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少功：懷念那些讀書的日子

我偶爾去某大學講課，有一次順便調查學生讀書的情況。我的問題是這樣：誰讀過3本以上的法國文學？(約1／4的學生舉手)誰讀過《紅樓夢》？(約1／5的學生舉手)然後，我降低門檻，把調查內容改成《紅樓夢》的電視劇，這時舉手多一些了，但仍隻是略過半數。

這是一群文學研究生，將要成為碩士或博士的。他們很誠實，也毫不缺乏聰明。我相信未舉手者已做過上百道關於《紅樓夢》或法國文學的試題，並且一路斬獲高分——否則他們就不可能坐在這裏。

問題在於，那些試題就是他們的文學？讀書怎麽成了這麽難的事？或者事情別有原因：是什麽剝奪了他們廣泛閱讀的自由？

我不想拍孩子們的馬屁，很坦白地告訴他們：即使在30年前，讓很多中學生說出10本俄國文學、10本法國文學、10本美國文學，都不是怎麽困難的。我這一說法顯然讓他們驚詫了，懷疑了，困惑了，一雙雙眼睛瞪得很大。30年前？天哪，那不正是文化的禁鎖和荒蕪時期？不正是“文革”十年浩劫剛過？……有人露出一絲訕笑，那意思是：老師你別忽悠我們啦。

沒錯，是禁鎖是荒蕪甚至是浩劫，從當時大批青年失學來看的確如此，從當時官方政策主體來看的確如此。但你們注意了：一具病體並非屍體，仍有不絕的生力，包括生力的逐步恢複和增強。“文革”不過是一場大病來襲，但如同曆史上文網森嚴的舊中國和政教合一的舊歐洲，它並不曾冷卻民眾的精神之血，無法遏製新文化的萌發、繁殖、積聚、壯大以及爆發，直至製度層麵的變革。這才是曆史真切而生動的過程。我們曾用這種眼光注意過很多複雜局麵，包括宗教法庭與牛頓的共存，普魯士帝製與黑格爾的共存，斯大林鐵幕與肖洛霍夫、愛森斯坦、肖斯塔科維奇的共存，為什麽獨獨樂意給“文革”隨便貼一枚標簽？是什麽人最習慣和最愜意地使用著這一類標簽？

中國諺語：知其一，還要知其二。

偷書

我當年就讀的中學，有一中型的圖書館。我那時不大會看書，隻是常常利用午休時間去那裏翻翻雜誌。《世界知識》上有很多好看的彩色照片。一種航空雜誌也曾讓我浮想聯翩。

“文革”開始，這個圖書館照例關閉，因受到媒體批判的“毒草”越來越多，圖書館疲於清理和下架，隻好一關了之。類似的情況是，城裏各大書店也立刻空空蕩蕩，除了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一類紅色聖經，除了少許充當學習資料的社論選編，其他書籍幾近消失。

1967年秋，停課仍在繼續，漫長的假期似無盡頭。但收槍令已下達，革命略有降溫，校圖書館立刻出現了偷盜大案：一個牆洞赫然觸目。管理圖書的老師慌了，與紅衛兵組織緊急商議，設法把藏書轉移至易於保護的初中部教學樓最高層，再加上鐵柵鋼門，以免毒草再次外泄。不過外寇易禦家賊難防，很多紅衛兵在搬書時左翻右看，已有些神色詭異，互相之間擠眉弄眼。後來我到學校去，又發現他們話題日漸陌生，關於列賓的畫，關於舒伯特的音樂，關於什麽什麽小說……這是怎麽回事？你們在說些什麽？

如果你是外人，肯定會遭遇支吾搪塞，被滿臉壞笑的他們瞞過去。好在我算是自家人，有權分享共同的快樂。在多番警告並確認我不會泄密或叛變之後，他們終於把我引向“胡誌明小道”——他們秘密開拓的一條賊道。我們開鎖後進入大樓某間教室，用桌椅搭成階梯，拿出對付雙杠的技能，憋氣縮腹，引身向上，便進入了天花板上麵的黑暗。我們借瓦縫裏透出的微光，步步踩住橫梁，以免自己一時失足踩透天花板，撲通一聲栽下樓去。在估計越過鐵柵鋼門之後，我們就進入臨時書庫的上方了，就可以看見一洞口：往下一探頭，哇，茫茫書海，凝固著五顏六色的書浪。

