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車壇日美車爭論大有幫助的一篇好文：日本抗議：滿清豈可稱中華？

日本抗議：滿清豈可稱中華？

1871年，中日兩國談判《中日修好條規》，過程中出現很有意思的插曲：日本代表團不同意清政府在條約中自稱“中國”。


日本方麵認為：“中國係對己邦邊疆荒服而言”，要求隻寫“大清國”。中國代表則力爭：“我中華之稱中國，自上古迄今，由來已久，即與各國立約，亦僅隻約首，書寫大清國字樣，其條款內容皆稱中國，從無寫改國號之例”，雙方陷入僵局。

後經李鴻章親自出麵，與日本欽差全權大臣伊達宗城約定：“漢文約內則書中國日本，和文約內則書大日本、大清”。

但日本代表團在謄正時，在其所持漢文本內，依舊用“大清”而非“中國”，導致中國代表團提出嚴正抗議。日本則辯稱，其漢文本中的“大清”是和文譯文，“不必與貴國正本漢文並視而論”。李鴻章息事寧人，未再堅持。（以上引自《日本外交文書》第四卷，226-245頁。轉引自《中日甲午戰爭全史》第一卷）

其實，被現代國人視若仇寇的日本，一直以中華文明的傳人自居，而將滿清時的中國看作淪陷於靼虜的“修正主義”者。

日本文化中，有十分濃厚的“尊王攘夷”觀念。當年，蒙元對日用兵失敗，數萬元軍於“弘安之役”中被俘，日本將其中的南宋降軍甄別出來，視為“唐人”，赦之不殺，而將其它所有“靼虜”（包括朝鮮人和北方漢人），屠戮殆盡。徐繼佘在其那篇後被錈刻在美國華盛頓紀念塔碑上的啟蒙巨著《瀛寰誌略》中說：“倭人自是遂有輕中國之心。”其實，日本人不僅是看不起蒙古人這個“夷”，也看不起“攘夷”無能的宋人。作為日本的武士道的重要精神來源，宋末的抗元誌士們，如文天祥等，成為大和民族的敬拜偶像，並在明治維新中發揮重要作用。

對於“尊王攘夷”的明朝，日本人則多次遣使入貢。到了滿清入主中原，日本人便認為中國淪陷於夷狄之手，而以中國自居了。朝貢自然是不會再有的，相反他們還收留中國抗清誌士，支持鄭成功抗清——國姓爺有一半日本血統，他的日本母親就是被“侵華清軍”奸殺的——直至近代支持孫中山的反滿共和革命。在我所收藏的甲午戰爭期間的日本文獻中，日本人將自己稱為“神州”幾乎是一種常態，從他們的文字中，感覺到他們是在為恢複中華而戰。

這樣的“華夷之辯”，在朝鮮也很明顯。甲申年（1644年）滿清入關滅明後，朝鮮一直頂住滿清的軍事壓力，拒絕承認清政權，甚至多次組織“反清複明”的軍事行動。忠於“中華”的朝鮮兩班朝臣士大夫，將久居滿清做人質、回國待位的昭顯世子毒斃於昌德宮中。其反清複明計劃和北伐準備是在隱蔽狀態下進行，清廷知之甚少，但終因中國本土放棄抵抗而告終。

在被迫臣服滿清後，朝鮮李朝仍視滿清為“犬羊夷狄”，稱清帝為“胡皇”、清使為“虜使”，蔑視和朝貢形成了奇怪的共存狀態。

滿清入關後，仁祖為祭奠明朝，在宮中行焚香望闕之禮。明朝滅亡六十周年，李朝肅宗自宜春門詣禁苑壇，以太牢祭祀崇禎皇帝，又命漢城府在後苑春塘台設“大報壇”，郊天報德，祭祀明萬曆皇帝。乾隆十四年 (1749年)，又以明朝太祖、萬曆 (神宗)、崇禎(毅宗)並享大報壇，並於三帝即位、忌辰日行望拜禮，此後每年進行，直到李朝末年。

