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尋覓》（一）

第四章 (一) 黃叔倫近期以來覺得事事都有蹊蹺。 首先是家裡的電話。這私人電話是八十年代初新裝的。話機是託人從深圳買的最新式的進口貨﹐平板板的像一本書﹐按鍵撥號﹐可以不用話筒而通過擴音設備與對方講話﹔另外還有極多功能﹐黃叔倫簡直搞不清楚﹐也不去利用。這個話機﹐在當時的上海﹐還是很時新的玩意﹐來客見此﹐都很好奇﹐亦頗羨慕。黃叔倫家裡安裝電話﹐文革後算是極早。他是憑他的身份級別獲得這個待遇的﹐自己隻需支付很少費用。幾年後﹐電話局對一般民眾開放安裝私人電話﹐收費高得驚人﹐而且由於線路緊張﹐申請極難。關於私人電話﹐在此必須稍加解釋。因為現今的青少年們﹐手裡捏著行動手機﹐無時無刻不在跟相親相愛的對方講著要緊話悄悄話和大廢話﹐根本不知道就在二十多年前有過怎樣一段令他們難以置信的漫長時期﹐更不用說那遙遠的過往世代了。事實上﹐上海民眾家用私人電話﹐早在抗戰之前就已普及﹔中等收入以上的職員和知識份子﹐都能享用這一現代科技的成果。四九年後中國變成社會主義製度﹐諸如上海等大城市的電話電訊業務﹐有過正常的發展﹔私人電話漸漸增多﹐遍佈全市大街小巷的公用傳呼電話服務﹐則給沒有私家電話的民眾帶來了很大的便利。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時期﹐當局忽然意識到私人擁有電話﹐彼此可以在電線的兩頭自由說話﹐當時政府尚不具有普遍監聽竊聽的財力和設備﹐這對箝製言論來說﹐是一大漏洞﹐對政權來說﹐是一大威脅。因為歸根到底﹐中國百姓﹐誰有條件和能力招兵買馬﹐結社組黨﹐誰有膽量和機會揭竿起事﹐武裝暴動﹐來跟政府對抗較量﹖所謂對政權的威脅﹐無非就是老百姓的嘴巴而已。而封起嘴巴的一大有效辦法﹐就是取消民間的私人電話。你們不能自由地拿起話機交流情報﹐不能悄悄地通風報信﹐不能訂立攻守同盟﹐不能互訴隱曲衷腸﹐你們就徹底變成俎上魚肉了。於是乎﹐突然間﹐全市的民間私人電話統統拆除﹔老百姓被徹底地孤立隔絕起來﹐直到文革結束的一段時間之後。 黃叔倫發覺﹐自己一撥通電話﹐或接聽來電﹐電話機裡總會有一聲“喀嗒”﹐繼而是一個極小的 間歇﹐直要“喂﹐喂﹐喂”好幾聲後才能開始通話。到別人家裡借打電話﹐沒有這種情況。在別人家裡接聽來電﹐也沒有。幾十年前在革命隊伍裡做過保衛工作的他是比較機警的。他明白﹐自己的電話已被裝上固定的自動的監聽設備。 至於信件﹐來得總比一般的遲。文革前上海本市發﹑收的普通平信﹐若在中午之前投寄﹐當天保 證可達。文革後變慢了﹐但隔天必也到了。如今呢﹐總在三天左右﹐有時甚至四﹑五天才到。而訂閱的報紙期刊﹐文聯﹑政協等等機構的公文通知﹐卻又十分快捷準時。他細看信封﹐卻又不見曾被開拆的破綻。但是他確信﹐他的信郵﹐在自己之前﹐已有別的讀者。 他不怕。沒有什麼可怕的。大家都怕﹐事情更糟。過去之所以這麼糟﹐就是因為大家都怕。到政 協開會﹐到文化界開會﹐熟人見麵﹐除了聊家常打哈哈之外﹐沒有人講什麼社會真情﹐國事看法。文革前如此﹐文革後也如此。他當年戴上右派帽子時﹐他知道若以內心的真實想法而言﹐所有的人都是右派﹔但大家都疏遠他迴避他﹐嚴厲憤怒地批判他﹔不為別的﹐隻為害怕從岸邊滾下水去。但到文革中﹐注定要滾下去的人無一例外地滾了下去﹐可見如何表演姿態未必有多大用處。然而﹐飽學博識的人們並不從教訓中認明事理﹐仍然一味趨炎附勢﹐趨吉避凶。文革後﹐他到處大聲疾呼﹕必須改革政治體製﹐從根本上改變路線政策﹐方能挽救這個搖搖將墜的社會﹔若不吸取文革的慘痛教訓﹐不改變帝製皇朝一人獨霸天下一黨私擁國家的統治實質﹐不唯經濟建設不能起飛﹐教育頹勢不能振興﹐類似文革的災難浩劫還會接踵而來。