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刹海的家
行到水窮處 坐看雲起時
正文
看得很有意思，感覺我們比台灣晚了20年，他們70年代熱衷的，我們20年以後也日趨之若鶩了。
很有滄海桑田的感歎。
從風情壇搬來的，不知道為什麽，沒有一個跟帖。
中國大陸一月遊（1974年）
作者:美籍中國台灣省婦女黃鵠
今日台灣一切令人失望
我是一個美籍中國台灣省婦女，一向在美國默默無聞地操持家務和教養子女。闊別了我的故鄉台灣省十多年，終於有了餘力，可以帶孩子回家探望。去年六月初回到台灣，發現久別了的故鄉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台北的確是“繁華”了：舞場、咖啡廳、純吃茶、歌廳等，真是五花八門，年輕人的生活很萎靡。所謂“繁榮”，表麵上確是存在，但仿佛充滿了南宋末年的無望氣氛。台灣，自號為保存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聖宮”，其實隻是歐美文化的一個裙角。我帶孩子在婆家與娘家輪流住了兩個月，頗有“物非人是”的感覺。親情雖然溫暖，但是這個社會卻很陌生，貧富懸殊，官吏貪汙，農村破產，工、漁、礦民的生活貧寒，這一切都令我失望。雖然物質享受方麵，上層社會盡量仿效美國。這個社會的結構和文化仿佛是建立在沙堆上麵。
八月初，告別台灣，經過香港時，臨時起念，遂到香港中國旅行社詢問申請進入中國大陸一遊的可能性。我想，我雖然不是大陸人氏，但自小愛讀遊記文學，又酷愛山水旅遊，要是可能，為什麽不去觀賞一下久已向往的西湖與北京，實地觀察一下中國大陸人民的生活實況？我在中國旅行社填了簡單的申請表，辦了手續。那兒的辦事員樸實，友善，熱心而誠懇。五天之後（八月六日），我帶著六歲的寧兒和四歲的馨兒，搭上了開往羅湖的火車。
解放軍相待如兄弟姐妹
過了橋就是深圳。我行李輕簡，海關的檢查人員隻是大略地翻了一下，他們對我的來自台灣，仿佛視若平常，沒有特別的表示。倒是我，腦子裏裝滿了台灣報紙的恐怖宣傳，自己感到緊張。但是，那些年輕純樸的解放軍人員，逗著孩子玩，看他們畫畫，聽他們唱歌，卻好象是我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般。由深圳登上赴廣州的火車，一路上心潮起伏，不知道廣州是什麽樣子，那裏的人對我這類“不中不西”台灣省人，將會采取怎樣的態度。當日（八月六日）下午到了廣州，由華僑旅行社的接待人員接到華僑大廈。我的房間有兩張床，廁所浴室的衛生設備，以及電話電扇等應有盡有，雖不豪華，但很實用而舒適。服務人員告訴我，如果我想調換更便宜的，次日可以更調。我在廣州毫無特別事情，所以我隻希望盡快北上杭州。
在廣州，華僑旅行社有接待的人員為我們解決問題。一位年輕的男子，態度友好，純樸善良，一點也沒有台灣一般青年的浮揚氣息。他幫我購妥了八月八日清晨赴杭州的火車軟席臥票。
烈士英魂有知當含笑
第二天（八月七日）清晨，給孩子洗澡，早餐後，我就帶他們去等候機動三輪車，向廣州動物園出發。機動三輪車的速度很快，但是馬達聲太大，談起話來很不方便，我盡量逗著司機聊天，發現他非常友善親切。二十多分鍾就到了動物園。遊客可真不少，動物園收拾得非常整潔，園的麵積很大，動物種類多，風景秀麗，有湖，有亭。我和孩子在美國是動物園的常客，覺得這個動物園無論在動物內容上，還是在風景、布置和維護上，都遠勝這美國華盛頓市的國家動物園。園中茶室不多，遊客人多，為了喝紅豆冰水及凍奶必須排隊，我跟孩子也在中間擠了一陣。玩到中午，我們搭兩站公共汽車，來到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腦中忽然憶起林覺民烈士給妻子的絕筆函，我想這些革命烈士英魂若是有知，一定為今天的中國而驕傲，當能含笑九泉之下。
據說黃花崗當秋天時一片黃花，此際卻是一片蒼綠。驕陽酷熱，我們遂去等候公共汽車，發現車子太擠，常會過站不停。陸陸續續地候車的人加多了，很自然地開始閑聊。廣州居民雖然自己彼此交談時仍然用方言，但是卻也能說令人解意的普通話，年輕人的普通話更是流利和標準。進食堂與老農民共話汽車來了，眾女孩幫著我把孩子擠上車。一位可愛的女孩子指點著我該下車的地方，並且自己下車陪我走了一段路。回到旅館，給孩子們洗浴後去吃一頓豐富的午餐，大家睡了個長長的午覺。四時多我們起身，準備帶孩子到文化公園去玩玩。手拿地圖，沿珠江而行，沿岸均是三三五五納涼的人群，雖然看不見勾肩搭背的男女，但仍然可以依稀辨出情侶、夫婦、朋友或家人。納涼者人手一扇，悠閑愉快，絕非我在美國所能每日享受得到的。我心中暗暗奇怪：這些人為什麽沒去開會或做別的事情？在我過去的印象中，大陸上的人們每天要無休無止地工作，不工作的時候就要接受政治思想教育。如今眼見他們這樣悠閑和愉快，真令我覺得驚奇。沿途上冰棒的供應很普遍，兩個孩子不斷地享用著。我則慢慢地走著，跟路人交換著眼光，他們盯著我們看，看我們的奇裝異服，但他們的眼神是友善而好奇的。我也仔細地觀察他們，我得到的結論是他們比我更快樂，更健康。