這時候往下一跳即可。書籍壘至半牆高，足以成為柔軟的落地保護裝置。

我們頭頂著蛛網或積塵，在書浪裏走得東倒西歪，每一腳都可能踩著經典和大師。我們在這裏坐著讀，跪著讀，躺著讀，趴著讀，睡一會兒再讀，聊一會兒再讀，打幾個滾再讀，甚至讀得頭暈，讀出傻笑和無端的叫罵。有時尿急，懶人為了省一趟攀爬，解開褲子就在牆角無聊，不知給哪些傑作留下了汙跡。

我說過，作為初中生，我讀書毫無品位，有時掘一書坑不過是為了找一本《十萬個為什麽》。青春寄語，趣味數學，晶體管收音機，抗日遊擊隊故事，頂多再加上一本青年必讀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基本上構成了我的閱讀和收藏，因此我每次用書包帶出的書，總是受到某些大同學取笑。我並不知道他們笑什麽。當然，多年以後我讀到海明威的《永別了，武器》、雨果的《九三年》以及泰戈爾的《飛鳥集》，覺得有些眼熟，才依稀想起初中部大樓的暗道——隻是當時不知自己讀了什麽，對書名和作者也從未用心。

一個沒有考試、沒有課程規限、沒有任何費用成本的閱讀自由不期而至，以至當時每個學生寢室裏都有成堆禁書。你從這些書的館藏印章不難辨出，他們越幹越猖狂，越幹越熟練，竊書的目標漸漸明晰，竊書的範圍正逐步擴展，已經禍及一牆之隔的省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距此不算太遠的省醫學院圖書館等。多年以後，我一位姓賀的同學積習不改，甚至帶著一把鐵鉗和兩個麻袋，闖入省城最大圖書館的禁區，在那裏竊取了據說價值上萬美元的進口畫冊——他當時正在自修美術。他的行為敗露，被警方以盜竊罪起訴，獲刑一年監外執行。

比較有意思的是，他走出法庭的時候，一位老法官竟對他笑眯眯的，私下裏感歎：我那兒子要是像你這樣愛書，我也就放心了嗬！

老法官的私語其實是另一種宣判，隱秘的民意宣判。

這就是說，哪怕在大批知識分子淪為驚弓之鳥的時代，知識仍被很多人暗暗地惦記和尊敬，一個偷書賊的服刑其實不無光榮。

這與後來的情況很不一樣。賀某多年後肯定遇到過這種場景：書店裏已經五光十色應有盡有了，各種有關理財、厚黑、權勢、時裝、色欲、命相的爛書鋪天蓋地持續熱銷，而他當年渴求的經典反而備受冷落。如果他對這種情況大為奇怪，如果他還把經典太當回事（爺們兒當年就是為這個坐了牢），還很可能遭當今的購書者們白眼：神經病吧？吃錯藥了吧？

說書

畢業後下鄉，我插隊在一公社茶場。這裏有一百多號知青，一百多號本地農民，分三個工區六個隊，負責近6000多畝茶園和少許稻田。在地裏勞動的時候，尤其聚在樹下或坡下工休的時候，聊天就是解悶的主要方法。農民把講故事稱為“講白話”，一旦喝過了茶，點燃了旱煙，就會叫嚷：來點白話吧，來點白話吧。

農民講的多是鄉村戲曲裏的故事，還有各種不知來處的傳說，包括下流笑話。等他們歇嘴了，知青也會應邀出場，比方我就講過日本著名女間諜川島芳子的故事，是從我哥那裏聽來的，頗受大家歡迎。

黃某不是我的同學，是他留城的姐姐托付給同學帶下鄉的。他個頭小，平時不大言語，隻喜歡拉拉小提琴，不過肚子裏還真有料，話閘子一打開都是我們聞所未聞之事。魯仲連義不帝秦，信陵君竊符救趙，孟嚐君受教馮諼，當然還少不了嫪陽具奇偉和宣太後私通大臣之類黃料……我多年以後才知道，這些大多來自《戰國策》和《史記》，不知黃某什麽時候讀在眼裏，記在心頭。