可是﹐每當他痛心疾首聲淚俱下地講完他的見解﹐總是全場寂靜﹐大家的臉繃得緊緊的像刷上了漿糊﹐沒有人動彈﹐沒有人出聲﹐也沒有人站起來申斥﹐當然更沒有人鼓掌贊同﹔反正是統統啞了獃了。過了一會﹐所有人的腦袋又齊刷刷地轉向在場職級最高的那位領導﹐看他作何反應。而那些當領導的﹐不愧歷經風雨考驗﹐全有精湛講話技巧﹐往往是沉思默想有頃﹐接著帶點勉強的笑意﹐拖長聲調說﹐“老黃是老革命老同誌了﹐大家都知道的﹐”這是點出他的身份﹐表明此人比其他資歷較低的角色更有肆無忌憚說話的膽量— “而老黃的心直口快﹐敢想敢說﹐大家更是熟知的﹔”這就進一步點 明:此人一貫胡說八道﹐不足為怪﹔“今天﹐老黃一吐為快﹐說了許多他的個人觀點﹐”此話的意思是﹐這些東西在此人的心裡已經彆不住了﹐而這些東西又全是姓黃的一個人的觀點﹐跟別人毫無關係﹔——“我個人認為﹐把心裡話講出來﹐很痛快嘛﹐是不是﹖現在﹐跟四人幫時代﹐有了天地之別。那時誰敢講心裡話﹖怕不怕砸爛狗頭﹖至於老黃的觀點嘛﹐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人的思想認識哪會千人一律呢。我既不號召大家激烈反對﹐也不鼓勵大家齊聲附和。我想﹐這樣才能造就一個真正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局麵這是偉大領袖毛主席一再提倡悉心營造的局麵但是卻給四人幫破壞得多慘啊。現在﹐這個局麵已經真正來臨。老黃可以說老黃的﹐別人可以說別人的﹐誰也不必強求一律……”這一段﹐更是指出﹐現在﹐我是不來抓你黃某的辮子的﹔可是我也沒有對你的觀點表示贊同之意﹔總之是現在輪到了好年景﹐你老黃的狗頭才得以安然無恙﹔一旦哪天又要收拾“反黨言論”時﹐本人可是早就說過﹐我們對你的胡言亂語是有保留看法的﹐隻是為了維護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麵﹐才沒有即刻對你迎頭痛擊而已…… 但是﹐黃叔倫的言論問題﹐畢竟被彙報了上去。 市委宣傳部的一位首長﹐文人出身﹐也是黃叔倫的老戰友﹐甚至還曾是他的部下﹐特地找了一 個雅靜的賓館﹐請叔倫吃飯談心。 “老黃啊﹐我是了解你的。”首長開門見山。 “了解多少﹖” “全部。” “什麼全部﹖” “全部經歷﹐想法。” “你這麼自信﹖” “這點自信我想我應該有。” “那太好了。”黃叔倫說﹐“我﹐可以先提個問題嗎﹖” “請。” “我是反黨份子嗎﹖” 首長杌隉了一下。然後﹐悻悻然地反問﹐“為什麼問這個﹖” “請你回答。” “這是幽默﹖” “不是。” “那是什麼﹖” “一個簡單的問題。” “你以為我不能回答﹖”首長說﹐“不是。你不是反黨份子。如果是﹐那麼﹐請你吃飯的就不 我而是勞改局的監獄長了。” “這是你的幽默﹖” “不是。監獄的飯﹐你吃過﹐我也吃過。咱們黨和政府的監獄。”說到這裡﹐首長笑了一笑。 “荒唐。是不是﹖” ”教訓。”首長說。 “什麼樣的教訓﹖” “各人的感想也許不盡相同。” “你的﹐是什麼﹖” “你的是什麼﹖”首長反問道。 “好﹐我先講。今天你朝南坐。” “老黃﹐不要這樣講話﹐好不好﹖” “好。”黃叔倫說﹐“對不起。我講我體會出來的教訓。這些話﹐我到處都說﹐公開說﹐大聲說。 現在果然傳到你的耳朵裡去了。我可以當你的麵再重複一遍。我認為﹐最大的教訓是﹐共產黨必須結束皇帝製式的統治。文化大革命就是這種統治的弊端之一。國家主席可以揪出來批鬥直到弄死﹐一個紡織廠裡的年輕小幹部可以當黨的副主席﹐這不是帝皇統治是什麼﹖天下是全中國人民的﹐還是某某某一個 人的﹖” “文革已被否定﹐四人幫已被打倒﹐你不知道﹖”首長問。 “知道。根源呢﹖” “黨的文件不是已經有了結論﹖” “問題就在這裡。