肚子餓了，我想我一定不要到什麽專門供應華僑和外賓的飯館，我要試試一般老百姓去的餐館。找到一條街，有五、六家餐館，都是營業興旺。附近一家電影院正好散場，人潮正向外湧。奇怪，看電影和在外麵餐館吃飯的人怎麽這麽多？終於走進一家大食堂，在一個大圓桌子上找到三個空位。同桌的一位老農民，敞著衣襟，盤著腿，扇著大扇子，把自己剛拿來的菜推到我麵前說：“你餓了，就先吃吧！”我很感激，卻不好意思接受。推讓間，女服務員笑嘻嘻地來了說：“我們這是招待工農兵的飯館，你實在應該到招待外賓和華僑的餐館，那兒要漂亮舒服得多，也不會這麽擠的。”我說：“不成啊！我們餓得很，也不知道哪些餐館在哪裏。”女服務員說：“那麽你就坐著照顧小孩子，我去幫你把飯菜先拿來。”我謝了她的好意。沒一會，我們也大嚼起來，菜裏麵有足夠的肉，油水也比較多。這是勞動人民的食糧，當然不是精肴，但是質與量都很充分。雖然不很合我的胃口，但是我的情緒很高，跟同座的人聊天很是有趣。以出身小布爾喬亞的知識分子的眼光來看他們，他們也許稍嫌“粗魯”了一些，但是他們的樸實、坦率，卻是充滿了鄉土氣息和生命的活力。老農民的普通話不標準，是鄉間某公社來城區采購東西的。他充滿了自信，也很有幽默感。
帶領孩子踏月而歸
文化公園裏到處都是人群，都是攜家帶小的廣州市民。我們參觀了水產展覽，又去觀賞當晚的兒童文藝表演。露天看台已經座無虛席，小孩子的歌舞真是迷人，我的兩個孩子癡癡地看。我最感興趣的卻是觀看別的遊客。來來往往的人群，穿得雖不講究，卻很整齊，臉上露出自然的喜悅，享受著晚上一家團聚的歡樂。孩子們嚷著，笑著，這真是快快樂樂的平靜生活。我想找一點台灣報紙所傳的“恐怖”的感覺，卻不知道從何處覓求。九時多，帶著孩子踏月步行而歸。
親情感人
次日晨（八月八日），我們由華僑旅行社的人員送上火車，仍是那位穿布衣布鞋的年輕人，他一直把我們送上車廂，把行李擺好，閑談了幾句才告別而去。我喜歡他的樸實、認真和誠懇。象他那樣的人，就是台灣蔣家小朝廷所稱的“匪幹”了。我倒真希望自己，我的孩子將來都能成為象他一樣值得敬愛的“匪幹”。他答應我們當我們再經過廣州時，仍然來接待我們，並希望我跟孩子們能在中國大陸——我原來的祖國盡情地“玩”個痛快。
我們坐的是軟席臥鋪，同車廂的人不少，但僥幸的是孩子跟我獨占了一間臥鋪車廂，有四個床位，雖然我隻買了兩張臥鋪票。半夜孩子睡熟時，我就老實不客氣地爬上了高鋪，多占了一個床位。我們這節車有兩位服務員。一位是年過五十的湖南人，辦事認真，一絲不苟。另一位是二十歲左右的年輕男子。我一有機會便找他們聊天，一路上學習認識高粱、玉米、麻等作物。他們都曾下鄉勞動過，很自豪地顯示出他們豐富的農業知識。那位年輕小夥子對我的無知和健忘，常常要輕哼幾聲，我也受之不忤。的確比起他們來，我在中學所讀的博物、地理、生物等全是死而無用的東西。我分不清稻苗禾棘，我辨不出驢騾，也從未參加過農村的生產勞動。在認識上我比不上他們；在對國家的貢獻上，我更是比不上他們。
錦繡河山
從廣州到杭州，約二十多小時的火車路程，大多數的時間，我都是在倚窗遠望或跟人聊天中度過。多少次孩子們跑到別人房間去玩，我一個人眺望火車駛過開闊的平原，止不住淚水直流。這是中國大陸的河山，我這個寄居異國的人，那年那月才能真的回到原來的祖國，為她盡一份棉薄的力量？在美國，我們有免費贈送的台灣《中央日報》。這家報紙經常說中國大陸災荒饑饉。我一路上所看到的稻田是一片豐收的景象，人力可以勝天。中國大陸的山川麵貌改變了不少，荒山變良田，河患治而水利興，中國人民已不怕天災，又怎會再受饑饉的威脅？我每過一站，都跑下去買點東西。沒有看到半個挨餓乞討的人。為什麽台灣那一小撮人，一定要為自己的私欲而歪曲中國大陸的進步的事實？為什麽要用欺騙、蒙蔽的愚民手段來製造我們居住外國的人與中國大陸人民隔閡？
湖濱漫步