易某最喜歡講戰爭史，每講到將領必強調軍銜，每講到武器必注明型號，顯示出驚人的記憶力，儼然是個軍事行家。我就是從他嘴裏得知二戰期間的斯大林格勒戰役、諾曼底登陸戰役、隆梅爾的北非戰役，以及德國的容克52和美國的M2。多年以後我發現，他肯定讀過《朱可夫回憶錄》、《第三帝國的興亡》一類的書，隻是他的記憶有偏向，對軍銜和型號記得太多，重要情節反而錯漏不少，比如常把英國混同美國，對兵員數和鋼產量也多是信口胡編。

這些閑聊類似於說書，其實是中國老百姓幾千年來重要的文明傳播方式。在無書可讀的時候（如“文革”中），有書難讀的時候（如文盲太多），口口相傳幾乎是一種民間化彌補，一種上學讀書的替代。以至很多鄉下農民隻要稍稍用心，東聽一點西聽一點，都不難粗通漢史、唐史以及明史，對各種聖道或謀略也毫不陌生。其實這何嚐不是一種堅實的文化？有一次，說起兩敵對大國之間的微笑外交，一位在我身旁的老農突然插嘴：“有什麽好說的？諸葛亮氣死了周瑜，還要去吊香麽！”我聽得一蒙，發現自己把形勢和國策攤上一堆，其實哪比得上他一句話這麽簡潔和通透？

像農民一樣，知青中還有些故事王，相當於口頭圖書館。鄰近的某公社就有這麽一位。據那裏的知青說，此人頭有點歪，外號“六點過五分”，平時特別懶，既不願意挑糞種菜，也不高興劈柴做飯，一個黑油光光的枕套竟可枕上一年。每次央求女知青代洗衣服，就以講故事為回報。憑著他過目不忘的奇能，繪聲繪色的鬼才，每次都能讓聽者如醉如癡意猶未盡而且甘受物質剝削。這樣的交換多了，他發現了自己一張嘴的巨大價值，隻要拿出故事這種強勢貨幣，他就可以比別人多吃肉，比別人多睡覺，還能隨意享用他人的牙膏、肥皂、醬油、香煙以及套鞋。這樣的日子太爽。一度流行的民間傳說《梅花黨》、《一雙繡花鞋》曾由他添油加醋。更為奇貨可居的是福爾摩斯探案、凡爾納科幻故事、大仲馬《基督山伯爵》、莎士比亞《王子複仇記》，都是他腐敗下去的特權。

我有幸在縣城見過他一麵。幾個朋友在飯店裏以肉絲麵相賄賂，央求他講上一段。他說的是一蘇聯紅軍女兵押送一白軍軍官，兩人在路途中居然放電，產生了危險的愛情，不料最後白軍的船艦出現，後者本能地向艦船狂跑求救，前者那個慌啊，想也沒想就舉起了槍……故事大王此時已吃完了，叭的一聲槍響，他捂住自己胸口，緩緩地作旋體狀，目光憂鬱地投向廚房和碗櫃，伸在空中的手痛苦地痙孿著，痙孿著。

“瑪——莎！”他很男性地大喊了一聲。

“我的藍眼睛，藍眼睛嗬——”他又模擬出女人的哭泣。

太動人了！我們聽得心情沉重感慨萬千。直到多少年後我才知道，他那次講的是蘇聯小說《第四十一》，所謂表現人性論的代表之作。

護書

在我的同隊插友中，張某好詩詞，帶來了《唐詩三百首》。賀某想當畫家，帶來了石濤、林風眠、關山月以及米開朗基羅的畫冊。我是造反習氣未脫，帶來了《聯共（布）黨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一類，大家互通有無交換著看。不要多久，交換範圍又擴大到其他隊，一直交換到很多書沒有封皮和脫頁散線的地步。

根據最高領袖的指示，知青下鄉是接受“再教育”的，在農民麵前得夾起尾巴做人。茶場有一黨支部副書記，自覺責任重大，成天黑著一張臉罵人，晚上還到處巡查，查到知青房間裏有聲響就隔窗偷聽，看是否有人說反動話，是否有人收聽敵台。

他也經常檢查知青們讀什麽。好在他文化水平不高，在辨別讀物方麵力不從心。有一次他看見法捷耶夫的《毀滅》，先問“毀”是什麽字，問明白了再一舉誅心：我們現在都在搞建設，你怎麽成天搞毀滅？你想毀滅什麽？

我急忙辯解：“毛主席都說這本書好。”

見他狐疑，便翻出《毛澤東選集》中的白紙黑字，這才讓他悻悻地走了。

另一次，他衝著馬克思的圖片皺起眉頭：“資本家吧？開什麽鋪子的？”

