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並非什麽武術大國 隻是“武俠文藝大國

中國並非什麽武術大國 隻是“武俠文藝大國”(

作者：孫樂濤    供《時代周報》（署名樂陶）。

民國以來，武術被尊為“國術”，在許多人的心目中，中國武術天下無敵。但中國武術的實戰能力究竟如何，我們卻很難拿出可靠的證據。有關中國武術天下無敵的說法，其證據主要是近代以來關於霍元甲、陳真、黃飛鴻、葉問、李小龍等等的小說與影視作品。

但稍加考證，就會發現這些小說、電影絕大部分內容都是虛構的。如葉問根本就未曾與西洋拳王比賽過，霍元甲倒是曾與“西洋大力士”奧皮音相約比武，因奧皮音失約未成，但此奧皮音不過是一在上海戲園子裏做健美表演的演員，並不是什麽西洋高手。至於陳真這個最賺票房的“精武英雄”，其實是倪匡1972年虛構出來的，曆史上根本就沒有這樣一個人。而所謂“武哲”、“武聖”李小龍，基本上找不到他參加過任何正式格鬥比賽的證據。1924年才去世的黃飛鴻，也因為民間流傳與影視作品中有關他的諸種描繪大都不可靠，而落選2007年“廣東曆史文化名人”。

中國武術的諸般絕技如點穴、輕功、內功，以及秘籍、靈藥、易容等等物事，許多人深信不疑，但實際上皆為虛構，其來曆皆可考證。這些絕技、法門的出現非常晚近，它們主要是晚清以來的小說家虛構出來的。

本文將詳細展示中國武術的實戰能力在秦漢以後為何萎縮，以及晚清以來又如何靠小說家言變得神乎其神。

正文：

武士階層的缺失

中國是著名的文明古國，有人類文明就有狩獵、戰爭、搏擊、表演，這些都與武術有密切關係，中國武術肯定源遠流長。中國先秦是一個“俠以武犯禁”的時代，從韓非子《五蠹》中可見一斑。迄至漢代，社會上仍有一個身份明顯的“遊俠”群體存在，《史記》中有《遊俠列傳》記之。作為“五蠹”之一的“俠”實際上是列國諸侯、貴族所養的門客，是效力於個人的武士集團。而司馬遷筆下的漢代“遊俠”則本是些布衣之徒，他們以個人之力，除暴安良，主持正義。可以說，由於存在“俠”這樣一個以武裝保衛、複仇、刺殺、私鬥等為職業，崇尚個人勇力的社會階層，在先秦以至漢代，中國武術的實戰技擊水平應不低於同時代的其他國家。

但是，從世界曆史上來看，武士階層一般都是在封建貴族體製下，政治權力分散化的產物。如西方騎士階層興於歐洲中世紀“國王”與各“領主”共治的政治社會架構下，日本的武士階層興於10-19世紀“幕府”與各“大名”共治的政治格局中。政治權力分散，國家的武裝力量也趨於分散，以小規模的武士集團為主。這樣的體製之下，諸侯武力爭鬥頻繁，但戰鬥規模也較小，武士個人的武勇非常重要。

而在中央集權的大一統體製下，國家權力集中於皇帝一人之手，皇權自上到下，一以貫之。民間的武裝力量必須被鏟除，才不會對獨尊的皇權形成威脅。武裝力量集中為隻聽命於最高統治者的大規模軍隊，同時，國家推行重文抑武的基本社會政策。由於整個國家隻有一個獨大的皇家武裝集團，所以一般不會發生戰爭。一旦爆發戰爭，基本上都是針對外敵入侵或改朝換代的大規模戰爭。中國從秦、漢開始，封建貴族體製退出曆史舞台，中央集權的大一統體製被建立並逐漸成熟起來。到漢以後，作為一個社會階層的武士集團、遊俠群體就被完全剪除，銷聲匿跡了。