八月九日下午三時多抵杭州，住進濱湖路上的華僑飯店。房間寬敞，地板亮潔，又有陽台，冷熱水二十四小時供應。我把東西安頓好，給孩子洗澡換衣，然後到樓下餐廳吃飯，飯菜的味道很好。飽餐以後，購得了市區遊覽圖，我便帶孩子沿湖漫步。湖邊納涼的人真是密密麻麻的，也有許多地方有人入水遊泳。我們一路上不斷地啃冰棍，有時也會被人包圍著。有人騎車馳過時，甚至親切地喊出：“喂！兩個小華僑！”我也常常回喊道：“喂！小心點，別掉下車來！”我們在路上買了不少蘋果、桃子和海棠果回旅館。
心神交流
第二天（八月十日）清晨，吃過早飯，帶孩子雇了一條小船去遊湖。在船上操作的是一位婦女。她的丈夫在別的機關工作，兩人收入在百元以上，兩個孩子都入學讀書，婆婆在家管理，他們每月都可以儲蓄一些錢。她已有了十年以上在西湖劃船的經驗。我向她討教應該如何遊覽西湖的名勝，她不厭其詳地告訴我。我跟孩子上岸遊玩時，她就坐在船上織毛線。當我們泛舟湖中時，孩子們扒著玩水，我則真有“身在舟中便是仙”的感覺。多美啊，在湖上蕩漾了兩小時，我當時的確有滿足至極的感覺。唯有在這美麗山河的懷抱裏，在富於親情的人群中，才有這種心神交流的快樂感覺。
巧遇畫家
劃船的那位婦女送我們到了中山公園，指點了我赴“樓外樓”吃飯的方向。這個飯館雖然有名，但是仍然很樸實。方桌，圓凳，客人擁擠，幾乎座無虛席。食客仍然是以國內人士占絕大多數。飽食一頓，剩下了不少，樓外樓的菜量很大，以後我跟孩子們吃飯，隻要一菜一湯就已經太夠了。
飯後，我們遊中山公園。走到西冷橋，轉到嶽墳附近的一個小亭，亭中很多人閑坐。旁邊有一個年輕男子，他穿著短褲，旁邊放著一部腳踏車，正專心一意畫水彩畫。兩個孩子立刻走到他旁邊。我自己感到累，在餐館跟人聊天太多，挑了個無人的長椅坐下來休息，並盤算著應該遊到何處去：靈隱寺？玉泉？還是漫步“蘇堤”？涼風拂麵，幾乎進入夢鄉。猛然驚醒，發現孩子還在畫家身側，我怕他們擾亂了畫家，喊了幾聲，“威令”不達，隻好親去管教。
孩子們嚷著要畫畫。畫家拿出了紙，讓出了畫架和顏料，我力阻無效之下，隻好痛苦地看著孩子把畫家的水彩弄得一塌糊塗。我們站著閑聊，我告訴他我來自台灣，也告訴他台北生活的情況，我也發現他對台灣的地理並不陌生，不象在台灣的青年人仍然是讀二十多年前的中國地理。
我覺得天色漸晚，不如帶孩子們走平湖秋月，沿白堤步行回旅館，跟畫家道再見，轉身而去。
為什麽忽然淚水盈眶？
八月十二日清晨，在旅館門口與畫家夫婦會合，我跟畫家夫婦搭公共汽車去遊虎跑、石屋洞和六和塔。一路上，我們象多年老友似地談大家的過去和感受。多少年來，我沒能如此輕易地、坦誠地結交新朋友。有的朋友相處幾十年，仍然有近在咫尺，如隔天涯之感。但這對夫婦，卻立刻令我傾心相交，好象找到了一對兄姐一樣。我們談他們的大學生活，談他們畢業後工作的情形，我發現我們之間有一個極大的區別：他們工作，總是先問這個工作是否為人民服務，是否對國家有益；我則先問這份工作可以有多少個人的收入。他們畢業時，爭取的是到邊疆和艱苦的地區去工作，爭取為國家為人民貢獻的更大機會。我記得我們將要離開大學的最後一年，終日棲棲惶惶，充滿了矛盾和憂慮，不敢戀愛，怕影響了“到美國留學和學習”的計劃；我們每天研究留學考試，沿門奔走於教授的府上，請他們在自己寫好的推薦信上簽字。我們探聽美國領事館英語考試的情況，為申請進入美國大學，為辦赴美手續而整日憂心忡忡，同學間的討論與話題很少能脫離這個範圍。到了美國，開始時為求學位，為謀生活立足點而嚐盡辛酸，失盡個人尊嚴。以後站穩了，又變成了房子與生活的奴隸。不錯，物質生活上，我們有許多現代工業的文明享受，但是精神上很多人是緊張的，徬徨的，更有不少人是完全墮落的。以知識分子和知識分子相比較，幾乎沒有一個在海外的中國學者，不論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在生活上能比得上這對夫婦的充實、快樂和健康。在六和塔的最高層，我遠眺錢塘大橋，看那一群群遊水劃艇的人，江河浩渺，聆聽兩位年齡相近的年輕人談話，忽然淚水盈眶，我轉過頭，極力地壓抑著。奇怪，十幾年來未曾在美國輕掉一滴淚水的我，為什麽踏上了中國大陸的土地以後，竟然變得如此多感？我原以為十幾年在美國的奮鬥，我的心腸已磨得有如鐵石一般。記得這次到台灣省探親，來與去，均未曾流下半滴淚。但麵對這原不熟悉的中國大陸山河，初次相識的充滿親情的人，竟然常常控製不住自己的感情。直到現在，我仍然回答不了這個問題，但是心裏常常響起“歸去吧”的強烈呼聲。他鄉雖好，終非吾土，若是有一天我也能為社會主義中國的建設而盡一份棉薄，為社會主義的建設而流一點血汗，那麽我這一生才不算是完全浪費。
兩種醫療情況的比較
