揚灰，卻委實令人難解。冷靜的看看“二百年短跑”冠軍的美國，一方麵佯裝對別人的輝煌曆史嗤之以鼻，另一方麵卻將自己二百來年的曆史反複叨咕，好萊塢電影將所有重大不重大的事件拍了一遍又一遍，文學藝術與研究著作則深入到曆史的各種旮旯拐角去品匝，並象驕傲的火雞一樣向全世界公布研究成果。看看美國大使館向中國人散發的成套成套的美國曆史與現狀的精美書籍，你能說美國人不重視原生文明的曆史？歐洲國家更是沉醉於自己的民族曆史，那怕是支離破碎，也要拚湊得熠熠生輝。東洋日本更是恨不能改寫自己文明源頭的中國色彩，雖然有許多曖昧與不純，但日本人絕不謾罵自己民族的曆史。相反，所有的學者都在費力探究日本的本土文明史，力求將大和民族的尚武傳統鍛鑄得純而又純。
為什麽？
一個優秀的民族，必然尊重自己的曆史，正視自己的曆史。因為那是經過漫長嚴酷考驗的、能夠證明自己其所以優秀的事實。那種無法撼動的事實中存在著一個民族原生文明的強大力量，存在著百試百靈行之有效的生存大智慧、抗爭大技巧與飽滿激揚的生命狀態。緊要關頭對曆史的反思，往往能激發一個民族的智慧與勇氣，從久經考驗的生存大技巧中創造出適合於本時代的生存謀略。
所以，審視自己的原生文明不是虛幻的發思古之幽情，它完全可以成為創造新的曆史的出發點。
要解密中國民族在無數次生死存亡關頭的求生奇跡，以開拓我們的戰略視角，就要從我們的原生文明中理清那些生存大智慧、抗爭大技巧的基本方麵。
原生文明是一個民族的生存根基。一個民族在她從涓涓細流發展為澎湃江河的過程中，必然有一段積澱凝聚進而升華的時期，這個時期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生存謀略等一係列穩定的存在方式，如同一個人的生命基因那樣改變，將長久的甚至永遠的影響著一個民族的生命軌跡與發展潛力。這就是一個民族的原生文明。她是“上帝”烙在這個民族身上的“胎記”，永遠不能磨滅。
一個基本的交代是：中國原生文明的生成期在春秋戰國時期，這個原生文明形成後的第一波驚濤駭浪便是統一的大秦帝國的建立，從而使中國文明萬源歸一，形成中國文明的正源。自此以後，中國民族拓展生存空間的曆史波瀾，便壯闊的展開。
後麵我將具體展開，歸納中國民族生存發展的強勢之道。
強力反彈 有限擴張
——話說中國民族的強勢生存之二
孫皓暉
民族生存的根本在於抵禦外來族群的欺淩與侵略。也就是說，戰爭能力的文野強弱，決定著這個民族的命運。戰爭能力低下，或遲或早都要滅亡。這是民族發展史的鐵則。
中國民族其所以具有悠長的耐久力，根本之點就在於對外來危險無與倫比的抵禦消解能力。在數千年滄桑中，這種能力已經臻於化境，達到了極高的藝術境界。總結中國曆史，這種抵抗藝術的核心可以概括為八個字——強力反彈，有限擴張。麵對強敵，堅決反擊，此所謂強力反彈。反擊勝利，適可而止，此所謂有限擴張。從總體上看，中國民族在每次戰勝大危機之後，都沒有西方帝國或東方成吉思汗式的爆發擴張，而總是將勝利限定在一定範圍之內。對於這個“度”的把握，充分體現了中國民族深邃的戰略洞察能力。從某種意義上說，奮起反擊不難，大勝之後適時刹車卻極難。曆史上舉凡曾經強大而一朝覆亡的帝國民族，如古羅馬、拜占庭、西夏、遼、金、元、希特勒第三帝國等，莫不是不知進退而衰竭枯涸。否則，這種把握如何稱得上藝術境界？
中國是世界上產生兵書最多的國家。春秋戰國的學問家流派中，兵家堪稱威名赫赫。在中國，知兵而成“家”成“學”者，絕非浪得虛名。中國曆史上的兵家有兩個顯著特點：其一，全部是文職軍人出身（請注意，名將才是職業軍人）；其二，同時都是身居要職的政治家。這兩個形式特點，反向的說明了中國軍事思想必然不會是單純的軍事攻防研究，而一定帶有深邃的社會人文價值。假如不是曆史塵埃的淹沒，中國的經典兵書絕非隻有《武經七書》。姑且隻說《武經七書》的作者：《六韜》的呂尚即人人皆知的薑太公，顯然是個老學者。《孫子兵法》的孫武本是齊國名士。《吳子兵法》的吳起是魯國名士。《司馬法》的司馬穰苴是晉國的司馬（文職國防部長）。《尉繚子》的作者是魏國國尉繚，同樣是文職國防部長（請注意，中國古代的司馬、國尉、太尉等，都是最高國防長官，隻有大將軍、上將軍等各種將軍才是三軍實際統帥）。《唐太宗李衛公問對》的李世民不消說是個皇帝，就是李靖也是文士出身。另外，失傳而重見天日的《孫臏兵法》的孫臏，更是文人學子。《孟德兵法》的曹操，四言詩寫得驚世駭俗。一言以蔽之，舉凡中國留有軍事著作的兵家，沒有一個赳赳武夫。
這樣的兵家們所鍛鑄的用兵原則，囊括了非凡的民族生存智慧。
《孫子兵法》開篇就是《始計》——即廟算，即戰略運籌。第一句話就是“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這個論斷代表了中國民族對戰爭的最高境界的審視。戰爭對軍人而言，是死生之地，對國家民族而言，是存亡之道。惟其如此，戰爭才是國之大事！《司馬法》則開篇就提出“以戰止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匚！鋇木?欄裱浴??泊酥種鄭?妓得髁艘桓鍪率擔?泄?褡逶詼源?秸?奈侍饃鮮搶渚睬逍訓模?羌峋讎懦餉つ啃緣摹?
還是讓我們具體看看中國民族“強力反彈，有限擴張”的曆史吧。
中國民族第一次的生存大危機發生在春秋中期。周王室東遷洛陽後百餘年間，王權的衰落與諸侯國內部的爭鬥，對外夷的防範早已經形同虛設。野蠻部族如汪洋大海般從四麵進逼中原。那時侯，嶺南、江南、東海、隴西、高原、草原，無處不敵。南苗、東夷、西戎、北胡，四方皆夷。大約數以百計的野蠻部族從各個方向向中原蠶食。華夏民族危在旦夕！這時候，卻恰恰正是中原世界發生革命性變化的前夜，各種形式的新舊較量都正在激烈進行。然而，就在內部革命如此激烈的時候（請注意，“革命”是中國上古話語——湯武革命），華夏民族的新一代貴族精英卻深明大義，表現出了族群生存至上的偉大情懷。當時絕對有爭霸天下之實力的齊桓公薑小白與丞相管仲，毅然放棄中原爭霸的革命，利用齊國巨大的號召力舉起“尊王攘夷”的大旗，全力倡導天下諸侯以東周王權為中心，堅決反擊夷禍。這個主張的實際含義是，齊國犧牲了自己的霸主地位而擁戴王室，從而“九合諸侯”，凝聚華夏民族抗擊外患。九次聯合反擊，各種野蠻部族全數被驅逐出中原地區。值得深思的是，中原諸侯在勝利後並沒有無限度出擊，將那些小部族趕盡殺絕，而是北到陰山、南到吳越、東止海濱、西止陳倉（今日陝西寶雞），所有的諸侯都適可而止的停止了反擊追殺。這場大反擊保證了華夏民族近二百年平安，直到戰國末期北方匈奴卷土重來。誠實的孔子曾經感慨，若非桓公管仲，中原人都成夷胡了（吾將為左衽矣）！
這一次，強力反彈之後的有限擴張，主要是邊緣諸侯奪取了野蠻部族向中原進犯的部分根據地，如楚國向嶺南的有限伸展、秦國向隴西的有限伸展、晉國燕國向河套草原的有限伸展等。倒是起核心作用的齊國魯國等老牌諸侯國的土地沒有什麽伸展。
第二次危機是北方林胡、東胡、匈奴興起後對中原華夏民族構成的巨大威脅。這次危機雖然不是全麵大危機，但卻是一場長達百年的長期危機。戰國中期開始，中國南部“苗蠻”的威脅已經基本消除，但北方草原與西部草原的遊牧部族卻形成了很大的勢力。他們舉族為兵，逐水草而居，倚仗馬背民族特有的剽悍靈動，不斷從廣袤的沙漠戈壁向南推進，占據了水草豐茂的陰山與敕勒川為根據，向中原燕趙秦三國的北部頻繁的攻擊掠奪與騷擾。西部則沿著河西走廊東進，占據今日甘南草原與臨洮河穀地帶，不斷對秦國邊陲襲擾。從這時開始，從秦始皇到漢武帝，中國民族進入了長達百年左右的反匈奴戰爭。這場長期戰爭大體是三個階段：戰國反擊——秦帝國大反擊——西漢王朝長距離反擊。戰國時代對匈奴作戰的主要是趙國、秦國、燕國。趙國第一線，是主要力量，名將李牧的十幾萬大軍長駐雲中河套地區。秦國其次，主要是九原、上郡（今日陝北高原與內蒙古）地區。燕國主要是漁陽（河北北部）、遼西與遼東地區。這一階段因中原大戰如火如荼，所以僅僅維持了抵禦兩胡、匈奴不能南下。即便如此。李牧的誘敵深入反擊戰也堪稱對付遊擊騎兵的第一次成功經驗。第二階段在秦始皇統一之時。其時秦帝國軍威正盛，舉國對匈奴兩胡深惡痛絕。始皇帝雄才大略，決心與匈奴大打一場。寬闊的秦直道從鹹陽直修到九原，糧食軍輜源源不斷的北運。上將軍蒙恬的三十萬鐵騎與匈奴騎兵硬碰硬——爾等不是倚仗騎兵剽悍麽，偏教爾等嚐嚐帝國鐵騎的滋味兒！一仗打下來，匈奴兩胡屍橫草原，遠遁大漠戈壁的深處，數十年不敢露頭。西部反擊照樣也是全麵大捷，高大壯碩的臨洮將軍翁仲被始皇帝鑄為金人立於鹹陽廣場，後來朝貢的匈奴人見了翁仲像無不跪拜！大勝之後，秦帝國沒有窮追不舍，而隻是占據了陰山敕勒川與隴西草原河穀，徹底奪取了匈奴立足中國邊緣的根據地，同時修了萬裏長城，以其作為縱深防禦。———這就是強力反彈，有限擴張。
順便說幾句。西方人說長城是秦帝國邊界，也是中國古代邊界，真教人蔑視他們的知識水準。但凡有軍事常識的人都應該知道，任誰不會將城牆修在國界上。當時長城之外的陰山敕勒川、河套平原、遼西遼東平原、甘南草原、河西走廊一部分，都已經是秦帝國領土。而國土不是任何地方都適合於駐軍的。長城隻是長駐軍隊縱深防禦的一道永久性工事而已，如何便成了國界？如果按照這種說法，但凡有軍事構築與城牆者便都是國界，歐洲國家不都成了小城堡？
匈奴之患是古代中國的夢魘。曆經楚漢相爭、西漢初期的經濟窮困，北方匈奴再次大規模南下，當真是亡我之心不死。漢武帝時期，匈奴成勢，西漢王朝也如日中天，一場大規模長距離的大反擊正式展開。衛青、霍去病的大軍穿越高山草原，深入沙漠戈壁，對匈奴展開了剿匪式的追擊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驃騎大將軍（騎兵總司令）霍去病的壯士情懷就是當時中國民族的反擊決心，千古之下，依然令人血脈賁張。曆經十餘年大戰，漢軍北出到燕然山、狼居胥山（今烏蘭巴托）、貝加爾湖（漢人叫做北海，蘇武牧羊守節的地方），西邊進擊到蔥嶺、塔裏木河、阿拉木圖一帶。堪稱萬裏征戰之壯舉。至此，匈奴之患終於基本從中國曆史上消失。
這次的反擊是有限擴張最大的一次，非但徹底鞏固了陰山草原等匈奴遊擊區，向北推進到沙漠邊緣，而且占領了全部河西走廊與青海新疆部分地區，設立了西域都護府。漢人的生存空間第一次大規模伸展，幾乎奪取了匈奴兩胡的全部邊緣根據地。
第三次又是全麵大危機。這次間隔較長，發生在西晉末期到魏晉南北朝的一百多年間，史稱“五胡亂華”。由於西漢的強盛，東漢又有馬援、班超等著名將領消滅邊患，加之三國時代曹操北征烏桓、諸葛亮平定西南、孫權開發嶺南等，三四百年間中國基本上沒有全麵性的生存危機。到了西晉，形勢為之突變。西晉政權是司馬氏家族三代政變所建立的王朝，開國大政權具有的勤奮勤政、休養生息、廉潔節儉等優秀方麵一點也沒有；倚仗曹魏奠定的實力，拿下了吳蜀兩個奄奄一息不堪一擊的王國，便驕嬌大長，開始了驚人的腐敗裂變。五十年間，宮廷腐朽，政變迭起，貴族鬥富，皇帝白癡（晉惠帝是真正的癡呆少年），國中糜爛一團。作為民族良知的知識分子也大為墮落，放浪形骸，空談清議，沒有一個幹正經事。（據潘光旦先生考證，阮籍、嵇康一夥所謂“竹林七賢”非但是醉死夢生的大酒鬼，而且是群交能手，竟然還有名士夫婦鑽牆窺視大為讚歎！那位有精神，可找潘光旦翻譯的《性心理學》全部注釋一看）。
這是中國民族被上層糜爛腐敗拖向災難深淵的最危險的一次全麵生存危機！
短短五十年的大腐敗，使北方胡人再次卷土重來。遠遁無蹤的匈奴、東胡突然變成了鮮卑、丁令等等胡族，從西伯利亞的叢林草原冒出。這次他們竟大張旗鼓的假托自己是華夏五帝之後裔，堂而皇之的大規模南下來奪中華河山。西晉貴族階層本來已經腐爛透頂，加之內亂紛爭不休，便一潰千裏的逃到江南去了。占當時中國三分之二領土的整個北方全部被胡人占領，而且先後建立了諸多政權。這是四千多年來華夏民族被外敵入侵最深、曆時最長的一次。不要因為這些胡人後來也化入華夏民族而諱言痛苦的曆史，這是另外一個話題。大敗之後的晉貴族階層，畢竟過濾出了些許精英人物，依靠他們激勵民眾支撐危局，但始終也沒有北伐成功。危機的解除還是隋朝的事了。躋身於胡人政權的隋文帝楊堅，奪取北周政權，整軍經武，驅趕胡人，統一了中國。
隋的大反擊，不但恢複了西漢版圖，而且將胡人鮮卑的生存根據地又奪取了很大一部分，這包括奪取青海地區，將河西走廊的細細咽喉擴展為數千裏寬闊的縱深國土。但也丟失了西漢西域都護府的西部地區與北部、東部的一些地區。
真正消除這場百年危機，對外來勢力進行又一次大反擊的，還是煌煌大唐。唐與隋接踵，是一個南征北戰奪取天下的強悍政權。唐初麵臨的最大威脅是西麵的吐蕃、西北的回紇、北麵的突厥三股強敵。曆經唐太宗、武則天、唐玄宗三代不斷反擊，中國領土有了很大伸展。西北到達鹹海，直接於今日伊朗接壤，稱隴右道；北邊到達貝加爾湖與今日俄羅斯的赤塔地區，稱關內道；南部包括全部越南，稱嶺南道；東北遠達今日俄羅斯的朱格朱爾山脈（包括庫頁島），稱河北道。隨著國力消長，唐代的領土也有盈縮變化。我所說的是全盛時期的生存空間。
第四次危機是宋明時期。這次是中國民族先處於守勢而後大反擊的一個時期，也是在富裕狀態下屈辱亡國而後東山再起的時期。按照宋朝的經濟實力，完全應當振作。但是宋朝卻偏偏背離中國優秀的軍事傳統，實行“將兵分離製”，過分崇尚文職而壓抑尚武精神，以致麵對遼、金、西夏三個強大的軍事小帝國和一個大理國，宋代一直處於防守狀態。割地賠款，輩出，先丟了北方，又在江南最後被元軍消滅，中華國土終於第一次被外敵完整占領八十餘年。宋朝政權也以屈膝賣國、殘害主戰派將領而被永遠的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
長久積蓄之後的大反擊，始於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反抗外族入侵的民族大起義——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政府無能，人民自救！中國民族以這種遍地開花的紅巾大起義，吹響了強力反彈的號角。但是，最終完成大反擊的，依然是有組織的國家政權與軍隊。這就是明朝初期的強力反彈。明初是中國曆史上“將星如雲，謀臣似雨”的時期之一。高漲的民氣、英明的君主、善戰的軍隊、高超的謀略、出色的統帥，這時都奇妙的凝聚在一起，終於恢複了中國民族的固有領土。這次反擊雖然最終擴張不大，但卻能在八十多年後奪回唐代五分之四的領土（沒有奪回新疆，沒有奪回蒙古草原），也可謂一次成功的大勝利。
明朝之後，清王朝的出現是個特殊問題。滿族原於女真部族，其所居住東北地區至少在隋唐時期已經是中國本土，明代也是確定不移的中國領土（稱為努爾幹都司），相當於一個軍事特區。滿族雖不是中國主體民族，但確定無疑的是中國人。滿族強大而奪取全國政權，本質上是中國人的統一形式問題。隻是由於中國主體漢族第一次成了Ｂ角甚至Ｃ角，再加上滿族初期入關的報複心理，將自己的外形特征（剃頭留辮子）強加於漢族等高壓政策，漢族才有了亡國感覺。但是，隨著滿族對中華文明的認同與漢族進入中央政權人數的不斷增多，以及滿族皇室的爭氣（請注意，滿族皇室的勤奮明智與八旗部族的腐敗是大不相同的。清朝的十個皇帝個個都有危機憂患意識），以漢族文明為主體的中國文明終於認同了這個成功脫離了落後母體的少數民族的中央統治權。所以，滿族主政與中國曆史上的外敵入侵有著本質不同。一個最起碼的比較是與蒙古入侵後的政策比較。
滿族主政，在維護國家民族的生存空間方麵，同樣出色的體現了“強力反彈，有限擴張”的大智慧。四麵邊患在清朝中期幾乎完全肅清，西藏、台灣、蒙古、新疆，全數回歸中國！清朝全盛時期的中國，比現在的中國大了大約一倍還有餘。………
綜上所述，“強力反彈，有限擴張”，這是中國民族在長期生存競爭中的第一個大智慧——對付外敵的超級智慧。
有人說中國文明其所以能夠以國家形式完整保留，原因在於中國西南部環山、東部臨海、北部草原荒漠，遠離西方衝擊力的原因。這是不了解中國曆史。誠實的說，在冷兵器時代，中國經曆的巨大衝擊比任何一個民族都多都慘烈！而實踐證明，任何軍事力量（當然包括西方）都不足以摧毀華夏民族，尚且不說匈奴人的許多部族本身就是白種人。如果以近代以來的曆史說話，西方力量與東洋力量難道沒有企圖滅亡中國的事實？當這些火器民族無情“衝擊”我們的時候，恰恰是中國尚未脫胎換骨最為貧弱落後的時候，中國沒有滅亡，難道是他們可憐我們？
中國雖然暫時落後，但中國正在積聚強力反彈的力量。從曆史的角度看，二三百年隻是彈指一揮間。不要說當代技術日新月異，再有五十年到一百年，我們重新伸展的餘地無窮之大。然則即或到了那個時候，我們也應當牢牢記住民族生存曆史所沉澱凝聚的智慧，隻是有限擴張，而不是向全世界瘋狂報複。
一個經常處於神經質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
整合統一 霸氣巍巍
——話說中國民族強勢生存之三
孫皓暉
內亂分裂，是民族生存的另一個根本性威脅。
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在民族之林的殘酷競爭中，內亂分裂必然導致強敵入侵與外來勢力的各種不正當進入，從而最終滅亡這個民族的文明生存方式。民族的滅亡，雖然不是全部個體生命的毀滅，然則卻是個體賴以存在的文明根基徹底瓦解星散，使滅亡後殘存的個體生命喪失精神創造力與傳統生活方式，淪為精神乞丐，淪為行屍走肉。惟其如此，民族的內亂分裂，絕不僅僅是國家民族的災難，從根本上說，更是每一個體的災難。
某個民族如果發展到以國家形式生存的程度，就意味著這個民族的文明已經成熟。從此，國家就成為這個民族的生命形式，成為這個民族的外殼與靈魂，國家的興衰榮辱就成為這個民族的生命軌跡。從本質上說，民族的分裂內亂所侵害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國家形式，通過對國家形式的破壞而消解浸蝕民族生存能力，從而對整個民族帶來毀滅性災難。