這個結論是個不痛不癢﹑自欺欺人的結論。” “問題就在這裡。這是黨中央的正式結論。” “問題就在這裡。這樣的結論不行。沒有指出病根。 “你認為你比中央高明﹑深刻﹖” “豈敢。”黃叔倫笑一笑說﹐“你認為我們今天還該迷信盲從﹖” “大局必須顧全。老黃﹐有些事情﹐中央比我們考慮得更深更遠。我們亂說亂動自己一人承擔後果﹐中央領導著十億多人民幾千萬黨員呢。” “正因如此﹐中央必須比我們這種小角色有深刻得多的認識。” “照你說﹐應該怎麼辦﹖” “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r “那你到處發表你的高見是算什麼﹖” “我是不是人民中的一個﹖我是不是黨員中的一個﹖你問‘算什麼﹖’難道人民和黨員連自己的看法都表述不得﹖我倒想問你﹐文化大革命到底結束了沒有﹖” “不要給我扣大帽子。” “我手裡沒有給人戴帽子的權力。你倒有。” “我不給你戴帽子。現在﹐帽子公司已經被封閉了。” “真的嗎﹖”黃叔倫故作驚喜之狀﹐“誰告訴你的﹖” “別調侃我﹐老黃。我們難道沒有什麼個人交誼﹖” “看你怎麼想。你說有就有。你說沒有就沒有。” “我當然說有。”首長嘆一口氣說﹐“今天﹐我是個人掏腰包。本來老太婆也要來的﹐她來﹐也 得請嫂夫人了。這樣﹐全是油鹽柴米兒子孫子﹐談不成正事了。” “圖窮匕首現。你找我還是談公事。” “不是。我們在這裡吃飯﹐沒有第三個人知道。” “你是怕萬一有事﹐你逃不了幹係。” “你的心理太陰暗了。我怕什麼﹖” “所以﹐我也一直說﹐我怕什麼﹖我們不怕什麼﹐才說明現在的社會比前些年好了點兒。” “所以嘛﹗讓我們珍惜這個好景吧。” “就是怕好景不長啊。”黃叔倫也嘆一口氣說﹐“你想想﹐我們﹐我是指你﹑我這樣的人﹐過去 倒沒有被國民黨抓去坐過牢﹐卻坐了自己共產黨的牢。好笑不好笑﹖我們是叛徒﹐還是間諜﹖我們做過什麼壞事﹖我們對不起共產黨﹖這種事﹐今後怎樣才能避免﹖學乖﹐閉嘴隱居﹑避世﹖那樣能消災降福嗎﹖所以我要大事疾呼﹗隻有使得共產黨真正成為一個有民主有理想的黨﹐才談得上一切﹗這個黨如果仍然保持那種黑社會黑組織式的性質一個人胡作非為無法無天﹐一堆人唯唯諾諾為虎作倀﹐中國有什麼前途﹗我們個人有什麼安全﹗” 首長的臉色發青發白了。他沒有說話。 黃叔倫看著對方說﹐“我說錯了﹖你沒有同感﹖從前﹐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你怎麼那麼的有眼光有膽識﹐寫的文章那樣的尖銳有力﹖你不要裝傻。你離患上老年癡獃症還早。” “叔倫。今天﹐我不是來跟你辯嘴的。我隻想提醒你。毛主席隻是功過三七開﹐沒有被徹底推 倒。全麵否定的隻是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十七年﹐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政策基本正確。這不是我的個人意見。這是黨的正式結論。” “你的個人意見呢﹖你不是說﹐今天﹐找我來私下敘敘﹖” “我擔任著這個職務﹐我無條件服從黨的結論。” “很好。我尊重你的這個立場。那麼﹐你想對我說什麼﹖” “《聖經》上說﹕‘勒住你的舌頭’。就是這句話。” “你何時開始皈依基督教啦﹖” “引用這句話而已。” “要我閉嘴﹖江青也沒這樣要求啊。” “揀有用的說。說了沒用﹐何必多說﹖” “誰說沒用﹖告訴你吧﹐耀邦就很贊同我的看法。” “別提耀邦啦。他說的也沒用。他說過何止一次﹕作家花了好幾年 寫出一本書﹐拿稿費時﹐算他當年的收入徵他的個人所得稅﹐這不合理。他說﹐我們不要為了幾百元錢﹐傷了靈魂工程師的感情。