八月十三日一早，我們坐火車赴上海。離開杭州時，我沒有通知華僑服務社替我拍電報通知上海，所以到了上海站，我確是有顧了孩子顧不了行李的狼狽，幸而火車上的服務員幫忙，才在火車再度開動之前下了車。惶惑時，迎接其他華僑的旅行社接待人員發現了我，便也順便把我一起接走，送到華僑飯店。安頓好之後，我立即到民航局購妥了八月十五號晚上直飛北京的機票。然後帶孩子去人民醫院看病。小兒子的腿上長了許多過敏的紅斑。醫院的外表當然比不上美式醫院的豪華，但是服務的態度和醫療的知識卻是世界第一流。孩子看了醫生，拿了內服、外用兩種藥，一共隻花了人民幣二角。在美國，隻要踏進醫師的診所，隻說一句話，最少也得付上十元美金。通常，孩子們發小燒、感冒或輕度的皮膚過敏，一般的中等家庭通常都是不看醫生的。為了小病去看醫生，那是有錢人的奢侈享受。
在上海兩天，我們逛街，逛百貨公司，參觀了上海工業展覽館、少年宮等，又去看長沙馬王堆女屍解剖的紀錄片。華僑旅行社的接待人員很親切地接待我們，他們談吐真誠坦率，服務態度是勞而不怨，他們的見聞相當淵博，國外的大事了解很多，一點兒也不閉塞。
八月十五日夜裏飛抵北京，當晚住入華僑大廈。身在這世界聞名的北京，我興奮緊張之餘，不免感到惶惑。徬徨中，發現旅館裏有華僑服務社主辦的團體遊覽活動，可以報名參加，導遊四日，每天供應三餐，可去參觀長城、十三陵、出土文物、故宮、頤和園，以及工廠、公社和托兒所等，我立刻報名參加，隨著這個臨時湊成的旅遊團玩了四天，來自各地的華僑由陌生而逐漸熟悉。遊完中國大陸回去後四天快樂的觀光很快結束了，北京的曆史文物與風景，當然無需我這支笨拙的筆來介紹。我的遊記隻是我個人一些瑣碎的經驗和感慨。我在北京一共住了十二天，除了團體參觀的四天以外，其餘的時間我帶孩子去遊各個公園、動物園、天壇，閑逛大街小巷，看看古玩鋪子，參觀普通商店等。其間有兩天，獲得機會去參觀聞名全國的沙石峪和窮棒子的建明公社。
九月一日回到了美國，繼續收讀每天來自台灣的《中央日報》，覺得這份報紙應該改名為“自欺欺人報”或是“癡人說夢報”，任何人隻要親身去過一次中國大陸，那麽就會對《中央日報》的宣傳和其所代表的政權產生終身的免疫性。在這裏，我願意奉勸台灣的當權人：“現在該是夢醒、恢複清明”的時刻了。
香港《新晚報》1974年3月8日
很有滄海桑田的感歎。
從風情壇搬來的，不知道為什麽，沒有一個跟帖。
中國大陸一月遊（1974年）
作者:美籍中國台灣省婦女黃鵠
今日台灣一切令人失望
我是一個美籍中國台灣省婦女，一向在美國默默無聞地操持家務和教養子女。闊別了我的故鄉台灣省十多年，終於有了餘力，可以帶孩子回家探望。去年六月初回到台灣，發現久別了的故鄉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台北的確是“繁華”了：舞場、咖啡廳、純吃茶、歌廳等，真是五花八門，年輕人的生活很萎靡。所謂“繁榮”，表麵上確是存在，但仿佛充滿了南宋末年的無望氣氛。台灣，自號為保存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聖宮”，其實隻是歐美文化的一個裙角。我帶孩子在婆家與娘家輪流住了兩個月，頗有“物非人是”的感覺。親情雖然溫暖，但是這個社會卻很陌生，貧富懸殊，官吏貪汙，農村破產，工、漁、礦民的生活貧寒，這一切都令我失望。雖然物質享受方麵，上層社會盡量仿效美國。這個社會的結構和文化仿佛是建立在沙堆上麵。
八月初，告別台灣，經過香港時，臨時起念，遂到香港中國旅行社詢問申請進入中國大陸一遊的可能性。我想，我雖然不是大陸人氏，但自小愛讀遊記文學，又酷愛山水旅遊，要是可能，為什麽不去觀賞一下久已向往的西湖與北京，實地觀察一下中國大陸人民的生活實況？我在中國旅行社填了簡單的申請表，辦了手續。那兒的辦事員樸實，友善，熱心而誠懇。五天之後（八月六日），我帶著六歲的寧兒和四歲的馨兒，搭上了開往羅湖的火車。
解放軍相待如兄弟姐妹
過了橋就是深圳。我行李輕簡，海關的檢查人員隻是大略地翻了一下，他們對我的來自台灣，仿佛視若平常，沒有特別的表示。倒是我，腦子裏裝滿了台灣報紙的恐怖宣傳，自己感到緊張。但是，那些年輕純樸的解放軍人員，逗著孩子玩，看他們畫畫，聽他們唱歌，卻好象是我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般。由深圳登上赴廣州的火車，一路上心潮起伏，不知道廣州是什麽樣子，那裏的人對我這類“不中不西”台灣省人，將會采取怎樣的態度。當日（八月六日）下午到了廣州，由華僑旅行社的接待人員接到華僑大廈。我的房間有兩張床，廁所浴室的衛生設備，以及電話電扇等應有盡有，雖不豪華，但很實用而舒適。服務人員告訴我，如果我想調換更便宜的，次日可以更調。我在廣州毫無特別事情，所以我隻希望盡快北上杭州。