我們已經無法確切的知道遠古曆史上那些曾經輝煌過的民族一朝覆亡的具體原因了。但是，進入我們視野的曆史舞台上，依然在不斷上演著相同或相近結果的民族悲劇。回溯上遊，基本原因也大體無二。前蘇聯作為一個多民族的一等強國，數年之間轟然崩塌，雖然每個民族依然存在，但曾經使他們共同輝煌過的國家形式卻無可挽回的消逝了。踽踽獨行的俄羅斯舉步唯艱，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其他獲得獨立的小民族國家，更是全部淪為第三世界（雖然他們原來的生活狀況也是第三世界，但那時他們的民族地位卻是第一流的）。盡管這不是民族滅亡的悲劇，但是，當全麵內亂摧毀了曆史選擇的最適合於他們的國家形式（聯邦製統一國家）時，每個民族的結果都是災難性的。南斯拉夫的解體是另一個案。倏忽之間，一個二戰期間的英雄的多民族國家竟然弄得幾乎隻剩下塞爾維亞一個光杆主體，遍體鱗傷，誰都可以對他指手劃腳。
分裂內亂，對一個民族的傷害是根本的致命的。
令人詫異的是，中國民族的先天稟賦中似乎就蘊涵了強烈的群體精神，其反對分裂維護統一的悠久與堅定，在整個人類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這是中國民族能夠以大民族大國家形式數千年巋然屹立的根本原因之一。從現實原因講，中國人也許在遠古時代從部族團結聯盟抵禦嚴酷大自然與“非我族類”的侵害中，就痛切體會到了族群統一的至關重要。至少大禹聯合各部族共同治水的曆史是不能忘記的。那時侯，隻有棍棒木耒與極少數天然金屬工具的幾乎是赤手空拳的人們，一旦聯合行動，竟然在幾十年中疏通了橫貫數千裏的滔滔大河，使遍地洪水東流入海！此等“喝令三山五嶽開道”的偉大功業，沒有任何一個大河流域的民族曾經擁有？尼羅河？多瑙河？密西西比河？恒河？伏爾加河？如此獨步寰宇的偉業，沒有萬眾一心眾誌成城的團結統一，大約連做夢也不敢想。某些清醒的西方人也看到了這一點，說大河流域民族的治水鬥爭，是統一專製的東方帝國的起源（見湯因比的《曆史研究》與魏特曼的《東方專製主義》）。
大禹領導的聯合治水，挽救了整個華夏民族。由此大禹建立了中國民族曆史上的第一代國家形式——統一聯邦製的夏。從大禹立國開始，反對分裂維護統一就成為中國民族生存曆史上的頭等大事。大禹在會稽山的開國大典上，無情的殺了遲到的東方部族首領共工，樹立起國家最高政權令行禁止的絕對權威。
從夏開始，至今大約四千一百多年。讓我們先來宏觀的看看在這漫長的四個千年中中國的統一與分裂的線條：
夏，16王，大約500年，聯邦製的統一國體。
商，17代31王，大約600年左右，聯邦製統一國體。
西周，13王，257年，聯邦製統一國體。
以上三代是中國第一種統一的國家形式。說她是聯邦製，主要是諸侯國的軍政自治權比較獨立。也不是西方的鬆散聯邦製。遠古國家性質是一個專門問題，不想在這裏拉扯過多。
東周，即春秋時代，25王，100餘諸侯國，大約300餘年。
戰國，7大戰國，30餘小諸侯國，大約250年左右。
以上兩段是中國文明發展的大黃金時代，是中國創立新型統一國家的過渡時期，而不是通常意義的分裂時期。
秦帝國，兩任皇帝，15年，統一帝國。
楚漢相爭，5年內亂（分裂）。
西漢，15帝，215年，統一時期。
新，1帝，15年，統一時期（後期三年內亂）。
東漢，14帝，196年，統一時期（初期8年內外戰爭，後期24年內亂）。
三國，60年，分裂時期。
西晉，4帝，52年，統一時期（後期15年內亂）。
東晉南北朝，12帝，264年，大分裂時期。
隋，5帝，39年，統一時期（後期3年內亂）。
唐，25帝，276年，統一時期（中間及後期內亂大約30年）。
五代十國，52年，大分裂時期。
北宋，9帝，163年，統一時期。
南宋，10帝，157年，大分裂時期。
元，13君，88年，大分裂內亂時期。
明，19帝，294年，統一時期。
清，10帝，296年，統一時期。
1840年後的160年，隻算共和國50年基本統一，其餘110年全部記為內亂、外侮、分裂時期。
根據以上粗線條，中國前兩個千年基本統一，後兩個千年（秦帝國之後）中，統一時期為1215年，分裂內亂時期為785年（加上統一時期的中後期內亂，大約800多年）。
從總的方麵說，中國民族的統一占據了主流，分裂內亂終歸統一。一個基本規律是，強盛的中國全部是統一時期，積貧積弱的中國全部是分裂內亂時期。
世界上沒有一個大民族象中國這樣曆經如此多的分裂內亂而每次都能整合自己，最終回歸統一潮流！分裂勢力在中國曆史上沒有成功過一次，中國的國土沒有因為分裂內亂而永遠丟失那怕一寸！
不能不說，這是世界民族史的奇跡。
中國民族智慧中最為眩目的明珠就是統一意識。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將統一意識化做如此恒久的民族精神。
中國民族整合統一的大智慧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麵：
其一，每次麵對分裂，統一立即成為中國民族的最高理想，並且絕不動搖。民族的最高榮譽總是給予能夠領導統一的英雄領袖，民眾追隨的目標也立即洶湧澎湃的倒向統一力量。中國人總是將分裂內亂視為“國破”，又總是將“國破家亡”連成一條最簡單的因果直線，將“覆巢之下，豈有完卵？”視做天經地義的邏輯。這就是中國民族麵對分裂的思維定式，一種永遠不能改變的民族價值觀。請每個中國人牢牢記住，這就是中國人曆經數千年鍛鑄出來的精神利劍，光芒閃爍，充滿霸氣——對分裂者沒有道理好講，就是必須統一！
其二，痛下殺手，毫不手軟。中國民族對分裂勢力的殺伐決斷遠遠狠於對外來勢力的運籌抵禦。對外用兵，中國人在曆史上一般都極為謹慎。但對內消除分裂完成統一，中國民族從來沒有優柔寡斷。在是否統一的問題上，中國人從來沒有決策過程。要決定的隻是一個，如何打？而且，統一戰爭從不顧及力量對比，打敗了也要前赴後繼的再打。每每是統一戰爭，中國史書都觸目驚心的記載著“血流漂杵”“浮屍百萬”！那些最大規模的戰爭，往往不是發生在抵禦外侮中，而是發生在統一戰爭中。戰國的長平大戰，秦趙兩國共出動雄師百萬，一戰消滅趙國五十萬大軍，從而創造了古典戰爭的最高典型。對外戰爭雖然也同樣有著名戰例，然則就戰爭規模而言，遠遠不如中國內部的統一戰爭。誠實的說，幾千年曆史上，能在中國人馬前走幾個回合的外敵，還確實沒有幾個，雖然近代以來我們也有過戰敗的恥辱。但是，內部分裂勢力卻是同樣優秀的人種，就不能不碰撞出最為絢爛的戰爭火花。這種為了統一不惜付出最大代價的拚命精神，最充分的體現了中國民族剛猛勇武的一麵，足以使任何分裂勢力先自氣短三分。
其三，沒有談出來的統一，隻有打出來的統一。這是殘酷的事實，痛苦的經驗。從本質上講，統一意味著分裂一方的陰暗命運，丟失政權並遺臭萬年，盲目追隨分裂的民眾也將付出慘重的代價；設若抵抗並戰而勝之，安知分裂者不能爭得統一的權柄？這種幻想每每支撐著形形色色的分裂勢力與動亂勢力，使他們幾乎永遠不可能回到“和平統一”的軌道，而總是選擇刀兵相見——戰場上說話。國有國情，族有族情。不要說世界上已經有和平統一的先例，更不要說和平是世界的主流。請牢牢記住，世界在變，但人性沒有變，各民族的獨特精神也沒有變，殘酷競爭的主流更不會變，而且永遠不可能改變；中國民族幾千年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統一經驗，絕不會因為世界出現了電腦、原子彈、衛星、航母等一大批新勞什子而突然過時。
從本質上看，統一沒有玄妙的技巧，更沒有我們祖先沒有想到的奧妙。中國人縱橫捭闔施展謀略，那可是如同兒戲。幾千年幾百代無數能踢能咬能不夠者看穿了的東西，絕不會走眼的。
想要中國統一強盛，還得有祖先強勢生存的錚錚傲骨與巍巍霸氣。
神、氣、力合一，黑客般的雕蟲小技何足道哉！
文明衝突中的強大消解能力
——話說中國民族強勢生存之四
孫皓暉
世界有多少個民族，便有多少種生存文明。
在漫長的生存競爭曆史中，不計其數的文明形式伴隨著民族的消亡，而成為飄散的文明粒子。同樣，不計其數的民族也因為自身文明的脆弱，而導致民族主體在競爭中的滅亡。文明形式是民族生存的特殊本質，民族形式是文明存在的特殊載體。一而二，二而一。文明形式與民族形式的命運具有完全的曆史同一性。迄今為止，沒有那一種脫離了民族形式而存在的所謂文明，更沒有那一種脫離了文明形式而存在的所謂民族。
從本質上說，一個民族所創造的文明，就是這個民族的全部生存方式。從民族競爭的意義上說，民族文明是該民族特立獨行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又是該民族抗擊其他文明蠶食的本體武器。文明形式有多麽飽滿，民族的生命狀態就有多麽強大；文明形式有多少缺陷，民族的生命狀態就有多少死穴。
漫長的曆史興亡，一再證明了這個殘酷的真理。
與中國春秋戰國大體同步的古希臘文明，是一種溫和脆弱的海島民族的文明。盡管這個文明中所蘊涵的深刻的哲學、理性的法學、浪漫的神話與一些著名的科學原理，已經成為人類不朽的文明遺產。但是，古希臘文明缺乏一種內在的強悍與巨大的生命張力。她們關注深邃的生命存在的意義，所以誕生了深刻的哲學。她們關注自己存在秩序的文明化，所以誕生了法學。她們沉溺於浪漫的幻想，所以編織了燦爛的神話。然則，一個擁有如此文明的民族，卻竟然沒有誕生兵學著作——一種偉大抗爭精神的結晶！這隻能說明，對外部世界的防範抵禦的意識，根本沒有成為這個民族的文明組成部分。最終的結果，古希臘民族沒有逃脫滅亡的厄運，被文明落後的羅馬民族的騎兵無情的消滅了。
文勝於質，是古希臘文明的致命缺陷，也是古希臘民族悲劇的必然所在。
幅員遼闊的羅馬帝國，則是戰馬劍盾鑄成的剛性社會。他缺乏豐厚淵深的原生文明，又拒絕汲取古希臘文明而改造自身。雖然強悍，卻沒有柔韌的文明根基。羅馬帝國留給人類的，除了龐大的鬥獸場、血腥的奴隸角鬥場、無數的征服戰例、奢靡的沐浴方式與酗酒惡習，以及一部《羅馬法典》與哲學詭辯派之外，還有什麽呢？對於一個存在千年左右的世界性帝國，其主體文明竟然如此貧瘠，確實令人不勝惋惜。
惟其如此，在曆史歲月的侵蝕中，羅馬民族最終無聲無息的解體了。倒是曾經被他征服的許多民族，依舊沒有滅亡。
質勝於文，這是古羅馬文明的致命缺陷，也是古羅馬民族悲劇的必然所在。
民族競爭是全方位的競爭，是綜合素質的競爭。決定民族命運的，絕不僅僅是戰爭與暴力。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文明形式本身的衝突競爭。生活方式是否具有包容性？語言文字是否簡潔並具有美感？是否有利於交流傳播？信仰是否具有多元特點？並對其他民族的信仰形式具有共處性？人文精神、價值觀念、倫理道德、國家形式、社會結構、消閑方式、審美方式、居住方式、人際關係準則、婚姻與兩性關係的傳統、家庭與家族形式的親和力等等等等，是否具有堅實的根基？是否具有強大的精神感召力？
歸納起來，就是由所有這些方麵綜合形成的文明方式，對本民族個體是否具有深刻的吸引力、強烈的凝聚力？對不同民族是否具有包容性與親和力？
文明衝突是民族競爭的“軟”形式。它更為長久的決定著一個民族的興衰榮辱。文明形式不具有彈性（包容性與親和力）的民族，必然是民族文明的尊嚴極端化的民族，也就是老虎屁股式文明。這種文明的民族，必然陷於連續不斷的外部衝突與內部族群文明的衝突，誰也容納不下誰，最終導致整個民族的衰落。
曆史不乏文明衝突導致戰爭與對抗的例子。
十字軍東征大約是中世紀東西方文明衝突最典型的戰爭。所謂宗教聖戰，無一不是文明衝突引發的戰爭。就現存文明民族而言，在文明衝突中受傷害最深的恐怕莫過於以色列民族。一部《聖經》中的一個故事（即或這個故事是信史），一個猶大，使以色列人在西方民族（文明）宗教世界墮入了萬劫不複的地獄。一切對猶太民族的殘害殺戮，莫不起源於這個“神聖”的故事！從這個意義上說，猶太民族的災難至今仍然沒有結束，因為某種文明的狹隘與偏見仍然沒有結束。
中國民族的聖人是孔子。孔子在世時的敵人多如牛毛（有沒有出賣過孔子的叛徒？我不清楚。請熱心的網友查證）。可那個中國人要將孔子敵人的後裔當作異類消滅，那在中國民族看來簡直要笑掉大牙，連認真的憤怒都不需要。可能有人說這是不倫不類的比較。我倒認為非常的能說明問題。假如說出賣孔子的叛徒還沒有找到，那麽出賣武聖人關羽的孟達總是真有其人吧，還有割去了關羽頭顱的潘璋（東吳大將）也是證據確鑿吧。可是，非但封關羽為“聖”為“王”的政權沒有下令將潘璋、孟達的後裔（潘孟二族）斬草除根，就是那些最講“忠義”精神、尊關羽為“鼻祖”的中國會道門們，也沒有對潘孟二族尋仇。中國民族在漢代之後最痛恨的人是秦始皇（姑且不說對不對），可是秦姓依然在繁衍，以致出了個遺臭萬年的秦檜之後，竟然姓秦者依然如過江之鯽！
不要說中國文明不認真不嚴肅沒有仇恨意識。斤斤計較仇恨的文明永遠不會“泛濫”為汪洋恣肆的文明。
說到底，還是文明的“海納”問題。
中國民族在曆史上遇到的文明衝突大約有四種情況：
1.外來民族入侵而被驅趕後，殘存人口保留的文明。不能磨滅。
2.自願歸化的少數民族的文明。
3.和平往來中流入中國的外來民族文明。
4.周邊民族的文明伸展。
以上四種情況，大約每個民族（尤其是大民族）都會或多或少的遇到，所以也可以說它是具有普遍性的四種情況。
對待文明衝突，每個民族並非都是相同的對策。
就整個歐洲而言，可以說文明形態並無大的差異，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歐洲就是一個大的文明形態。其文明形式的差異，絕不會大於中國西北與嶺南人之間的差異。西方學者動輒精通十幾種語言，恩格斯能“結結巴巴的說二十多種語言”，即或普通的文化人大約也能通曉三五種語言。這就是文明基本標誌——語言文字的相似性。而在中國，除了文字的統一，語言可真是千差萬別，江南嶺南數十裏不同語的山區大有在者。飲食、居住、婚姻、風俗等等，也自古有“十裏不同俗”之說。
然而，中國卻是一個擁有穩定的共同文明的大國。歐洲卻從來都是由許多許多文明相似的國家組成的民族生存區域。
這就是民族文明消解衝突的能力所致。
中國文明對前兩種情況下的文明衝突，總是有著一種偉大的情懷——“以仁為本”。具體說，不奪其地，不變其俗，不殺其人。即或對於那些曾經以野蠻方式對待我族而後來成為失敗者的夙敵，也不睚眥必報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種事例在中國曆史上屢見不鮮。春秋對夷狄，秦漢對匈奴，隋唐對胡人，明對蒙古，民國對滿族，二戰中對日本戰俘，抗美援朝對美國戰俘……不要說中國人應該狠毒。正是這種偉大的“王師”氣魄，使中國文明保持了飽滿的文明正義的資本，從而在危亡關頭敢於大無畏的麵對任何強敵。整個農業文明的數千年，中國屢屢麵對無賴民族的糾纏，但卻從來沒有喪失高貴的人性尊嚴，從來沒有與無賴之敵一起墮入靈魂的地獄。中國文明中曆來有“殺降不祥”的價值觀念，從不推崇那些殘暴殺降的功臣。
一個典型例子。戰國秦昭王時期的統帥白起戰功卓著，每戰拔城十座以上，最後打得山東六國無人敢於掛帥迎敵。後來的長平大戰中，白起秘密掛帥，一戰滅敵五十萬，創造了中國兵法的最高典型，堪稱戰神當之無愧！然則由於他坑殺趙國降卒四十萬，卻被中國的正統史家永遠的打入另策，從來不列為名將褒獎（當代研究除外）。相比之下，日本民族的靖國神社堂而皇之的供奉肆虐屠殺的“英雄”，除了說明這個民族沒有多少名將英雄可供奉外外，民族文明的卑俗猥瑣的價值觀當是更為深層的原因。
對和平流入的外來民族的文明，中國文明曆來持包容態度，任其自生自滅。苦難多多而又號稱最難同化的猶太人，在北宋朝時期，曾經有四百多戶流入開封，百年之後竟全數變為中國人。二戰時期，全世界幾乎沒有一個大國敢於接納猶太人，然則民國政府對流入上海的大量猶太人，卻沒有因為世界法西斯勢力的猖獗而拒絕接納，成為為數極少的敢於接納猶太人的國家之一。據一則資料，中國雖然曾經長期譴責以色列的猶太複國主義，並大張旗鼓的站在巴勒斯坦一邊，但猶太民族對中國的攻擊立場卻一直保持沉默，原因就是隻有中國在猶太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敢於以國家形式接納猶太難民。
中國民族也不是沒有擴張（雖然這種擴張總是限製在奪取敵方進攻根據的範圍內）。但是，對擴張土地內的原住民族，中國人的國策遠遠比歐洲移民（後來的美國人）對待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殘酷殺戮偉大高尚得多。與日本民族的大屠殺、日耳曼民族的種族滅絕相比，更是民族文明的兩重境界。
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絕對能夠從它的戰爭方式中表現出現出來。侵略戰爭與有組織的戰爭暴行，是一個民族文明的墮落。這種野蠻的墮落，將這些所謂的發達民族永遠的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
中國文明在對外戰爭中所具有的人道主義光輝，永遠是世界曆史的一盞明燈。
不要因為我們落後了，就將那些曾經是野獸般殘酷屠殺與掠奪世界的所謂發達文明，看得如同他們自己標榜的那樣道貌岸然。對那些家夥別太當真。曆史的發展終究是平衡的，一個依靠屠殺掠奪其他民族而積累了原始資本的血腥民族，不管他後來戴上了何等光芒閃爍的桂冠並且以世界領袖自居，他終究都會付出慘痛的代價。列寧曾經提出過一個概念，叫做“曆史的報應”，好象還舉了印度與英國作為例子（請那位網友論述一下，我一下記不清楚了）。這是民族生存競爭的法則之一。
不是不報，時候未到。請記住中國人的這句老話。