除對清朝的公文賀表之外，一切內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廟、文廟祭享祝文，仍用崇禎年號。朝鮮《仁祖莊穆大王實錄》，在明亡前用崇禎年號，在明亡後用幹支紀年和國王在位年號。在仁祖之後的曆代朝鮮國王《實錄》，隻書幹支紀年和國王在位紀年。至於私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書寫崇禎年號，以至竟然有“崇禎二百六十五年”的紀年。

滿清入主後，並未對滿漢矛盾的消除做有效的努力，反而對中國本部十八省實行一種殖民式的統治，錢穆先生稱之為“部族政治”。主要的有:

一是實行種族隔離製度，禁止滿漢通婚，甚至在國中設立許多禁區，禁止漢人入內，比如廣袤的東北、台灣，以及北京內城、八旗兵駐守的“旗營”——我所長期生活過的杭州，旗營就安在西湖邊，至今還有“旗下營”的地名，北京內城幹脆被西方人稱為“韃靼城”（TARTAR CITY）。

二是以“八旗恐怖”強推“剃發易冠”，《東華錄》卷五順治元年條記載：“不隨本朝製度剃發易衣冠者，殺無赦。”

三是以修訂《四庫全書》為名，對中國典籍文物進行有目的、有組織的清洗，據統計，共焚書24次，538種，共計13862部書。至於為了將古籍中的“夷狄”字樣抹去，不知毀壞了多少圖書。

四就是對漢族人才的牢籠和鉗製，官缺分滿漢，滿主要擔任較為高級的職務，滿漢同級的滿高於漢。“難酬蹈海亦英雄”的鄒容在《革命軍》（>>>>該書全文見我的另一博客《近代史海外文摘》）一書對此有深刻分析：“滿洲人在中國，不過十八行省中最小一部分，而其官於朝者，則以最小部分敵十八行省而有餘。”錢穆先生認為：“鄒容這一番話，真描出了清代部族政權之實相。中國考試製度之用意，本在開放政權，選拔真才，來分配於政府各部門。現在清代的部族政權，既絕無意於把政權開放，則考試隻成為羈縻牢籠之一術。”


五是對滿族人實行無原則的國家福利製度，以及滿漢不同法律，滿人的生活完全由政府財政供應，此點不僅加劇了民族矛盾，也徹底腐蝕了八旗軍民。

乾隆年間，身著中華服飾的朝鮮使者出訪中國，被已改“蠻夷”之裝的中國人圍觀，據使者記載：“每與渠輩（指中國人）語，問其衣服之製，則漢人輒赧然有慚色”。漢人無奈，隻有自慰，說滿清衣冠 “頭發盡剃，無梳櫛之勞，上下均服，無名分之，製度簡易，執事服役無所相礙”，也不錯！

甲午戰爭中，日本就充分利用了滿漢矛盾。在我收藏的《日清戰爭實記》中，就收有日本陸軍大臣山縣有朋大將親率的第一軍，在東北所發布的《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之告示，公開宣揚反滿暴動：“切望爾等諒我徒之誠，絕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勢，唱義中原，糾合壯徒，革命軍，以逐滿清氏於境外，起真豪傑於草莽而以托大業，然後革稗政，除民害，去虛文而從孔孟政教之旨，務核實而複三代帝王之治。”

這篇精彩的檄文，出自著名的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1864-1923年)之手。作為中國通，宗方小太郎為日軍在甲午戰爭中的勝利貢獻頗多，受到日本天皇的召見。宗方對日本利用滿漢矛盾謀劃極深，在他於甲午年所撰寫的《中國大勢之傾向》中，分析道：“（滿清）前之叛亂者殆無義名而叛，今之叛亂者無不以恢複明祀為名義。其故何在？曰：‘恢複明朝’一語最易煽動民心，又為民心之所向故也……方今中國之形勢頗似元朝末運。彼因起於滿州異族，奪取明之天下，正如元之於宋，出自異族而統治中國則一也。故目今背叛朝廷者多為人民飽嚐弊政之餘而開始種族競爭者也。徵之該國曆史，自古以來凡由異族起而奪取天下者，常於人種之競爭中被奪回。”他認為，“此時若有非凡之士，其於草澤之間，收拾以上各黨派（指造反的哥老會、白蓮教等）成一體，以大義名分明示天下，誠心誠意代天行道，普救蒼生，乘機而起，覺羅氏之天下不知所歸也”，期望日本成為這個能凝聚中國人心的“非凡之士”。