在廣州，華僑旅行社有接待的人員為我們解決問題。一位年輕的男子，態度友好，純樸善良，一點也沒有台灣一般青年的浮揚氣息。他幫我購妥了八月八日清晨赴杭州的火車軟席臥票。
烈士英魂有知當含笑
第二天（八月七日）清晨，給孩子洗澡，早餐後，我就帶他們去等候機動三輪車，向廣州動物園出發。機動三輪車的速度很快，但是馬達聲太大，談起話來很不方便，我盡量逗著司機聊天，發現他非常友善親切。二十多分鍾就到了動物園。遊客可真不少，動物園收拾得非常整潔，園的麵積很大，動物種類多，風景秀麗，有湖，有亭。我和孩子在美國是動物園的常客，覺得這個動物園無論在動物內容上，還是在風景、布置和維護上，都遠勝這美國華盛頓市的國家動物園。園中茶室不多，遊客人多，為了喝紅豆冰水及凍奶必須排隊，我跟孩子也在中間擠了一陣。玩到中午，我們搭兩站公共汽車，來到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腦中忽然憶起林覺民烈士給妻子的絕筆函，我想這些革命烈士英魂若是有知，一定為今天的中國而驕傲，當能含笑九泉之下。
據說黃花崗當秋天時一片黃花，此際卻是一片蒼綠。驕陽酷熱，我們遂去等候公共汽車，發現車子太擠，常會過站不停。陸陸續續地候車的人加多了，很自然地開始閑聊。廣州居民雖然自己彼此交談時仍然用方言，但是卻也能說令人解意的普通話，年輕人的普通話更是流利和標準。進食堂與老農民共話汽車來了，眾女孩幫著我把孩子擠上車。一位可愛的女孩子指點著我該下車的地方，並且自己下車陪我走了一段路。回到旅館，給孩子們洗浴後去吃一頓豐富的午餐，大家睡了個長長的午覺。四時多我們起身，準備帶孩子到文化公園去玩玩。手拿地圖，沿珠江而行，沿岸均是三三五五納涼的人群，雖然看不見勾肩搭背的男女，但仍然可以依稀辨出情侶、夫婦、朋友或家人。納涼者人手一扇，悠閑愉快，絕非我在美國所能每日享受得到的。我心中暗暗奇怪：這些人為什麽沒去開會或做別的事情？在我過去的印象中，大陸上的人們每天要無休無止地工作，不工作的時候就要接受政治思想教育。如今眼見他們這樣悠閑和愉快，真令我覺得驚奇。沿途上冰棒的供應很普遍，兩個孩子不斷地享用著。我則慢慢地走著，跟路人交換著眼光，他們盯著我們看，看我們的奇裝異服，但他們的眼神是友善而好奇的。我也仔細地觀察他們，我得到的結論是他們比我更快樂，更健康。
肚子餓了，我想我一定不要到什麽專門供應華僑和外賓的飯館，我要試試一般老百姓去的餐館。找到一條街，有五、六家餐館，都是營業興旺。附近一家電影院正好散場，人潮正向外湧。奇怪，看電影和在外麵餐館吃飯的人怎麽這麽多？終於走進一家大食堂，在一個大圓桌子上找到三個空位。同桌的一位老農民，敞著衣襟，盤著腿，扇著大扇子，把自己剛拿來的菜推到我麵前說：“你餓了，就先吃吧！”我很感激，卻不好意思接受。推讓間，女服務員笑嘻嘻地來了說：“我們這是招待工農兵的飯館，你實在應該到招待外賓和華僑的餐館，那兒要漂亮舒服得多，也不會這麽擠的。”我說：“不成啊！我們餓得很，也不知道哪些餐館在哪裏。”女服務員說：“那麽你就坐著照顧小孩子，我去幫你把飯菜先拿來。”我謝了她的好意。沒一會，我們也大嚼起來，菜裏麵有足夠的肉，油水也比較多。這是勞動人民的食糧，當然不是精肴，但是質與量都很充分。雖然不很合我的胃口，但是我的情緒很高，跟同座的人聊天很是有趣。以出身小布爾喬亞的知識分子的眼光來看他們，他們也許稍嫌“粗魯”了一些，但是他們的樸實、坦率，卻是充滿了鄉土氣息和生命的活力。老農民的普通話不標準，是鄉間某公社來城區采購東西的。他充滿了自信，也很有幽默感。
帶領孩子踏月而歸
文化公園裏到處都是人群，都是攜家帶小的廣州市民。我們參觀了水產展覽，又去觀賞當晚的兒童文藝表演。露天看台已經座無虛席，小孩子的歌舞真是迷人，我的兩個孩子癡癡地看。我最感興趣的卻是觀看別的遊客。來來往往的人群，穿得雖不講究，卻很整齊，臉上露出自然的喜悅，享受著晚上一家團聚的歡樂。孩子們嚷著，笑著，這真是快快樂樂的平靜生活。我想找一點台灣報紙所傳的“恐怖”的感覺，卻不知道從何處覓求。九時多，帶著孩子踏月步行而歸。
親情感人
次日晨（八月八日），我們由華僑旅行社的人員送上火車，仍是那位穿布衣布鞋的年輕人，他一直把我們送上車廂，把行李擺好，閑談了幾句才告別而去。我喜歡他的樸實、認真和誠懇。象他那樣的人，就是台灣蔣家小朝廷所稱的“匪幹”了。我倒真希望自己，我的孩子將來都能成為象他一樣值得敬愛的“匪幹”。他答應我們當我們再經過廣州時，仍然來接待我們，並希望我跟孩子們能在中國大陸——我原來的祖國盡情地“玩”個痛快。