在中世紀的歐洲與日本，武士階層是封建貴族體製的重要組成部分。武士之間的比武格鬥、甚至決鬥得到官方支持，成為一種製度，這自然是他們達到高水平的武術技擊能力的保證。歐洲騎士製度一直到近代才終結，西方人的尚武、決鬥之風也一直延續了下來。比如著名的法國數學家伽羅瓦就死於決鬥，普希金也死於決鬥，著名的聯邦黨人亞曆山大·漢密爾頓則死於同其政敵、美國副總統阿龍·伯爾的決鬥。日本的武士製度也一直持續到明治維新才終結，日本成為東方世界最尚武的民族，發展出所謂“武士道”。當今世界最頂尖的兩大綜合搏擊賽會UFC和K-1分別在美國和日本也並不是偶然的。而在中國近兩千年的曆史上，重文抑武是基本國策，現實生活中缺乏一個實實在在的武士階層，缺乏製度性的格鬥賽會的曆練、經驗，中國的武術實戰能力可想而知。

戰爭能造就武術高手嗎？

另一方麵，中國古代沒有武士製度，但戰爭之頻繁、規模之宏大、程度之慘烈卻是無與倫比的。戰爭與武術自然關係緊密，戰爭能否為中國古代造就大批武林高手呢？

實際上，大隊人馬的陣地戰與武士對打是有很大區別的，明代著名的軍事家戚繼光對這一點有非常經典的看法。大隊人馬作戰強調的是各種兵器、各兵種的專業分工，整體配合，而不是單兵的個人武勇。在《紀效新書》中戚繼光講得很透徹：“開大陣，對大敵”不同於“場中較藝，擒捕小賊”，“堂堂之陣，千百人列隊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後；叢槍戳來，叢槍戳去，亂刀砍來，亂殺還他，隻是一齊擁進，轉手皆難，焉能容得左右動跳？一人回頭，大眾同疑；一人轉移寸步，大眾亦要奪心，焉能容得或進或退？”

平定倭寇中，戚繼光發明了著名的“鴛鴦陣”。鴛鴦陣是一個由12人的步兵班組成的戰鬥整體。除隊長一名，夥夫一名外，其餘士兵如下安排：最前麵兩人持兩種不同功能的藤牌主要擔任護衛工作，其後兩名戰士手持一丈三尺的“狼筅”掃擊敵人，狼筅手後麵是四名長槍手又稱“殺手”擔任主要的刺殺工作，最後麵是兩個手持“鏜鈀”的士兵擔任警戒、支援等工作。各種兵器分工明確，每人隻要精熟自己那一種的操作，有效殺敵關鍵在於整體配合，令行禁止。倭寇是個人武藝大大高於中國士兵的武士，但“戚家軍”卻在多年的抗倭戰爭中，幾乎戰無不勝，甚至還創造了殲倭上千名、而“戚家軍”無一傷亡的戰例。平定倭寇後，戚繼光調任薊北防守蒙古軍隊，他又因地製宜，創造出以車兵、騎兵、步兵、銃手、炮手等多兵種協同作戰的新的陣法。總之，大隊人馬作戰分工合作的性質與武林高手的培養是有很大距離的。

武俠文藝的功績

漢以後，中國的武士、遊俠階層在現實中消失了，但在文藝作品中卻獲得了新生，並日益“壯大”起來。而且，離開了現實的校驗、提醒，俠客們的武功也日漸高強，以至“出神入化”。

中國武俠文藝第一個高峰出現在唐代。唐詩中就多有以“俠”、“劍”入詩之作。其中最著名的當屬李白《俠客行》：“十步殺一人，千裏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區區20個字，傳達出來的“武俠”意象卻已十分高明：武功精湛，深不可測；行蹤飄忽，凡眼難睹…… 這種意象與中國文化藝術“寫意不寫形”的特點恰相符合。

不過，唐朝真正的武俠文藝出現在唐傳奇中。唐傳奇是中國小說發展的重要階段，從唐傳奇中國小說開始擺脫史家的“實錄”傳統，進行藝術虛構，小說真正成為作家的自覺創作。唐傳奇中的名篇《虯髯客傳》、《聶隱娘》、《紅線》、《昆侖奴》等豪俠故事開中國武俠文藝之先河。金庸先生就十分推崇《虯髯客傳》，認為此文“或者可以說是我國武俠小說的鼻祖”。唐傳奇中的武功已是十分高強，如《聶隱娘》中的刺客“空空兒”的武功：“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他出手隻是一招，一擊不中，即飄然遠去，絕不出第二招，而且“才未逾一更，已千裏矣”，可見輕功十分了得。這已遠不是先秦刺客所能比。如《史記·刺客列傳》所記專諸、豫讓、荊軻等人，隻是處心積慮偷襲刺殺對象，一擊之後，不論中或不中，幾乎隻能束手待斃了。他們若有空空兒百分之一的本領，曆史就要改寫了。賴文學虛構之賜，中國俠客們的武術水平大大提升了。

