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野夫：地主之殤——土改與毀家紀事(節選）

ZT-野夫：地主之殤——土改與毀家紀事(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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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大的土改運動終於在腥風血雨中結束了，據史學家考證，大約有三百多萬所謂的地主為此喪命。他們中多數人隻是像我祖父一樣勤扒苦做的世代農民，當新政需要動員全社會來奪取權利時，必須要借他們的頭顱來祭旗。毛何嚐不知他那地主父親的甘苦，他豈會真的相信那些可憐的民間財富來自剝削。一切隻是緣於政爭之謀，所以他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       
       貧雇農尤其是無業遊民在拿到土地證和別人家的浮財時，他們幾乎相信他們從此真的翻身做了主人。人世的賭局被一雙新神的手重新洗牌，不勞而獲的快樂對誰都似乎是意外之喜，他們一起載歌載舞地走進了新社會。但是，乾坤甫定，不再擔心農民的騎牆搖擺時，從互助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一整套錦囊妙計打包上市了。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狂飆進軍中，三千多萬農民被活活餓死在路上。迄今為止，我們還在為三農問題疾呼，還在為爭取農民的基本國民待遇而哀求乞告。       
       土改的後遺症還遠遠不止這些。從這時開始的劃分階級成分並由此提升的階級鬥爭學說，是20世紀下半頁最可笑也最悲哀的虛構。在一個號召平等自由的社會裏，人卻被分成三六九等，最高當局故意蠱惑的仇恨和陣線，迫使所有的人與鄰為壑，互相撕咬。傳統的仁義禮信等美德蕩然無存，底線倫理從此不再。大家一起崇尚假惡醜，以窮為美，整個社會充滿了打家劫舍的氣氛。       
       維護了幾千年禮法秩序的士紳階層被徹底妖魔化，各種生編硬造的髒水籠罩在他們頭上。即使僥幸逃脫一死的，也和他們的子女一起，要在幾十年的光陰中承受各種歧視。這種對民間社會的徹底摧毀，最終使我們今天要承擔惡果。許多人失去了敬畏，各種惡行正在瘟疫般蔓延，一個古老民族真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內傷。
                                                            
       十五
              
       在橫禍突降之時，我年輕氣盛的父親在哪裏呢？他有無可能挽救他的家族？或者能否采取一些努力？這是我在若幹年裏的疑問。畢竟中國文化傳統是講究孝悌和恩仇的，親情是能夠決定人的選擇趨向的－－他怎麽可以麵對滅門慘禍而若無其事呢？       
       同一時間，利川縣文鬥沙溪長順三鄉的土改終於激起民變－－史稱“文沙長暴動”。主要發起人名叫費文學，他是沙溪的一個小地主之子。當時他在武漢上大學，他聽說他的父親也被無辜鎮壓後，從省城趕回了同樣偏僻的老。這個高智商的青年竟然選擇了複仇之路。他聯絡另外兩鄉的地主家族及許多農民，突然舉事，將文鬥區土改工作組的十幾個人一起處死，隻有一個躲進紅苕窖僥幸逃脫。       
       以暴易暴當然隻會換來更大的暴力。我的父親就是這時被任命為文鬥區委書記的，他帶領的正規軍奉命前來執行剿匪，實際則是一場更大的屠殺。按我父親一位至今健在的戰友的說法－－隻有缺丁的，沒有缺戶的－－也就是說幾乎每家的青壯年都受到刑訊，三木之下，何供不有；於是無端牽連出無數所謂的通匪者被一一處死。       
       費文學則帶著親信逃進了原始森林，我父親的小分隊與之進行了漫長的周旋。兩個地主的兒子在深山中展開了生死相博，彼此都曾數次險遭敵手。（這是另一篇故事）最後我父親經縣委批準采取招降，一番曲折後，費文學帶著他的部伍終於繳械。按協議規定－－既往不咎，以開明鄉紳對待。我父親似乎堅信黨的政策，與之時相過從，化敵為友宛若兄弟。幾個月後，縣裏一道密令－－秘密押解費氏進城。父親無顏麵對，他知道他隻能失信於人，因為組織是不需要這些的。費文學很快就被秘密處決了，他那些忠義相隨的兄弟也接著在以後的肅反等運動中在劫難逃。一個人的反抗就這樣平息了，血流進土地，化為汙泥，連故事也將在歲月的罡風中荒蕪。       
       身經這些殘酷，就算父親當時知道了五百裏外的家鄉正在發生的悲劇，他又敢如何作為呢？什麽叫組織，在組織中是沒有個體生命的呻吟的。從人性的立場出發，我們不能要求個體生命對強權的勇敢。但真正理解父親的怯懦和明哲保身的選擇，是在我今年看到了朋友推薦的另一篇文章之後。文再述。
                                                            