我們坐的是軟席臥鋪，同車廂的人不少，但僥幸的是孩子跟我獨占了一間臥鋪車廂，有四個床位，雖然我隻買了兩張臥鋪票。半夜孩子睡熟時，我就老實不客氣地爬上了高鋪，多占了一個床位。我們這節車有兩位服務員。一位是年過五十的湖南人，辦事認真，一絲不苟。另一位是二十歲左右的年輕男子。我一有機會便找他們聊天，一路上學習認識高粱、玉米、麻等作物。他們都曾下鄉勞動過，很自豪地顯示出他們豐富的農業知識。那位年輕小夥子對我的無知和健忘，常常要輕哼幾聲，我也受之不忤。的確比起他們來，我在中學所讀的博物、地理、生物等全是死而無用的東西。我分不清稻苗禾棘，我辨不出驢騾，也從未參加過農村的生產勞動。在認識上我比不上他們；在對國家的貢獻上，我更是比不上他們。
錦繡河山
從廣州到杭州，約二十多小時的火車路程，大多數的時間，我都是在倚窗遠望或跟人聊天中度過。多少次孩子們跑到別人房間去玩，我一個人眺望火車駛過開闊的平原，止不住淚水直流。這是中國大陸的河山，我這個寄居異國的人，那年那月才能真的回到原來的祖國，為她盡一份棉薄的力量？在美國，我們有免費贈送的台灣《中央日報》。這家報紙經常說中國大陸災荒饑饉。我一路上所看到的稻田是一片豐收的景象，人力可以勝天。中國大陸的山川麵貌改變了不少，荒山變良田，河患治而水利興，中國人民已不怕天災，又怎會再受饑饉的威脅？我每過一站，都跑下去買點東西。沒有看到半個挨餓乞討的人。為什麽台灣那一小撮人，一定要為自己的私欲而歪曲中國大陸的進步的事實？為什麽要用欺騙、蒙蔽的愚民手段來製造我們居住外國的人與中國大陸人民隔閡？
湖濱漫步
八月九日下午三時多抵杭州，住進濱湖路上的華僑飯店。房間寬敞，地板亮潔，又有陽台，冷熱水二十四小時供應。我把東西安頓好，給孩子洗澡換衣，然後到樓下餐廳吃飯，飯菜的味道很好。飽餐以後，購得了市區遊覽圖，我便帶孩子沿湖漫步。湖邊納涼的人真是密密麻麻的，也有許多地方有人入水遊泳。我們一路上不斷地啃冰棍，有時也會被人包圍著。有人騎車馳過時，甚至親切地喊出：“喂！兩個小華僑！”我也常常回喊道：“喂！小心點，別掉下車來！”我們在路上買了不少蘋果、桃子和海棠果回旅館。
心神交流
第二天（八月十日）清晨，吃過早飯，帶孩子雇了一條小船去遊湖。在船上操作的是一位婦女。她的丈夫在別的機關工作，兩人收入在百元以上，兩個孩子都入學讀書，婆婆在家管理，他們每月都可以儲蓄一些錢。她已有了十年以上在西湖劃船的經驗。我向她討教應該如何遊覽西湖的名勝，她不厭其詳地告訴我。我跟孩子上岸遊玩時，她就坐在船上織毛線。當我們泛舟湖中時，孩子們扒著玩水，我則真有“身在舟中便是仙”的感覺。多美啊，在湖上蕩漾了兩小時，我當時的確有滿足至極的感覺。唯有在這美麗山河的懷抱裏，在富於親情的人群中，才有這種心神交流的快樂感覺。
巧遇畫家
劃船的那位婦女送我們到了中山公園，指點了我赴“樓外樓”吃飯的方向。這個飯館雖然有名，但是仍然很樸實。方桌，圓凳，客人擁擠，幾乎座無虛席。食客仍然是以國內人士占絕大多數。飽食一頓，剩下了不少，樓外樓的菜量很大，以後我跟孩子們吃飯，隻要一菜一湯就已經太夠了。
飯後，我們遊中山公園。走到西冷橋，轉到嶽墳附近的一個小亭，亭中很多人閑坐。旁邊有一個年輕男子，他穿著短褲，旁邊放著一部腳踏車，正專心一意畫水彩畫。兩個孩子立刻走到他旁邊。我自己感到累，在餐館跟人聊天太多，挑了個無人的長椅坐下來休息，並盤算著應該遊到何處去：靈隱寺？玉泉？還是漫步“蘇堤”？涼風拂麵，幾乎進入夢鄉。猛然驚醒，發現孩子還在畫家身側，我怕他們擾亂了畫家，喊了幾聲，“威令”不達，隻好親去管教。
孩子們嚷著要畫畫。畫家拿出了紙，讓出了畫架和顏料，我力阻無效之下，隻好痛苦地看著孩子把畫家的水彩弄得一塌糊塗。我們站著閑聊，我告訴他我來自台灣，也告訴他台北生活的情況，我也發現他對台灣的地理並不陌生，不象在台灣的青年人仍然是讀二十多年前的中國地理。
我覺得天色漸晚，不如帶孩子們走平湖秋月，沿白堤步行回旅館，跟畫家道再見，轉身而去。
為什麽忽然淚水盈眶？
八月十二日清晨，在旅館門口與畫家夫婦會合，我跟畫家夫婦搭公共汽車去遊虎跑、石屋洞和六和塔。一路上，我們象多年老友似地談大家的過去和感受。多少年來，我沒能如此輕易地、坦誠地結交新朋友。有的朋友相處幾十年，仍然有近在咫尺，如隔天涯之感。但這對夫婦，卻立刻令我傾心相交，好象找到了一對兄姐一樣。我們談他們的大學生活，談他們畢業後工作的情形，我發現我們之間有一個極大的區別：他們工作，總是先問這個工作是否為人民服務，是否對國家有益；我則先問這份工作可以有多少個人的收入。他們畢業時，爭取的是到邊疆和艱苦的地區去工作，爭取為國家為人民貢獻的更大機會。