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高貴堅韌的女人- 鄭念（Nien Cheng）的 《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今天網上看到享年94歲的鄭念女士的逝世的消息，驚豔她不遜於任何明星演員的高雅美麗和非凡氣質，更感動於她的高貴、尊嚴與柔弱外表下的堅強靈魂。






下載了她的唯一的原文是用英文寫成的自傳體著作，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生死在上海》)。


這是鄭念女士和她的獨女鄭梅平的合影，像一對姊妹花，你能想到她那時已經50人了？




下麵編輯自南方都市報：鄭念以及她的上海生與死（作者李子暘）和
沈睿《英語“中國主題小說”閱讀筆記（三篇）


2009年11月2日，鄭念女士病逝於美國華盛頓家中，享年94歲。鄭念在1980年代著有英文自傳體小說Life and Deathin Shanghai(《生死在上海》)。這本描寫她“文革”經曆的著作出版以後，成為長時間的歐美暢銷書，鄭念也因此成為聞名歐美的著名文化人士。1988年，該書曾以內部出版的形式在大陸翻譯出版。




1966年夏天的上海

以下的情景在許多時間和空間裏司空見慣：

一個富裕人家裏，夏天炎熱的晚上，女主人坐在自家靜靜的書房裏看報。台燈的光照下，柔軟的沙發，織錦緞的墊子，牆邊裝著中文英文書籍的書架。傭人前來通報有客來訪，然後，會客廳裏，主人和客人聊著天，傭人端來用精致瓷器盛的茶和英國式薄三明治……

但在1966年夏天的上海，也會有這種生活嗎？

是的，雖然在那時，在那個城市裏，能有這樣生活的人非常少，但這畢竟是真實存在的。在我的印象裏，1966年的中國，即使是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也似乎斷不應該能夠存在這種生活景象的。我以為，在那個瘋狂的年頭以前好幾年，這樣的人及其生活方式就已經從中國大陸消失了。看來我還是不了解曆史。

這是這本書給我的第一個驚訝。

這是一本自傳體小說，接下來，故事逐漸展開。

以下是主人公鄭念的個人背景：一個知識女性，出生在北京，燕京大學畢業，然後赴英國留學———到英國政治經濟學院。在那裏，1935年，她遇到了自己未來的丈夫，也是一名中國留學生。他們結了婚。她丈夫成為國民政府的外交官，被派往澳大利亞使館。在澳大利亞，他們的女兒誕生了。後來，她丈夫回到了中國大陸，在上海繼續擔任外交官。1948年10月1日，她和女兒也來到了上海。

1949年以後，他們一家選擇繼續留在上海。她丈夫不再是外交官，轉而出任殼牌公司上海辦事處總經理，1957年患病去世。殼牌公司派來了新的總經理，英國人。應殼牌公司邀請，她成為新任總經理的助手。一直工作到1966年殼牌公司離開中國大陸。

這家人的祖父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著名人物。因此，他們有著豐厚的家產，在國內外的銀行都有存款。也因此，他們才能在1966年的時候還保有那種生活方式———獨立的三層住宅，男女傭人和廚師、園丁。僅在大陸的銀行，她的存款就數以萬計。

作為一個三十年代末留學的受過教育的女性，鄭念顯然十分勝任工作。她的工資是由殼派公司發的。在那個時代，她也許是當時中國最富有的職業婦女之一。她可以經常出國，來往於香港，英國和中國之間，她有很多機會把女兒送出去，但是，女兒是新中國中成長的，熱愛這個新社會，不想出國。女兒漂亮，被選作上海電影製片廠的演員。她們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在自己的房子裏，保留著中國富裕階級的生活方式。


當然，隨後發生的事情對於中國人來說是不意外的。
1966年8月初，已經不再為殼派石油公司工作的鄭念被揪到批鬥會場，觀看殼牌石油公司原總會計的批鬥會。那時，殼牌公司已經停止與中國的貿易。中國在生產了自己的石油後，決定斷絕與外國的石油生意。鄭念已賦閑在家。一兩個星期後，文革的衝擊波到了她家。她被抄家，不久又被關進上海第一看管所，等待審判。

獄外的女兒處境更糟。已經是上海電影製片廠著名演員的她，在與母親失去聯係的情況下，被人活活打死。事實上，這本書就是她劫後餘生的母親含淚寫來獻給她的。

講述個人和家庭的苦難，在中國已經很難引起人們興趣了。但是，人們絕不能因此而蔑視他人的苦難，或者壓製他人講述苦難的空間。這無異於另一種邪惡。而且，鄭念的故事和她的講述具有極大的魅力，深深吸引了我。