       十六
               
       網上有篇文章是談牛蔭冠這個人的，大家可以搜索查看。牛是山西興縣人，清華大學的中共地下黨員，姚依林的學長。他在12.9後被黨派回山西擔任犧盟會常委，並任中共晉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他的父親叫牛友蘭，是當地著名工商地主，開明紳士。毛選中把他和李鼎銘、劉少白並列。他不僅支持他的許多後人參加中共，自己還捐助給八路軍一個團的裝備。他創辦了興縣農業銀行和軍工廠為中共提供後援，他的家就是八路軍司令部的曾經所在。       
       他們父子在當地還做過太多善事，那裏一直是所謂的解放區。但到了1947年，毛蔣爭天下，毛意識到必須發動農民才能陷蔣於不利，於是在中共所占之處開始土改。那裏由李井泉（文革時四川省委書記）分管，李多次找牛蔭冠談話，要他與其父劃清界限。然後鬥牛大會開始，父親跪在台下，兒子在台上。以鄉村二流子為主所組建的農會，當場用鐵絲穿進其父的鼻子，並命令他來牽牛遊街。他沒有辦法，隻好去牽。其父憤怒地搖擺，鼻骨被拉斷。農民不忍，群起圍攻工作組，並為其父解開腳鐐。一個為中共和當地貢獻多多的鄉紳，中共邊區的參議會議員，回家後開始絕食，三天後氣絕身亡。       
       牛蔭冠即使如此隱忍，依舊被免職送進黨校學習。整個解放區的百姓都在傳說這個悲慘的故事，不明真相的人都認為此人太忤逆不道。他以後雖然官至副省長和正部級，雖然領導沈陽飛機廠為中共生產了第一代戰機，仍然為許多同事所不齒和提防。因為人們很難相信一個可以參與迫害父親的人，他不得不終身背負著這個沉重的十字架。       
       他像我的父親一樣，永遠不談他的父親。沒有人能理解他內心的慘痛，更無法想象他別無選擇的選擇。直到姚依林在身後出版的《百夕談》裏，我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在《山西曆史記事本末》中，我們還知道了其年在興縣八區的土改中，一共打死1050人，自殺863人，被驅逐凍餓而死的63人。這些今天佚名的死者，有許多並不是地主，而是同情地主的農民。       
       在讀過這些文字後，我真正原諒了我的父親。一個民族的人倫天良，是如何在高壓下破壞殆盡的，我們現在終於可以理解為什麽在日後的曆次運動中，有那麽多的家人內部的揭發和互相殘害。要恢複這些基本的人性底線，我們還有漫長的路要走啊。
          
       十七
              
       從社會學的角度說，人生之初，即無公平可言。隻有在初民時代，大家有可能都是零點起步的。其後則每個人都因家世之不同，而分別站在不同之起點。所以社會達爾文主義默許一個準則－－優勝劣汰，適者生存。但這是殘酷的，因這種起點各異所造成的不公，必然引起兩極分化，窮者恒窮，富者永遠占有更多的社會資源。如果沒有一個好政府來宏觀調控的話，這種社會發展到極致，就比然誕生革命。革命就是以最血腥的方式重新洗牌，將多數人推回同一個起點，再開始新的競賽。       
       中國是農民起義的滋生地，縱觀幾千年曆史，我們似乎永遠處在這樣一條地震帶上。所有的起義者最初都幾乎打著均貧富分田地的旗子以號召戰士，一旦奪取江山，享受勝宴的則永遠隻是少數。革命領袖實質上奪取的隻是皇冠龍袍，並沒有推出新的先進製度來真正取代前朝的弊病。革命是暴動，這是偉大領袖最高明的定義。暴動必然是非理性的，必將對整個社會帶來劇烈的破壞，而中華文明也必將在這種怪圈中周而複始停滯不前。       
       但沒有革命，整個社會就意味著在永遠默許甚至縱容不公和暴政。雖然早在孟子時代就提出了民重君輕的口號，但三千年之後，我們卻依然沒有抵達真正的“民國”。於是，孫悟空宣稱的“皇帝輪流坐，明年到我家”，就永遠包含的隻是“打江山”的概念，而非和平議選。洪秀全打了半壁江山，且推出了《天朝田畝製度》，仿佛要給人民平等的機會；但你真正了解天國的真相之後，你就知道對一個國家來說，那才是真正的洪水猛獸。       
       孫中山以民族革命為號召，以武昌起義為籌碼，終於實現南北議和，清帝退位。這場革命的本質不是農民暴動土地革命，因此進入民國後，民間社會沿襲的仍是清朝的土地製度。孫先生並非不知道在滿人洗牌三百年後，民間又已形成怎樣的貧富懸殊。他雖然也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但在西方文明浸淫過的他，畢竟知道即使以政府的名義出麵搶奪也不是公正的措施。在蔣的時代，政府曾經試圖用贖買的方式來均衡土地，終因財力不濟而無法實施。       
       很顯然，到了四十年代，土地確實是一個問題。當底層多數人因缺地少地而陷入貧困時，它就是一個十分危險的問題。是革命家野心家皆可利用的大問題。                                                     
       