“虧你還是共產黨員，連老祖宗都不認識了？”我抓住機會再將一軍，使他臉上有點掛不住，隻假裝沒聽見，去找什麽鋤頭。

有了這樣一些經驗，知青們發現鄉下幹部其實不難對付。有人傳看司湯達的《紅與黑》，被幹部們詢問看什麽，就說是看兩條路線鬥爭史，還說作者是馬克思他舅。幹部們不知馬克思的舅和姨，也就馬虎帶過。

農村當然也興階級鬥爭，隻因為幹部們大多缺少文墨，文化封禁較難落實。即便在城市，禁區也是有縫隙、有缺口、有偷越暗道的，愛書人稍動心思其實不難找到自保手段。比如《毀滅》、《水滸》、李賀、曹操這一類是領袖讚揚過的，可翻書為證，誰敢說禁？孫中山的大畫像還立在天安門廣場，誰敢說他的文章不行？德國哲學、英國政治經濟學、法國社會主義一直被視為馬克思主義三大來源，稍經忽悠差不多就是馬克思主義，你敢不給它們開綠燈？再加上“古為今用”、“洋為中用 ”、“有比較才有鑒別”、“充分利用反麵教材”一類毛式教導耳熟能詳，等於給破禁發放了曖昧的許可證，讓一切讀書人有了可乘之機。中外古典文學就不用說了。哪怕疑點明顯的愛情小說和頹廢小說，哪怕最有理由查禁的希特勒、周作人以及蔣介石，隻要當事人在書皮上寫上“大毒草供批判”字樣，大體上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收藏和流轉。

我還讀過一種油印小冊子，不記得是哪個紅衛兵組織印的，也不知他們印書的目的何在。小冊子照例醒目地印有“大毒草供批判”的安全標識，正題是《新階級》，作者為德熱拉斯（後譯為吉拉斯），一位被西方世界廣為喝彩的南斯拉夫改革理論家。當上世紀80年代末一位美國人向我推薦此書時，我的回答曾讓他一怔。

我說，我知道這本書，我20年前就讀過。

他還是斜盯著我。

我無法讓他相信這一點，當然也沒必要讓他相信。

我記得自己就是在茶場裏讀到油印小冊子的，是兩位外地來訪的知青留下了它。我詐稱腹痛，躲避出工，窩在蚊帳裏探訪東歐，如聽到門外有腳步聲便要裝出一些呻吟。這是知青們逃工的常用手法。不過既是病人就不能快步走，不能唱歌，更不能吃飯，以便讓病態無懈可擊。副書記一到開飯時就會站在食堂門口盯著，直到確認你沒有去打飯，也沒人代你打飯，才會克製一下揭穿偽裝的鬥誌。不吃飯那就是真病了，這是農民們的共識。

這樣，對於我的很多夥伴來說，東歐的自由主義以及各種中外文化成果，都常常透出饑餓者的暈眩。

抄書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高一級有一美男，工人子弟，籃球打得好，毛筆字寫得好，又有渾厚男中音，在早晨的樹林裏嗬的一聲開誦，立刻暈了一大片女生。紅衛兵們愛詩熱潮由此而起。郭小川的《青紗帳／甘蔗林》，賀敬之的《三門峽／梳妝台》、普希金的《致大海》等，立刻成為被大家爭相傳抄的朗誦文本，成為晝夜裏此起彼伏的男聲和女聲，包括有些人對舌頭痛苦的折磨。

當時大家幾乎都有一兩本手抄詩。下鄉後，詩心在勞累中漸失，娛樂隻剩下夜晚唱歌這種自我播音，於是抄歌的還是不少。蘇俄的、美國的、拉美的、歐洲的、南亞的、日本和越南的，加上中國少數民族的歌曲，尤得很多女知青的青睞，幾乎也是人手一冊。

一些知青做著文學夢或科學夢，當然更有抄書習慣。我在縣城裏結識黃某，後來當上編劇的一位，發現他抄錄了幾大本古文，深受震動和啟發，回鄉下後也如法炮製，每借來一書，便擇優輯抄，很快就有了厚厚幾本，以彌補藏書的短缺，以備今後溫習。好幾個早上起來，我的麵目被人取笑，原來是柴油燈的煙太多，晚上抄書時靠燈太近了，太久了，鼻息吸引油煙，就會熏出個黑鼻子和黑花臉。知青點的朋友們也經常幫我，比如發現廢品站有什麽舊書刊，發現商店裏有包裝貨品的舊報紙，就會留心多看一眼，把有用的紙片帶回來給我。