明清是中國古典小說發展的高峰，這一時期，武俠小說真正形成並興盛起來，中國武術絕技也被越抬越高，越吹越神。《水滸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一部武俠小說，據一些專家的看法，施耐庵是懂武術的，他小說中描寫的一些經典武打場麵尚為平實、可信。比如“武鬆醉打蔣門神”一幕，被認為是頗合搏擊原理的。

到晚清，出現了一部真正典型意義上的武俠小說即《三俠五義》。章太炎的老師、經學大師愈樾嗜讀此書，把它改訂為《七俠五義》。此書晚清以來廣泛流行。據台灣學者何洪生先生的研究，《七俠五義》及其續書所創造或大加發揮的元素如點穴、暗器、劍訣、輕功、悶香、夜行衣、各種機關埋伏等等，對後來的武俠小說之內容素材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此書可以說是中國武俠小說史上的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裏程碑。

一入民國，隨著報刊雜誌、出版業的興起，武俠小說也迎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黃金時代，湧現出像平江不肖生、趙煥亭、王度廬、還珠樓主等一大批武俠小說名家，武俠小說幾乎占了民國小說出版數量的大部分。“還珠樓主”李壽民的《蜀山劍俠傳》竟然長達五百萬言，真可謂空前絕後的巨製！這一時期，大批的武術絕技、功法被創造出來。如趙煥亭在其《奇俠精忠傳》中首創服食千年靈芝以使功力大增的方法，這一元素在後來的武俠小說中比比皆是。

這一時期的武俠小說對中國武術的一個最重大的貢獻就是“內功”的發明。晚清武俠小說還基本不見對“內功”的描述。到20年代，平江不肖生《近代俠義英雄傳》中始有“內家功夫”、“外家功夫”的區分。趙煥亭《奇俠精忠傳》中首提“罡氣”，說內聚罡氣可以無堅不摧，傷人餘百裏之外，以意馭氣，則能一躍十丈，頃刻百裏。這裏的“罡氣”就是近於內功的東西。到30年代，還珠樓主《青城十九俠》中首次提出“內功”這個說法。但民國武俠小說對內功的作用並未大加鋪陳、發揮。50年代開始，梁羽生、金庸等新派武俠小說家才開始在“內功”上大做文章，中國武俠小說由之獲得了一個質的飛躍。

“內功”的加入，使武術不再專注於外在形器，不再僅是徒逞匹夫之勇的打鬥，而轉向內在修為，上升為一種精神境界。內功高深之人，不憑寶劍暗器之利，而是草木竹石皆可為劍，飛花摘葉亦能傷人，甚至無劍勝有劍，無招勝有招。而修習內功，靠的不是肢體之鍛煉，而是悟性、智慧、機緣等等。如金庸筆下的覺遠和尚，本是少林寺藏經閣的一個圖書管理員，從不曾習武，隻嗜好讀書，其人十分儒雅，“宛然便是位書生相公”，但他在讀書中不知不覺就練成了絕世內功。內功的加入，使武俠小說與東方哲學精神更加契合，武俠小說被抬到相當高的哲學文化層次。武俠小說逐漸文人化，其受眾不再局限於一般市民，欣賞層次較高的知識分子也開始趨之若鶩。這正是近些年來金庸被抬上廟堂的主要原因。

總之，中國武術的諸般絕技如點穴、輕功、內功，以及秘籍、靈藥、易容等等物事，許多人深信不疑，實際上皆為虛構，曆曆可考。

“花拳繡腿”

秦、漢以後，雖然沒有武士階層、缺乏體製性的格鬥比賽的支持，但在現實生活中，中國武術仍在發展——日益向套路表演的方向發展，既有單人套路，又有對練套路。套路表演不以實戰為目的，而以健身、娛樂為目的，逐漸與舞蹈、戲劇融合。“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故事，這裏的舞劍就是套路表演。唐時武術套路表演已相當成熟。杜甫的名詩《劍器行》描寫的就是唐朝著名藝人公孫大娘舞劍的景象：“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為之久低昂”，這就是把劍術與舞蹈相融合的一種表演。李白自稱“十五好劍術”，他的劍術也主要是用來表演的，比如他的好友崔宗之說他“起舞拂長劍，四座皆揚眉”。至於說他曾“手刃數人”，應多是誇張之辭，李白不是掌刑的劊子手，豈能隨便殺人。

