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帖，長見識--- 畢希納與達姆施塔特zt (算是給樓主教作業吧) (圖)

達姆施塔特是聯邦德國中部州黑森的一個重要城市，位於該州的南部，距法蘭克福30公裏，故從法蘭克福機場到這裏隻要不到半小時的車程。達城是科技文化城，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很有名，我國的橋梁專家、同濟大學的老校長李國豪院士就是這裏的畢業生。現今，設在達城的有德國計算中心、歐洲航天操作中心等高新科技單位。在曆史上，達姆施塔特從1567至1918年是黑森―達姆施塔特邦國的首府，故而達城的宮殿等名勝古跡也很多。俄國的最後一位皇後原是黑森―達姆施塔特大公國的公主，故而於1898年在城東的瑪蒂爾德山丘建了一座俄羅斯教堂，19、20世紀之交在瑪蒂爾德山丘還形成了德國青春藝術風格的一個交流活動中心。達城也是德國的文學、語言研究的重鎮：德國筆會中心、德國語言文學院均設在這座城市裏。

德國語言文學院是一個致力於德語和德語文學創作的發展、聯絡德國國內外的德語作家與德語學者的權威團體，成立於1949年。現今，它每年頒發包括最為著名的畢希納獎在內的五種獎項，畢希納獎是德國語言文學的最高獎，一些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如格拉斯、伯爾、耶利內克等人在得諾獎之前均得過該獎。以畢希納命名這意義重大的獎項，無疑也表明了畢希納在德國人心目中的地位。

達姆斯塔特是格奧爾格·畢希納(1813―1837)的故鄉：他誕生在達城附近的戈特勞（現名裏施塔特），父親是達城的醫生。畢希納在達城上學成長，在他短暫的23歲生命中，大部分時間（1816―1831年和1834―1835年）均生活在達城。畢希納1831年赴斯特拉斯堡大學學醫共四個學期，使他有機會觀察到比他的黑森老家先進的社會政治製度，也看到了新型的“金融貴族”快速發展與那裏製度的弊端並由此考慮在黑森今後該如何針對自由資產階級的利己主義來追求“下層民眾”的利益。1833年，畢希納轉學至黑森的吉森大學。當時，黑森當局正因不久前由激進知識分子發動的法蘭克福襲擊警衛隊事件而大肆捕人，當局的殘暴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畢希納於1834年在吉森建立秘密革命組織《人權協會》，因撰寫並秘密印刷《黑森信使》，抨擊黑森―達姆施塔特大公國當局而遭通緝。《黑森信使》被稱為在《共產黨宣言》前19世紀最革命的宣言。鑒於黑森的工業無產階級尚未誕生，他號召遭剝削壓迫的農民階級起來鬥爭，他提出了著名的口號“和平給予茅屋，戰爭加給宮廷！”1835年他又被迫從達城的父母家逃亡到斯特拉斯堡，1836年遷居蘇黎士，1837年因患傷寒去世。

在德國文學史上，畢希納可說是創造了奇跡中的奇跡：他在這個世界上隻生活了23年，從事文學創作則隻有短短的三年，而且是在從事革命政治活動和醫學學習、教學和研究的情況下，“順帶”做的。除了《黑森信使》外，他主要作品有三部劇作和一部中篇小說：《丹東之死》（曆史劇，1835）、《沃伊采克》（悲劇，1836）、《萊翁采和萊娜》（喜劇，1836）和小說《棱茨》（1835）。在這中間隻有《丹東之死》生前在古茨科主編的《長生鳥報》上發表過，其他文學創作隻留下了手稿，當然更談不上在舞台上演出了。他的全部文學創作加在一起印出來不超過200頁。他逝世後，很快就遭人遺忘。然而，在19、20世紀之交、在魏瑪共和國時期，他又再度被發現，他的作品被一再發表，他的劇作在漢堡、柏林、慕尼黑上演。有評論稱，他的戲劇作品對於德國現代戲劇來說起到了開路先鋒的作用。

畢希納寫作上述作品沒有追求榮譽、文學功名的任何動機，對他來說，這種文學創作隻不過是把他的政治追求用另一種文字手段表達出來而已。他利用在達城家裏躲避追捕的1835年1月至2月的五周時間，在大量占有相關曆史資料的情況下寫了四幕劇《丹東之死》。在該劇中，畢希納以1794年初法國雅各賓派內部鬥爭為例，表明了資產階級革命存在的問題、它的幻想和局限性：它號稱追求一切人的平等，然而卻並未觸動不平等的根基——資本主義所有製，人們還在挨餓。該劇除了體現出畢希納深刻的思想外，還展現出他在劇本創作上的天才，他還提出了劇本創作的若幹原則，如他認為“劇作家的最高任務，是盡可能將曆史按其實際發生的那樣加以描述。”（1835年7月28日致父母的信）畢希納在劇本創作方麵可說完完全全是“一鳴驚人”——當然，“驚人”的效果要到他身後幾十年、近百年之後方能顯現。

在德國曆史上，像畢希納這樣的才華橫溢、精力旺盛和懷著崇高的社會使命感的青年人確有理由成為後世崇拜的對象之一。請看畢希納在逝世前一年（1836年，10月前在斯特拉斯堡，之後在蘇黎世，時年22歲）所從事的活動和展現的風采：寫了《沃伊采克》和《萊翁采和萊娜》兩個劇本。向蘇黎世大學遞交了博士論文：《從與其他脊椎動物物種的比較角度論鲃的神經係統》，並在這年秋獲得該大學哲學係授予的博士學位。10月為獲得講課資格作了試講，當上了該大學的講師，講授課目：《比較解剖學》。正是在這極為緊張和卓有成效的時刻，他在實驗時感染上傷寒而於1837年2月去世。

最為推崇畢希納的恰恰是現代德國兩個最著名的劇作家：豪普特曼和布萊希特。前者在19世紀80年代向讀者大力推薦畢希納的劇本，並和他們一起分享他的興奮和喜悅。豪普特曼1892年所寫的《織工》被認為是繼畢希納《沃伊采克》之後描寫社會矛盾的最好劇本。年輕的布萊希特則在他最初的劇本《巴爾》（1919）中不斷表達出他對畢希納的懷念和敬意。也許，聯邦德國曆史學家托瑪斯·尼佩戴在他的《1800―1866德國史》一書中所表達的有關畢希納的觀點，可以代表相當一部分德國人的看法。尼佩戴將畢希納與海涅相提並論，把他們稱之為：“兩個偉大的‘反對派’詩人。他們如同畢德麥耶爾的偉人那樣，永遠載入我們語言、感情、經驗、意識的史冊。畢希納是浪漫主義的、悲世憫人的。他不抱幻想，也不會使人抱幻想。他是唯物的虛無主義者、宿命論者；他還是民主和社會的革命者，他把革命的正當性和實在是無出路的革命策略在同時用那麽令人難忘的方式訴諸於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