90年代末我在美國參加一會議，發現身旁一學者有動筆的癖好，倒也不是做會議筆記，隻是筆頭不閑，在會議材料的反麵或空白處胡寫，有時默寫古體詩，有時默寫洋文句子，有時甚至把會標之類抄上多遍。我心生奇怪，後來問及此事。他想了想，說是嗎？又想了想，說他可能是寫慣了，尤其是當知青時抄書太多，以至於到如今差不多一摸筆就手癢。

他是“文革”後最早出國的數萬留學生之一，很快成為經濟學界一顆新星。在普遍的國外輿論看來，1980年代初陸續出國的這一批人總體素質最佳，不僅謙遜而刻苦，且學養不俗。其中很多人都是越過本科直升碩博。類似的情況是，在很多高校老師看來，“文革”後最早的那批大學生，特別是文科生，總體素質也首屈一指。用有些老師的話來說，能遇上這幾屆可謂人生之幸。這裏當然有比例不同的原因，比如從10年積累的考生總量中擇優，與一般考錄沒有可比性。但即使不這樣比，這是否也能顯現出10年並非一張白紙？

憑借手抄書一類手段，知識薪傳一直明斷而暗續、名亡而實存。如果真是“垮掉”和“斷層”，數以百萬計的好學生後來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現在，我的一些手抄書早已不知所往。隨著出版的開放與繁榮，我的書櫥也越來越多，盛滿了太多精美而堂皇的套書，不需要我再在油燈下熏黑鼻子。但有時候我會不無惶惑，似乎書已經多得壞了我的胃口，讓我無所適從。又覺得新書像富人的賓客，舊書像窮人的朋友，我在太多賓客麵前反而有些孤獨。

有人說過：借書讀時讀得最多，買書讀時讀得稍少，發書讀或贈書讀時讀得最少。這裏還可加上一問——抄書讀的時候呢？

與一般的讀書相比，抄書自有其優點：

一、三讀不如一抄，抄一遍有利於增強記憶；

二、抄書是個細活，能迫使你聚精會神細嚼慢咽地讀；

三、抄書很辛勞，抄者對這種書總是更珍惜，於是有可能複讀得更多；

四、抄書一般隻能是摘抄，而摘選需要你去粗取精，因此有利於總攬全局抓住重點，讀出某種主動性和超越性；

……

當然，這種手工活畢竟太耗時間，畢竟不足以抵消嚴重的短缺。在一個信息速生和知識高產的時代，急匆匆的現代人還可能抄書嗎？


騙書

“灰皮書”、“黃皮書”、“白皮書”等統稱“皮書”。這是指中國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的一大批“內部”讀物，供中上層幹部和知識人在對敵鬥爭中知己知彼，因此所含兩百多種多是非共或反共的作品。如社科類書目裏的考茨基、伯恩施坦、托洛茨基、鐵托、斯大林的女兒等都是知名異端。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也赫然其中。至於文學方麵，《麥田裏的守望者》（塞林格）、《在路上》（凱魯亞克）、《厭惡》（薩特）、《局外人》（加繆）、《解凍》（愛倫堡）、《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索爾仁尼琴）、《白輪船》（艾特瑪托夫）、《白比姆黑耳朵》（特羅耶波爾斯基）等，即使放到百年以後，恐怕也堪稱經典。

經過一段停頓，1972年“皮書”恢複出版，雖限於“內部”，但經各種渠道流散，已無“內部”可言。加上公開上市的《落角》、《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麽》一類，還有《摘譯》自然版和社科版兩種雜誌對最新西方文化資料的介紹，愛書人都突然有點應接不暇。春暖的氣息在全社會悄悄彌漫，進一步開放看來隻是遲早問題。如果說1968意味著秩序的基本恢複，那麽1972是否意味著文化的前期回潮？這是一種調整還是背叛？是“文革”被迫後撤還是“文革”更為自信？