我記得我們將要離開大學的最後一年，終日棲棲惶惶，充滿了矛盾和憂慮，不敢戀愛，怕影響了“到美國留學和學習”的計劃；我們每天研究留學考試，沿門奔走於教授的府上，請他們在自己寫好的推薦信上簽字。我們探聽美國領事館英語考試的情況，為申請進入美國大學，為辦赴美手續而整日憂心忡忡，同學間的討論與話題很少能脫離這個範圍。到了美國，開始時為求學位，為謀生活立足點而嚐盡辛酸，失盡個人尊嚴。以後站穩了，又變成了房子與生活的奴隸。不錯，物質生活上，我們有許多現代工業的文明享受，但是精神上很多人是緊張的，徬徨的，更有不少人是完全墮落的。以知識分子和知識分子相比較，幾乎沒有一個在海外的中國學者，不論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在生活上能比得上這對夫婦的充實、快樂和健康。在六和塔的最高層，我遠眺錢塘大橋，看那一群群遊水劃艇的人，江河浩渺，聆聽兩位年齡相近的年輕人談話，忽然淚水盈眶，我轉過頭，極力地壓抑著。奇怪，十幾年來未曾在美國輕掉一滴淚水的我，為什麽踏上了中國大陸的土地以後，竟然變得如此多感？我原以為十幾年在美國的奮鬥，我的心腸已磨得有如鐵石一般。記得這次到台灣省探親，來與去，均未曾流下半滴淚。但麵對這原不熟悉的中國大陸山河，初次相識的充滿親情的人，竟然常常控製不住自己的感情。直到現在，我仍然回答不了這個問題，但是心裏常常響起“歸去吧”的強烈呼聲。他鄉雖好，終非吾土，若是有一天我也能為社會主義中國的建設而盡一份棉薄，為社會主義的建設而流一點血汗，那麽我這一生才不算是完全浪費。
兩種醫療情況的比較
八月十三日一早，我們坐火車赴上海。離開杭州時，我沒有通知華僑服務社替我拍電報通知上海，所以到了上海站，我確是有顧了孩子顧不了行李的狼狽，幸而火車上的服務員幫忙，才在火車再度開動之前下了車。惶惑時，迎接其他華僑的旅行社接待人員發現了我，便也順便把我一起接走，送到華僑飯店。安頓好之後，我立即到民航局購妥了八月十五號晚上直飛北京的機票。然後帶孩子去人民醫院看病。小兒子的腿上長了許多過敏的紅斑。醫院的外表當然比不上美式醫院的豪華，但是服務的態度和醫療的知識卻是世界第一流。孩子看了醫生，拿了內服、外用兩種藥，一共隻花了人民幣二角。在美國，隻要踏進醫師的診所，隻說一句話，最少也得付上十元美金。通常，孩子們發小燒、感冒或輕度的皮膚過敏，一般的中等家庭通常都是不看醫生的。為了小病去看醫生，那是有錢人的奢侈享受。
在上海兩天，我們逛街，逛百貨公司，參觀了上海工業展覽館、少年宮等，又去看長沙馬王堆女屍解剖的紀錄片。華僑旅行社的接待人員很親切地接待我們，他們談吐真誠坦率，服務態度是勞而不怨，他們的見聞相當淵博，國外的大事了解很多，一點兒也不閉塞。
八月十五日夜裏飛抵北京，當晚住入華僑大廈。身在這世界聞名的北京，我興奮緊張之餘，不免感到惶惑。徬徨中，發現旅館裏有華僑服務社主辦的團體遊覽活動，可以報名參加，導遊四日，每天供應三餐，可去參觀長城、十三陵、出土文物、故宮、頤和園，以及工廠、公社和托兒所等，我立刻報名參加，隨著這個臨時湊成的旅遊團玩了四天，來自各地的華僑由陌生而逐漸熟悉。遊完中國大陸回去後四天快樂的觀光很快結束了，北京的曆史文物與風景，當然無需我這支笨拙的筆來介紹。我的遊記隻是我個人一些瑣碎的經驗和感慨。我在北京一共住了十二天，除了團體參觀的四天以外，其餘的時間我帶孩子去遊各個公園、動物園、天壇，閑逛大街小巷，看看古玩鋪子，參觀普通商店等。其間有兩天，獲得機會去參觀聞名全國的沙石峪和窮棒子的建明公社。
九月一日回到了美國，繼續收讀每天來自台灣的《中央日報》，覺得這份報紙應該改名為“自欺欺人報”或是“癡人說夢報”，任何人隻要親身去過一次中國大陸，那麽就會對《中央日報》的宣傳和其所代表的政權產生終身的免疫性。在這裏，我願意奉勸台灣的當權人：“現在該是夢醒、恢複清明”的時刻了。
香港《新晚報》1974年3月8日
猜什麽? 不是說過，74年我就在中國。文章說的都是我熟悉的東西。絕對是瞎子摸象，宣傳的口吻躍然紙上。
this article reflects some historial factors in different regions/countries:
In 1974, the era just two years after China resumed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with America (following Nixon's visit to China), Chinese Ameircans did get very special treatments, so were other "overseas Chinese", they stayed in different hotels specially designed for"overseas Chinese" where the standards and amenities were higher than regular hotels. They were given special coupons to shop at special stores, and eat at special restaurants. Some goods/products could only be sold to overseas Chinese or Chinese holding that "special coupons". Ordinary people were curious about them, (due to not having much contacts with them) and yet respect and admire them (out of government's pro-overseas Chinese policy and their special status), therefore, this woman and her young kids were well received.
what made her so touched had another historial factor in it: in 1974's American culture, (that is 35 years ago), Chinese did not have as much rights and voices as we do now. In fact, they, together with other minority groups, were prejudiced against, that posed a vivid contrast from how she was received in China. It made her feel like transitioning from "living without dignity" to "living with dignity".
-in 1970's, Taiwan went through a transition, everything was pro-western, and there was a gap between her familiar innocent country culture in 1960's (when she lived in Taiwan) to the 1970's pro-western and capilism culture.
with all that historial factors in place, it is understandable how she felt and therefore it caused her to write down this article. I am glad that she had a nice vaction with her young kids in China, it would be a very good memory for her and for her young kids.
but the life in 1970's for average Chinese was far less than what she described here.
碰巧74年我就在廣州，文中的描述活脫脫就是共產黨的宣傳腔調，真實性如何，那個年代的人都清楚。
Frankly, I find this article pretty hard to believe. This article is dated 1974, at the mids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 am skeptical whether the mainland was truly as Ms. Huang has describ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