誰聽他的﹖稅不是照收不誤﹖別的還有很多很多。他不是老闆” “你這話倒很有問題呢。你這是跟中央保持一致﹖” “我至少比你消息靈通些。” “今天你找我﹐是為了散佈這種小道消息﹖我不要聽。” “聽不聽由你。” “不聽會怎麼樣﹖批鬥﹖隔離審查﹖逮捕法辦﹖” “這不至於。今天的做法不一樣。” “今天是什麼做法﹖秘密逮捕﹖” “不。不會。不會那麼恐怖。” “會怎樣﹖” 首長臉上顯出憂心的表情。“我不知道。” “你知道什麼﹖” “有個新的文件。一些老同誌對目前的社會輿論動向很不滿意。” “哪些老同誌﹖陳伯達﹖張春橋﹖” “別說俏皮話。” “你我不也是老同誌﹖” “你我算什麼玩意兒﹖是可以左右局麵的老同誌。” “他們沒有吃過文革的苦頭﹖” “吃過。” “那﹐今天一些人﹐我就是其中之一﹐發表些憂國憂民的衷心話﹐哪一點觸犯了他們﹖我﹐還有其他人﹐說得不對﹖對國家人民有害﹖攻擊了誰﹖” “這﹐恐怕不能由你判斷。” “我說的﹐很受人民歡迎呢。群眾很有共鳴呢。” “別自吹。我注意過。在政協﹐在文化界﹐跟著你起哄的隻是少數人。在社會上﹐隻是些不太懂事的年輕人。有經驗有城府的人並不附和你。” “這就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可悲可恥之處。這就是中國社會悲劇的癥結所在。大家一味地明哲保身曲意逢迎﹐把整個文化界思想界弄得像個太監協會。封建帝製統治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這種太監協會哄抬出來的。沒有人肯做太監奴婢﹐誰還做得成皇帝﹖” “你越說越不像話了。” “你越來越不像你自己了。” “我一貫站穩立場。” “吹牛。你一貫頗有戰鬥性。過去跟反動派鬥。後來跟文革派鬥。倒像個硬漢。我也因此尊敬你。可是﹐現在﹐你卻像牆頭草了。” “我跟你的分歧就在眼前。老黃﹐我是一向尊敬你的。你年齡比我大﹐資歷比我深﹐水平比我高﹐哪一點都遠遠強過於我。我隻想問你﹕現在﹐是不是建國以來最好的年景﹖說話﹐是不是有了最多的自由﹖人身﹐是不是有了最大的安全﹖未來﹐是不是有了最好的希望﹖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麼我們就非常接近了。既然如此﹐就盡我們的力量去維護這個局麵吧。我實在不懂﹐你為什麼在當今﹐非要扮演一個反對派的角色不可﹖” “我想﹐我的立場也是一貫的。我過去是個窩囊廢嗎﹖早在五十年代我就吶喊了。我一直吶喊不止。我的本能﹑我的良知﹑我的革命熱情﹑我的是非判斷都促使我吶喊﹕這一切都不符合我們當初革命的初衷。我們追求﹑謀取的﹐不正是人民的政治翻身﹑人身自由﹑經濟改善嗎﹖革命成功了﹐一些人實現了他們的目標﹐當了統治者。人民呢﹖話都不能隨便說了﹐物質生活越來越窮﹐解放十年後﹐全國都餓了肚子。我的朋友啊﹐你清夜捫心自問過嗎﹐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你何以可以在報刊上發表斥罵政府的文章﹐你這個革命者﹐家裡何以一向有女傭燒飯洗衣﹖” “何必說那些遙遠的往事﹖” “說遙遠﹐其實也不遙遠﹐就是三十多年前的事而已。孩子們是不知道了﹐你我之輩一清二楚。” “你難道想證明革命是不必要的﹐革錯了的﹖” “不。我也是共產黨人﹐革命者。我過去沒有跑台灣﹐後來沒有奔香港。我的態度立場是﹕現在﹐今後﹐我們再也不能這樣幹了。為了這樣幹﹐幾十年來共產黨說了多少謊﹖以後還要一直說謊下去﹖有多少人會真心相信謊話﹖六二年為什麼有那麼多年輕人捨生忘死地往香港逃﹖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所以黨中央要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啊。” “這八個字說得實在好。