另外，曆朝曆代民間發展出大量模擬動物動作的象形類拳術，如猴拳、蛇拳、螳螂拳等等。這些拳術經常號稱是由某民間人士獨自觀摩動物的動作、廝打而悟出來的攻殺絕技，實際上主要都是些用來娛樂表演的“花架”、“花法”。中國武術長期以來脫離實戰的方向，而向套路表演發展，使中國武術的觀賞性、藝術感確實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成為中國特色，也成就了現代中國蔚為大觀的武俠影視。

中國武術長期專於套路表演，缺乏實戰性，對這一點，自古以來就多有批評者。比如，戚繼光就極為反對軍中流行的那些受民間武術影響的花拳繡腿。他說，“凡比較武藝，務要俱照示學習實敵本事，真可對搏打者。不許仍學習花槍等法，徒支虛架，以圖人前美觀”，“殺人的勾當，豈是好看的？”他指出，那些“周旋左右，滿片花草”的“套數”、“花法”，“不惟無益，且學熟誤人第一”，“庶無花法，而堪實用也”。《紀效新書》中也載有一套拳法，即“三十二勢長拳”，但是用來做體操鍛煉的，戚繼光說得很清楚：“拳法似無預於大戰之技，然活動手足，慣勤肢體，此為初學入藝之門也。”當代，對泛濫的套路表演，也有業內人士尖銳地指出：“其難度比不過體操，驚險比不過雜技，真不知這樣的武術應當叫什麽”。

中國武術實戰能力展望

套路表演是中國武術的特長。清代後期開始湧現大量的哲理化拳派，比如以太極立論的太極拳，以八卦立論的八卦掌，比附五行的形意拳，等等，講解武術的哲理也成為我們的特長。這都為西方人所不及。民國以來，武術被尊為“國術”，在許多人的心目中，中國武術天下無敵。但中國武術的實戰能力究竟如何，我們卻很難拿出可靠的證據。有關中國武術天下無敵的說法，其證據主要是近代以來關於霍元甲、陳真、黃飛鴻、葉問、李小龍等等的小說與影視作品。但稍加考證，就會發現這些小說、電影絕大部分內容都是虛構的。如葉問根本就未曾與西洋拳王比賽過，霍元甲倒是曾與“西洋大力士”奧皮音相約比武，因奧皮音失約未成，但此奧皮音不過是一在上海戲園子裏做健美表演的演員，並不是什麽西洋高手。至於陳真這個最賺票房的“精武英雄”，其實是倪匡1972年虛構出來的，曆史上根本就沒有這樣一個人。而所謂“武哲”、“武聖”李小龍，基本上找不到他參加過任何正式格鬥比賽的證據。1924年才去世的黃飛鴻，也因為民間流傳與影視作品中有關他的諸種描繪大都不可靠，而落選2007年“廣東曆史文化名人”。

實際上，真正的武林高手，都是在職業化的背景下，用科學、係統的訓練方法，通過大量的實戰搏擊而練就的，勝負憑的是力量、速度、技術、經驗等因素的綜合。靠口授心傳，苦讀某本“秘笈”，或在深山老林中觀摩某種動物的動作，一朝頓悟而成絕世高手，純屬小說家言。

中國武術長期以來缺乏實戰能力，我們毋庸諱言。不過我們也不必妄自菲薄。實際上，隻要我們拋開那些迷信、玄想，引入科學的訓練方法，獲得有力的製度支持，中國武術的實戰能力也是完全可以達到極高的水平的。第二屆中國武術職業聯賽（WMA）於2010年底開鑼，本屆聯賽進行了許多向UFC、K-1等國際賽會看齊的改革，取消了上屆“攻擊技法必須是太極30招”等等荒唐規定，相信必能大大促進中國拳手的綜合搏擊水平。一些專家也預言，在75-85公斤這個級別，中國拳手將來會在國際賽會上大有作為。

富有觀賞性的套路表演我們毋須丟棄。實際上，套路表演與實戰格鬥完全可以並行不悖、以至相得益彰地發展下去。病樹前頭萬木春，我們期待“國術”重煥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