同年，他在《對華邇言》中再次分析道：“今愛新覺羅氏之天下百弊叢生，已瀕於陽九之末運，岌岌之勢有如敗屋之將傾倒，殆已呈不可收拾之勢”。在認為歐洲必然會對中國進行瓜分之後，他說：“歐洲各國對中國之深謀遠慮既已如此，一朝中原鼎沸之日，豈能止於徒手旁觀乎？”，要日本“製天下之機先，一朝有事之際，方可淩駕歐人，使之不能呈其欲望於中國中原也。是不特中國之幸，亦日本之所以自守，保持亞洲體麵之要務也”，並十分具體地要求日本政府重視在華占領區的民政，還引用了孟子的名言：“當今之時有能行仁政者，民悅之如解倒懸”，希望占領當局“施行大道”、“待民如子”，並且指出“新占領地之統治者，責任至重，其人選非最慎重不可也”。（引文摘自《宗方小太郎日記》）

中國最終輸卻甲午戰爭，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麵的，但滿漢矛盾令中國缺乏一種鮮明的民族觀念和國家意識，與全國齊心合力的日本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戊戌變法失敗，很大程度也是因為滿清部族統治的自私。滿漢矛盾的存在，不僅導致革命與改良的爭論，牽製了大量精力，甚至也造成以滿-漢為坐標的民族主義與以黃-白為坐標的種族主義之間的矛盾。一個容易被後人所忽視的事實是，所謂保皇的“維新派”，其實也並不拒絕種族革命的想法，當然，他們所提倡的“種族革命”，更多的是“反白”，而非“反滿”。梁啟超自己就說，當年他和譚嗣同、唐才常等人主持湖南時務學堂期間，即“竊印《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書，加以案語，秘密分布。”（《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S226;專集之三十四》）。當然，他們並不是在散播“革命的火花”。這些晚明抗清人士的著作，一直以來都是“反清複明”的民族革命的精神源泉，但在維新派的手中，這些“反動書籍”被當作了“反白”的“黃種種族革命”的精神源泉，維新派把“滿洲全族”比做保守的德川幕府，期望光緒帝能為明治天皇，而自比勤王之師。

“黃種種族革命”在當時的東亞，是一種潮流。大黃種主義或曰大亞洲主義，在中、日、朝三國都有很多的信徒。據美國孟菲斯大學曆史係教授孫隆基在《清季民族主義與黃帝崇拜之發明》一文中闡述，戊戌年間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就認為日本為報答濡漢化之恩，有義務招架住西方，以便讓中國有充分的時間自強，這就是著名的“保支論”。百日維新末期，伊藤博文訪問北京，不少人提議聘請他當中國的首相，這也是大亞洲主義的體現。戊戌喋血後，沒有日本政府協助，康梁等人是逃不脫西太後的手掌的。日本要人更是呼籲日本當局要盡快與同種結成聯盟，為黃白人種大對決做準備。


以孫文為代表的“反滿革命”與以康梁等為首的“黃種革命”，糾纏交織在一起，令革命派和維新派相互間掣肘牽製不少，分裂了中國的精英力量。

竊以為，康梁等維新派，在民族革命與種族革命的抉擇中，將“反白”先於“反滿”，至少在操作上難以召喚民眾，這或許也是戊戌變法及維新運動、保皇運動“缺乏群眾基礎”而失敗的原因？孫文在這方麵的政治技巧就比他們圓熟，將“驅除靼虜”的口號喊得震天響，把一切問題都歸結到滿清統治上去，直接、簡潔、明了、方便，果真能起到吹枯拉朽的作用，至於以後再搞“五族共和”，那以後再說吧。