在世界大民族中，沒有一個民族的崛起會象中國民族這樣具有文明的正義性與資本的正義性。中國民族沒有文明曆史的大血債，沒有資本掠奪的大血債。中國的崛起完全依靠著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勤奮與智慧。不要以為這種偉大的文明情懷是一種迂腐，她是人性文明的高貴所在。一個民族在數千年曆史中能夠始終如一的保持這種高貴的文明心態，即或是一時落後，即或是曾經屈辱，也無法掩蓋她不朽的萬丈光焰！
想一想，法西斯主義為什麽沒有在中國誕生？為什麽偏偏誕生在自詡“最優秀種族”的日耳曼民族？而對這種邪惡“主義”的毀滅性失敗，很少有人從其文明根源中去探詢，卻圍繞戰術與武器找原因。這種卑劣與淺薄以日本民族為甚，至今還在喋喋不休的探討“二戰如果這麽這麽打，日本就會勝利”。從遊戲軟件到研究文章，從靖國神社到天皇、議會、政府，無恥低能得令人齒冷。
一個強盜殺人放火而遭痛打，竟然一味埋怨自己跑得不快，否則如何能被捉住？卻從不去想強盜行徑本身的“原罪”。隻要做強盜，一開始就注定了他必然的結果，即或贏得了一場戰爭，這種被殺的結果總會到來。
一個民族的文明中隱藏了邪惡與瘋狂的基因，能說這個民族的文明是健全的高貴的成熟的麽？如同一個患有癲癇（羊角風）並不時瘋狂發作的人一樣，能說他是健全高貴的麽？
對待周邊民族文明，中國文明依然是以一貫之的國策，古人人稱做“懷柔”“安撫”或者“綏靖”。實際上就是立足於和平共處的有限讓步，從而獲得文明共生。無論中國強大與貧弱，這個傳統都沒有大的偏離。對越南，對朝鮮，對蒙古，以及對周邊更小的民族，幾乎沒有例外。
在今天看來，中國曆史上有許多行為遭到非議貶斥。鄭和下西洋，許多人都說那是一場毫無經濟觀念的政治炫耀，是中國人對外交往缺乏經濟觀念的典型例證。設想如果中國當初象數百年後的哥倫布那樣有用小玩意兒交換土地的頭腦或者征服意識，鄭和下西洋都會成為一次規模龐大的征服戰爭，至少會成為一次大規模的經濟掠奪。從條件說，鄭和的遠洋艦隊擁有這樣的能力，當時的東南亞小國沒有抵禦這種遠洋征服的能力。
可是，中國的明朝政府沒有這樣做，鄭和沒有這樣做。為什麽？
除了中國的固有傳統，還有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明朝是在趨趕異族入侵之後的統一政權，對蒙古人的結局有著特殊體會，對於依靠武力征服他國有著特殊深刻的認識。蒙古人征服中國將近一百年，最後還是在土崩瓦解，導致了蒙古民族的大衰落。有著最直接的陸地通道，尚且不能保證征服的最終勝利，況且遠隔重洋迢迢萬裏，征服掠奪的最終結局又會是什麽？如果今人想到了這一層，就會對明成祖政權的和平艦隊有更深的理解。
這種和平安邊的久遠傳統，是中國消解文明衝突的基本國策之一。在曆史上，她帶給中國民族一種曠遠持久的親和力、感召力，使周邊小民族產生了滾雪球式的歸化效應。最終，中國文明非但沒有消亡，而且穩定的壯大為多民族文明的泱泱大國。
一個具有強大消解能力的文明形態，必然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一個缺乏消解能力的文明，必然是踽踽獨行，難以滾大。有人說，大了有什麽好？統一有什麽好？勸這些朋友去問問歐洲共同體那些竭盡全力追求歐洲統一的官員和有識之士，富得流油的小國家小民族有何不好，偏要追求勞什子大歐洲統一？何況還在當代社會？再去問問西方與日本那些專門研究中國分裂為多少個“國家”合適的機構與學者，為什麽如此賣力？中國“小”了對誰好？現在的大中國（盡管還是殘缺的）對誰不好？
一種汪洋恣肆的強大文明形態，如果同時以統一國家的形式出現，其對民族的凝聚力與未來無可限量的競爭力的巨大意義，無論如何估計都不會過高。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整體文明滅亡後個體的悲慘命運是無須論證的。它已經被無數的曆史事實所證明，絕不會因為世界發展到了“今天”，有了所謂人權理論而改變。時髦者們發發牢騷罵罵大統一大文明何嚐不可，然則千萬別上臉當真。畢竟，惶惶若喪家之犬的日子誰也不會向往。看看我們那些海外“民運”人士，不惜遊說美國國會斷絕與中國的一切貿易往來，徹底摧毀現政權，再造一個“民主中國”（魏京生可謂典型）！美國人嘲笑這是比冷戰思維還要極端的極端觀念，嘲笑一通之後，連魏京生的“辦公桌”都被端了。且不說這並不是美國人有偉大的文明胸懷。即或真如魏京生所言，徹底打爛重來，可能麽？一旦打爛，重來的機會何在？統一文明的框架一旦解體，虎視眈眈的列強們豈容你“重建”更偉大的更有力的文明框架？
文明的發展，本質上是漸進的。中國文明在當代的境遇，如同瀕臨泥沼懸崖的巨大的戰車，隻有一絲一絲的從舊日泥沼中拔起，一絲一絲的脫離臨淵之危，穩健漸進的駛入快車大道，才是唯一的選擇。
任何投鼠不忌器的莽漢們，都會導致中國民族與文明的整體毀滅。
精英導航：知識分子始終居領導階層
——話說中國民族強勢生存之五
孫皓暉
知識階層的地位，決定著民族與國家的興衰生滅。
世界文明競爭展現著這樣一幅曆史畫卷：知識階層始終居於主導地位的民族，都是無可爭辯的優秀民族，都曾經有過足以驕人的光榮與夢想；知識階層地位卑下弱小，甚或不足以產生知識階層的民族，都是顯而易見的落後弱小民族，都無可避免的陷入“魚腩”境地；當一個或若幹個民族以國家形式生存的時候，知識階層的地位與作用，就決定著這個國家的生存命運。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是否孕育出具有優秀傳統與非凡智慧的知識階層，意味著這個民族與國家是否擁有最根本的競爭實力。
也許，這幅畫卷曾經有過一筆兩筆的異色與偏差。但就主流趨勢而言，這幅曆史畫卷是清晰的，那鐵血交織的興亡線條永遠的震懾著我們，警示著我們。
知識階層是一個民族孕育的精華，是一個民族所產生的智慧活體，是一個民族血肉滋養成的靈魂，是一個民族為自己鑄造的遠航燈塔，是一個民族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凝聚催生的導航師。
一個民族可以沒有任何一個社會階層，但卻不能沒有知識階層。
瀏覽民族競爭的血淚曆史，我們會偶爾看到這樣的異象：一個在文明形態上顯然落後的剽悍民族，突然之間吞沒了某個文明民族（古羅馬吞並古希臘征服埃及、拜占庭征服西亞、亞利安人吞並古印度文明創造者達羅毗荼人等），可是不久，吞並者自己也轟然崩塌了；一個同樣落後的遊牧民族，電光石火般征服了許多民族，然則還來不及享受帝國的財富，就在馬背上解體了（成吉思汗的草原帝國）。相反，許多曾經被一時占領征服的民族，卻又奇跡般的重新崛起，重新煥發出文明的異彩！
這種異象說明了一個道理：一個甚至還沒有完整知識階層的落後民族，是無法理性的把握自己命運的，其對文明民族的吞並征服永遠都是暫時的，因為她沒有消化文明的能力；一個擁有優秀知識階層的民族，雖然可以暫時被“征服”，但她的智慧與理性卻往往使自己能夠起死回生。
問題的另外一個層麵是：當知識階層被一個民族拋棄踐踏的時候，這個民族就會陷入熱昏狀態，就會將整個民族引向災難的深淵。日耳曼民族、意大利民族、日本民族，都曾經陷入過這種熱昏狀態。中國民族也曾經在當代陷入這種熱昏，雖然是短暫的，但對我們民族的傷害卻幾乎是致命的。
痛定思痛，反觀曆史，我們會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在漫漫數千年中，中國的知識階層始終居於國家領導地位，中國民族對知識階層的景仰嗬護是絕無僅有的。正是這一點，保證了中國民族在殘酷競爭中的高度理性與卓越智慧，創造了五千多年一脈相承而巋然屹立的文明奇跡。
所以說，知識階層長期穩定的居於領導地位，是中國民族強勢生存的極為重要的原因。
在春秋之前，中國尚沒有獨立的知識階層，民族文明精神主要通過貴族階層中的文職機構、官員與少數專職知識分子（史官、占卜、巫師等）來體現。雖則如此，夏商周三代時期貴族知識分子仍然是國家的精神領袖，仍然是文明中堅，對國家決策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尚書》是中國上古留下來的治國經典，而其中論述治國綱領的名篇《洪範》，就是周武王滅商後請教殷商貴族遺臣箕子（大學者）如何治國，箕子寫下的治國綱要。事實上，從西周“禮樂治天下”開始，知識階層的地位就越來越重要。到了春秋時期，社會大鬆動與各種形式的變法（改革），促使自由平民階層壯大（基礎是隸農製解體，大量奴隸成為平民），中國的知識階層終於成熟起來，破土而出。
這就是“士”階層的出現。
“士”是一個非官、非農、非工、非商的“國人”階層（請注意，“國人”是一種社會地位）。他的初期主要特征是擁有專業知識與一技之能，四處流動而獨立謀生。但其主要成分是有武技（劍術）造詣與專業知識的分子。經過數百年穩定發展，到了戰國時期，純武技者逐漸從“士”階層分離出去而僅僅保留了一個社會名號，通常稱為武士。士人階層開始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知識階層。
士人階層出現的意義，在於它使知識分子從僵化的貴族硬殼中剝離出來，以平民社會作為自己的根基，成熟壯大為一個獨立的知識階層；知識分子因此而成為能夠廣泛汲取民族文明的營養，真正體現民族智慧水準的一個社會階層。
這是中國民族真正成熟發達的偉大裏程碑。
士人階層一旦出現，立即爆發出無比的力量與光彩。在春秋戰國這個大黃金時代，幾乎所有偉大變革都是由名士策劃發動並主持的。管仲改革（齊國）、子產改革（鄭國）、李悝變法（魏國）、吳起變法（楚國）、商鞅變法（秦國）、申不害變法（韓國）、騶忌變法（齊國）、樂毅變法（燕國），就連趙國的武靈王胡服騎射（軍事改革）也有名士肥義的一半功勞。
幾乎所有的長策大謀，也都是名士提出並主持執行的。著名者有蘇秦的合縱抗秦，張儀的連橫破盟，範雎的遠交近攻。
幾乎所有的著名戰爭，都有名士的運籌帷幄。吳起的大戰諸侯（十餘年間，大戰76次，勝64，平12），孫臏的圍魏救趙，商鞅的收複何西，樂毅的聯軍破齊，司馬錯的長途奔襲巴蜀（秦國），尉僚的策劃滅六國。
而在統一中國、實行法製、郡縣製、統一文字與度量衡等架構文明的大業中，名士商鞅、李斯的名字更是誰也不能忘記的。
一部《戰國策》所迸發的國策智慧，至今依然放射著燦爛的光芒！
非但如此，舉凡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哲學、藝術、工藝、社會風俗的各個領域的建樹，士人階層都爭奇鬥豔，具有發軔推行之功，建立了不朽的文明功業。他們出將入相策劃運籌縱橫捭闔叱吒風雲，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時代競爭的浪潮，將中國文明推向了輝煌的極致。
士人階層的煌煌光焰，使既往決定國家民族命運的傳統貴族階層黯然失色。在整個戰國時期，貴族階層沒有出現一個堪稱名士的知識分子。名滿天下的“戰國四大公子——魏國的信陵君，齊國的孟嚐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除了最優秀的信陵君文武俱佳具有名士風範外，其他三位隻是以“養士”聞名，春申君更是個酒囊飯袋。餘此而外，各國的王族階層與傳統貴族階層，沒有湧現一個大家。請注意，春秋之前的夏商周三代，可是治國名臣盡出於傳統貴族。
這是一個偉大的曆史轉折，其意義無論如何估價都不會過高。
春秋戰國時代其所以出現“得士者興，失士者亡”的普遍現象，根源正在於知識階層大大超出社會其他任何階層的創造力。秦孝公懷雪恥之誌而向天下各國發出《求賢令》，才有商鞅入秦，秦國二十三年間一躍成為第一強國。這是用平民知識分子振興國家的典型。相反，戰國初期唯一的超級強國魏國則是另一種典型。魏國本來是當時的中原文明中心，擁有最具智慧水準的士人階層，是戰國名士雲集的淵藪之地。然卻因為顢頇平庸的魏惠王頑固的依賴貴族治國，蔑視平民士子，逼走了一個又一個才堪扭轉乾坤的名士（吳起、商鞅、孫臏、張儀、樂毅、信陵君、範雎、尉僚等都是魏國人或前來投效的他國名士）。隨著這些精英知識分子的出走，魏國也象太陽下的冰塊一樣溶化了。
中國第一代士人階層有一個顯著特點——極少有貴族分子，幾乎全部是平民出身的布衣之士。這一構成說明，基於平民社會所成長的中國知識階層具有正義生成的特質，即他不依賴過量的財富滋養而能茁壯生成的樸實本色。深入探討這個話題是這裏無法完成的。我隻想提醒大家，不要忘記了這是中國民族知識階層具有頑強生命力的根源，也是一個極其鮮明的世界性特征。稍許留意就可以發現，許多民族的知識階層是依賴於貴族階層的財富與生活方式的，貴族的興衰榮辱，就是知識階層的興衰榮辱。印度大約比較鮮明。
牽扯出來的另外一個問題是，中國知識階層的獨立性問題。近代以來，許多有識之士認為，中國知識分子缺乏獨立人格，缺乏真正獨立的思考精神。
從某種意義上說，的確如此。
然則隻要仔細審視中國知識階層的生成特性，就不難明白，中國知識階層在生成時期就具有溶入社會潮流並積極解決社會問題的價值追求，以天下為己任是他的原生基因；追求仕途並改造社會，是中國士人階層的崇高理想；也就是說，中國知識階層從來不以孤立抽象的保持某種理論價值（主義）而作為自己的生存目標，從來就不追求超然的獨立人格與獨立精神；中國士人階層講究的特立獨行，就是在解決社會問題中標新立異，而不是在社會喧囂之外保持一種純粹審美意義上的獨立。春秋戰國的墨家團體，是士人階層中唯一沒有追求仕途的大學派。但是他們的天下意識卻是那樣的濃烈，簡直就是一個古代的綠色和平組織。他們組織嚴密，勤奮節儉，具有先進的科學觀念與工藝水平，不依附任何國家保護，但卻反戰反腐，兼愛天下，墨家暗殺暴政的劍士團曾經令所有暴君酷吏膽寒三分。這是“獨立”麽？顯然不是。老子、莊子大約是當時為數寥寥的遊離於大潮之外的名士，但也不是“獨立”，而是自覺無力回天後的遁出。縱然如此，他們的著作中也滲透出濃鬱的憂患意識，以致使一些當代學者認為《老子》是一部經世治國的著作。儒家更不用說了，列國求仕而不得，孔子方做《春秋》而企圖匡正天下。更是這位老人家給知識分子確定了實際目標——學而優則仕。
也就是說，中國知識階層在原生時期甚至從來沒有過嚐試“獨立”。這是曆史形成的基因傳統。正視這個傳統，才能清醒的看到中國知識階層這一特質基因的巨大長處與相對短處。
由於知識階層第一浪潮的強大力量，中國民族的治國主導階層發生了重大變化，由單一的傳統貴族階層轉變為貴族階層與知識階層結合的架構——貴族當船長，知識階層掌舵導航。
從秦漢開始，這種架構始終沒有改變，知識階層始終在民族文明的發展中居於領導地位和主導地位。這種領導主導，不獨是文化知識的直接創造與傳播，更重要的是直接參與國家事務的策劃運作，直接作為官員階層出現。由於這個特點，中國曆史上有著其他國家與民族少見的一個現象——學在官府。
雖則如此，但這絕不意味著中國知識階層與貴族階層的同一。從根本上說，知識階層的平民性（布衣）特點，並沒有因為增加了一個貴族來源而改變。
所不同的是，曆史發生了一次知識階層“內訌”事變，使知識階層的力量構成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這就是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短視的漢武帝竟然采納實行了。儒家在先秦時代曾經夢寐以求的獨霸學界，遭受到普遍的嘲笑冷落。儒家是個很記仇的學派，秦始皇因焚書坑儒（數量極其有限），被儒家口誅筆伐了兩千多年。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儒家因治國主張的落後而備受其他學派責難，不能風光，自然將仇恨深深埋在心裏。對於劉邦這種皇帝，儒家不敢提“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他們怕那個江湖豪客會將洗腳水潑到自己臉上。隱忍一百多年，到了漢武帝劉徹這種做事虎頭蛇尾的富貴皇帝時期才提了出來，可謂匪夷所思！
終於，狂妄的夢想，離奇的變成了現實。
儒家獨霸，使中國知識階層失去了汪洋恣肆博大洶湧的氣勢與力量，變得單調沉悶起來。儒家雖然博學嚴謹，但在治國方麵卻極為保守（在戰國時代依然主張恢複井田製），所以在春秋戰國四百多年中在政治上被天下共同拋棄。但是，儒家在當時並沒有失去他應得的社會尊重。子思、孟子及其儒家弟子傳播學問的孜孜不倦的精神，依然受到了各大戰國的高度禮遇。棄其政治而敬其學問——這說明，戰國時代是一個非常清醒而具有大器局的時代，取舍得當。而儒家獨霸且漸漸成為治國主導觀念，恰恰是將儒家最不擅長的一麵抬高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
從此，中國知識階層的學問、精神、器局以及無與倫比的創造力，都大大縮水。治國理念、國策規範、官員行為、民眾風俗，無一不以“儒”為最高標準。甚至連孔夫子編寫的《春秋》都變成了決獄的案例，連稍知詩書但其職業精神與“儒”最不沾邊的將軍，也被冠以“儒將”雅號。對治國最重要最具有價值的法家，曆來激烈反對儒家，堅定主張“唯法是從”。現在，法家也被儒家閹割了，儒家用“人治”代替了法治，法典從崇高的社會目標淪落為可憐的工具。
壯士斷臂，佳人扼腕。雖然這一悲劇令人深深歎息，但是中國民族的知識階層的領導地位卻始終沒有改變。在後來的兩千多年中，民眾意識、社會價值、官府構成等基本方麵，知識階層都明確無誤的占據著主導地位。雖然再也沒有出現過春秋戰國時代知識階層的大輝煌，但也是保持了我們民族的智慧與良知，在激烈殘酷的民族競爭中保持了民族文明的屹立不倒。
中國知識階層在民族競爭中的領導作用，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絕無僅有的。任何形式的貶低這種作用、貶低這種地位，都會給民族帶來毀滅性災難。