從後來眾多作家、學者的回憶來看，他們的青春歲月裏都有“皮書”的影子。一些觀察者還把“皮書”暗潮與後來的“四五”天安門事件直接聯係，與我的感覺大體相通。

書店裏重新有了活氣。我認識的省內各位老作家和老編輯，也在這時陸續離開鄉村或幹校，回到城裏操持舊業。他們恢複了兩個文學期刊，從來稿中發現我，幾次讓我來省城開會，於是提供了更多求學機會。當時省城裏最大的兩家書店都有“內部圖書部”，一般設在二樓偏僻處，購書者需憑相當級別的介紹信方可進入。不過這種管理措施實嫌粗糙，一紙介紹信算什麽？用蠟紙和鋼板成功偽造過印章的學生娃，偽造過大串聯證明、肉票、火車票以及病曆的家夥，還能被一張介紹信難倒？這一天，我和朋友用草酸溶液把一張舊介紹信的字跡退掉，再烤幹紙片，小心執筆，填上購書內容。

我們須穿得像樣一點，比方借一件軍大衣（內部嘛，幹部嘛，不能衣冠不整）；還約定到時候不能過於急切（公差嘛，讓人提不起精神）。有關台詞也設計好，到時候一個要催促，表示出對購書毫無興趣；另一個要表示為難，似乎職責所係，不得不公事公辦。如此等等。

照看“內部”書的是一大媽，果然沒看出什麽破綻。看我們愛買不買的樣子，反而有了推銷的熱心，表現出當時少見的業績意識。

“這本書很反動的，很多人都來買的。”她拿出一本我忘了書名的書，舍不得我們離開，“你們不拿去批判批判？”

“真的有那麽反動？”

“我還會騙你？我都看了，裏麵有愛情！”

“首長說了，愛情就算了，我們主要任務是批判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

“生活作風也要抓嗬。你沒看見現在有些年輕人不學好樣，騎一輛自行車油頭粉麵的，我看了就惡心！”

我們終於被說服，給一個麵子，買下了這一本。對方很高興，見沒什麽再能吸引我們，便說倉庫裏還有些舊書，不屬於“內部”，是否要去看看？這樣，我們跟著她來到倉庫，穿行於架上、桌上、地上的各種書堆中，在濃濃灰土味中又挑了一些。大媽給這些書打包的時候，有一種眉開眼笑的成就感。

當然，詐騙犯也不是次次得手。有兩知青曾因偽造借書證敗露，被掛上大牌子，在省圖書館門前整整示眾一天。

醉書

朱某是一工人，寫過很多詩，但從不參加官方支持的工人寫作組，隻是把紙片拿給三兩密友看看，看過就撕碎，覺得這就是詩歌的正常結局，是保證寫作純潔性的必需。他從無存稿，不允許朋友為之傳播，所以我無法引用他的作品。我隻記得他的詩句總是別出一格，讓人驚悚和傷心，而且腦子裏亂套，好幾天裏對任何生活細節都警惕兮兮，差不多是一隻受驚老鼠。波德萊爾、艾略特、龐德……是他經常提到的名字，就像後來一些知名詩人那樣。因此，我總覺得詩壇裏還應有一個名字，但他最終當老板去了，遇到我時也不再談詩，隻談股票的走勢。

胡某也是一工人，有自己單獨的書房，還經常向我偷偷提供“內部”書——這因為他父親是官員，後來還進京出任要職。我在鄉下時，他常常寫來超重的信，用美學體係把我折磨得頭大。休謨、康德、尼采、克羅齊、別林斯基、普列漢諾夫……天知道他讀過多少書，因此無論你說一個什麽觀點，他幾乎都可以立刻指出這個觀點誰說在先，誰援引過，誰修正過，誰反對過，誰誤解過，嘀嘀嘟嘟一大堆，發條開動了就必須走到頭。因為他成為某電機學院的工農兵學員，我後來與他斷了聯係。他為什麽要改學電機？他那些超重的美學怎麽說丟下就丟下了？