這本書是用英文寫成的，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廣泛反響，是一本暢銷書。我正是在一本法國人寫的上海史中得知這本書的。我讀的是中文譯本。翻譯的味道很濃，英文所特有的那種冷靜、嚴謹，或者說英國味，透過譯文，清晰可辨。

“難道你不知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嗎？”

最早打破鄭念平靜生活的是兩個上門通知她參加批判別人的群眾會議的人。鄭念表示不感興趣。其中一個人憤怒地責問道：“難道你不知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嗎？”

鄭念的回答是1966年以後任何一個中國人都說不出來的：“‘文化大革命’與我們有什麽關係？我們為商行服務，又不是文化組織。”

1966年9月27日，經曆了一個批鬥會後，鄭念被捕入獄。實際上，說入獄是不準確的，在未來的六年裏，她一直被關押在看守所，甚至沒有機會來到真正的監獄。因為堅持不認罪，她一直被拘留在看守所，在單人牢房裏被拘留了六年。

書中有大量鄭念和其他人，如紅衛兵、獄卒、審訊人員的對話。我相信，那些人當時的原話，必定用詞簡陋、語義含混、語焉不詳。他們隻有那種水平。他們不可能說出書裏的那些語言。那些語言太書麵化、太清楚簡潔，絲毫也不拖泥帶水。作者這樣寫，雖然失去了某種程度的真實，但這種筆法帶來的閱讀享受卻是非常迷人的。對“文革”那種低賤荒謬的曆史，我此前從沒見過以如此高貴純精的筆法進行的敘述。這種敘述本身就是對那種荒謬曆史的最大蔑視———甚至在用詞方式上，作者也絕不和他們同流。

在作者對自身經曆的敘述中，不時穿插有她對中國當時政治形勢的分析和評論。這些分析和評論，在兩個方麵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一，古典人文教育確實是世界上最可寶貴的東西。接受過這種教育的人，即使沒有專門研究過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學科，也自然會有對人的權利、尊嚴的體驗和珍視，有對自由和正義的向往，有對邪惡勢力的天然厭惡和警惕。他們中的傑出者，如鄭念，還會因此而具有對抗邪惡的無盡勇氣和堅定決心。

鄭念個人的勇氣浮現在書的字裏行間之中。這種個人的勇氣是以個人的抵抗的方式表達的。在本書初始，鄭念試圖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這種努力本身，就是對強製性的一律化生活方式的抵抗。抄家的時候，紅衛兵要砸那些她多年收集的瓷器，她以機智保護了大多數的收藏品，抵抗對中國文化品的徹底毀壞。在監獄裏，她抵抗當局對她的種種精神迫害和身體折磨，她以極大的勇氣，堅持不發瘋，不毀掉自己，保持自己的頭腦，保持自己的身體，甚至以背誦毛選來保持頭腦的清晰。出獄的時候，她骨瘦如柴，體重不足80磅。在獄中她正值更年期，後來身體常常出血，當局以為她得了癌症，最後才放她出獄。一個人和一個強大無比的製度較量，需要的勇氣也許不言自明。這種個人信念和道德堅持的勇氣，對高壓政治的抵抗，使她從沒有背叛自己的良心。而她的弟弟，卻在高壓下，背叛了她。臨出國前，她把自己多年收集珍藏但被抄家抄走了的瓷器捐獻給了上海博物館。對她來說，一生收集的物品都不值得再存有。

　　鄭念是一個聰明的、機智的、智慧的女性。書中的很多篇幅是她和監獄內的當局鬥智的較量，在幾乎不可能的情況下，在力量根本懸殊的獄中，她的機智聰明使她成為兩者之間的精神勝利者。她的不妥協和對時局的分析，居然贏得了一些看守的尊敬。她這個六年沒出過監獄門的人，僅憑文革時期的報紙，就敏感地分析出局勢的變化，並依此作為自己抗爭的論據。她對毛的著作，比審訊她的人還熟悉，她時時刻刻用毛的話來質詢她的審訊者。使那些希圖從她身上找到證據的人不得不放棄。她用自己的聰明才智是那些迫使她就範的人無可奈何。鄭念是一個真正的智者。這種智慧，體現在作品中，是行文中的灑脫。中國文化不乏智慧，可是中國文學中慧性閃光的作品不多。