應該學習我們祖先那種樸實的本色精神，誰行就說誰行，誰不行就說誰不行。如果弄反了，麻煩也就來了。儒家獨霸後能夠成為不倒翁，也就是他具有追求認識事物的本色精神，老老實實講出來，不怕難聽。我相信，中國語言文字中關於生殖器的用字肯定是最多的，其他語種無法望我項背。不嫌難聽，不怕難看，看到的各種形狀都有文字可以表現。這就是古代知識階層的精神勇氣，本色精神。孔孟老夫子說過許多令人難堪的老實話，但卻都是令人不愉快的事實——
唯小人與女子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生怨。（近了輕狂，遠了挨罵）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官府帶頭正，誰敢不正！）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能為。若民，因無恒產，則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斜侈，無不為己……是故明君製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趨而之善。（孟子）
……
赤裸裸的，沒有絲毫矯飾與說教。
不管現在進入了什麽時代，也不管有多少眼花繚亂的“高新”，都抵擋不住那永恒的本色。
一個民族如果丟棄了社會結構應有的本色，民族就要滅亡。
一個民族如果顛倒了這種本色，民族就會走向熱昏與瘋狂。
一個民族如果汙染了這種本色，民族就會在墮落中腐朽。
中國民族的民運依然寄托在知識階層，盡管這個階層那麽需要住院治療。
世界將擁有這樣的中國
——話說中國民族強勢生存結語
孫皓暉
中國民族是否還能浴火重生再度崛起？
自從1840年中國被西方列強用大炮轟開國門，這個令人心悸的話題就一直在炮火硝煙與災難頻仍中五光十色的延續著。
一開始，中國人幾乎被堅船利炮打懵了，大清官員竟然要在長江口用狗血糞尿“鎮壓”這噴火的邪器。近三百年從未在外患邊亂中吃過虧的清帝國，開始並不軟弱，更不想賣國。從林則徐焚毀鴉片，到戰鬥力最強的僧格林沁的蒙古鐵騎在炮火下屍橫遍野，清政府拿出了全部家底抵抗，也未能擋住區區萬餘人的洋師攻入北京焚燒掠奪。圓明園的斷垣殘壁，給古老的中國第一次留下了永遠的火器創傷。生死存亡之際，清政府隻好“戒急用忍”，簽定了一係列喪權辱國的條約。從此，列強勢力堂而皇之的進入了這個古老的東方帝國，中國民族開始了漫長的災難。
民族危亡，救國浪潮風起雲湧。
民間勢力揀起的是古老的巫術與江湖手段，義和團、紅燈照、小刀會等各種山頭自發的殺洋人、燒教堂，宣泄著怒不可遏的仇外激情。甚至剛剛傳入中國的洋教也成了中國平民的精神武器，拜上帝會催生的太平天國，掀開了民眾救國最為輝煌燦爛的一頁。
搖搖欲墜的帝國上層，走得是變法圖存的正道。年輕的光緒皇帝有著非凡的胸懷與滿族人的激情本色，情願縮小虛化皇權，實行君主立憲，推行戊戌變法。短短百日，頒布與起草的法律就有一百多部！為了維護變法，竟不惜與太後派火並，其急迫之情直是心頭滴血。
帝國實權派階層也同樣努力，花大價錢建立了自己的北洋艦隊與火器步兵，企圖“師夷之長技以製夷”。就新軍靜態力量而言，當時在東亞堪稱首屈一指。然而，一場甲午海戰，中國的“師夷製夷”的戰略觀念被血淋淋的埋葬到海底了。
這一切，都悲劇性的失敗了。這些失敗，非但宣告了以帝製政府為主體領導層的救國道路無法使中國民族擺脫危機，而且也宣告了一切以古老落後的“信仰”為幫派團體凝聚力的民間救國道路的失敗。
救亡圖存，中國就必須走新的道路。
危亡伊始，中國民族的有識之士就開始思索這條道路。從孜孜勤奮的翻譯介紹西方著作，到實實在在的洋務運動，中國人的眼界逐漸的艱難的擴大著。隨著一批優秀知識分子走出國門，隨著長期奮鬥而在海外站穩根基的受到良好新式教育的海外華人投入救國大潮，中國的救亡新道路終於出現了新氣象。曆經艱難曲折，辛亥革命終於發生，帝製被推翻，共和得實現。
中國終於出現了一絲走向現代國家的曙光。
但是，災難並沒有結束。一架古老而又龐大的戰車，當它的幾乎所有零件都鏽蝕衰朽而需要更新的時候，僅僅換掉車頭的旗幟與馭手，是無法使戰車飛馳的。軍閥割據、列強瓜分、強大的複辟勢力、文盲充斥的愚昧，這一切，都給新生的第一共和帶來無法逾越的障礙。孫中山盛年病逝，蔣介石的民國新政權痛下決心，要用武力統一中國，將一盤散沙的中國民族重新凝聚起來。這是當時中國進步階層的共識，否則就沒有當時的國共合作。北伐戰爭之後，中國形式上獲得了統一。但是，蔣介石民國政權沒有從當時中國的現實出發，成熟的架構各種社會力量，而是篤信中國傳統的極端集權的帝國形式，犯了兩個致命的錯誤。其一，領主式政策，隻注意維護富裕階級的利益，而蔑視廣大窮困階級的利益，對中國主流人口的貧困農民的切身問題幾乎沒有一項象樣的政策，從而導致中國社會結構在發黴的古老根基上嚴重失衡。其二，采取滅絕手段消滅共產黨。曆史的看，中國共產黨當時雖然勢力很弱，但她的基本立足點在於勞動階級，其主要成分構成也的確是當時中國民族的優秀階層。在中國這樣一個勞動階級占絕對人口優勢的國家，這樣的一個政黨的生命力是不言自明的。孫中山不愧偉大的政治家，他正是基於這一點，才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請注意，孫中山作為政治家的權力意識也是很強的，他團結當時弱小的共產黨，是以共產黨不搞武裝鬥爭並服從國民政府為前提的。也就是說，國民政府讓共產黨發揮的作用就是將勞動階級凝聚到國家政權的旗幟下，而絕不是讓共產黨坐大與自己共享政權。當時的共產黨是毫不猶豫的接受，並派出優秀分子參加國民政府的。然而就是這樣的政策，蔣介石的民國政府也不能接受，竟在統一戰爭的關鍵時刻，非得滅此朝食。
蔣介石政府的短視、極端，使中國社會的深層危機不可避免的走向對抗。偏偏又是雪上加霜，東洋日本帝國此時又大舉入侵中國，使中國又一次淪入血與火的劫難。救亡圖存又一次成為迫在眉睫的民族大義。當此之時，中國社會的上層力量發生了四重裂變：一是殘存的清皇室依附日本成立偽滿洲國；二是***高層派別賣國，成立汪精衛政府；三是蔣介石民國政府主流力量提出匪夷所思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對日本入侵不抵抗；四是中國共產黨的主戰政策與合作政策。這種裂變使中國抵禦外侮的曆史第一次出現了大混亂，遍地，綏靖盛行，政治腐敗，戰鬥力空前低下。蔣介石在西安事變切身感到了軍人階層對不抵抗與“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滿與可能發生的更大威脅，方忍痛退讓，實行國共第二次合作，正麵抵抗日本入侵。
曆史的報應是公正的。偽滿洲國親手抹去了帝製的最後一絲霞光，使帝製複辟與君主立憲等在中國永遠成為夢幻。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數千年王權帝製的國家，這可不是一件小事。政權不管怎樣叫嚷自己“曲線救國”，都無可避免的身敗名裂。蔣介石民國政權則由於屢屢在曆史緊要關頭的狹隘偏執，雖有絕對優勢的武裝力量，卻是冰消雪解般崩潰了。中國共產黨雖然長期弱小，卻因為屢屢在社會基本問題上切中要害，並屢屢在民族危亡的生死關頭展現錚錚硬骨，所以竟屢屢死裏逃生，屢屢戰勝強大對手，硬是建立了真正統一的大中國。
用種種希奇古怪的野史秘聞甚或高層的恩怨隱私來解釋曆史，或惡意中傷那些曆史人物，都表明了傳播者自己的陰暗心理。國家興亡，政治成敗，無不在於政治力量的基本作為，而絕不在於細言末行。
20世紀末期，中國民族終於重新回到了民族競爭的跑道。
中國的前途如何？還能趕上世界一流強國麽？還能成為世界文明中心之一麽？
這個問題表麵上很簡單，然則背後卻包含了太多的內涵，所以答案竟是多樣化的。無論就前途還是就對策，都有很難彌合的分歧。
就中國民族的前途而言：
有人說，中國文明是沒有希望的，中國必須全盤西化。
有人說，中國文明已經淪落為“周邊文明”，再也不能成為世界文明發展的中心動力之一，隻有跟在西方後邊亦步亦趨。
有人說，中國文明痼疾深重，中國人品性醜陋，不可能再創輝煌。
有人說，中國民族比起同是東方民族的日本，隻算劣等民族。
就中國富強文明的“藥方”而言：
有人說，中國的落後根本在專製，非民主製度不足以挽救中國。
有人說，中國人口太多，地土太遼闊，分為若幹小國方可發展。
有人說，中國的病根在共產黨與社會主義，非共產黨下台，社會主義退出意識形態，中國不會成為文明富強國家。
外國人說，今日中國隻是一個二流國家，明天也不會怎麽樣。
………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根本國策與國家發展戰略，往往不是一下子能明確的，它有一個曆史選擇的過程。許多時候，走著走著才能明白。隻要一個民族保持著非凡的智慧與曆史選擇能力，戰略選擇的機會就不會錯過。對於許多太基本、太困難，甚或涉及整個社會結構的大問題，輕易的非此即彼，往往會導致更大的民族災難。應該有等待的耐心，經濟發展與富裕文明的目標一旦達到，曆史的選擇自有他的法則。圖大則緩，這是曆史的經驗教訓。
但是，從前途而言，中國民族的希望是空前的。
這裏並不將簡單的經濟富裕當作崛起的目標，那些隻有經濟增長而沒有文明發展的石油國家，絕不是中國民族崛起的指標。我們說的民族崛起，指的是這樣一副藍圖：先進合理的國家製度，高度發達的文化傳播方式，世界一流的物質財富，作為具有世界意義與強大再創造能力的東方文明中心。
台灣學者的“周邊文明”說大約能理論化的代表一種相當普遍的沮喪觀念。（順便提及：周邊文明，即脫離世界文明中心、隻能受別人影響而不能影響世界文明曆史進程的落後文明）。中國在“硬件”上趕上並超過一流國家，大約沒有多少人懷疑，分歧也隻是時間長短的問題。在文明的再生並重新領先世界這一點上，懷疑者卻是大有人在。
然而在這一點上，中國卻恰恰是最有潛力最有底色最有創造力。
先說文明自身體係中的“硬件”——國體與國家製度。西方在文藝複興之後，以啟蒙運動諸學派為核心力量，發明創造了“共和製”的現代民主國家形式——三權分立、相互製衡與選舉製度。應當說，這是西方人文在近代曆史上最偉大的貢獻，她的光輝將長久的照耀著人類的曆史。但是，這與中國人在國家政體方麵的創造力不過打了個平手而已。如果說，奴隸製時代，東西方大致在同一水平的話，那麽在農耕文明的封建時代，國體政體的偉大創造屬於中國民族。中國民族對國家行政治理權的黃金分割（郡縣製），至今依然適用於全世界所有國家。中國封建國家的官製體係也是那個時代最為科學合理的。國人長久的沉浸其中，熟視無睹使我們許多人容易忘記中國民族的基礎貢獻，容易被形形色色的時新蠱惑得迷失自己。可是，世界曆史學家沒有忘記，一切清醒客觀的科學史家與人文學者也沒有忘記。
他們寫下的曆史，代表著人類的良知。
再說文明體係中的“軟件”。中國民族的的生活方式與其創造的文明傳播方式，以及禮儀精神、道德修養、人道理念、文化流派，無一不使認真比較中西方的學問家由衷讚歎。想一想，假如沒有指南針，沒有印刷術，沒有火藥，沒有紙張，今天的世界是什麽樣子？尚且不說中國民族的冶鐵、鍛鑄、建築以及兩千多年前公輸般發明的木製滑翔“機”（木鳥）。再說令全世界至今不可思議的中國人的方塊字，型意音具佳，每一個“方塊”都有著說不盡的學問與曆史變遷。電腦出現初期，外國人與一些中國人斷言漢字最不適應傳播，必將慘遭淘汰。然則曾幾何時，世界華人發明的漢字軟件竟直追英語體係！一些教育家的實驗也同時證明，漢字的基礎教育輸入強於抽象文字體係，更容易被接受記憶。毛澤東曾經在遊泳池邊裹著大白毛巾，驕傲的對對赫魯曉夫說，中國字是表意最豐富的，電發明之後，世界所有文字都原形借用了英文的“電”字（electricity），惟獨中國人在自己的文字中找到了對應字——電，而且那麽傳神。
再說中國人的智商與創造力。無數中國留學生們的成就其所以令世界任何種族的學子們讚歎敬佩甚或酸溜溜的熱嘲冷諷，不是最好的競爭比較麽？可以說，中國人的智商、學力、勤奮、悟性，與全世界任何種族相比，都是超一流的！放眼小小寰球，沒有一個民族在智商創造力方麵高出中國人一籌，即或最優秀的其他民族，也最多與中國人相伯仲。無論是高深學問，無論是尖端技術，無論是詩情畫意，無論是生活藝術，中國人可是絲毫的不輸於任何外國人。
中國民族可以毫無愧色的說，世界是在我們的肩膀上站立起來的。
那麽再往前走，中國人有錢了發達了富裕了，外國人擁有的硬件設施我們全有了，那時侯，中國民族的文明創造力還會永遠是周邊文明麽？中華文化圈具有悠久的曆史，難道她會在中國民族重新崛起的時候失落麽？台灣孤懸大海，民國政府又素來有仰人鼻息的軟骨傳統，他們的學者日每浸淫在文化殖民與精神殖民的氛圍之中，喪失信心也是情有可原。然則國人萬不可當真。
有人也經常拿日本人與中國人比較，認為同是東方人，日本民族遠比中國民族優秀。中國人連亞洲都衝不出，談何世界？我說，判斷根本性問題就要有正視基本事實的能力與勇氣，而不是在紛紜的個別事例上比較。大國與小國表現形式不一樣，大民族與小民族表現形式不一樣，多民族與單一民族表現形式不一樣，具有悠久原生文明根基的民族與依靠“借貸文明”爆發的民族不一樣。要論國家效率與民族齊心，不獨中國，就是美國，也永遠趕不上日本這樣的單一民族的小國家。可是，作為世界第二強經濟強國的日本，大國氣度在在哪裏？天下意識在哪裏？一個亞洲金融風暴，破落貴族般的中國抖擻精神撐住了亞洲。那時多少國家對日本挽救危局翹首以待，可是，富得流油的優秀的日本民族在哪裏呢？我們可以批評中國政府的迂腐，但我們不能昧著良心指責這種文明內涵賦予政府的優秀傳統——包容天下的博大情懷。一個小民族、小國家，即或他富得無與倫比，有這樣的行動意識麽？不要將大民族、大國家的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就當作他的汙濁本色，也不要將小民族小地主般的斤斤計較、辛勤操持與地頭蛇般的凶潑當作他的至高美德。如同一個人的品性要在關鍵時考驗一樣，民族的優秀與否，是要在曆史進程中考驗的。請朋友們回答，日本民族自明治維新以來，除了無休止的侵略罪行與潑皮般的死不認罪，可曾幹過一件具有世界意義的好事？中國就有，鴉片戰爭、抗擊法西斯、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團結第三世界等等等等。
中國民族沒有驕傲膨脹的惡習，但卻有強烈的競爭意識與不甘落後的頑強精神。做天下中心，做天下第一，是中國民族基因中牢不可破的先天意識。中國民族對“落後”是深以為恥的。為了迎頭趕上，中國民族往往近乎狂熱的犧牲平穩的代價。一件大事，當中國人發現帝製國體落後的時候，竟然一步到位的推翻了帝製，實現了共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帝製根基最深的國家，如此激烈的革命遠遠超過了英國、日本和許多國家，可不是一件“狂熱”二字所能解釋的曆史事件。為了救亡圖存，為了趕上世界，中國民族吸納了西方所有的“主義”，同時近乎殘酷的批判中國文明的缺陷，幾至於魯迅說出“中國書可以不看”這般極端的話來。然則無論如何，中國思潮的總體精神是鮮明的，這就是中國不能落後。
精神如此，文明猶存，中國何以不能重新超前？
世界曾經擁有這樣的中國。世界將重新擁有這樣的中國。
世界曾經擁有這樣的中國
——話說中國民族的強勢生存之一
孫 皓 暉
民族是人類生存競爭的結晶體，是大浪淘沙的結果。
任何一個能夠自立於世界的民族，都曾經經曆了種種嚴酷的生存考驗。無論大河民族、山地民族、島嶼民族、草原民族，隻要她能夠穩定的占據一定的生存空間並持續發展一定的時間階段，她就獲得了自立的根基。但是，縱然有了這個根基，也並非每個民族都能夠確保自己的文明不突然中斷，不驟然消亡。稍微留意人類文明發展的曆史，我們就會看到許多令人不勝惋惜的民族消亡案例。在五六千年前就以法製文明規範社會生活方式的巴比侖人，可謂人類第一朵燦爛的文明之花。可是，她如今在哪裏呢？三四千年前的希臘人，在愛琴海諸島創造了輝煌文明，其哲學、法學、神話文學至今還都是熠熠生輝的明珠。然而，那些“希臘人”如今在哪裏呢？兩千多年前的亞平寧山地人以絕對的尚武精神吞並希臘橫掃歐洲而建立了羅馬帝國，可是，那些羅馬人如今在哪裏呢？（對曆史無知而又罵口常開的新新人類們，可別將今日希臘、今日意大利當成了古希臘與古羅馬）。在墨西哥高原留下神秘蹤跡，以至於被某些頗具想象力的“家”們說成是“外星人”的那個發達民族，如今在哪裏呢？創造了金字塔與諸多偉大文明的古埃及法老們的族群，如今在哪裏呢？所謂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印度，對人類最大的貢獻是佛教文化，可是其中間幾百年的曆史卻是一個中斷的黑洞，今日印度人竟是忝居古印度人後裔的光榮！蒙古人曾經橫掃歐亞、統一中國，建立了其廣袤無與倫比的草原帝國。可是，以國家實體為依托的古蒙古人，數百年間卻國亡族破，至今仍然支離破碎。中世紀的鐵血帝國拜占庭、奧斯曼、神聖羅馬，同樣也是灰飛煙滅，其主體民族早已星散消亡於人類海洋了。還有那些絕對尚武的強悍王國，馬其頓、波斯、波希米亞、大月氏、西夏、遼、金、樓蘭等等等等，一個個都成了供人憑吊的遺址，當時的主體民族也都星散融匯，那些獨有的文明也都成了漂浮於人類天宇的流星。
曆史對民族的興亡提出了三個嚴峻結論：
其一，文明不是生存的保險。創造文明的民族同樣有可能滅亡。
其二，蠻勇武力不是生存根基。唯武民族興也勃焉，亡也忽焉。
其三，人口、幅員之多寡不是生存本錢。地廣人眾之民族照樣可以一朝覆亡，忽啦啦如大廈傾。