那時，老一代知識分子因書惹禍，大多謹言慎行力求自保，倒是一些少不更事的青年可能讀得率性和狂放，在社會底層藏龍臥虎興風作浪。秦某也是這樣的書蟲。他長得很帥，是我哥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一個未遂的地下組黨計劃，還曾在他們這個跨省的朋友圈裏一度醞釀。有一次他坐火車從廣州前來遊學，我和哥去接站。他下車後對我們點點頭，笑一笑，第一句話就是：“維特根斯坦的前期和後期大不一樣，那本書並不代表他成熟的思想……”這種見麵語讓我大吃一驚，雲裏霧裏不知所措，但我哥熟門熟路立刻跟進，從維特根斯坦練起，再練到馬赫、懷特海、萊布尼茲、測不準原理以及海森堡學派，直到兩天後秦某匆匆坐火車回去上班。在這個“ 哲學重災區”的兩天裏，我根本插不上嘴，隻能做些端茶上飯的服務。他們也似乎從不覺得身邊有人，隻是額頭對額頭，互相插話和搶話，折騰出各自的渾身臭汗。我的未婚妻來過一趟，送來蔬菜和水果，秦某看都沒看一眼。

老媽要我哥去打瓶醬油，其實是想讓兒子歇歇嘴。沒料到我哥出門，秦某也跟著出門，似乎不願浪費一分一秒，不惜把哲學戰爭一路打向雜貨店。

奇怪的是，這位哲學狂人後來金盆洗手而去，聽說是結婚了，離開航運公司了，替朋友去澳洲打理生意去了，相關消息有三沒四。就像前麵說到的朱某和胡某，他一直未能在新時期知識界噴薄而出——其實他比我見過的某些教授要聰明十倍，完全有這種可能。他賣過血，他妹妹賣過血，以籌集他遊學全國的經費，一切似乎都正是為了這一天。

作為我心目中一個個親切背影，作為“文革”中勇敢而活躍的各路知識大俠，他們終究在曆史上無影無蹤，讓我常感不平和遺憾。也許有生活難題捉弄了他們？有性格毛病羈絆了他們？也許他們清高得不屑於浮出地表，不屑於在名人圈裏對牛彈琴？

事情還可能是這樣：在一個沒有因特網、電視機、國標舞、遊戲卡、MP3、夜總會、麻將桌以及世界杯足球賽的時代，在全國人民著裝一片灰藍的單調與沉悶之中，讀書如果不是改變現實的唯一曙光，至少也是很多人最好的逃避，最好的取暖處，最好的精神夢鄉。生活之痛隻有在讀書與思維的醉態下才能緩解。何以解憂，唯有文章，是之謂也。因此，一個物質匱乏的社會，或者說一個危機四伏的社會，反而最可能產生精神渴求；而一個機會密集、利益洶湧以及享樂場所環伺的時代撲來之時，真理的鎮痛效應和致幻效應是否會如期減退？醉漢們是否應該及時地清醒還俗？

那麽，我應該為他們不再需要鎮痛和致幻而欣慰嗎？應該為他們在知識苦戀之外找到更多的興趣、忙碌、實惠以及體麵而慶幸嗎？

或者我不應該為他們的失蹤而欣慰？不應該為自己一具幸福皮囊下迅速繁殖的平庸而慶幸？

To be or not to be？（是還是不是？）一代失學者的漫長假期早已結束了。“文革”遠退到30多年前。文明似乎日益尊貴、強盛、優雅、豐饒、金光燦爛。但對於很多人來說，讀書其實是越來越難——如果這些書同文憑和實利無關。一顆顆靈魂在舒適而愜意地入睡，不需刺耳的聲音驚擾。正如一研究生曾三番五次地問我：“老師，學文學到底有沒有用啊？”我看得出，他一直沒在意我此前的解答，不過是想在交出論文之餘，再次求證一下他的文憑到底能否升值，能否給他帶來一百萬或兩百萬，能否讓他過上出人頭地的好日子。我終於沉不住氣：“我容許你把這個問題問一遍，問兩遍，問三遍，但不容許你問第四遍！”我甚至扭頭就走，回頭再補一句：“如果你並不愛文學，現在改行還來得及！如果你對什麽也愛不起來，現在退學也來得及！你其實不必太虧待自己。”

我肯定把他嚇壞了。

對不起，我忘記了他並非聖徒，隻是一個娃娃。從他所處的康樂時代來說，從他眼下遠離災難、戰爭、貧困、屈辱的基本事實來看，他確實沒有太多理由熱愛文學，那麽累心和傷人的東西。

這是他有幸中的不幸。

（原文題為《漫長的假期》，限於篇幅，有刪節）

（韓少功，作家，現居海南）

□ 中國青年報

[虔謙]

問候騎樂,祝全家新春快樂,吉祥如意!

謝謝分享好文!
讀書的日子,也懷念也有些怕...不過,有時間,現在也可以讀,自由自在地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