其二，本書的中文譯本內部出版於1988年。雖然是內部出版，譯者和出版者對原書內容的大膽保留也是令人驚訝的。

鄭念在六年的拘留生涯中始終拒絕認罪。指控她的罪名是裏通外國、為英國人充當間諜。因為拒絕認罪，鄭念曾經被背銬很多天，以至於雙手落下了終身的傷害。但她選擇堅持，用各種辦法堅持。在知識和道德上，她都壓倒了審訊人員，以至於，居然能得到某些局部的勝利。在交代材料的底部，落款照例是“犯罪分子”，鄭念每次都不厭其煩地在“犯罪分子”前麵加上“沒有犯過任何罪的”這幾個字。在多次重寫交代材料以後，再給她的紙上終於不再有“犯罪分子：”這個落款了。

當然，這種略帶喜劇色彩的事情絕不是六年拘留生活的主要內容。更多的是折磨、毆打、審訊、肮髒、饑餓、病痛、孤 獨 、對 親 人 的 苦苦思念和看不到希望。可是，在當局終於要釋放鄭念的時候，她卻拒絕離開。

林彪事件後，鄭念被帶出來，有人向她宣布，將要對她寬大處理，釋放出獄。鄭念感到義憤填膺。她需要的不是寬恕，而是道歉。她拒絕了所謂的釋放決議。她要求宣布她根本就是無罪，並且要求賠禮道歉，還要在上海、北京的報紙上公開道歉。

這種要求隻能讓專政人員感到好笑。他們當然永遠也不會理解這種堅持背後的信念和價值觀。

走出看守所

鄭念還是走出了看守所，因為她以為可以見到久別的女兒，可實際上，女兒在她失去自由不久就已經悲慘地死去了。

以後的幾年依然是“文革”的歲月。鄭念和另一家人一起被安置在一座房子裏。生活條件還算好於同時期的上海普通人。但從此以後，鄭念似乎就要在和街道積極分子和片警的周旋中度過餘生了。她信任的一個人居然是個告密者。“我什麽時候才能過上正常的生活啊！”

她去看望自己的一位老朋友，當年，他們兩個年輕的母親曾經一起在澳大利亞的海灘上漫步。現在，這位老朋友已經臥床不起，瀕臨死亡了。在告別的時候，老朋友給鄭念留下的最後遺言是：“想辦法出國吧，你還可以做到。”

出國的機會終於在“文革”結束後出現了。“文革”結束以後，鄭念成為統戰對象，有機會出席各種婦女界的活動，並同時得到一些特權，比如在內部商店購物。鄭念開始準備出國。

出國的過程還是比較順利的。鄭念以看望在美國的妹妹的名義申請出國。一段時間以後，得到了批準，倒沒有太多的周折。然後，為了得到美國簽證，鄭念找到渣打銀行在上海的經理。他們是老相識。她可是銀行的重要客戶。見到鄭念，這位經理有些吃驚，他以為鄭念早已死去了。

很快，鄭念拿到了美國簽證。從上海登船赴香港時，鄭念在船上透過蒙蒙細雨，望著殼牌石油公司的大樓和她原來辦公室的窗口，她知道，這一去，就將永遠離開祖國。

在香港，殼牌公司為過去的老員工安排好了飛往美國的頭等艙機票。到了美國以後，她終於開始了自由自在、隨心所欲的生活。“在我新的生存空間，找不到像上海居民委員會盧英或戶籍警老李這樣的人物。在自由和輕鬆的氛圍中，我感到精神煥發。”

全書的結尾是鄭念對中國“文革”後的政治經濟形勢的綜合分析。這些分析，雖然寫於八十年代，但現在讀起來仍然很有啟發性，是現在許多人所不及的。

本書的版權頁表明，此書印刷了5萬冊。看來，八十年代的不少人讀過這本書。我是後來者，21世紀才第一次讀到這本書。據說謝晉當年曾經打算把這部書改編成電影。如果果然做到的話，應該比《芙蓉鎮》的衝擊力更強。當然，拍攝的難度也更大。

八十年代，讀這本書的不少人感歎唏噓。我想，這些人可能聯想到了自己在瘋狂歲月的遭遇，感同身受。

[安娜晴天]

再看一遍，再歎一遍，願我們的世界更美好。祝新年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