一個頑強不滅的民族，必然具有超常的生存能力。這種生存能力的本質就是其內在的生命力。從漫長的曆史可以看出，這種超常的生命力既不僅僅是擁有某種獨特的文明，也不僅僅是武力至上的絕對尚武精神，更不僅僅是依仗人眾地廣之勢。那麽，頑強的生命力對於民族這樣的個人共同體究竟應該是什麽？
還是讓曆史的畫卷來說明問題。
“民族”是一個近代話語，然而就其基本含義（共同地域、共同語言文字、共同生活方式等）而言，這個話語足以揭示我們所涉及的問題，所以不必爭論雞零狗碎的語詞歧義。
從一萬年的曆史長河看，具有最頑強生命力的民族隻有一個，那就是中國漢族。如果將世界民族競爭的起跑線定在六千年前，那麽，迄今為止，惟有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國民族——一個黃皮膚、黑眼睛、麵部線條柔和、寫方塊字、講單音節的族類——完整的保留了自己的國家形式，頑強的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間，完整的保留並不斷發展了自己的原生文明！
在六千年的漫長馬拉鬆中，沒有一個民族堅持到今天。
雖然後來中途“插隊”的某些民族今天超過了我們，但人類競爭的漫漫路程遠遠沒有結束，我們也還沒有被那些無情超越的腳步踩踏窒息，我們民族的強勢元氣也還沒有根本性的肢解傷害，憑甚說我們沒有希望重新超越？
麵對這一不爭的曆史事實，我們應當尊重這種最偉大的光榮，應當認真分析中國民族這種無與倫比的耐久力所包涵的智慧、力量與全部技巧，以期做出最為合理的揚棄式繼承，為重新超越奠定基礎。而不是因一時的貧弱落後妄自菲薄罵口常開。如果說我這種看法是民族主義，我非常樂於接受。一個民族沒有自己的主義，等於這個民族沒有追求，沒有理想，沒有智慧，沒有力量，沒有自信，嘛也不是。假如六千年的民族馬拉鬆是一種以千年為單位的單純的體育競技，中國民族一口氣至少拿了四個“分站”冠軍，雖然這一站暫時落後，也會有無數的體育科學家來研究中國民族的戰略戰術與一切技術細節。
然則我們為什麽不研究？
外國人的熱嘲冷諷甚或漫罵，不乏淺薄的嫉妒與無知，大可泰然處之。中國人自己也數典忘祖恨不能將中國原生文明焚屍揚灰，卻委實令人難解。冷靜的看看“二百年短跑”冠軍的美國，一方麵佯裝對別人的輝煌曆史嗤之以鼻，另一方麵卻將自己二百來年的曆史反複叨咕，好萊塢電影將所有重大不重大的事件拍了一遍又一遍，文學藝術與研究著作則深入到曆史的各種旮旯拐角去品匝，並象驕傲的火雞一樣向全世界公布研究成果。看看美國大使館向中國人散發的成套成套的美國曆史與現狀的精美書籍，你能說美國人不重視原生文明的曆史？歐洲國家更是沉醉於自己的民族曆史，那怕是支離破碎，也要拚湊得熠熠生輝。東洋日本更是恨不能改寫自己文明源頭的中國色彩，雖然有許多曖昧與不純，但日本人絕不謾罵自己民族的曆史。相反，所有的學者都在費力探究日本的本土文明史，力求將大和民族的尚武傳統鍛鑄得純而又純。
為什麽？
一個優秀的民族，必然尊重自己的曆史，正視自己的曆史。因為那是經過漫長嚴酷考驗的、能夠證明自己其所以優秀的事實。那種無法撼動的事實中存在著一個民族原生文明的強大力量，存在著百試百靈行之有效的生存大智慧、抗爭大技巧與飽滿激揚的生命狀態。緊要關頭對曆史的反思，往往能激發一個民族的智慧與勇氣，從久經考驗的生存大技巧中創造出適合於本時代的生存謀略。
所以，審視自己的原生文明不是虛幻的發思古之幽情，它完全可以成為創造新的曆史的出發點。
要解密中國民族在無數次生死存亡關頭的求生奇跡，以開拓我們的戰略視角，就要從我們的原生文明中理清那些生存大智慧、抗爭大技巧的基本方麵。
原生文明是一個民族的生存根基。一個民族在她從涓涓細流發展為澎湃江河的過程中，必然有一段積澱凝聚進而升華的時期，這個時期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生存謀略等一係列穩定的存在方式，如同一個人的生命基因那樣改變，將長久的甚至永遠的影響著一個民族的生命軌跡與發展潛力。這就是一個民族的原生文明。她是“上帝”烙在這個民族身上的“胎記”，永遠不能磨滅。
一個基本的交代是：中國原生文明的生成期在春秋戰國時期，這個原生文明形成後的第一波驚濤駭浪便是統一的大秦帝國的建立，從而使中國文明萬源歸一，形成中國文明的正源。自此以後，中國民族拓展生存空間的曆史波瀾，便壯闊的展開。
後麵我將具體展開，歸納中國民族生存發展的強勢之道。
強力反彈 有限擴張
——話說中國民族的強勢生存之二
孫皓暉
民族生存的根本在於抵禦外來族群的欺淩與侵略。也就是說，戰爭能力的文野強弱，決定著這個民族的命運。戰爭能力低下，或遲或早都要滅亡。這是民族發展史的鐵則。
中國民族其所以具有悠長的耐久力，根本之點就在於對外來危險無與倫比的抵禦消解能力。在數千年滄桑中，這種能力已經臻於化境，達到了極高的藝術境界。總結中國曆史，這種抵抗藝術的核心可以概括為八個字——強力反彈，有限擴張。麵對強敵，堅決反擊，此所謂強力反彈。反擊勝利，適可而止，此所謂有限擴張。從總體上看，中國民族在每次戰勝大危機之後，都沒有西方帝國或東方成吉思汗式的爆發擴張，而總是將勝利限定在一定範圍之內。對於這個“度”的把握，充分體現了中國民族深邃的戰略洞察能力。從某種意義上說，奮起反擊不難，大勝之後適時刹車卻極難。曆史上舉凡曾經強大而一朝覆亡的帝國民族，如古羅馬、拜占庭、西夏、遼、金、元、希特勒第三帝國等，莫不是不知進退而衰竭枯涸。否則，這種把握如何稱得上藝術境界？
中國是世界上產生兵書最多的國家。春秋戰國的學問家流派中，兵家堪稱威名赫赫。在中國，知兵而成“家”成“學”者，絕非浪得虛名。中國曆史上的兵家有兩個顯著特點：其一，全部是文職軍人出身（請注意，名將才是職業軍人）；其二，同時都是身居要職的政治家。這兩個形式特點，反向的說明了中國軍事思想必然不會是單純的軍事攻防研究，而一定帶有深邃的社會人文價值。假如不是曆史塵埃的淹沒，中國的經典兵書絕非隻有《武經七書》。姑且隻說《武經七書》的作者：《六韜》的呂尚即人人皆知的薑太公，顯然是個老學者。《孫子兵法》的孫武本是齊國名士。《吳子兵法》的吳起是魯國名士。《司馬法》的司馬穰苴是晉國的司馬（文職國防部長）。《尉繚子》的作者是魏國國尉繚，同樣是文職國防部長（請注意，中國古代的司馬、國尉、太尉等，都是最高國防長官，隻有大將軍、上將軍等各種將軍才是三軍實際統帥）。《唐太宗李衛公問對》的李世民不消說是個皇帝，就是李靖也是文士出身。另外，失傳而重見天日的《孫臏兵法》的孫臏，更是文人學子。《孟德兵法》的曹操，四言詩寫得驚世駭俗。一言以蔽之，舉凡中國留有軍事著作的兵家，沒有一個赳赳武夫。
這樣的兵家們所鍛鑄的用兵原則，囊括了非凡的民族生存智慧。
《孫子兵法》開篇就是《始計》——即廟算，即戰略運籌。第一句話就是“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這個論斷代表了中國民族對戰爭的最高境界的審視。戰爭對軍人而言，是死生之地，對國家民族而言，是存亡之道。惟其如此，戰爭才是國之大事！《司馬法》則開篇就提出“以戰止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匚！鋇木?欄裱浴??泊酥種鄭?妓得髁艘桓鍪率擔?泄?褡逶詼源?秸?奈侍饃鮮搶渚睬逍訓模?羌峋讎懦餉つ啃緣摹?
還是讓我們具體看看中國民族“強力反彈，有限擴張”的曆史吧。
中國民族第一次的生存大危機發生在春秋中期。周王室東遷洛陽後百餘年間，王權的衰落與諸侯國內部的爭鬥，對外夷的防範早已經形同虛設。野蠻部族如汪洋大海般從四麵進逼中原。那時侯，嶺南、江南、東海、隴西、高原、草原，無處不敵。南苗、東夷、西戎、北胡，四方皆夷。大約數以百計的野蠻部族從各個方向向中原蠶食。華夏民族危在旦夕！這時候，卻恰恰正是中原世界發生革命性變化的前夜，各種形式的新舊較量都正在激烈進行。然而，就在內部革命如此激烈的時候（請注意，“革命”是中國上古話語——湯武革命），華夏民族的新一代貴族精英卻深明大義，表現出了族群生存至上的偉大情懷。當時絕對有爭霸天下之實力的齊桓公薑小白與丞相管仲，毅然放棄中原爭霸的革命，利用齊國巨大的號召力舉起“尊王攘夷”的大旗，全力倡導天下諸侯以東周王權為中心，堅決反擊夷禍。這個主張的實際含義是，齊國犧牲了自己的霸主地位而擁戴王室，從而“九合諸侯”，凝聚華夏民族抗擊外患。九次聯合反擊，各種野蠻部族全數被驅逐出中原地區。值得深思的是，中原諸侯在勝利後並沒有無限度出擊，將那些小部族趕盡殺絕，而是北到陰山、南到吳越、東止海濱、西止陳倉（今日陝西寶雞），所有的諸侯都適可而止的停止了反擊追殺。這場大反擊保證了華夏民族近二百年平安，直到戰國末期北方匈奴卷土重來。誠實的孔子曾經感慨，若非桓公管仲，中原人都成夷胡了（吾將為左衽矣）！
這一次，強力反彈之後的有限擴張，主要是邊緣諸侯奪取了野蠻部族向中原進犯的部分根據地，如楚國向嶺南的有限伸展、秦國向隴西的有限伸展、晉國燕國向河套草原的有限伸展等。倒是起核心作用的齊國魯國等老牌諸侯國的土地沒有什麽伸展。
第二次危機是北方林胡、東胡、匈奴興起後對中原華夏民族構成的巨大威脅。這次危機雖然不是全麵大危機，但卻是一場長達百年的長期危機。戰國中期開始，中國南部“苗蠻”的威脅已經基本消除，但北方草原與西部草原的遊牧部族卻形成了很大的勢力。他們舉族為兵，逐水草而居，倚仗馬背民族特有的剽悍靈動，不斷從廣袤的沙漠戈壁向南推進，占據了水草豐茂的陰山與敕勒川為根據，向中原燕趙秦三國的北部頻繁的攻擊掠奪與騷擾。西部則沿著河西走廊東進，占據今日甘南草原與臨洮河穀地帶，不斷對秦國邊陲襲擾。從這時開始，從秦始皇到漢武帝，中國民族進入了長達百年左右的反匈奴戰爭。這場長期戰爭大體是三個階段：戰國反擊——秦帝國大反擊——西漢王朝長距離反擊。戰國時代對匈奴作戰的主要是趙國、秦國、燕國。趙國第一線，是主要力量，名將李牧的十幾萬大軍長駐雲中河套地區。秦國其次，主要是九原、上郡（今日陝北高原與內蒙古）地區。燕國主要是漁陽（河北北部）、遼西與遼東地區。這一階段因中原大戰如火如荼，所以僅僅維持了抵禦兩胡、匈奴不能南下。即便如此。李牧的誘敵深入反擊戰也堪稱對付遊擊騎兵的第一次成功經驗。第二階段在秦始皇統一之時。其時秦帝國軍威正盛，舉國對匈奴兩胡深惡痛絕。始皇帝雄才大略，決心與匈奴大打一場。寬闊的秦直道從鹹陽直修到九原，糧食軍輜源源不斷的北運。上將軍蒙恬的三十萬鐵騎與匈奴騎兵硬碰硬——爾等不是倚仗騎兵剽悍麽，偏教爾等嚐嚐帝國鐵騎的滋味兒！一仗打下來，匈奴兩胡屍橫草原，遠遁大漠戈壁的深處，數十年不敢露頭。西部反擊照樣也是全麵大捷，高大壯碩的臨洮將軍翁仲被始皇帝鑄為金人立於鹹陽廣場，後來朝貢的匈奴人見了翁仲像無不跪拜！大勝之後，秦帝國沒有窮追不舍，而隻是占據了陰山敕勒川與隴西草原河穀，徹底奪取了匈奴立足中國邊緣的根據地，同時修了萬裏長城，以其作為縱深防禦。———這就是強力反彈，有限擴張。
順便說幾句。西方人說長城是秦帝國邊界，也是中國古代邊界，真教人蔑視他們的知識水準。但凡有軍事常識的人都應該知道，任誰不會將城牆修在國界上。當時長城之外的陰山敕勒川、河套平原、遼西遼東平原、甘南草原、河西走廊一部分，都已經是秦帝國領土。而國土不是任何地方都適合於駐軍的。長城隻是長駐軍隊縱深防禦的一道永久性工事而已，如何便成了國界？如果按照這種說法，但凡有軍事構築與城牆者便都是國界，歐洲國家不都成了小城堡？
匈奴之患是古代中國的夢魘。曆經楚漢相爭、西漢初期的經濟窮困，北方匈奴再次大規模南下，當真是亡我之心不死。漢武帝時期，匈奴成勢，西漢王朝也如日中天，一場大規模長距離的大反擊正式展開。衛青、霍去病的大軍穿越高山草原，深入沙漠戈壁，對匈奴展開了剿匪式的追擊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驃騎大將軍（騎兵總司令）霍去病的壯士情懷就是當時中國民族的反擊決心，千古之下，依然令人血脈賁張。曆經十餘年大戰，漢軍北出到燕然山、狼居胥山（今烏蘭巴托）、貝加爾湖（漢人叫做北海，蘇武牧羊守節的地方），西邊進擊到蔥嶺、塔裏木河、阿拉木圖一帶。堪稱萬裏征戰之壯舉。至此，匈奴之患終於基本從中國曆史上消失。
這次的反擊是有限擴張最大的一次，非但徹底鞏固了陰山草原等匈奴遊擊區，向北推進到沙漠邊緣，而且占領了全部河西走廊與青海新疆部分地區，設立了西域都護府。漢人的生存空間第一次大規模伸展，幾乎奪取了匈奴兩胡的全部邊緣根據地。
第三次又是全麵大危機。這次間隔較長，發生在西晉末期到魏晉南北朝的一百多年間，史稱“五胡亂華”。由於西漢的強盛，東漢又有馬援、班超等著名將領消滅邊患，加之三國時代曹操北征烏桓、諸葛亮平定西南、孫權開發嶺南等，三四百年間中國基本上沒有全麵性的生存危機。到了西晉，形勢為之突變。西晉政權是司馬氏家族三代政變所建立的王朝，開國大政權具有的勤奮勤政、休養生息、廉潔節儉等優秀方麵一點也沒有；倚仗曹魏奠定的實力，拿下了吳蜀兩個奄奄一息不堪一擊的王國，便驕嬌大長，開始了驚人的腐敗裂變。五十年間，宮廷腐朽，政變迭起，貴族鬥富，皇帝白癡（晉惠帝是真正的癡呆少年），國中糜爛一團。作為民族良知的知識分子也大為墮落，放浪形骸，空談清議，沒有一個幹正經事。（據潘光旦先生考證，阮籍、嵇康一夥所謂“竹林七賢”非但是醉死夢生的大酒鬼，而且是群交能手，竟然還有名士夫婦鑽牆窺視大為讚歎！那位有精神，可找潘光旦翻譯的《性心理學》全部注釋一看）。
這是中國民族被上層糜爛腐敗拖向災難深淵的最危險的一次全麵生存危機！
短短五十年的大腐敗，使北方胡人再次卷土重來。遠遁無蹤的匈奴、東胡突然變成了鮮卑、丁令等等胡族，從西伯利亞的叢林草原冒出。這次他們竟大張旗鼓的假托自己是華夏五帝之後裔，堂而皇之的大規模南下來奪中華河山。西晉貴族階層本來已經腐爛透頂，加之內亂紛爭不休，便一潰千裏的逃到江南去了。占當時中國三分之二領土的整個北方全部被胡人占領，而且先後建立了諸多政權。這是四千多年來華夏民族被外敵入侵最深、曆時最長的一次。不要因為這些胡人後來也化入華夏民族而諱言痛苦的曆史，這是另外一個話題。大敗之後的晉貴族階層，畢竟過濾出了些許精英人物，依靠他們激勵民眾支撐危局，但始終也沒有北伐成功。危機的解除還是隋朝的事了。躋身於胡人政權的隋文帝楊堅，奪取北周政權，整軍經武，驅趕胡人，統一了中國。
隋的大反擊，不但恢複了西漢版圖，而且將胡人鮮卑的生存根據地又奪取了很大一部分，這包括奪取青海地區，將河西走廊的細細咽喉擴展為數千裏寬闊的縱深國土。但也丟失了西漢西域都護府的西部地區與北部、東部的一些地區。
真正消除這場百年危機，對外來勢力進行又一次大反擊的，還是煌煌大唐。唐與隋接踵，是一個南征北戰奪取天下的強悍政權。唐初麵臨的最大威脅是西麵的吐蕃、西北的回紇、北麵的突厥三股強敵。曆經唐太宗、武則天、唐玄宗三代不斷反擊，中國領土有了很大伸展。西北到達鹹海，直接於今日伊朗接壤，稱隴右道；北邊到達貝加爾湖與今日俄羅斯的赤塔地區，稱關內道；南部包括全部越南，稱嶺南道；東北遠達今日俄羅斯的朱格朱爾山脈（包括庫頁島），稱河北道。隨著國力消長，唐代的領土也有盈縮變化。我所說的是全盛時期的生存空間。
第四次危機是宋明時期。這次是中國民族先處於守勢而後大反擊的一個時期，也是在富裕狀態下屈辱亡國而後東山再起的時期。按照宋朝的經濟實力，完全應當振作。但是宋朝卻偏偏背離中國優秀的軍事傳統，實行“將兵分離製”，過分崇尚文職而壓抑尚武精神，以致麵對遼、金、西夏三個強大的軍事小帝國和一個大理國，宋代一直處於防守狀態。割地賠款，輩出，先丟了北方，又在江南最後被元軍消滅，中華國土終於第一次被外敵完整占領八十餘年。宋朝政權也以屈膝賣國、殘害主戰派將領而被永遠的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
長久積蓄之後的大反擊，始於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反抗外族入侵的民族大起義——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政府無能，人民自救！中國民族以這種遍地開花的紅巾大起義，吹響了強力反彈的號角。但是，最終完成大反擊的，依然是有組織的國家政權與軍隊。這就是明朝初期的強力反彈。明初是中國曆史上“將星如雲，謀臣似雨”的時期之一。高漲的民氣、英明的君主、善戰的軍隊、高超的謀略、出色的統帥，這時都奇妙的凝聚在一起，終於恢複了中國民族的固有領土。這次反擊雖然最終擴張不大，但卻能在八十多年後奪回唐代五分之四的領土（沒有奪回新疆，沒有奪回蒙古草原），也可謂一次成功的大勝利。
明朝之後，清王朝的出現是個特殊問題。滿族原於女真部族，其所居住東北地區至少在隋唐時期已經是中國本土，明代也是確定不移的中國領土（稱為努爾幹都司），相當於一個軍事特區。滿族雖不是中國主體民族，但確定無疑的是中國人。滿族強大而奪取全國政權，本質上是中國人的統一形式問題。隻是由於中國主體漢族第一次成了Ｂ角甚至Ｃ角，再加上滿族初期入關的報複心理，將自己的外形特征（剃頭留辮子）強加於漢族等高壓政策，漢族才有了亡國感覺。但是，隨著滿族對中華文明的認同與漢族進入中央政權人數的不斷增多，以及滿族皇室的爭氣（請注意，滿族皇室的勤奮明智與八旗部族的腐敗是大不相同的。清朝的十個皇帝個個都有危機憂患意識），以漢族文明為主體的中國文明終於認同了這個成功脫離了落後母體的少數民族的中央統治權。所以，滿族主政與中國曆史上的外敵入侵有著本質不同。一個最起碼的比較是與蒙古入侵後的政策比較。
滿族主政，在維護國家民族的生存空間方麵，同樣出色的體現了“強力反彈，有限擴張”的大智慧。四麵邊患在清朝中期幾乎完全肅清，西藏、台灣、蒙古、新疆，全數回歸中國！清朝全盛時期的中國，比現在的中國大了大約一倍還有餘。………
綜上所述，“強力反彈，有限擴張”，這是中國民族在長期生存競爭中的第一個大智慧——對付外敵的超級智慧。