       十八
              
       共產主義原本不過是一種經濟學說，充其量也隻能算某種烏托邦政治的愚妄藍圖；經由列寧而演化成為一種國家革命的極權政體，再由所謂的“第三國際”向其他窮國傳播，衍生出20世紀嚴重影響人類曆史的一場悲劇運動，以致億萬生命要為之填溝轉壑，這真是馬恩二老所始料未及的。其實，恩格斯在論述到土地問題時，他所主張的仍是由政府贖買再來分配給窮人。這正是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魅惑所在，也是它起初曾經吸引許多悲憫的知識分子的原因。       
       如果廓清曆史的妖霧和神話，我們今天來看中共的一大代表，他們多數皆是正派的讀書人，是一群有正義感和追求的憤青。這也是當後來這種學術結社異化為暴力幫會時，他們多數人選擇了退出的原因。當時的國民黨也是在野黨，為了北伐，孫先生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於是兩黨合作，共黨則乘機在基層迅速繁衍。當國民黨定尊武漢時，南方幾省的農村在共黨的帶領下，開始了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地主士紳階層慘遭洗劫；那時，毛正是政府農工部的負責人。重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即可從其中暗含的暴烈主張裏，找到後來土改的起點和母本。       
       這場暴風驟雨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在當時就引起了全社會的震蕩和非議。畢竟打家劫舍和私刑殺人，並不符合三民主義的理想。社會要改良，貧富要均衡，這是政府必須通過組織手段來逐步實施的；任由暴民肆意劫掠並不能真正抵達正義和公平，而且這種赤潮還會帶來大麵積的社會動亂，即使今天的所謂人民民主專政，也不會允許這種行為。於是，當蔣介石打到上海，決定剿共平亂。無數盲目而又充滿理想主義的青年，又被送上祭壇。一夜之間，兩黨翻臉，史稱“馬日事變”。隨之毛周發動武裝起義，從占山為王到偏安割據，從黨爭到政爭再到天下之爭，國家進入漫長的黑暗血腥期。我們現在稱呼這一段曆史，喚作第一次土地革命戰爭。土地啊土地，必將埋葬生命似乎才能長出花朵和糧食。       
       沙皇時代的俄羅斯，實行的是村社製度，土地定期重分，隻有富農沒有地主，個體農民僅占百分之五。所謂的布爾什維克是城市黨，向來對農民是有些歧視甚至敵意的。十月革命後，為了征糧，蘇維埃政府必須花大量力氣和農民打仗。斯大林為了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從1921年開始強製推行農村集體化，結果不得不派出正規軍下鄉和武裝農民開戰。在無端殺戮了太多生命後，到1937年才勉強完成。其後果是農民吃掉了大半牲畜，整個農業退步到食不果腹的境地。所以當共黨在 1946年提出土改時，一向肆意妄為的斯大林也不得不提醒毛千萬要謹慎。       
       但毛必須要借助土改才能爭到天下，他當初在湖南的經驗已經足以讓他決定，隻有全麵顛覆社會秩序才可能戰勝政府軍。蔣軍敗到台灣之後，終於明白此理－－不解決農村問題，就永遠坐在火山口上。於是，國民黨在50年代，同樣在台灣也開始土改－－但他們采取的卻是恩格斯的贖買政策－－由政府出資給地主，讓地主到城市去發展工商業，把土地留給農民。至於兩方的結果，我已無須多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