可是也是騙人的。” “怎麼可以這樣說﹗” “什麼叫正本﹖我們的本是什麼﹖什麼叫清源﹖我們的源又是什麼﹖這兩點不弄確切﹐怎麼做得好﹖” “照你說﹐中央最高領導人應該拜你為師嘍﹖” “不用。我哪來這麼高的水平。我﹐這輩子最大的痛心事就是﹐我們的口號都挺好﹐好極﹔可是都隻是嘴上叫叫的口號而已。其實﹐我的所有見解言論歸結到一點﹐就是必須正本清源而已。” “那麼﹐事情就好辦了。正本清源能一鍬挖出個井來嗎﹖這個彎子是不那麼容易轉的。轉猛了﹐沒好處。必須慢慢來。” “快慢不是關鍵。而是要弄明白這個‘本’和‘源’究竟是什麼﹐在哪裡。大家口口聲聲‘四人幫’﹐中央也一樣。沒有那個大老闆唆使撐腰﹐那四個人頂個屁用﹖我一聽‘四人幫’就來火。隻批‘四人 幫’﹐掩護大老闆﹐這種做法能叫做正本清源嗎﹖你看看這幾年的社會情況和民意動向﹐你就會知道﹐大部份事情民間不滿意﹐根子就在這個地方。” “你根據什麼認為峰層的領導連這一點都看不出來﹖” “好。這下﹐你觸及核心問題了。這正是我覺得今天的峰層領導頗為熱衷於做毛澤東二世的原因。” “老黃﹗” “別怕。”黃叔倫笑了一說﹐“你口袋裡揣著錄音機嗎﹖是我說的。我江蘇口音﹐你安徽口音﹐不會相混。” “我們換個話題好嗎﹖到咱這年齡﹐別人都忙孩子孫子去了﹐你卻還是滿腦門子的政治。難道不厭膩﹖” “唉﹐”黃叔倫嘆一口氣說﹐“孩子們﹐憑了張叔李伯的照顧和一點裙帶關係﹐工作﹑房子﹐都有了好著落。這也是特權啊。群眾目前最最反感的就是這點。民間實在太困難了。一家八九口擠在一個小房間裡﹐男孩三十幾了娶不成媳婦﹐女孩二十八九還跟弟妹們一床睡覺……我見得太多了……而特權階層的下一代呢﹐這些年﹐靠經商﹐都成大資本家了……社會又成火藥桶了啊。” “這﹐你我有什麼責任﹖你黃某有本事弄出‘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嗎﹖你掌管著房地產局﹐還是掌管著基建辦辦公室﹖老黃﹗你太﹐太﹐太﹐” “太什麼﹖” “太理想主義了﹗” “不是理想主義者﹐能參加革命嗎﹖” “理想主義者獻身革命。掌握了政權就變現實主義者。這一點﹐是定律。你承認也罷不承認也罷﹐接受也罷不接受也罷﹐你是改變不了它的。” 老黃長長嘆出一口氣。“我吃飽了。多謝。可以退席了嗎﹖” “今天﹐難道隻講那些廢話﹖本來是想好好聊聊﹐一醉方休的。” “我沒有心情品味享用你的茅台﹐鱖魚﹐還有進口大龍蝦。雖然它們都做得非常出色。” “離休下來﹐心情也許反而不佳了。很多老同誌都這樣。” “這﹐倒似乎跟離休退休沒有多大關係。” “有關係。工作一緊張﹐精力體力都吊了出來﹐人就精神。擔子卸下肩﹐什麼都鬆弛了﹐容易萎頓。” “也許是吧。”老黃連辯嘴的勁兒也沒有了。 “那麼﹐”首長說﹐“我倒想吊吊你的精神﹐或者說﹐再剝削你幾年腦力﹐也可以說﹐請你帶教幾個徒弟出來……” “什麼意思﹖何不直說﹖”黃叔倫壓抑不住一個大大的哈欠。 “主編一個綜合性文藝月刊。怎麼樣﹖”首長目光炯炯﹐像是一個如意郎君把一枚求婚鑽石戒指亮給了苦等多年的姑娘似的﹐ “搔著你的癢處了嗎﹖” “哪一家啊﹖”反應不若預期的那樣熱烈。 “搞個新的。不掛靠作協文聯﹐直屬市委宣傳部。我自己管。你一把抓。好不好﹖全班人馬由你選定。你是社長兼總編﹐我是名譽顧問兼支部書記。我們兩人唱雙簧﹐不要第三者插手。好不好﹖” 過了幾分鐘﹐黃叔倫看著對方的眼睛﹐慢慢地說﹐“你辦事一點也不聰明。要是今天你一開場就提這事﹐我倒也許糊裡糊塗地上鉤了。你想﹐我們倆說了那樣子的一大堆話﹐你再提這事﹐我會被你收買過去嗎﹖” 《待續》