有人說中國文明其所以能夠以國家形式完整保留，原因在於中國西南部環山、東部臨海、北部草原荒漠，遠離西方衝擊力的原因。這是不了解中國曆史。誠實的說，在冷兵器時代，中國經曆的巨大衝擊比任何一個民族都多都慘烈！而實踐證明，任何軍事力量（當然包括西方）都不足以摧毀華夏民族，尚且不說匈奴人的許多部族本身就是白種人。如果以近代以來的曆史說話，西方力量與東洋力量難道沒有企圖滅亡中國的事實？當這些火器民族無情“衝擊”我們的時候，恰恰是中國尚未脫胎換骨最為貧弱落後的時候，中國沒有滅亡，難道是他們可憐我們？
中國雖然暫時落後，但中國正在積聚強力反彈的力量。從曆史的角度看，二三百年隻是彈指一揮間。不要說當代技術日新月異，再有五十年到一百年，我們重新伸展的餘地無窮之大。然則即或到了那個時候，我們也應當牢牢記住民族生存曆史所沉澱凝聚的智慧，隻是有限擴張，而不是向全世界瘋狂報複。
一個經常處於神經質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
整合統一 霸氣巍巍
——話說中國民族強勢生存之三
孫皓暉
內亂分裂，是民族生存的另一個根本性威脅。
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在民族之林的殘酷競爭中，內亂分裂必然導致強敵入侵與外來勢力的各種不正當進入，從而最終滅亡這個民族的文明生存方式。民族的滅亡，雖然不是全部個體生命的毀滅，然則卻是個體賴以存在的文明根基徹底瓦解星散，使滅亡後殘存的個體生命喪失精神創造力與傳統生活方式，淪為精神乞丐，淪為行屍走肉。惟其如此，民族的內亂分裂，絕不僅僅是國家民族的災難，從根本上說，更是每一個體的災難。
某個民族如果發展到以國家形式生存的程度，就意味著這個民族的文明已經成熟。從此，國家就成為這個民族的生命形式，成為這個民族的外殼與靈魂，國家的興衰榮辱就成為這個民族的生命軌跡。從本質上說，民族的分裂內亂所侵害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國家形式，通過對國家形式的破壞而消解浸蝕民族生存能力，從而對整個民族帶來毀滅性災難。
我們已經無法確切的知道遠古曆史上那些曾經輝煌過的民族一朝覆亡的具體原因了。但是，進入我們視野的曆史舞台上，依然在不斷上演著相同或相近結果的民族悲劇。回溯上遊，基本原因也大體無二。前蘇聯作為一個多民族的一等強國，數年之間轟然崩塌，雖然每個民族依然存在，但曾經使他們共同輝煌過的國家形式卻無可挽回的消逝了。踽踽獨行的俄羅斯舉步唯艱，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其他獲得獨立的小民族國家，更是全部淪為第三世界（雖然他們原來的生活狀況也是第三世界，但那時他們的民族地位卻是第一流的）。盡管這不是民族滅亡的悲劇，但是，當全麵內亂摧毀了曆史選擇的最適合於他們的國家形式（聯邦製統一國家）時，每個民族的結果都是災難性的。南斯拉夫的解體是另一個案。倏忽之間，一個二戰期間的英雄的多民族國家竟然弄得幾乎隻剩下塞爾維亞一個光杆主體，遍體鱗傷，誰都可以對他指手劃腳。
分裂內亂，對一個民族的傷害是根本的致命的。
令人詫異的是，中國民族的先天稟賦中似乎就蘊涵了強烈的群體精神，其反對分裂維護統一的悠久與堅定，在整個人類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這是中國民族能夠以大民族大國家形式數千年巋然屹立的根本原因之一。從現實原因講，中國人也許在遠古時代從部族團結聯盟抵禦嚴酷大自然與“非我族類”的侵害中，就痛切體會到了族群統一的至關重要。至少大禹聯合各部族共同治水的曆史是不能忘記的。那時侯，隻有棍棒木耒與極少數天然金屬工具的幾乎是赤手空拳的人們，一旦聯合行動，竟然在幾十年中疏通了橫貫數千裏的滔滔大河，使遍地洪水東流入海！此等“喝令三山五嶽開道”的偉大功業，沒有任何一個大河流域的民族曾經擁有？尼羅河？多瑙河？密西西比河？恒河？伏爾加河？如此獨步寰宇的偉業，沒有萬眾一心眾誌成城的團結統一，大約連做夢也不敢想。某些清醒的西方人也看到了這一點，說大河流域民族的治水鬥爭，是統一專製的東方帝國的起源（見湯因比的《曆史研究》與魏特曼的《東方專製主義》）。
大禹領導的聯合治水，挽救了整個華夏民族。由此大禹建立了中國民族曆史上的第一代國家形式——統一聯邦製的夏。從大禹立國開始，反對分裂維護統一就成為中國民族生存曆史上的頭等大事。大禹在會稽山的開國大典上，無情的殺了遲到的東方部族首領共工，樹立起國家最高政權令行禁止的絕對權威。
從夏開始，至今大約四千一百多年。讓我們先來宏觀的看看在這漫長的四個千年中中國的統一與分裂的線條：
夏，16王，大約500年，聯邦製的統一國體。
商，17代31王，大約600年左右，聯邦製統一國體。
西周，13王，257年，聯邦製統一國體。
以上三代是中國第一種統一的國家形式。說她是聯邦製，主要是諸侯國的軍政自治權比較獨立。也不是西方的鬆散聯邦製。遠古國家性質是一個專門問題，不想在這裏拉扯過多。
東周，即春秋時代，25王，100餘諸侯國，大約300餘年。
戰國，7大戰國，30餘小諸侯國，大約250年左右。
以上兩段是中國文明發展的大黃金時代，是中國創立新型統一國家的過渡時期，而不是通常意義的分裂時期。
秦帝國，兩任皇帝，15年，統一帝國。
楚漢相爭，5年內亂（分裂）。
西漢，15帝，215年，統一時期。
新，1帝，15年，統一時期（後期三年內亂）。
東漢，14帝，196年，統一時期（初期8年內外戰爭，後期24年內亂）。
三國，60年，分裂時期。
西晉，4帝，52年，統一時期（後期15年內亂）。
東晉南北朝，12帝，264年，大分裂時期。
隋，5帝，39年，統一時期（後期3年內亂）。
唐，25帝，276年，統一時期（中間及後期內亂大約30年）。
五代十國，52年，大分裂時期。
北宋，9帝，163年，統一時期。
南宋，10帝，157年，大分裂時期。
元，13君，88年，大分裂內亂時期。
明，19帝，294年，統一時期。
清，10帝，296年，統一時期。
1840年後的160年，隻算共和國50年基本統一，其餘110年全部記為內亂、外侮、分裂時期。
根據以上粗線條，中國前兩個千年基本統一，後兩個千年（秦帝國之後）中，統一時期為1215年，分裂內亂時期為785年（加上統一時期的中後期內亂，大約800多年）。
從總的方麵說，中國民族的統一占據了主流，分裂內亂終歸統一。一個基本規律是，強盛的中國全部是統一時期，積貧積弱的中國全部是分裂內亂時期。
世界上沒有一個大民族象中國這樣曆經如此多的分裂內亂而每次都能整合自己，最終回歸統一潮流！分裂勢力在中國曆史上沒有成功過一次，中國的國土沒有因為分裂內亂而永遠丟失那怕一寸！
不能不說，這是世界民族史的奇跡。
中國民族智慧中最為眩目的明珠就是統一意識。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將統一意識化做如此恒久的民族精神。
中國民族整合統一的大智慧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麵：
其一，每次麵對分裂，統一立即成為中國民族的最高理想，並且絕不動搖。民族的最高榮譽總是給予能夠領導統一的英雄領袖，民眾追隨的目標也立即洶湧澎湃的倒向統一力量。中國人總是將分裂內亂視為“國破”，又總是將“國破家亡”連成一條最簡單的因果直線，將“覆巢之下，豈有完卵？”視做天經地義的邏輯。這就是中國民族麵對分裂的思維定式，一種永遠不能改變的民族價值觀。請每個中國人牢牢記住，這就是中國人曆經數千年鍛鑄出來的精神利劍，光芒閃爍，充滿霸氣——對分裂者沒有道理好講，就是必須統一！
其二，痛下殺手，毫不手軟。中國民族對分裂勢力的殺伐決斷遠遠狠於對外來勢力的運籌抵禦。對外用兵，中國人在曆史上一般都極為謹慎。但對內消除分裂完成統一，中國民族從來沒有優柔寡斷。在是否統一的問題上，中國人從來沒有決策過程。要決定的隻是一個，如何打？而且，統一戰爭從不顧及力量對比，打敗了也要前赴後繼的再打。每每是統一戰爭，中國史書都觸目驚心的記載著“血流漂杵”“浮屍百萬”！那些最大規模的戰爭，往往不是發生在抵禦外侮中，而是發生在統一戰爭中。戰國的長平大戰，秦趙兩國共出動雄師百萬，一戰消滅趙國五十萬大軍，從而創造了古典戰爭的最高典型。對外戰爭雖然也同樣有著名戰例，然則就戰爭規模而言，遠遠不如中國內部的統一戰爭。誠實的說，幾千年曆史上，能在中國人馬前走幾個回合的外敵，還確實沒有幾個，雖然近代以來我們也有過戰敗的恥辱。但是，內部分裂勢力卻是同樣優秀的人種，就不能不碰撞出最為絢爛的戰爭火花。這種為了統一不惜付出最大代價的拚命精神，最充分的體現了中國民族剛猛勇武的一麵，足以使任何分裂勢力先自氣短三分。
其三，沒有談出來的統一，隻有打出來的統一。這是殘酷的事實，痛苦的經驗。從本質上講，統一意味著分裂一方的陰暗命運，丟失政權並遺臭萬年，盲目追隨分裂的民眾也將付出慘重的代價；設若抵抗並戰而勝之，安知分裂者不能爭得統一的權柄？這種幻想每每支撐著形形色色的分裂勢力與動亂勢力，使他們幾乎永遠不可能回到“和平統一”的軌道，而總是選擇刀兵相見——戰場上說話。國有國情，族有族情。不要說世界上已經有和平統一的先例，更不要說和平是世界的主流。請牢牢記住，世界在變，但人性沒有變，各民族的獨特精神也沒有變，殘酷競爭的主流更不會變，而且永遠不可能改變；中國民族幾千年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統一經驗，絕不會因為世界出現了電腦、原子彈、衛星、航母等一大批新勞什子而突然過時。
從本質上看，統一沒有玄妙的技巧，更沒有我們祖先沒有想到的奧妙。中國人縱橫捭闔施展謀略，那可是如同兒戲。幾千年幾百代無數能踢能咬能不夠者看穿了的東西，絕不會走眼的。
想要中國統一強盛，還得有祖先強勢生存的錚錚傲骨與巍巍霸氣。
神、氣、力合一，黑客般的雕蟲小技何足道哉！
文明衝突中的強大消解能力
——話說中國民族強勢生存之四
孫皓暉
世界有多少個民族，便有多少種生存文明。
在漫長的生存競爭曆史中，不計其數的文明形式伴隨著民族的消亡，而成為飄散的文明粒子。同樣，不計其數的民族也因為自身文明的脆弱，而導致民族主體在競爭中的滅亡。文明形式是民族生存的特殊本質，民族形式是文明存在的特殊載體。一而二，二而一。文明形式與民族形式的命運具有完全的曆史同一性。迄今為止，沒有那一種脫離了民族形式而存在的所謂文明，更沒有那一種脫離了文明形式而存在的所謂民族。
從本質上說，一個民族所創造的文明，就是這個民族的全部生存方式。從民族競爭的意義上說，民族文明是該民族特立獨行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又是該民族抗擊其他文明蠶食的本體武器。文明形式有多麽飽滿，民族的生命狀態就有多麽強大；文明形式有多少缺陷，民族的生命狀態就有多少死穴。
漫長的曆史興亡，一再證明了這個殘酷的真理。
與中國春秋戰國大體同步的古希臘文明，是一種溫和脆弱的海島民族的文明。盡管這個文明中所蘊涵的深刻的哲學、理性的法學、浪漫的神話與一些著名的科學原理，已經成為人類不朽的文明遺產。但是，古希臘文明缺乏一種內在的強悍與巨大的生命張力。她們關注深邃的生命存在的意義，所以誕生了深刻的哲學。她們關注自己存在秩序的文明化，所以誕生了法學。她們沉溺於浪漫的幻想，所以編織了燦爛的神話。然則，一個擁有如此文明的民族，卻竟然沒有誕生兵學著作——一種偉大抗爭精神的結晶！這隻能說明，對外部世界的防範抵禦的意識，根本沒有成為這個民族的文明組成部分。最終的結果，古希臘民族沒有逃脫滅亡的厄運，被文明落後的羅馬民族的騎兵無情的消滅了。
文勝於質，是古希臘文明的致命缺陷，也是古希臘民族悲劇的必然所在。
幅員遼闊的羅馬帝國，則是戰馬劍盾鑄成的剛性社會。他缺乏豐厚淵深的原生文明，又拒絕汲取古希臘文明而改造自身。雖然強悍，卻沒有柔韌的文明根基。羅馬帝國留給人類的，除了龐大的鬥獸場、血腥的奴隸角鬥場、無數的征服戰例、奢靡的沐浴方式與酗酒惡習，以及一部《羅馬法典》與哲學詭辯派之外，還有什麽呢？對於一個存在千年左右的世界性帝國，其主體文明竟然如此貧瘠，確實令人不勝惋惜。
惟其如此，在曆史歲月的侵蝕中，羅馬民族最終無聲無息的解體了。倒是曾經被他征服的許多民族，依舊沒有滅亡。
質勝於文，這是古羅馬文明的致命缺陷，也是古羅馬民族悲劇的必然所在。
民族競爭是全方位的競爭，是綜合素質的競爭。決定民族命運的，絕不僅僅是戰爭與暴力。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文明形式本身的衝突競爭。生活方式是否具有包容性？語言文字是否簡潔並具有美感？是否有利於交流傳播？信仰是否具有多元特點？並對其他民族的信仰形式具有共處性？人文精神、價值觀念、倫理道德、國家形式、社會結構、消閑方式、審美方式、居住方式、人際關係準則、婚姻與兩性關係的傳統、家庭與家族形式的親和力等等等等，是否具有堅實的根基？是否具有強大的精神感召力？
歸納起來，就是由所有這些方麵綜合形成的文明方式，對本民族個體是否具有深刻的吸引力、強烈的凝聚力？對不同民族是否具有包容性與親和力？
文明衝突是民族競爭的“軟”形式。它更為長久的決定著一個民族的興衰榮辱。文明形式不具有彈性（包容性與親和力）的民族，必然是民族文明的尊嚴極端化的民族，也就是老虎屁股式文明。這種文明的民族，必然陷於連續不斷的外部衝突與內部族群文明的衝突，誰也容納不下誰，最終導致整個民族的衰落。
曆史不乏文明衝突導致戰爭與對抗的例子。
十字軍東征大約是中世紀東西方文明衝突最典型的戰爭。所謂宗教聖戰，無一不是文明衝突引發的戰爭。就現存文明民族而言，在文明衝突中受傷害最深的恐怕莫過於以色列民族。一部《聖經》中的一個故事（即或這個故事是信史），一個猶大，使以色列人在西方民族（文明）宗教世界墮入了萬劫不複的地獄。一切對猶太民族的殘害殺戮，莫不起源於這個“神聖”的故事！從這個意義上說，猶太民族的災難至今仍然沒有結束，因為某種文明的狹隘與偏見仍然沒有結束。
中國民族的聖人是孔子。孔子在世時的敵人多如牛毛（有沒有出賣過孔子的叛徒？我不清楚。請熱心的網友查證）。可那個中國人要將孔子敵人的後裔當作異類消滅，那在中國民族看來簡直要笑掉大牙，連認真的憤怒都不需要。可能有人說這是不倫不類的比較。我倒認為非常的能說明問題。假如說出賣孔子的叛徒還沒有找到，那麽出賣武聖人關羽的孟達總是真有其人吧，還有割去了關羽頭顱的潘璋（東吳大將）也是證據確鑿吧。可是，非但封關羽為“聖”為“王”的政權沒有下令將潘璋、孟達的後裔（潘孟二族）斬草除根，就是那些最講“忠義”精神、尊關羽為“鼻祖”的中國會道門們，也沒有對潘孟二族尋仇。中國民族在漢代之後最痛恨的人是秦始皇（姑且不說對不對），可是秦姓依然在繁衍，以致出了個遺臭萬年的秦檜之後，竟然姓秦者依然如過江之鯽！
不要說中國文明不認真不嚴肅沒有仇恨意識。斤斤計較仇恨的文明永遠不會“泛濫”為汪洋恣肆的文明。
說到底，還是文明的“海納”問題。
中國民族在曆史上遇到的文明衝突大約有四種情況：
1.外來民族入侵而被驅趕後，殘存人口保留的文明。不能磨滅。
2.自願歸化的少數民族的文明。
3.和平往來中流入中國的外來民族文明。
4.周邊民族的文明伸展。
以上四種情況，大約每個民族（尤其是大民族）都會或多或少的遇到，所以也可以說它是具有普遍性的四種情況。
對待文明衝突，每個民族並非都是相同的對策。
就整個歐洲而言，可以說文明形態並無大的差異，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歐洲就是一個大的文明形態。其文明形式的差異，絕不會大於中國西北與嶺南人之間的差異。西方學者動輒精通十幾種語言，恩格斯能“結結巴巴的說二十多種語言”，即或普通的文化人大約也能通曉三五種語言。這就是文明基本標誌——語言文字的相似性。而在中國，除了文字的統一，語言可真是千差萬別，江南嶺南數十裏不同語的山區大有在者。飲食、居住、婚姻、風俗等等，也自古有“十裏不同俗”之說。
然而，中國卻是一個擁有穩定的共同文明的大國。歐洲卻從來都是由許多許多文明相似的國家組成的民族生存區域。
這就是民族文明消解衝突的能力所致。
中國文明對前兩種情況下的文明衝突，總是有著一種偉大的情懷——“以仁為本”。具體說，不奪其地，不變其俗，不殺其人。即或對於那些曾經以野蠻方式對待我族而後來成為失敗者的夙敵，也不睚眥必報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種事例在中國曆史上屢見不鮮。春秋對夷狄，秦漢對匈奴，隋唐對胡人，明對蒙古，民國對滿族，二戰中對日本戰俘，抗美援朝對美國戰俘……不要說中國人應該狠毒。正是這種偉大的“王師”氣魄，使中國文明保持了飽滿的文明正義的資本，從而在危亡關頭敢於大無畏的麵對任何強敵。整個農業文明的數千年，中國屢屢麵對無賴民族的糾纏，但卻從來沒有喪失高貴的人性尊嚴，從來沒有與無賴之敵一起墮入靈魂的地獄。中國文明中曆來有“殺降不祥”的價值觀念，從不推崇那些殘暴殺降的功臣。
一個典型例子。戰國秦昭王時期的統帥白起戰功卓著，每戰拔城十座以上，最後打得山東六國無人敢於掛帥迎敵。後來的長平大戰中，白起秘密掛帥，一戰滅敵五十萬，創造了中國兵法的最高典型，堪稱戰神當之無愧！然則由於他坑殺趙國降卒四十萬，卻被中國的正統史家永遠的打入另策，從來不列為名將褒獎（當代研究除外）。相比之下，日本民族的靖國神社堂而皇之的供奉肆虐屠殺的“英雄”，除了說明這個民族沒有多少名將英雄可供奉外外，民族文明的卑俗猥瑣的價值觀當是更為深層的原因。