戊戌失敗後，梁啟超痛定思痛，在1899年寫就了《愛國論》，對中國人的觀念有一深刻反省：“我支那人，非無愛國之性質也。其不知愛國者，由不自知其為國也。中國自古一統，環列皆小蠻夷，無有文物，無有政體，不成其為國，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國視之。故吾國數千年來，常處於獨立之勢，吾民之稱禹域也，謂之為天下，而不謂之為國。既無國矣，何愛之可雲?”或許，他終於醒悟過來了，在這樣的“無國可愛”的情況下，“反白”根本就不如“反滿”更有動員力！這或許也是日後他終於叛離維新派，甚至參加到民國政府中的一大精神轉折？

甲午戰爭後，日本日益成為反滿革命者的庇護所，同盟會、光複會等組織都是在日本組建，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日本官方或半官方的支持。那時日本社會已經開始流行用“支那”稱呼中國。中國的很多革命者，來到日本後，一是剪辮子表示不再效忠清廷，二是直接借用日本式稱呼自稱“支那人”而非“清國人”。“支那”這個在後來引起中日間很強烈感情衝突的詞匯，在甲午後、二戰日本戰敗前，幾乎是日文中指代中國的唯一名詞。

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東京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指甲申年明亡於清），喊出了“光複漢族，還我河山”的誓言；1904年，宋教仁在東京創辦了名叫《二十世紀之支那》的雜誌，後成為同盟會黨報《民報》。即使非革命派的梁啟超，也用“支那少年”為筆名，康有為次女康同璧也曾在詩中稱“我是支那第一人”。

但辛亥革命之後，滿漢矛盾一消失，中日之間的矛盾便更趨尖銳了起來。日本依舊延用“支那”，引起中國知識分子的不滿。“五四”運動中這也成為當時憤青們最熱門的一個“愛國話題”，紛紛上書政府，要求抗議日本政府使用“支那”和“支那共和國”。

中國政府為此專程向日本提出，認為“支那”一詞“與現在之中國毫無關係，今後稱呼中國，英文須寫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須大寫大中華民國。倘若日本公文使用支那之類的文字，中國外交部可斷然拒絕接受” 。

而日本人認為“中華”一詞暗藏著對日本的輕蔑。當時有讀者投書《東京朝日新聞》，對中國政府要求日本使用“中華民國”提出不滿，認為：“‘中’及‘華’之語，是自古以來支那對夷狄傲慢的自稱……今日對外擬用‘中華’之名，其實含有鄙視列國為夷狄之意，可謂無禮之極。故此，在討論使用不使用‘支那’稱呼之前，實宜先行以適當文字，取代‘中華’二字的稱呼。 況且，支那政府並不能判明‘支那’一語的起源。此語自遠古時代使用以來，並無包含侮辱之意。就法理而言，支那政府理論上可決議正其國名為中華民國，而不作支那。惟堅決拒絕一切習慣使用之稱謂，態度未免太過激烈。尤其中華民國本身寫做英文名稱作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其中的China，敢問難道不是支那嗎？”

本來的確隻是音譯的中性詞“支那”，從此成為中日民族矛盾的標誌物，甚至在前幾年，新浪網用“支那”Sina作域名，也引起廣泛了抗議和爭辯。

1903年，來自“支那”的青年周樹人（魯迅），在日本剪掉了辮子，與滿清決裂，並拍了一張“斷發照”，題詩曰：

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百年來，軒轅倒是已經成了中華公認的始祖，但正如網上有人質問的，為什麽中國人的聚居區都被稱為“唐人街”，而不是“宋人街”、“明人街”？就是因為唐朝才是泱泱大國！如不自強，將來沒準還有人抗議我們使用“中國”的字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