對和平流入的外來民族的文明，中國文明曆來持包容態度，任其自生自滅。苦難多多而又號稱最難同化的猶太人，在北宋朝時期，曾經有四百多戶流入開封，百年之後竟全數變為中國人。二戰時期，全世界幾乎沒有一個大國敢於接納猶太人，然則民國政府對流入上海的大量猶太人，卻沒有因為世界法西斯勢力的猖獗而拒絕接納，成為為數極少的敢於接納猶太人的國家之一。據一則資料，中國雖然曾經長期譴責以色列的猶太複國主義，並大張旗鼓的站在巴勒斯坦一邊，但猶太民族對中國的攻擊立場卻一直保持沉默，原因就是隻有中國在猶太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敢於以國家形式接納猶太難民。
中國民族也不是沒有擴張（雖然這種擴張總是限製在奪取敵方進攻根據的範圍內）。但是，對擴張土地內的原住民族，中國人的國策遠遠比歐洲移民（後來的美國人）對待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殘酷殺戮偉大高尚得多。與日本民族的大屠殺、日耳曼民族的種族滅絕相比，更是民族文明的兩重境界。
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絕對能夠從它的戰爭方式中表現出現出來。侵略戰爭與有組織的戰爭暴行，是一個民族文明的墮落。這種野蠻的墮落，將這些所謂的發達民族永遠的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
中國文明在對外戰爭中所具有的人道主義光輝，永遠是世界曆史的一盞明燈。
不要因為我們落後了，就將那些曾經是野獸般殘酷屠殺與掠奪世界的所謂發達文明，看得如同他們自己標榜的那樣道貌岸然。對那些家夥別太當真。曆史的發展終究是平衡的，一個依靠屠殺掠奪其他民族而積累了原始資本的血腥民族，不管他後來戴上了何等光芒閃爍的桂冠並且以世界領袖自居，他終究都會付出慘痛的代價。列寧曾經提出過一個概念，叫做“曆史的報應”，好象還舉了印度與英國作為例子（請那位網友論述一下，我一下記不清楚了）。這是民族生存競爭的法則之一。
不是不報，時候未到。請記住中國人的這句老話。
在世界大民族中，沒有一個民族的崛起會象中國民族這樣具有文明的正義性與資本的正義性。中國民族沒有文明曆史的大血債，沒有資本掠奪的大血債。中國的崛起完全依靠著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勤奮與智慧。不要以為這種偉大的文明情懷是一種迂腐，她是人性文明的高貴所在。一個民族在數千年曆史中能夠始終如一的保持這種高貴的文明心態，即或是一時落後，即或是曾經屈辱，也無法掩蓋她不朽的萬丈光焰！
想一想，法西斯主義為什麽沒有在中國誕生？為什麽偏偏誕生在自詡“最優秀種族”的日耳曼民族？而對這種邪惡“主義”的毀滅性失敗，很少有人從其文明根源中去探詢，卻圍繞戰術與武器找原因。這種卑劣與淺薄以日本民族為甚，至今還在喋喋不休的探討“二戰如果這麽這麽打，日本就會勝利”。從遊戲軟件到研究文章，從靖國神社到天皇、議會、政府，無恥低能得令人齒冷。
一個強盜殺人放火而遭痛打，竟然一味埋怨自己跑得不快，否則如何能被捉住？卻從不去想強盜行徑本身的“原罪”。隻要做強盜，一開始就注定了他必然的結果，即或贏得了一場戰爭，這種被殺的結果總會到來。
一個民族的文明中隱藏了邪惡與瘋狂的基因，能說這個民族的文明是健全的高貴的成熟的麽？如同一個患有癲癇（羊角風）並不時瘋狂發作的人一樣，能說他是健全高貴的麽？
對待周邊民族文明，中國文明依然是以一貫之的國策，古人人稱做“懷柔”“安撫”或者“綏靖”。實際上就是立足於和平共處的有限讓步，從而獲得文明共生。無論中國強大與貧弱，這個傳統都沒有大的偏離。對越南，對朝鮮，對蒙古，以及對周邊更小的民族，幾乎沒有例外。
在今天看來，中國曆史上有許多行為遭到非議貶斥。鄭和下西洋，許多人都說那是一場毫無經濟觀念的政治炫耀，是中國人對外交往缺乏經濟觀念的典型例證。設想如果中國當初象數百年後的哥倫布那樣有用小玩意兒交換土地的頭腦或者征服意識，鄭和下西洋都會成為一次規模龐大的征服戰爭，至少會成為一次大規模的經濟掠奪。從條件說，鄭和的遠洋艦隊擁有這樣的能力，當時的東南亞小國沒有抵禦這種遠洋征服的能力。
可是，中國的明朝政府沒有這樣做，鄭和沒有這樣做。為什麽？
除了中國的固有傳統，還有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明朝是在趨趕異族入侵之後的統一政權，對蒙古人的結局有著特殊體會，對於依靠武力征服他國有著特殊深刻的認識。蒙古人征服中國將近一百年，最後還是在土崩瓦解，導致了蒙古民族的大衰落。有著最直接的陸地通道，尚且不能保證征服的最終勝利，況且遠隔重洋迢迢萬裏，征服掠奪的最終結局又會是什麽？如果今人想到了這一層，就會對明成祖政權的和平艦隊有更深的理解。
這種和平安邊的久遠傳統，是中國消解文明衝突的基本國策之一。在曆史上，她帶給中國民族一種曠遠持久的親和力、感召力，使周邊小民族產生了滾雪球式的歸化效應。最終，中國文明非但沒有消亡，而且穩定的壯大為多民族文明的泱泱大國。
一個具有強大消解能力的文明形態，必然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一個缺乏消解能力的文明，必然是踽踽獨行，難以滾大。有人說，大了有什麽好？統一有什麽好？勸這些朋友去問問歐洲共同體那些竭盡全力追求歐洲統一的官員和有識之士，富得流油的小國家小民族有何不好，偏要追求勞什子大歐洲統一？何況還在當代社會？再去問問西方與日本那些專門研究中國分裂為多少個“國家”合適的機構與學者，為什麽如此賣力？中國“小”了對誰好？現在的大中國（盡管還是殘缺的）對誰不好？
一種汪洋恣肆的強大文明形態，如果同時以統一國家的形式出現，其對民族的凝聚力與未來無可限量的競爭力的巨大意義，無論如何估計都不會過高。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整體文明滅亡後個體的悲慘命運是無須論證的。它已經被無數的曆史事實所證明，絕不會因為世界發展到了“今天”，有了所謂人權理論而改變。時髦者們發發牢騷罵罵大統一大文明何嚐不可，然則千萬別上臉當真。畢竟，惶惶若喪家之犬的日子誰也不會向往。看看我們那些海外“民運”人士，不惜遊說美國國會斷絕與中國的一切貿易往來，徹底摧毀現政權，再造一個“民主中國”（魏京生可謂典型）！美國人嘲笑這是比冷戰思維還要極端的極端觀念，嘲笑一通之後，連魏京生的“辦公桌”都被端了。且不說這並不是美國人有偉大的文明胸懷。即或真如魏京生所言，徹底打爛重來，可能麽？一旦打爛，重來的機會何在？統一文明的框架一旦解體，虎視眈眈的列強們豈容你“重建”更偉大的更有力的文明框架？
文明的發展，本質上是漸進的。中國文明在當代的境遇，如同瀕臨泥沼懸崖的巨大的戰車，隻有一絲一絲的從舊日泥沼中拔起，一絲一絲的脫離臨淵之危，穩健漸進的駛入快車大道，才是唯一的選擇。
任何投鼠不忌器的莽漢們，都會導致中國民族與文明的整體毀滅。
精英導航：知識分子始終居領導階層
——話說中國民族強勢生存之五
孫皓暉
知識階層的地位，決定著民族與國家的興衰生滅。
世界文明競爭展現著這樣一幅曆史畫卷：知識階層始終居於主導地位的民族，都是無可爭辯的優秀民族，都曾經有過足以驕人的光榮與夢想；知識階層地位卑下弱小，甚或不足以產生知識階層的民族，都是顯而易見的落後弱小民族，都無可避免的陷入“魚腩”境地；當一個或若幹個民族以國家形式生存的時候，知識階層的地位與作用，就決定著這個國家的生存命運。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是否孕育出具有優秀傳統與非凡智慧的知識階層，意味著這個民族與國家是否擁有最根本的競爭實力。
也許，這幅畫卷曾經有過一筆兩筆的異色與偏差。但就主流趨勢而言，這幅曆史畫卷是清晰的，那鐵血交織的興亡線條永遠的震懾著我們，警示著我們。
知識階層是一個民族孕育的精華，是一個民族所產生的智慧活體，是一個民族血肉滋養成的靈魂，是一個民族為自己鑄造的遠航燈塔，是一個民族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凝聚催生的導航師。
一個民族可以沒有任何一個社會階層，但卻不能沒有知識階層。
瀏覽民族競爭的血淚曆史，我們會偶爾看到這樣的異象：一個在文明形態上顯然落後的剽悍民族，突然之間吞沒了某個文明民族（古羅馬吞並古希臘征服埃及、拜占庭征服西亞、亞利安人吞並古印度文明創造者達羅毗荼人等），可是不久，吞並者自己也轟然崩塌了；一個同樣落後的遊牧民族，電光石火般征服了許多民族，然則還來不及享受帝國的財富，就在馬背上解體了（成吉思汗的草原帝國）。相反，許多曾經被一時占領征服的民族，卻又奇跡般的重新崛起，重新煥發出文明的異彩！
這種異象說明了一個道理：一個甚至還沒有完整知識階層的落後民族，是無法理性的把握自己命運的，其對文明民族的吞並征服永遠都是暫時的，因為她沒有消化文明的能力；一個擁有優秀知識階層的民族，雖然可以暫時被“征服”，但她的智慧與理性卻往往使自己能夠起死回生。
問題的另外一個層麵是：當知識階層被一個民族拋棄踐踏的時候，這個民族就會陷入熱昏狀態，就會將整個民族引向災難的深淵。日耳曼民族、意大利民族、日本民族，都曾經陷入過這種熱昏狀態。中國民族也曾經在當代陷入這種熱昏，雖然是短暫的，但對我們民族的傷害卻幾乎是致命的。
痛定思痛，反觀曆史，我們會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在漫漫數千年中，中國的知識階層始終居於國家領導地位，中國民族對知識階層的景仰嗬護是絕無僅有的。正是這一點，保證了中國民族在殘酷競爭中的高度理性與卓越智慧，創造了五千多年一脈相承而巋然屹立的文明奇跡。
所以說，知識階層長期穩定的居於領導地位，是中國民族強勢生存的極為重要的原因。
在春秋之前，中國尚沒有獨立的知識階層，民族文明精神主要通過貴族階層中的文職機構、官員與少數專職知識分子（史官、占卜、巫師等）來體現。雖則如此，夏商周三代時期貴族知識分子仍然是國家的精神領袖，仍然是文明中堅，對國家決策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尚書》是中國上古留下來的治國經典，而其中論述治國綱領的名篇《洪範》，就是周武王滅商後請教殷商貴族遺臣箕子（大學者）如何治國，箕子寫下的治國綱要。事實上，從西周“禮樂治天下”開始，知識階層的地位就越來越重要。到了春秋時期，社會大鬆動與各種形式的變法（改革），促使自由平民階層壯大（基礎是隸農製解體，大量奴隸成為平民），中國的知識階層終於成熟起來，破土而出。
這就是“士”階層的出現。
“士”是一個非官、非農、非工、非商的“國人”階層（請注意，“國人”是一種社會地位）。他的初期主要特征是擁有專業知識與一技之能，四處流動而獨立謀生。但其主要成分是有武技（劍術）造詣與專業知識的分子。經過數百年穩定發展，到了戰國時期，純武技者逐漸從“士”階層分離出去而僅僅保留了一個社會名號，通常稱為武士。士人階層開始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知識階層。
士人階層出現的意義，在於它使知識分子從僵化的貴族硬殼中剝離出來，以平民社會作為自己的根基，成熟壯大為一個獨立的知識階層；知識分子因此而成為能夠廣泛汲取民族文明的營養，真正體現民族智慧水準的一個社會階層。
這是中國民族真正成熟發達的偉大裏程碑。
士人階層一旦出現，立即爆發出無比的力量與光彩。在春秋戰國這個大黃金時代，幾乎所有偉大變革都是由名士策劃發動並主持的。管仲改革（齊國）、子產改革（鄭國）、李悝變法（魏國）、吳起變法（楚國）、商鞅變法（秦國）、申不害變法（韓國）、騶忌變法（齊國）、樂毅變法（燕國），就連趙國的武靈王胡服騎射（軍事改革）也有名士肥義的一半功勞。
幾乎所有的長策大謀，也都是名士提出並主持執行的。著名者有蘇秦的合縱抗秦，張儀的連橫破盟，範雎的遠交近攻。
幾乎所有的著名戰爭，都有名士的運籌帷幄。吳起的大戰諸侯（十餘年間，大戰76次，勝64，平12），孫臏的圍魏救趙，商鞅的收複何西，樂毅的聯軍破齊，司馬錯的長途奔襲巴蜀（秦國），尉僚的策劃滅六國。
而在統一中國、實行法製、郡縣製、統一文字與度量衡等架構文明的大業中，名士商鞅、李斯的名字更是誰也不能忘記的。
一部《戰國策》所迸發的國策智慧，至今依然放射著燦爛的光芒！
非但如此，舉凡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哲學、藝術、工藝、社會風俗的各個領域的建樹，士人階層都爭奇鬥豔，具有發軔推行之功，建立了不朽的文明功業。他們出將入相策劃運籌縱橫捭闔叱吒風雲，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時代競爭的浪潮，將中國文明推向了輝煌的極致。
士人階層的煌煌光焰，使既往決定國家民族命運的傳統貴族階層黯然失色。在整個戰國時期，貴族階層沒有出現一個堪稱名士的知識分子。名滿天下的“戰國四大公子——魏國的信陵君，齊國的孟嚐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除了最優秀的信陵君文武俱佳具有名士風範外，其他三位隻是以“養士”聞名，春申君更是個酒囊飯袋。餘此而外，各國的王族階層與傳統貴族階層，沒有湧現一個大家。請注意，春秋之前的夏商周三代，可是治國名臣盡出於傳統貴族。
這是一個偉大的曆史轉折，其意義無論如何估價都不會過高。
春秋戰國時代其所以出現“得士者興，失士者亡”的普遍現象，根源正在於知識階層大大超出社會其他任何階層的創造力。秦孝公懷雪恥之誌而向天下各國發出《求賢令》，才有商鞅入秦，秦國二十三年間一躍成為第一強國。這是用平民知識分子振興國家的典型。相反，戰國初期唯一的超級強國魏國則是另一種典型。魏國本來是當時的中原文明中心，擁有最具智慧水準的士人階層，是戰國名士雲集的淵藪之地。然卻因為顢頇平庸的魏惠王頑固的依賴貴族治國，蔑視平民士子，逼走了一個又一個才堪扭轉乾坤的名士（吳起、商鞅、孫臏、張儀、樂毅、信陵君、範雎、尉僚等都是魏國人或前來投效的他國名士）。隨著這些精英知識分子的出走，魏國也象太陽下的冰塊一樣溶化了。
中國第一代士人階層有一個顯著特點——極少有貴族分子，幾乎全部是平民出身的布衣之士。這一構成說明，基於平民社會所成長的中國知識階層具有正義生成的特質，即他不依賴過量的財富滋養而能茁壯生成的樸實本色。深入探討這個話題是這裏無法完成的。我隻想提醒大家，不要忘記了這是中國民族知識階層具有頑強生命力的根源，也是一個極其鮮明的世界性特征。稍許留意就可以發現，許多民族的知識階層是依賴於貴族階層的財富與生活方式的，貴族的興衰榮辱，就是知識階層的興衰榮辱。印度大約比較鮮明。
牽扯出來的另外一個問題是，中國知識階層的獨立性問題。近代以來，許多有識之士認為，中國知識分子缺乏獨立人格，缺乏真正獨立的思考精神。
從某種意義上說，的確如此。
然則隻要仔細審視中國知識階層的生成特性，就不難明白，中國知識階層在生成時期就具有溶入社會潮流並積極解決社會問題的價值追求，以天下為己任是他的原生基因；追求仕途並改造社會，是中國士人階層的崇高理想；也就是說，中國知識階層從來不以孤立抽象的保持某種理論價值（主義）而作為自己的生存目標，從來就不追求超然的獨立人格與獨立精神；中國士人階層講究的特立獨行，就是在解決社會問題中標新立異，而不是在社會喧囂之外保持一種純粹審美意義上的獨立。春秋戰國的墨家團體，是士人階層中唯一沒有追求仕途的大學派。但是他們的天下意識卻是那樣的濃烈，簡直就是一個古代的綠色和平組織。他們組織嚴密，勤奮節儉，具有先進的科學觀念與工藝水平，不依附任何國家保護，但卻反戰反腐，兼愛天下，墨家暗殺暴政的劍士團曾經令所有暴君酷吏膽寒三分。這是“獨立”麽？顯然不是。老子、莊子大約是當時為數寥寥的遊離於大潮之外的名士，但也不是“獨立”，而是自覺無力回天後的遁出。縱然如此，他們的著作中也滲透出濃鬱的憂患意識，以致使一些當代學者認為《老子》是一部經世治國的著作。儒家更不用說了，列國求仕而不得，孔子方做《春秋》而企圖匡正天下。更是這位老人家給知識分子確定了實際目標——學而優則仕。
也就是說，中國知識階層在原生時期甚至從來沒有過嚐試“獨立”。這是曆史形成的基因傳統。正視這個傳統，才能清醒的看到中國知識階層這一特質基因的巨大長處與相對短處。
由於知識階層第一浪潮的強大力量，中國民族的治國主導階層發生了重大變化，由單一的傳統貴族階層轉變為貴族階層與知識階層結合的架構——貴族當船長，知識階層掌舵導航。
從秦漢開始，這種架構始終沒有改變，知識階層始終在民族文明的發展中居於領導地位和主導地位。這種領導主導，不獨是文化知識的直接創造與傳播，更重要的是直接參與國家事務的策劃運作，直接作為官員階層出現。由於這個特點，中國曆史上有著其他國家與民族少見的一個現象——學在官府。
雖則如此，但這絕不意味著中國知識階層與貴族階層的同一。從根本上說，知識階層的平民性（布衣）特點，並沒有因為增加了一個貴族來源而改變。
所不同的是，曆史發生了一次知識階層“內訌”事變，使知識階層的力量構成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這就是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短視的漢武帝竟然采納實行了。儒家在先秦時代曾經夢寐以求的獨霸學界，遭受到普遍的嘲笑冷落。儒家是個很記仇的學派，秦始皇因焚書坑儒（數量極其有限），被儒家口誅筆伐了兩千多年。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儒家因治國主張的落後而備受其他學派責難，不能風光，自然將仇恨深深埋在心裏。對於劉邦這種皇帝，儒家不敢提“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他們怕那個江湖豪客會將洗腳水潑到自己臉上。隱忍一百多年，到了漢武帝劉徹這種做事虎頭蛇尾的富貴皇帝時期才提了出來，可謂匪夷所思！
終於，狂妄的夢想，離奇的變成了現實。
儒家獨霸，使中國知識階層失去了汪洋恣肆博大洶湧的氣勢與力量，變得單調沉悶起來。儒家雖然博學嚴謹，但在治國方麵卻極為保守（在戰國時代依然主張恢複井田製），所以在春秋戰國四百多年中在政治上被天下共同拋棄。但是，儒家在當時並沒有失去他應得的社會尊重。子思、孟子及其儒家弟子傳播學問的孜孜不倦的精神，依然受到了各大戰國的高度禮遇。棄其政治而敬其學問——這說明，戰國時代是一個非常清醒而具有大器局的時代，取舍得當。而儒家獨霸且漸漸成為治國主導觀念，恰恰是將儒家最不擅長的一麵抬高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
從此，中國知識階層的學問、精神、器局以及無與倫比的創造力，都大大縮水。治國理念、國策規範、官員行為、民眾風俗，無一不以“儒”為最高標準。甚至連孔夫子編寫的《春秋》都變成了決獄的案例，連稍知詩書但其職業精神與“儒”最不沾邊的將軍，也被冠以“儒將”雅號。對治國最重要最具有價值的法家，曆來激烈反對儒家，堅定主張“唯法是從”。現在，法家也被儒家閹割了，儒家用“人治”代替了法治，法典從崇高的社會目標淪落為可憐的工具。
壯士斷臂，佳人扼腕。雖然這一悲劇令人深深歎息，但是中國民族的知識階層的領導地位卻始終沒有改變。在後來的兩千多年中，民眾意識、社會價值、官府構成等基本方麵，知識階層都明確無誤的占據著主導地位。雖然再也沒有出現過春秋戰國時代知識階層的大輝煌，但也是保持了我們民族的智慧與良知，在激烈殘酷的民族競爭中保持了民族文明的屹立不倒。
中國知識階層在民族競爭中的領導作用，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絕無僅有的。任何形式的貶低這種作用、貶低這種地位，都會給民族帶來毀滅性災難。
應該學習我們祖先那種樸實的本色精神，誰行就說誰行，誰不行就說誰不行。如果弄反了，麻煩也就來了。儒家獨霸後能夠成為不倒翁，也就是他具有追求認識事物的本色精神，老老實實講出來，不怕難聽。我相信，中國語言文字中關於生殖器的用字肯定是最多的，其他語種無法望我項背。不嫌難聽，不怕難看，看到的各種形狀都有文字可以表現。這就是古代知識階層的精神勇氣，本色精神。孔孟老夫子說過許多令人難堪的老實話，但卻都是令人不愉快的事實——
唯小人與女子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生怨。（近了輕狂，遠了挨罵）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官府帶頭正，誰敢不正！）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能為。若民，因無恒產，則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斜侈，無不為己……是故明君製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趨而之善。（孟子）
……
赤裸裸的，沒有絲毫矯飾與說教。
不管現在進入了什麽時代，也不管有多少眼花繚亂的“高新”，都抵擋不住那永恒的本色。
一個民族如果丟棄了社會結構應有的本色，民族就要滅亡。
一個民族如果顛倒了這種本色，民族就會走向熱昏與瘋狂。
一個民族如果汙染了這種本色，民族就會在墮落中腐朽。
中國民族的民運依然寄托在知識階層，盡管這個階層那麽需要住院治療。
世界將擁有這樣的中國
——話說中國民族強勢生存結語
孫皓暉
中國民族是否還能浴火重生再度崛起？
自從1840年中國被西方列強用大炮轟開國門，這個令人心悸的話題就一直在炮火硝煙與災難頻仍中五光十色的延續著。
一開始，中國人幾乎被堅船利炮打懵了，大清官員竟然要在長江口用狗血糞尿“鎮壓”這噴火的邪器。近三百年從未在外患邊亂中吃過虧的清帝國，開始並不軟弱，更不想賣國。從林則徐焚毀鴉片，到戰鬥力最強的僧格林沁的蒙古鐵騎在炮火下屍橫遍野，清政府拿出了全部家底抵抗，也未能擋住區區萬餘人的洋師攻入北京焚燒掠奪。圓明園的斷垣殘壁，給古老的中國第一次留下了永遠的火器創傷。生死存亡之際，清政府隻好“戒急用忍”，簽定了一係列喪權辱國的條約。從此，列強勢力堂而皇之的進入了這個古老的東方帝國，中國民族開始了漫長的災難。
民族危亡，救國浪潮風起雲湧。
民間勢力揀起的是古老的巫術與江湖手段，義和團、紅燈照、小刀會等各種山頭自發的殺洋人、燒教堂，宣泄著怒不可遏的仇外激情。甚至剛剛傳入中國的洋教也成了中國平民的精神武器，拜上帝會催生的太平天國，掀開了民眾救國最為輝煌燦爛的一頁。
搖搖欲墜的帝國上層，走得是變法圖存的正道。年輕的光緒皇帝有著非凡的胸懷與滿族人的激情本色，情願縮小虛化皇權，實行君主立憲，推行戊戌變法。短短百日，頒布與起草的法律就有一百多部！為了維護變法，竟不惜與太後派火並，其急迫之情直是心頭滴血。
帝國實權派階層也同樣努力，花大價錢建立了自己的北洋艦隊與火器步兵，企圖“師夷之長技以製夷”。就新軍靜態力量而言，當時在東亞堪稱首屈一指。然而，一場甲午海戰，中國的“師夷製夷”的戰略觀念被血淋淋的埋葬到海底了。
這一切，都悲劇性的失敗了。這些失敗，非但宣告了以帝製政府為主體領導層的救國道路無法使中國民族擺脫危機，而且也宣告了一切以古老落後的“信仰”為幫派團體凝聚力的民間救國道路的失敗。
救亡圖存，中國就必須走新的道路。
危亡伊始，中國民族的有識之士就開始思索這條道路。從孜孜勤奮的翻譯介紹西方著作，到實實在在的洋務運動，中國人的眼界逐漸的艱難的擴大著。隨著一批優秀知識分子走出國門，隨著長期奮鬥而在海外站穩根基的受到良好新式教育的海外華人投入救國大潮，中國的救亡新道路終於出現了新氣象。曆經艱難曲折，辛亥革命終於發生，帝製被推翻，共和得實現。
中國終於出現了一絲走向現代國家的曙光。
但是，災難並沒有結束。一架古老而又龐大的戰車，當它的幾乎所有零件都鏽蝕衰朽而需要更新的時候，僅僅換掉車頭的旗幟與馭手，是無法使戰車飛馳的。軍閥割據、列強瓜分、強大的複辟勢力、文盲充斥的愚昧，這一切，都給新生的第一共和帶來無法逾越的障礙。孫中山盛年病逝，蔣介石的民國新政權痛下決心，要用武力統一中國，將一盤散沙的中國民族重新凝聚起來。這是當時中國進步階層的共識，否則就沒有當時的國共合作。北伐戰爭之後，中國形式上獲得了統一。但是，蔣介石民國政權沒有從當時中國的現實出發，成熟的架構各種社會力量，而是篤信中國傳統的極端集權的帝國形式，犯了兩個致命的錯誤。其一，領主式政策，隻注意維護富裕階級的利益，而蔑視廣大窮困階級的利益，對中國主流人口的貧困農民的切身問題幾乎沒有一項象樣的政策，從而導致中國社會結構在發黴的古老根基上嚴重失衡。其二，采取滅絕手段消滅共產黨。曆史的看，中國共產黨當時雖然勢力很弱，但她的基本立足點在於勞動階級，其主要成分構成也的確是當時中國民族的優秀階層。在中國這樣一個勞動階級占絕對人口優勢的國家，這樣的一個政黨的生命力是不言自明的。孫中山不愧偉大的政治家，他正是基於這一點，才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請注意，孫中山作為政治家的權力意識也是很強的，他團結當時弱小的共產黨，是以共產黨不搞武裝鬥爭並服從國民政府為前提的。也就是說，國民政府讓共產黨發揮的作用就是將勞動階級凝聚到國家政權的旗幟下，而絕不是讓共產黨坐大與自己共享政權。當時的共產黨是毫不猶豫的接受，並派出優秀分子參加國民政府的。然而就是這樣的政策，蔣介石的民國政府也不能接受，竟在統一戰爭的關鍵時刻，非得滅此朝食。
蔣介石政府的短視、極端，使中國社會的深層危機不可避免的走向對抗。偏偏又是雪上加霜，東洋日本帝國此時又大舉入侵中國，使中國又一次淪入血與火的劫難。救亡圖存又一次成為迫在眉睫的民族大義。當此之時，中國社會的上層力量發生了四重裂變：一是殘存的清皇室依附日本成立偽滿洲國；二是***高層派別賣國，成立汪精衛政府；三是蔣介石民國政府主流力量提出匪夷所思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對日本入侵不抵抗；四是中國共產黨的主戰政策與合作政策。這種裂變使中國抵禦外侮的曆史第一次出現了大混亂，遍地，綏靖盛行，政治腐敗，戰鬥力空前低下。蔣介石在西安事變切身感到了軍人階層對不抵抗與“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滿與可能發生的更大威脅，方忍痛退讓，實行國共第二次合作，正麵抵抗日本入侵。
曆史的報應是公正的。偽滿洲國親手抹去了帝製的最後一絲霞光，使帝製複辟與君主立憲等在中國永遠成為夢幻。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數千年王權帝製的國家，這可不是一件小事。政權不管怎樣叫嚷自己“曲線救國”，都無可避免的身敗名裂。蔣介石民國政權則由於屢屢在曆史緊要關頭的狹隘偏執，雖有絕對優勢的武裝力量，卻是冰消雪解般崩潰了。中國共產黨雖然長期弱小，卻因為屢屢在社會基本問題上切中要害，並屢屢在民族危亡的生死關頭展現錚錚硬骨，所以竟屢屢死裏逃生，屢屢戰勝強大對手，硬是建立了真正統一的大中國。
用種種希奇古怪的野史秘聞甚或高層的恩怨隱私來解釋曆史，或惡意中傷那些曆史人物，都表明了傳播者自己的陰暗心理。國家興亡，政治成敗，無不在於政治力量的基本作為，而絕不在於細言末行。
20世紀末期，中國民族終於重新回到了民族競爭的跑道。
中國的前途如何？還能趕上世界一流強國麽？還能成為世界文明中心之一麽？
這個問題表麵上很簡單，然則背後卻包含了太多的內涵，所以答案竟是多樣化的。無論就前途還是就對策，都有很難彌合的分歧。
就中國民族的前途而言：
有人說，中國文明是沒有希望的，中國必須全盤西化。
有人說，中國文明已經淪落為“周邊文明”，再也不能成為世界文明發展的中心動力之一，隻有跟在西方後邊亦步亦趨。
有人說，中國文明痼疾深重，中國人品性醜陋，不可能再創輝煌。
有人說，中國民族比起同是東方民族的日本，隻算劣等民族。
就中國富強文明的“藥方”而言：
有人說，中國的落後根本在專製，非民主製度不足以挽救中國。
有人說，中國人口太多，地土太遼闊，分為若幹小國方可發展。
有人說，中國的病根在共產黨與社會主義，非共產黨下台，社會主義退出意識形態，中國不會成為文明富強國家。
外國人說，今日中國隻是一個二流國家，明天也不會怎麽樣。
………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根本國策與國家發展戰略，往往不是一下子能明確的，它有一個曆史選擇的過程。許多時候，走著走著才能明白。隻要一個民族保持著非凡的智慧與曆史選擇能力，戰略選擇的機會就不會錯過。對於許多太基本、太困難，甚或涉及整個社會結構的大問題，輕易的非此即彼，往往會導致更大的民族災難。應該有等待的耐心，經濟發展與富裕文明的目標一旦達到，曆史的選擇自有他的法則。圖大則緩，這是曆史的經驗教訓。
但是，從前途而言，中國民族的希望是空前的。
這裏並不將簡單的經濟富裕當作崛起的目標，那些隻有經濟增長而沒有文明發展的石油國家，絕不是中國民族崛起的指標。我們說的民族崛起，指的是這樣一副藍圖：先進合理的國家製度，高度發達的文化傳播方式，世界一流的物質財富，作為具有世界意義與強大再創造能力的東方文明中心。
台灣學者的“周邊文明”說大約能理論化的代表一種相當普遍的沮喪觀念。（順便提及：周邊文明，即脫離世界文明中心、隻能受別人影響而不能影響世界文明曆史進程的落後文明）。中國在“硬件”上趕上並超過一流國家，大約沒有多少人懷疑，分歧也隻是時間長短的問題。在文明的再生並重新領先世界這一點上，懷疑者卻是大有人在。
然而在這一點上，中國卻恰恰是最有潛力最有底色最有創造力。
先說文明自身體係中的“硬件”——國體與國家製度。西方在文藝複興之後，以啟蒙運動諸學派為核心力量，發明創造了“共和製”的現代民主國家形式——三權分立、相互製衡與選舉製度。應當說，這是西方人文在近代曆史上最偉大的貢獻，她的光輝將長久的照耀著人類的曆史。但是，這與中國人在國家政體方麵的創造力不過打了個平手而已。如果說，奴隸製時代，東西方大致在同一水平的話，那麽在農耕文明的封建時代，國體政體的偉大創造屬於中國民族。中國民族對國家行政治理權的黃金分割（郡縣製），至今依然適用於全世界所有國家。中國封建國家的官製體係也是那個時代最為科學合理的。國人長久的沉浸其中，熟視無睹使我們許多人容易忘記中國民族的基礎貢獻，容易被形形色色的時新蠱惑得迷失自己。可是，世界曆史學家沒有忘記，一切清醒客觀的科學史家與人文學者也沒有忘記。
他們寫下的曆史，代表著人類的良知。
再說文明體係中的“軟件”。中國民族的的生活方式與其創造的文明傳播方式，以及禮儀精神、道德修養、人道理念、文化流派，無一不使認真比較中西方的學問家由衷讚歎。想一想，假如沒有指南針，沒有印刷術，沒有火藥，沒有紙張，今天的世界是什麽樣子？尚且不說中國民族的冶鐵、鍛鑄、建築以及兩千多年前公輸般發明的木製滑翔“機”（木鳥）。再說令全世界至今不可思議的中國人的方塊字，型意音具佳，每一個“方塊”都有著說不盡的學問與曆史變遷。電腦出現初期，外國人與一些中國人斷言漢字最不適應傳播，必將慘遭淘汰。然則曾幾何時，世界華人發明的漢字軟件竟直追英語體係！一些教育家的實驗也同時證明，漢字的基礎教育輸入強於抽象文字體係，更容易被接受記憶。毛澤東曾經在遊泳池邊裹著大白毛巾，驕傲的對對赫魯曉夫說，中國字是表意最豐富的，電發明之後，世界所有文字都原形借用了英文的“電”字（electricity），惟獨中國人在自己的文字中找到了對應字——電，而且那麽傳神。
再說中國人的智商與創造力。無數中國留學生們的成就其所以令世界任何種族的學子們讚歎敬佩甚或酸溜溜的熱嘲冷諷，不是最好的競爭比較麽？可以說，中國人的智商、學力、勤奮、悟性，與全世界任何種族相比，都是超一流的！放眼小小寰球，沒有一個民族在智商創造力方麵高出中國人一籌，即或最優秀的其他民族，也最多與中國人相伯仲。無論是高深學問，無論是尖端技術，無論是詩情畫意，無論是生活藝術，中國人可是絲毫的不輸於任何外國人。
中國民族可以毫無愧色的說，世界是在我們的肩膀上站立起來的。
那麽再往前走，中國人有錢了發達了富裕了，外國人擁有的硬件設施我們全有了，那時侯，中國民族的文明創造力還會永遠是周邊文明麽？中華文化圈具有悠久的曆史，難道她會在中國民族重新崛起的時候失落麽？台灣孤懸大海，民國政府又素來有仰人鼻息的軟骨傳統，他們的學者日每浸淫在文化殖民與精神殖民的氛圍之中，喪失信心也是情有可原。然則國人萬不可當真。
有人也經常拿日本人與中國人比較，認為同是東方人，日本民族遠比中國民族優秀。中國人連亞洲都衝不出，談何世界？我說，判斷根本性問題就要有正視基本事實的能力與勇氣，而不是在紛紜的個別事例上比較。大國與小國表現形式不一樣，大民族與小民族表現形式不一樣，多民族與單一民族表現形式不一樣，具有悠久原生文明根基的民族與依靠“借貸文明”爆發的民族不一樣。要論國家效率與民族齊心，不獨中國，就是美國，也永遠趕不上日本這樣的單一民族的小國家。可是，作為世界第二強經濟強國的日本，大國氣度在在哪裏？天下意識在哪裏？一個亞洲金融風暴，破落貴族般的中國抖擻精神撐住了亞洲。那時多少國家對日本挽救危局翹首以待，可是，富得流油的優秀的日本民族在哪裏呢？我們可以批評中國政府的迂腐，但我們不能昧著良心指責這種文明內涵賦予政府的優秀傳統——包容天下的博大情懷。一個小民族、小國家，即或他富得無與倫比，有這樣的行動意識麽？不要將大民族、大國家的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就當作他的汙濁本色，也不要將小民族小地主般的斤斤計較、辛勤操持與地頭蛇般的凶潑當作他的至高美德。如同一個人的品性要在關鍵時考驗一樣，民族的優秀與否，是要在曆史進程中考驗的。請朋友們回答，日本民族自明治維新以來，除了無休止的侵略罪行與潑皮般的死不認罪，可曾幹過一件具有世界意義的好事？中國就有，鴉片戰爭、抗擊法西斯、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團結第三世界等等等等。
中國民族沒有驕傲膨脹的惡習，但卻有強烈的競爭意識與不甘落後的頑強精神。做天下中心，做天下第一，是中國民族基因中牢不可破的先天意識。中國民族對“落後”是深以為恥的。為了迎頭趕上，中國民族往往近乎狂熱的犧牲平穩的代價。一件大事，當中國人發現帝製國體落後的時候，竟然一步到位的推翻了帝製，實現了共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帝製根基最深的國家，如此激烈的革命遠遠超過了英國、日本和許多國家，可不是一件“狂熱”二字所能解釋的曆史事件。為了救亡圖存，為了趕上世界，中國民族吸納了西方所有的“主義”，同時近乎殘酷的批判中國文明的缺陷，幾至於魯迅說出“中國書可以不看”這般極端的話來。然則無論如何，中國思潮的總體精神是鮮明的，這就是中國不能落後。
精神如此，文明猶存，中國何以不能重新超前？
世界曾經擁有這樣的中國。世界將重新擁有這樣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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